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课程研究：北京人教学内容与目标

关于“北京人”教学内容与目标的定位——从梁爰如老师的文章谈起

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8年1～2期上看到梁爰如老师的文章《历史课堂教学目标设计初探》(以下简称“梁文”)，文中多以初中历史七年级《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为例，说明不同理念指导下教学目标设计的差异及其知识结构的整合。这节课是学生进入历史课程的第一节课，诚如梁文所言:“关于原始社会情况的教学内容，时间久远，概念较多，内容枯燥，如果第一节历史课没有引起学生的关注与兴趣，肯定会影响学生以后的历史学习，甚至波及对历史这门课程的兴趣感。”因此，解剖这节课具有典型意义。梁文的立意是针对教师不认真研究教学目标的普遍现象，依据新的教育理念和课程标准提出设计教学目标的基本原则，本无可非议。我则是想借“北京人”的学习内容，探讨历史课程的症结。以此为例探讨“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学内容方式”，认识中学历史面临的主要问题。

多少年来，初中历史课程中我国境内发现的原始人类，基础知识无外乎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其中以北京人为主要内容。在教学目标的区别上，梁文认为:传统的行为主体是教师，现代(指新课程)转向以学生学习为主体;基于为学生主动学习考虑，可以设计:“观察图，描述北京人与现代人的不同。”“能够说出反映远古人类生活的有:考古文物……”“想象北京人的一天”等具体目标(这也是根据课程标准的教学建议设计的)。假如“传统”与“现代”的区别仅在于此，恐怕不能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因为设置这节课的指导思想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过去教学大纲要求学生认识“我国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现在的课程标准将“北京人”列入“中华文明的起源”学习主题之下，思路基本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追问:为什么必须要求学生了解以北京人为主的远古居民?北京人是中国人的祖先吗?即便我国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能激发什么情感?我们应当引导学生体验什么、认识什么?了解北京人应该让刚刚学习历史的学生掌握哪些更有价值的知识?思维得到哪些最初的训练?中学历史课程是历史教育，目的是通过学习历史知识达到提高人文素质的目的。因此，教学内容和目标的定位必须要以实现教育目的为基准，并不是历史学认为重要的内容中学历史都要学习，教育目标决定学习内容。具体到一节课的教学目标，认知目标应该统领知识目标，认知目标是核心，是一节课的“魂”，认知目标无法实现，这节课就只剩下知识传授，结果就是死记硬背。改变教学方式非常必要，但这还不完全是根本性的问题。根本性的问题还包括学习内容的定位。依据新的教育理念，依据课程性质，学习“北京人”这个内容，我们应搞清楚上述问题，然后，结合学生的认知能力，重新定位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这样，研究可能更有意义，更接近素质教育追求的效果。

将“北京人”作为中国通史开篇的内容，过去有两种不同的目的。一是为了说明在远古时期，中国这块土地上就有人类生存的足迹，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只用约50个字介绍;另一种说法旨在说明中华民族的祖先，如钱穆的《国史大纲》:“民国十八年在河北房山周口店发现古代猿人之完整头骨，考古学者名之曰‘北京人’。其年代距今约五十万年，中华民族当为其直系后裔。”过去中学历史学习北京人的教育目的是认识劳动创造了人，似乎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改为认识我国是人类的起源地之一。现在课程标准将其列入“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延续教学大纲的指导思想，所以在教学中推导出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认识人类的起源与中国的国家概念紧密相连。中学历史课程列入北京人到底有什么教育意义?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北京人化石的学术价值。

贾兰坡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著作反复论证了中国猿人的发现价值，认为北京人是晚期猿人化石。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北京猿人是由猿到人转化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是直立人的典型。直立人又演化为尼安德特人，贾兰坡也认为，尼安德特人应视为现代人的祖先。北京人和尼安德特人的名称都是因发现地而命名的，与国家无涉。北京人遗址与山顶洞人遗址同在周口店地区的龙骨山，但是，迄今没有证据证明山顶洞人就是北京人的后裔。当初，北京人的发现之所以轰动世界，是因为人们认为它是从猿到人进化中的“猿人”，证明了早期人类的一个物种“直立人”、或一种与人类极为相近的类人猿生存在东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北京人被看做是人类的祖先，并不单指中国。说中华民族是北京人的直接后裔，更缺乏足够的证据。贾兰坡等学者也不否认，北京人可能是从非洲扩散来的。

20世纪下半叶的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综合研究又有了新的结论。当初发现北京人之前，只发现有“爪哇猿人”，而且化石数量太少，因此争议很大。北京人的出土证明了“直立人”(中国习惯上把直立人称为猿人)的存在。但是，后来在亚洲、非洲、欧洲和澳洲陆续发现了很多直立人化石，至少有200多具，其中以在非洲发现得最多、最完整。这进一步证明了直立人与现代人很接近，北京猿人是人，而在非洲发现的大量南方古猿化石才是真正的猿人。现在世界古生物学的主流观点认为，现代人类都是从非洲的直立人进化而来的。大约在20万年前，非洲直立人进化成智人，分散到世界各地。这个说法一再被分子遗传学的研究成果所证实。而北京人可能完全灭绝了，没有后代。如此，北京人在古人类学的价值其实已不那么重要了。

这多少让我们有点沮丧。说了半天起源地，起源地后面还有起源地，怎么就能激发爱国情感呢?为什么非要学生感受中国是人类的起源地之一呢?人类的诞生与国家概念根本就不搭界!如果认定北京人是“猿人”，那它还具有很多“猿”的性质。即便是山顶洞人，人类学者也只是说他是蒙古人种的祖先。蒙古人种是一个人种概念，是现代人类三大人种之一，中国人属于蒙古利亚人种，美洲土著的印第安人也属于蒙古利亚人种。如果将人类的起源与国家概念挂靠在一起，那么，美洲的最早人类是从亚洲东部进入的说法，澳大利亚的最早人类可能是从中国南方迁去的说法，我们能以此为骄傲吗?如果按照现代古生物学的主流认识，北京人则只是探讨人类起源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如同哥白尼的学说，后来虽然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不能否认他在人类认识宇宙史上的价值。中学历史列入北京人的目的应当定位于了解科学发现的艰辛和成果，探讨人类的起源，仅此而已。

开启周口店龙骨山发掘工作的是瑞典人安特生，仰韶遗址也是他首先发现的。最先从事发掘工作的还有奥地利人师丹斯基。加拿大学者步达生首先为龙骨山的古人类起名叫“北京中国猿人”，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又起了个俗称“北京人”。首先向世界发布消息的也是这些洋人。其间陆续有中国学者丁文江、翁文灏、杨锺健、裴文中和贾兰坡等人的加入。除了中国人外，至少有七个国家的学者参加了发掘和研究工作。他们都是西方人(或者说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目前各大洲的古人类遗址大都是西方人发现的。怎么评价这些西方人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猿人地点一共发掘了1873天，共178965个工作日，在北京城内进行研究和修理的工作人员还没有包含在内。在中国猿人地点，挖去约两万立方米的岩石和砂土。在其他地点，挖去了4200立方米。像这样大规模的发掘，事实上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1]24200立方米是什么概念?大约相当于铲平北京景山公园的一座小山。这样大的人力工程，这样一个长期的工作，没有资金支持是维持不下去的。周口店的系统发掘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1927年至1936年的系统发掘，其他资金来源笔者不清楚)。这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文化侵略”。西方科学家和基金会不是因为对我国是否是人类的发源地感兴趣，探讨人类的起源是全人类的共同课题，他们是对这个课题感兴趣。我们非要将这个有关全人类的课题缩小到中国的范围，是不是太狭隘了?杨锺健先生在1955年说:“化石人类研究工作是世界性的。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化石人类与旧石器的发现都和我们的研究有密切关系，我们不能固步自封地单看中国……”^[2]将50万年前进化当中的北京人划归到中国名下(不是名称问题)，是把科学问题政治化、民族化。我们不能在教育目标上强调开放性的世界意识，而在具体内容上又灌输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古代史编》介绍了有关人类起源的研究成果，其中也有关于人类迁徙的说法，但是，没有定论说在中国发现的早期人种就是我们的远祖。

中华文明的起源一般认为是从新石器时期开始的，元谋人、北京人和山顶洞人都属于旧石器时代。在中国发现的早期人类化石与中国人还不能直接画等号。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形成的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历史在同一地域延续几千年不曾割断，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这足以引起我们的自豪，实在没有必要强调中国是人类的起源地。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目标如果不成立，过程与方法的目标就值得推敲。“描述北京人与现代人的不同”，及“想象北京人的一天”，这样的设计似乎是着眼于学生的主动体验，“观察”“描述”“说出”等行为动词也旨在动员学生。但是，北京人距今约50万年前，山顶洞人距今也有3万年，他们都还没有脱离野蛮时代。即使学生观察到位、描述准确、想象合理，他们最终的收获是什么?依我的愚钝，最后学生只能回到知识目标上，其他感受都是空的，很难激起共鸣。一节课的教学目标是相辅相成的，知识应该是载体，通过知识的学习达到其他目的。如果其他目标都很难落实，就不是素质教育。只更新教育观念，教学内容没有相应的改变，难免新瓶装旧酒。这不是教师的责任。历史新课程的内容需要有较大的变化，否则难以适应培养创新精神、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www.xing528.com)

北京人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周口店也成为我国第一批列入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公约的“世界遗产清单”。这表明北京人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中国的疆界。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将北京人这一教学内容定位于科学的发现，教育效果是否更好一些?电视片“科学探索”“动物世界”都用研究者的发现过程贯穿知识，我们可以借鉴这一思路。

教学内容首先定位于发现过程。从为什么选定周口店，到开始采掘，讲到化石及其对认识人类从哪里来的研究价值，由此可以设定这节课的目标之一是使学生认识“化石是研究远古人类的主要证据”。这是有意义的。人类认识50万年前的事物都要讲求证据，更何况有文字以来的历史?!再进而认识北京人化石的特征。北京人的发现曾引起世界科学界的震撼，首先是化石的数量是空前的。从1927年到1937年的1873天中，采获北京人化石，共有6个头盖骨、12件头骨碎片、15件下颌骨、157枚牙齿等等。其次，北京人的发现平息了科学界有关直立人的争论。用裴文中的发现介绍北京人也是可行的。裴文中不仅是首个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者，他发现的石制品、烧骨、烧石和灰烬，明确了北京人的文化性质，进一步确立了周口店遗址在史前史中的重要地位。这样，可以预订另一个目标，让学生“初步了解周口店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原因”。我想，这样学生至少会认识到科学发现也是艰苦的劳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定位于此不是更好吗?素质教育的目标在这节课有两个起点，一是证据意识，二是认识文化的意义。不是学什么都要讲求实用，对文化的认识是一个人基本素质的基础。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只有13岁，对这节课的兴趣应建立在发现过程和解决“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至于知识目标，我觉得没有必要要求学生记忆北京人生存在多少万年前，现行人教版教科书采用“距今约七十万年至二十万年”的说法，50万年的不确定时间，只能说目前人的认识还有局限，那么，就没有记忆的必要。化石复原后北京人的特征，我认为重点应放在对化石人类的认识方面，只要理解北京人在科学界探讨人类起源当中的位置就够了。那么细致、具体的体貌特征也存在着争议，并不是世界科学界都认可的。实际上，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都没有细致的记忆要求，提出知识结构似乎还是囿于“教教材”的惯性。

改变课程内容，使之与历史教育的目的相吻合，不仅是一节课的问题，“不刻意追求历史学科体系的完整性”，只解决表面问题，课程改革需要系统地解决教学内容，使之符合时代的要求。

(本文得到梁爰如老师的理解和支持，并采纳了她的许多意见，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1]郭沫若.在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中国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2]杨锺健.中国化石人类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后记:有关北京人以及人类起源的新学说、新成果，在20世纪90年代已见报端。后来看了樊树志的《国史十六讲》，他给大学生上课讲北京人和人类起源问题对我启发很大。参加初中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又使我不断思考，传统教学的每一课应该如何改造。读到梁爰如老师的文章便欲罢不能。写完后征求梁老师的意见，2008年3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