五四运动历史真相及陈独秀领导

五四运动史实求真

从一道试题说起

2007年高考重庆卷文科综合卷第18题: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负责人(　　)

A.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

B.领导了五四爱国运动

C.主持了中共“一大”

D.出席了中共八七会议

答案:B

《文学改良刍议》的作者是胡适。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负责人是陈独秀，他没有出席中共“一大”和八七会议，因此，该题选B项，指陈独秀。

五四运动是陈独秀领导的吗?高中统一教科书《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说:“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指导和推动了运动的发展，并起了领导作用。”但是，2007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代现代史纲要》肯定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但没有说是谁领导的。这本教材的首席专家由沙健孙、马敏、龚书铎等领衔，审议专家有王沪宁、邢贲思、周济、金冲及、逄先知等，编写者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的教授^[1]。这本《中国近代现代史纲要》是全国高校本科教学的必修教科书。如果有确凿证据证明陈独秀领导了五四运动，这么多专家不会忽略不记。新课标人教版、人民版和岳麓版也都没有说是陈独秀领导了五四运动。“领导”是行为动词，陈独秀有没有这样具体的领导行动呢？

组织北京五四游行的主要是两个学生组织，一个新潮社，全部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另一个是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包括北京各高校学生和外地的高校学生。这两个组织的核心成员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如新潮社的傅斯年、少年中国学会的易克嶷、许德珩。这两个组织的成立及其所办刊物都得到陈独秀的支持，但是，没有证据表明，陈独秀直接领导了他们及其5月4日的游行。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五四运动的当事人就不断地写回忆录。很多人说到陈独秀对他们的影响，影响是思想，不是直接领导。1919年3月，陈独秀因为生活不检点受到攻击，被迫离开北大。在3月至5月4日前这段时间，他写了很多文章，除了4月15日在《新青年》第6卷第4期发表《我们应该怎样?》，录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其他没有鼓励学生游行的言论。5月4日这天，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孔教研究》及随感录八则，其中《两个和会都无用》一文，将南北议和的上海和会与巴黎和会相提并论，也没有鼓动学生游行的文字。从5月11日起，陈独秀和李大钊一起，在《每周评论》上组织舆论支援学生运动，开辟“山东问题”专栏，报道和评论山东问题交涉经过。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以陈独秀的性格，如果是他亲自组织领导了五四学生游行，他不会不参加。决定5月4日游行的是5月3日晚学生在北大的紧急会议，没有教授参加。蔡元培获悉学生要上街游行后，曾召集北大教授开会讨论对策，当时陈独秀已不是北大教师，不可能在场。陈独秀在运动发生前毫不知情，至6月11日被捕前，他一直在北京，也没有参与6月3日后上海的运动。

毛泽东曾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广义上可以这样形容。因为没有新文化运动不可能发生五四运动，青年学生的觉悟既是国难当头的刺激，也是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引领的结果。但是，将这句话引申为“领导了五四运动”“指导和推动了运动的发展，并起了领导作用”，就不是广义层面的表述，含有具体组织、直接指导、领导的意思，而这样的含义是要有史实依据的。另外，陈、李二人也有所不同，运动发生前，李大钊参与学生活动更多一些。

实际上，有关五四运动领导者的争论由来已久。将“五四”作为青年节也不是共产主义青年团首创。从五四运动尚未结束到现在，有关五四运动的回忆和研究著作究竟有多少，很难统计。从运动本身延伸出“五四”精神，也有狭义与广义之分。本着尊重历史，求真、求实的原则，我们应该首先了解五四运动发生、发展的细节，在弄清基本事实的基础上，认识这场运动的深远影响。

五四运动的萌芽

五四运动首先是一场全国性的学生运动。那时候还没有一个政党具有全国性的组织系统。学生运动能够形成全国规模，必然有相当一段时间的酝酿、动员和组织阶段。有关的回忆和研究都认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应追溯到1915年“二十一条”的签订。

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在递交时，公使警告中国政府必须“绝对保密，否则须负所有严重后果之责”^[2]。但是，在持续近四个月的谈判过程中，中国政府并没有严守机密。顾维钧几乎每天都将谈判情况告诉美英驻华公使，陆征祥则将二十一条内容泄露给俄国^[3]。中国政府故意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引起列强之间的矛盾，争取外部干涉。于是，二十一条和谈判内容通过报刊、杂志不断传播开来。中国新闻界在报道中表现出强烈的爱国忧国和反日情绪。民众知情后异常激愤，总统府每天都要收到无数表达愤慨和抗议的信件和电报。有19个省的督军还呼吁中央不要屈服日本的压力。连反对袁世凯独裁的国民党当时也宣布支持北京政府，一致面对外敌;北京政府则特赦了孙文、黄兴等革命领袖。5月7日，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5月9日，北京政府被迫接受了日本二十一条的大部分要求。此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高峰，“勿忘国耻”的标语随处可见，抵制日货运动遍及各大城市。5月7日和5月9日被命名为“国耻纪念日”，被立即写入了教科书。在日本的留学生和流亡的知识分子得到消息后，大约有4000多人立即集体离开日本回国(集体回国前后好几次)。“二十一条”的签订刺激了中国民众包括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当时提出的“外争国权”就是后来五四运动的口号之一^[4]。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是看准了袁世凯要称帝，以此作为交换条件。袁世凯则认为中国打不过日本，列强又忙于大战，只要日本支持他，称帝就有国际保障。但是，日本的条件又过于苛刻，所以，他明确指示抵制某些条款，用拖延的办法谈判，并授意泄露二十一条和谈判内容，争取国内外舆论。然而，政敌和民众的支持又使他误以为恢复帝制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5月以后，他一方面压制抵制日货运动，另一方面加紧称帝步骤。复辟帝制是已接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所不能接受的。要救亡图存就必须铲除军阀和卖国贼，这样就酝酿出“内除国贼”的流行口号。

五四运动的动员和组织准备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交织在一起，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动员和准备阶段，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结果。

1915年5月，因参加革命而流亡日本的陈独秀随留日学生集体回国。这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1916年蔡元培从法国回来，12月，继任大总统的黎元洪任命他接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初，陈独秀受聘为北大文科学长。这年夏天，胡适从美国回国，进入北大。1918年2月，李大钊被任用为北大图书馆馆长。到1919年，北大有202名教授和教员，2228名学生^[5]。

1917年以前的北大以保守著称，教授被称为“中堂”“大人”，学生被称为“老爷”，学生读书是为了做官。蔡元培推行的改革使北大面貌焕然一新。蔡元培对学生提出:进大学的目的是求学，学生最重大的责任是读书，学生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任何政治团体，学校可以劝告，但不能干涉个人的自由选择。蔡元培还鼓励学生自治，于是各种学生社团都建立起来了。《新青年》在上海时仅有陈独秀一个编辑人，北大云集的先进知识分子使该杂志影响迅速扩大。《新青年》在上海时每期发行量只有1000余册;到北京后发行量猛增到16000册(这个数字在现在看也很可观)。1918年10月，陈独秀和李大钊还创办了《每周评论》。在这样的氛围影响下，北京的大学生也开始创办杂志，并形成组织。1919年1月1日，同时有两个学生办的杂志问世。一个取名《新潮》，另一个叫《国民杂志》。这两个杂志社的成员后来都是五四运动的中坚力量。

《新潮》杂志由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创议，得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的帮助，从北大获得经费。李大钊在图书馆分出一间屋子作为新潮社的办公室。胡适担任杂志的顾问。参加新潮社的都是北大学生，登记会员大约只有40余名。这些人现在有很多是我们熟悉的历史名人，如顾颉刚、江绍源、何思源、俞平伯、郭绍虞、张申府、谭平山、冯友兰、朱自清……《新潮》创刊号就发行了13000册，五四前后每期发行达到15000册。那时，这些人在思想上都部分接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罗家伦、傅斯年当时都认为“以后的革命就是俄国式的革命”，他们主张革命后实行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后来反共的罗家伦那时撰文主张崇拜马克思的经济学^[6]。因此有论者说，他们甚至比陈独秀、李大钊还激进。

《国民杂志》也是以北大学生为中心，但杂志社的成员还包括北京其他学校和外地的学生，有200人左右，每人交5元为基金，解决办杂志的经费，在北京北池子骑河楼路南租了一间房子作为办公地点。杂志聘请邵飘萍作顾问。蔡元培为杂志第一期写了序言。李大钊也为这个杂志写文章。北大学生易克嶷、许德珩、张国焘都是这个杂志社的成员。这个杂志虽然不如《新潮》影响大，但它起到联络各地学生的作用。在这个杂志出版的前后，少年中国学会经一年酝酿成立。李大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1918年他也只有30岁，在学会中起直接的指导作用。少年中国学会是全国性的组织。国民杂志社的易克嶷、许德珩也是少年中国学会骨干，毛泽东、恽代英、张闻天等都前后加入这个组织。北京的学生从1918年下半年已开始联络天津、上海等地的学生。这些组织活动为五四运动的全国性打下了基础^[7]。

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做了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各地学生之间的联络为五四运动形成全国规模奠定了基础。1918年5月，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发生的学生游行和请愿，又成为五四运动的预演。

五四运动的预演

这次预演的发生仍与日本有关。1917年“府院之争”后，段祺瑞掌握了北京政府，中国向德奥宣战。这时的日本处于战时经济繁荣阶段，有很多剩余资本。于是，日本对华采取所谓“菊花根”政策——以贷款和投资的方式，在中国建立经济支根，逐渐控制中国。中国参战后，日本更积极地向段祺瑞政府提供巨额贷款，这就是“西原借款”，数额高达1004500万日元，占日本海外投资的90%。段祺瑞借款的目的是为了扩大皖系势力。日本借款则是要独霸中国。

1917年8月，中国参战;11月，俄国爆发革命。日本借口防御德奥东侵，提出中日军事合作，1918年5月，与北京政府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本获得在中国东北、外蒙古驻军等特权。9月，北京政府又将山东胶济铁路抵押给日本，并同意日本在铁路沿线驻军(后来成为巴黎和会争论的焦点问题)。10月1日，日本正式在青岛、济南、张店等地设立民政总署，挂牌办公，行使统治权，其职权范围、管辖范围远远超出德国在山东的占领区。

中日签订军事协定的消息被报章披露后，全国舆论哗然，民众要求公布协定内容。5月，中国留日学生开始集体回国。北京政府宣布，因条约的军事性质，不能对外公布，并强迫学生回日本。学生和民众的反对情绪达到高潮。20日，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政法学校等两千余名学生举行了游行请愿。天津、上海、福州也跟着举行类似游行。很多工商团体也随后举行公共集会，发电报给北京政府，指责段祺瑞，要求停止内战。由于总统冯国璋亲自出面，向学生保证政府不会出卖国家利益，学生游行才平息下来。

二十一条后中日关系就处于激化阶段。中日军事协定无疑又是引狼入室。这一事件深深刺激了学生和民众的心理。已经觉悟的青年更加关注国事。1918年5月后，各地青年加强了联络，组织了学生救国会，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埋下伏笔。

五四运动的发生

1919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当天，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十四条宣言。中国是协约国成员，以为是战胜国，北京政府随即宣布放假三天，以示庆祝。全国各大城市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北京的大游行聚集了约6万人，蔡元培、李大钊等都纷纷在集会上讲演。我们熟悉的《庶民的胜利》就是李大钊的讲演稿。中国多年来深受列强之苦，威尔逊提出的以“公理”取代“强权”使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即将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寄予了很高期望。美国还照会中国政府，希望在和会上通力合作，北京政府受宠若惊、立即响应，特意派出有亲欧美倾向或有欧美背景的人组成代表团。除首席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以外，顾维钧、施肇基、王正廷等都是早年留学欧美、当时的驻欧美国家使节。亲日的章宗祥则不在代表团内。当时的氛围使很多人都相信:德国战败了，德国占有中国的土地和权利都会归还给中国。不仅如此，中国代表团还准备提出废除治外法权、撤走外国驻军、关税自主等问题，对山东问题反而没有作任何准备。因为，日本曾声明要将山东转交给中国^[8]。大战结束时，日本也同中国互相表示庆祝和友好。但是，在会上日本完全是另外一种面孔!

巴黎和会原本只讨论德属殖民地的处置问题，日本却将并非属于德国殖民地、只是租借地的山东青岛提交大会讨论，以英、法、意三国与日本签有密约，保证战后日本得到山东为理由，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对交还中国一字不提。中国代表团如梦初醒，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顾维钧代表中国成功地陈述了直接收回山东的理由，日本则提出西原借款中，胶济、高徐铁路及其沿线驻兵中日之间有密约，密约是在中国参战后签订的，日本没有胁迫中国。日本还直接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意大利退出和会后，日本也表示如得不到满足即退出。于是，美、英、法向日本倾斜，对山东问题作出了向日本一边倒的裁决。中国代表团虽然提出强烈抗议，但也只剩下是否签字的问题了。列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竟然和战败国一样，成为任人宰割的俎上鱼肉。

巴黎和会于1919年1月18日开幕，27日日本提出山东问题，中日舌战后，三国忙于对德和约，将山东问题搁置起来。4月重议，4月30日美、英、法作出最后裁决。此间，中国人的各种团体都关心着事态的发展。中国代表团收到大量来自国内外中国团体的电报，其中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济南、纽约、洛杉矶、檀香山、伦敦等地13个学生组织;北京中华总商会、山东工业协会、广州华侨工会等32个工商团体;山东省议会、山东省教育协会及华侨组织等67个社会团体发来的电报。2月间，国内还成立了以林长民、张謇、王宠惠为首的国民外交协会、以广东领导人为核心的外交调查协会等组织。各种政治派别的人都密切关注着中国外交，并不断通过报纸杂志，向大众传达消息、发表评论。当巴黎和会有关山东问题形成最后裁决后，国内沮丧、愤怒的情绪达到极点。5月1日北京的《中国时报》刊出了中国外交代表团向国内的报告，报告陈述了外交失败的原因。5月2日，林长民在《晨报》上疾呼:“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9]这天晚上很多学生彻夜难眠，聚在一起，讨论国事。今天，我们可以想象当时那些热血青年的心境，他们经受了怎样的打击，失望、沮丧、惊醒、愤怒……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工学会等学生组织原本决定在5月7日国耻日举行民众示威大游行，此时，他们按捺不住激昂的情绪，5月3日下午1时，北大贴出通告，召集所有北京大专院校学生代表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当晚7点，会议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召开，到会学生一千多人，国民杂志社的易克嶷主持会议。会议首先请北大新闻研究会的邵飘萍分析山东问题，尔后学生演说。罗家伦、许德珩、张国焘等慷慨陈词，群情激奋，一位学生当场咬破手指，撕裂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全场肃然感动、气氛悲壮，感情激昂，于夜间11点作出决定，提前在第二天，5月4日下午12点半，召集所有北京大学生举行集会，游行示威。五四运动就这样发生了。

5月4日下午1时，三千多学生齐集天安门前，按学校分组排列。傅斯年担任游行队伍的临时总指挥，罗家伦在上午起草了游行时散发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外争主权、内惩国贼”。集会时间很短，没有长篇演说，1点半左右队伍开始向东交民巷前进。队伍前有人高举两面五色国旗，队伍中学生手持用中文、英文、法文书写的各种标语的白旗，秩序井然。队伍先到东交民巷美国使馆，由罗家伦、傅斯年等代表学生向美国使馆递交了说帖，然后又派代表到英、法、意使馆。由于当天是周日，各国公使都不在。几千名学生滞留了近两个小时，军警还不断强迫学生后退，学生开始愤怒，有人号召到曹汝霖家里去，队伍遂转向东单，大约下午4点到达赵家楼，后来发生了火烧事件，学生和警察发生冲突，易克嶷、许德珩等32名学生被捕。部分学生被捕使事件进一步扩大，激起了各阶层的反应，一个月后，形成全国规模的、广泛的爱国运动。

学生运动的发生有一个过程，形成广泛的、各阶层参加的爱国运动，同样也不是一朝一夕的突发因素决定的。那么，究竟是哪些人、哪个阶层首先回应学生的号召，起来行动的呢？

谁先响应了学生运动

从五四运动的发生不难看出，国难当头，最先觉悟的是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但是，五四运动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广泛的群众运动就不单单是知识分子群体的作用。长期以来，教科书的描述突出工人阶级，似乎“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带动了其他社会力量。教科书偏重革命史也埋没了20世纪前20年的爱国运动。事实上，同情学生、支持学生、迅速起来与学生并肩抗争的始终是城市工商业者，工人的觉悟在他们后面。当时，除青年知识分子外，具有反帝爱国意识而且有组织的是工商业资产阶级。我们熟知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奋斗历史，但是，不太了解同期发生在城市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的群众性表现在城市各阶层的参与。学生运动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演变为各阶层参加爱国运动，必然有一定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主义的勃兴，反帝爱国潮流的涌动。近10年来学术研究以大量史实证明，五四运动前20年，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角是资产阶级。

20世纪初，中国各大城市连续发生了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和收回利权运动。其中，抵制美货运动源于美国政府坚持虐待华工的条约，这与国内工商界本无直接的利害冲突，但是，上海商务总会为反对美国排华，首倡抵制美货，得到各地商会的积极响应，天津、广州、汉口、杭州等较大城市的商会多次举行集会，用各种方式宣传抵制行动。苏州的商会还在筹组之中，但部分绅商也决议不再出售美国香烟。很多县级城市，如常熟、绍兴、沙市、桐城等地也有集会，形成全国规模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发生在1905年，虽然只坚持了3个多月，但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意识，表现了他们对民族危亡的深切忧惧。抵制美货似乎也是近代干预外交的第一次民众运动。马敏教授评价说:“抵制美货运动，正是绅商阶层所参与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爱国斗争。”^[10]他认为:“同近代知识分子一样，绅商的民族意识亦同样体现为一种强烈的御侮救亡意识。所不同的是，绅商更注目的是外国的经济侵略，以及由这种侵略所造成的利权外溢、己利被夺，‘商战’失败的危迫情势。”^[11]收回利权运动充分支持这一论断。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大肆掠夺中国的矿山开采权和铁路修筑权，这不仅侵害了中国主权，而且直接危及资产阶级的切身经济利益，因此，他们的参与意识更加强烈，是收回利权运动的中坚力量和领导者。收回利权运动则是辛亥革命前重要的反帝爱国运动。

1915年，因反对“二十一条”爆发了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运动。民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实业救国运动，城市工商业者就自发地组织提倡国货，很多城市都有国货维持会、劝用国货会、国货负贩团等专门从事提倡国货的组织，类似组织与商会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与“抵制日货”相辅相成的口号就是“振兴国货”。振兴国货本来就是商会积极倡导的，工商业者面对日本商品的竞争自然更加关切。3月，上海举行的民众大会有数万人参加，抵制日货行动很快遍及北京、天津、汉口、长沙、广州等城市。3月18日，袁世凯下令禁止抵制运动。6月，日本正式向中国抗议反日运动。6月29日，袁世凯再度命令禁止抵制行动，各地不再使用“抵制日货”口号，但是“振兴国货”却叫得更响。运动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

1918年，各大城市学生举行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游行请愿，立即起来响应的仍是工商业阶层。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日本在大战期间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已经成为中国新兴工商业的最大威胁。北京政府统一币制的改革又未见功效，加之繁重的税收，工商业资产阶级对政府本来就不满，所以，学生运动很容易得到他们强有力的支持。

五四运动的反帝从狭义上说，主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5月4日，学生游行到东交民巷向美国大使馆递交“说帖”，仍对美国寄予希望，落款还有“谨祝大美国万岁”^[12]。查北京学生和各地学生的游行口号，大都有“抵制日货”“反对强权政治”，但没有直接指向英、美的言词。日本取代西方列强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的现实，以及学生推动国人购买国货，义务宣传国货，理所当然地得到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拥护。学生的宣传已经细致到列举80多家本国能够生产的、可以替代日货的商品^[13]，甚至导致了国货价格的高升^[14]，工商业者最先支持学生运动是不难理解的。更重要的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意识、国家意识，在前述的几次运动中都得到增强，他们同学生一样关注巴黎和会。中华总商会曾在4月底致电在巴黎的中国外交代表团。5月4日前，北京商会还发电报给其他城市的商会，相约支持中国在巴黎和会的要求。5月5日，北京学生将4日游行的理由、学生被拘捕和罢课的目的，通过各种方式告知社会各界，还给各省督军、省长发了公函。除少数报纸外，大多数报纸都声明同情学生、支持学生。各种组织纷纷表态。6日，在北京的中华总商会立即作出反应，主张断绝中日间一切工商业关系，抵制日货。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在6日、7日连续发电给北京政府，要求释放学生，发誓支持学生。他们还发电给蔡元培表示对学生的同情^[15]。当时有很多团体通电表态支持学生，其中，最具全国性的、比较有影响力的、人数可能也是最多的组织是中华总商会。

中华总商会正式成立于1913年，全称“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民国初年，全国性的经济团体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沪、宁、京、津四大城市为中心的组织网络。据现有资料，会员人数在千人以上的团体有:中华国货维持会、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农业促进会、中华实业联合会、同仁民生实业会……这些团体大都由知识界和工商界联合组成，包含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派等政治派别。这些团体把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党派、不同地区的人组织起来，共同为振兴经济努力奋斗。这些团体比较注意把集团的总体利益与成员的个人利益融为一体，活动宗旨往往也能直接给成员带来实际利益。如中华国货维持会就曾上书教育部，建议学校开设国货教育课^[16]。地方的商会原本就包含不同行业，中华总商会成立时，有来自全国17个省和京津沪的45个商务总会的代表。

中华总商会的成立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联合意识，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进入了基本“自为阶级”状态。这个组织具有最广泛的资产阶级代表性，在资产阶级中也具有众望所归的领导地位。它不仅以振兴经济为宗旨，而且参与政治活动。如1915年抵制“二十一条”，服从洪宪帝制;1916年劝阻护国战争;1918年调和南北战争、反对“中日军事协定”、要求华盛顿会议废除列强在华特权、要求扩大商人参政权;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中华总商会既有全国各商会自愿加入的组织基础，又有法律授予的权威地位。它具备领导全国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它形成的决议各地商会除特殊原因外，无不认真对待^[17]。资产阶级的组织性在当时是其他阶级不能比拟的。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初步达到自觉投入反帝爱国运动的程度，这应是我们认识五四运动不能忽视的史学新论。

五四运动主要发生在城市，在运动中始终提倡抵制日货，而资产阶级又具有全国性的组织系统;学生动员、宣传的主要对象不仅是城市居民，而且直接与商会接洽。6月3日后的罢市是经过充分酝酿的。对学生运动最先而且最有力的支持来自资产阶级。

工人阶级的觉悟

荣天琳先生1962年发表的《论中国工人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最后阶段》一文，在今天看来不免当时的政治痕迹，但仍具一定学术价值。该文提出五四运动中，工人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历史上第一次政治罢工，是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马克思在论述西欧工人阶级时使用了“自为阶级”，class-for-itself，这个概念。如果通俗的解释为阶级的“自觉”“觉悟”，大致不违背原意。马克思认为，1847年英国工人的罢工、同盟、工联现象，是他们组成阶级的形式，是工人阶级基本形成自为阶级的表现。相比之下，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工人只有少数行业有工会，同盟现象还未见行动，无产阶级的政党在1921年才成立。以此衡量，荣天琳40多年前提出的，“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罢工中达到的自觉水平，距离自为阶级的形成还有很大差距”的观点^[18]，是能够成立的。从理论上说，已经转变成自为阶级的中国资产阶级，应该比尚未完成“自为”转变的工人阶级，觉悟要高，行动在先。那么，在五四运动中，是工人阶级带动了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带动了工人阶级?在理论逻辑上不能倒置。

历史不能完全用理论解释，必须依据史实证明。综合1919年7月出版的《上海罢市救亡史》和刘立凯辑录的《五四—六三爱国运动大事日录》^[19]，可以排列出工商界和劳工界在运动中的反应和行动。这是判断上述理论问题的根据。(下列大事记不再辑录学生运动，仅摘5月4日至6月12日大事。特此说明)

5月6日，上海商业工团联合会致电北京大总统、国务院、教育部，支持学生运动。

5月7日，北京商界集会。上海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国民大会，数万人参加，通函全国断绝与日本的商业关系。

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上海洋货业、糖业、五金业等停业一天。是日起，各界一致抵制日货。旅沪商帮协会紧急会议，提出办法三条:提倡国货;不装某国轮船;不用某国钞票，不取消与某国一切不平等条约，誓不中止。送商业公团表决，通电全国商会实行。济南商会通电全国商会，抵制日货。上海三友实业社工人举行国耻纪念会。

5月10日，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致书北京中华总商会，反对与日妥协。

5月11日，南京商界抵制日货。广州召开国民大会。武汉学商两届集会，抵制日货。(www.xing528.com)

5月14日，上海《申报》《国民日报》等8家报纸公决，不刊登日商广告、不载日本船期、日元汇市、日本商情。上海沪杭甬转运公会决议，停装日货。上海中华工商研究会决议，审查中国货等第，给予证书。麸业公会特别会议决议，抵制某国货、某国钞票、不装某国轮船。

5月15日，上海华商粮食公会通告不用日币、不进日货、不用日船。南市钱业公会决议，不用日币。苏州商界抵制日货。

5月16日，全国报界联合会决议，停止刊登日本广告。山东各地抵制日货。

5月17日，上海海味洋杂货业、木商公会决议，不进日货、不用日币。安徽芜湖总商会特别会议决议，抵制日货。福建漳州商会会议，抵制日货，支持学生。

5月18日，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铁业公会、水木业公会、西药业公会等，公议不进日货。安徽合肥、安庆总商会决议，抵制日货。

5月20日，上海煤业同行、土布业开会，提倡国货。北京商务总会决议，抵制日货。武汉两总商会抵制日货。

5月22日，上海纸业公会、钟表业公会决议，抵制日货。江苏镇江商会集会，力争青岛。

5月23日，江西九江商会召开商民大会，提倡国货，外争国权。江苏泰州、浙江绍兴、河南彰德抵制日货。

5月25日，南京下关码头工人拒卸日货。湖北沙市、宜昌两地商会集议提倡国货。江苏沛县商会提出抵制日货、提倡国货。

5月27日，上海报关公所邀集同业开会，集议拒绝日货报关，不代理日船业务。辽宁安东、安徽六安、浙江台州等地商会响应抵制日货。上海码头工人拒运日货，袖手旁观。

5月28日，天津商会公布提倡国货办法。徐州商界抵制日货。香港同胞虽无组织，但暗中实行抵制日货。上海沪宁路转运公司开会，停装日货。书业商会决议不卖日书。河南商会议决，不买某国货。淮安商会宣传劝用国货，抵制日货。江苏60个县抵制日货。

5月3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联合商工各界开会，追悼北京大学学生郭钦光。湖北武穴商民通电，尽力提倡国货。

6月1日，上海工商界组织游行讲演团。

6月3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征求上海总商会意见。

6月4日，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致电美国总统、英法首相及国会，请主持公义。

6月5日，上海南北市各商店罢市。南北市钱业会议，停止汇兑。学生联合会邀集商工报各界代表紧急会议。上海总商会、商业公团联合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等，分别致电大总统、国务院。

6月6日，上海华商电车公司工人罢工。南市求新厂、浦东各厂工人一律罢工、南京罢市、宁波罢市。

6月7日，江苏镇江罢市。

6月8日，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12家通告，公议停业。中国烟酒联合会等组织致电大总统、国务院。江苏苏州、常州、无锡、安徽芜湖罢市。

6月10日，沪宁杭甬铁路工人、各轮船水手全体罢工。天津、汉口、济南罢市。

6月11～12日，银行开业、电车行驶、商店开市、工人上工。

以上所录工商界的抵制日货和罢工，都有爱国性的政治口号。依笔者能力所查，商界的反应及时而又强烈，组织性也较强。工人的反应最早见记载的是5月25日。上海工人同情学生的罢工大约发生在6月5日至11日之间。由于当时没有联合性的劳工组织，工人罢工日期并不统一。邓中夏说参加人数:“总共人数无确实统计，大概有六七万人。罢工日参差不齐，又从六月五日罢工的，亦有在十一日才罢工的，十一日已得北京释放被捕学生和罢免曹、章、陆消息，于是商人开市，学生开课，工人开工。”^[20]以上资料说明，工人的反应晚于工商业者，这是事实。

前述1919年以前的历次反帝爱国运动都未见有工人参与的记载。五四运动前夕，学生也没有意识到发动劳工的重要性。1919年3月，北京大学学生成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发起人有易克嶷、罗家伦、邓中夏、许德珩等人，成员最多时近70人。张国焘、俞平伯、朱自清都参加过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但是，当事人的回忆录都没有说5月前他们曾深入到工人中去宣传。到长辛店办工人夜校是1920年4月以后的事。以高等师范学校学生为主体的“平民教育社”则成立于10月份。当时北京是一个大约有60万人的消费型城市，工厂极少。因此，没见有北京工人罢工的记载。罢工的事只发生在上海、南京、天津等大城市，比较早的行动都集中于码头搬运工人。但是，商界的反应是全国性的。我们不能想象，少数城市单一行业的工人罢工会带动全国的资产阶级及其他民众。恰恰相反，是整个社会的爱国氛围动员了工人阶级的参加。

学生宣传的主要对象是市民，动员商人主要是抵制日货。那时，工人的生活状况非常困苦，而且集中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以工人大多来自破产农民的说法推论，工人应大多不识字。工人的觉悟需要先进分子的动员。这是实在的道理。罢工的社会影响和历史意义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只是历史不能倒着说。

关于政党与阶级基础的解释

脱离史实地抬高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似乎是为了说明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基础，其实没有必要。西方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是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基本形成“自为阶级”以后产生的。马克思在1847年论述英国工人阶级基本形成“自为阶级”时，英国的工人政党仍在筹建中。不发达国家的情况往往表现为政党领先于“自为阶级”形成之前。斯大林就曾指出苏联的工会与工人阶级政党出现的关系与西方不同，他说:“我们的工会是在党出现以后，在党已经巩固并且已经在工人中间取得很高威信以后产生的……(西方)那里工会的出现要比工人阶级的政党早得多。在那里还没有党出现的时候，工会就已经领导工人罢工，组织工人和帮助工人在同资本家作斗争捍卫自己的利益了。而且，那里的政党是从工会当中分离出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虞和平研究员的有关著述很有说服力^[21]。

笔者不是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所见资料和文章有限，本文所论或有疏漏，请读者指正。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写组.中国近代现代史纲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长沙:岳麓书社，1991.23

[3]马良玉.袁世凯与“二十一条”.历史教学，2005.(2)

[4][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长沙:岳麓书社，1991.25～26

[5][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长沙:岳麓书社，1991.66

[6][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长沙:岳麓书社，1991.81

[7]张允侯，殷叔彝，洪清祥，王开云.五四时期的社团(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8]来新夏等著.北洋军阀史(上).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567～568

[9][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长沙:岳麓书社，1991.130～133

[10]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22

[11]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17

[12][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长沙:岳麓书社，1991.157

[13][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长沙:岳麓书社，1991.219

[14][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长沙:岳麓书社，1991.229

[15][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长沙:岳麓书社，1991.186

[16]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406～413

[17]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448～452

[18]荣天琳.论中国工人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最后阶段.北京大学学报，1962(1)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632

[21]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441

后记:此文原题为“五四运动发生发展的细节”，连载于《历史教学》中学版2007年第10、11期。当时有朋友看过就说题目不好。五四运动已经被概念化、简单化了。那时没有共产党，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一盘散沙，也不曾在学生中发展组织，运动却那么迅速地发展成全国规模，原因绝非教科书所言。工人阶级虽然登上历史舞台，但究竟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作用大，还是工人阶级的作用大?运动发生为全国规模还有哪些因素的推动?后来中国的主要政治派别都纪念五四，五四的意义应当是民族的，应当被视为中华民族觉醒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