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博物馆珍藏呈现原住民文化

台湾博物馆中的原住民文化

张晓翔

将某一群人作为研究、展示对象的博物馆通常会被称作“人类学博物馆”^①，而此类博物馆又多见于曾经或目前仍拥有原住民文化的区域，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因此，若追问此类博物馆存在的意义，可以发现它们大多为了保存即将逝去的原住民文化。近年来，国际上这方面的讨论愈来愈热烈，并出现了不少新型的展示形式。1997年，在挪威有关专家和我国博物馆界学者的合作下，诞生了我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贵州梭夏生态博物馆。这些多样化的展示方法开阔了对非主流文化保存延续的视野。在我国台湾，因拥有丰富族群文化的原住民，博物馆界就相关主题做了大量的收藏、展示、研究和教育工作。在目前300多座各类博物馆中就有至少30座不同层次、不同组织形态和社会文化目的的原住民文物收藏所。本文以人类学与博物馆关系的问题意识为导向，关注原住民文化在台湾各类博物馆中的展示呈现方式，以此探讨人类学博物馆的文化功能是否在最大限度上得到发挥。

博物馆与人类学

博物馆与人类学的关系，可以说是在博物馆发展历史中最为独特的。两者都是“现代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产物，都在为追溯和保存各类文化遗产而努力。然而，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它们也经历了诸多聚散离合。

博物馆在西方发展的时间极为漫长，早在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一世建立起一座诗神缪斯（Muses）的纪念室，就已初显博物馆的雏形。而在殖民主义发达的时代，博物馆又成为西方世界炫耀国家势力的战利品收藏库。15、16世纪欧洲对“奇风异俗”充满好奇，以至19世纪后半叶诞生了各类民族志博物馆，它的主要功能是抢救各地即将消失的民俗文化，广泛收集研究那些停滞在工业发展前、人类学家向来所偏重的研究对象，即所谓的“族群”、“部落”或同质性较高的“小规模社会”的物质^②。因而这些异文化器物对人类学的研究造成不少刺激和影响。

然而到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人类学领域中器物研究的没落，博物馆与人类学的相互关系也日益疏远。这类物质文化在人类学理论中往往扮演被动的角色，缺乏自成一格的理论体系，往往成为人类学家研究历史、政治、经济、宗教和亲属的“副产品”。使用收藏品所进行的研究，有时会被视为“安乐椅人类学”工作或是“女人的工作”^③。

直到1980年左右这种情况才开始有所改变。一方面，全球化的趋势愈来愈明显，它带来了世界的同质化现象，这个过程不仅影响到各国政治、经济，甚至是文化也开始变得因为具有普同性而缺乏自身的主体性或个性，这种状态下，博物馆所能扮演的“呈现多姿多彩人类文化传统”的角色反而愈加受到重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开始认识到物质文化的重要性，它们不再只是被动的反映社会文化体系，而是在社会文化繁衍、再生的过程中，扮演主动、积极且极具创造性的角色。而博物馆正是各类自然物和人为物的大本营。所以出现了大量各具特色的人类学博物馆。与殖民时期的带有“猎奇”性质的文化抢救不同，这一时期的人类学博物馆旨在体现各民族的特色文化，使之不陷于灭绝境地。运用高科技的展示手段和“回归原文化”的展示理念，将以往民族志博物馆单单注重器物研究的观念改变为开始关注器物背后的脉络关系乃至异民族的整个文化脉络。而这点也同样吸引着人类学家。可以说，人类学博物馆的延续与革新需要人类学研究的支持与启发，而人类学研究的稳固化与人类学知识的普及化，也有赖于人类学博物馆的收藏、展示和教育功能。如今，博物馆也开始接纳越来越多拥有人类学研究背景的研究员^④。

在我国台湾也掀起这股新的博物馆运动风潮，博物馆的设立不但从省级延伸到区域与地方级，也由汉人社会扩及原住民社会。占了将近总量1/10的原住民博物馆在为保存原住民文化而努力。与世界上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台湾原住民也在各种困境中传承与发展，博物馆作为这种文化变迁的见证媒介是否充分发挥了它的功能?

台湾原住民的文化及其展示概述

虽然按照目前台湾地方当局的划分方法可将台湾原住民分为十二族^⑤，但为大多数学者认可的方法是将其分为平埔族和阿美、泰雅、布农、排湾、鲁凯、卑南、赛夏、邹、雅美（达悟）族。平埔族居于海岸平原或浅山地区，经历300多年的涵化过程，几乎完全汉化。后九族居住在中央山地，东海岸及兰屿岛，虽与外界有或多或少的接触但仍保留大量的传统文化，他们的人口目前约为33万人。此文中，笔者所称的我国“台湾原住民”即指上述九族，大陆地区习惯称其为“高山族”，台湾学者将其划为生活在南太平洋的庞大南岛民族之一。

论及原住民的文化，我们很难一言蔽之，因为文化是一个涵盖面很宽泛的词，又同时和政治、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看到的一个趋势是: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变革带来了文化层面的困境，尤其是对于原住民的文化，他们的许多特征性表达逐渐减弱，也就是说文化差异被化约。这种差异既体现在九个族群与汉族之间，也体现在九族的内部。诚然，每种文化都要经历着发展与变迁，然而全球化影响下的文化同质化趋势并非是文化的最终归宿。由此产生了族群主体性的被取消，原住民的认同意识的淡化，一些集体记忆的代表最终消失于历史的洪流之中。

博物馆或许是一个将其解救出这种困境的理想场所，然而不同的博物馆也有不同的解救方法。我们不能说将一种文化置于博物馆中，那样就等同于一般的历史类博物馆，只记录逝去的东西而将这种文化判了死刑，而且“体积硕大”的文化如何塞得进一座小小的博物馆中?人类学博物馆所要做的是要展示一种文化，它是一个文化传译的载体，如果这种文化仍有生命力，诸如台湾的原住民文化，那么在博物馆中它的诸多特征可以得到彰显，甚至还可以孕育出新的活力。

正如上文所说，博物馆被认为是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的场所。这首先归因于博物馆的收藏和研究这两大职能。因此，博物馆里的原住民文化主要还是以物质文化为主。在台湾，总数约在5万件以上的原住民物质文化遗产被分散在30多所大小不一的博物馆中，大致可以做以下的划分^⑥:

一、区域级的县（市）博物馆。例如:台东县县立文化中心“山地文物陈列室”、屏东县县立文化中心“排湾族雕刻艺术馆”。

二、地方级的乡（镇）博物馆。例如:高雄县甲仙乡小林国小“甲仙平埔族文物馆”、兰屿乡“达悟文化传习教室”。

三、“国家”公园与风景管理处。例如: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的梅山村“布农族文化展示中心”、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的“泰雅文物馆”。

四、教学研究机构。例如:“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台湾大学人类学标本陈列室、政治大学民族学研究所。

五、“国立”博物馆。例如:“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国立”台湾博物馆。

六、私立博物馆与私人收藏:顺益台湾原住民博物馆、台北北投文物馆、阿里山高山博物馆。

这些博物馆中有些收藏有门类相当齐全的原住民文物。以台湾省立博物馆为例^⑦，人类学组的收藏涵盖了台湾原住民各个时期各个族群的食、衣、住、行的日用器物，包括土著的渔具、武器、石器、铜器、佛像、面具、服饰、寺庙雕刻、日常用品等。到1998年的统计，该组的标本数量已经达到24873件。

对于这些文物，传统的研究物质层面资料的方法是着重于描述与解释器物的大小、形状、色彩、质地、初级使用功能等等。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冻结”了文物的活性，使他们脱离了背后所属的文化脉络。表现在人类学博物馆中的展览形式上就是“一个通柜、一件器物、一块说明牌”，再专业化一些，或许按照类型学的划分方法进行展示。

台湾的大多数博物馆在展示原住民文化时采取了更为独特而多样化的方式。这些博物馆的馆员认为:器物的意义唯有置于社会文化脉络中才能被理解。也就是说，由于所有物质均蕴含非物质的社会组织以及文化价值与观念的基础，超越简单的初级功能的任职，那些有人类学知识背景的馆员们更着意于文物与社会文化背景的追求。因此，博物馆中的这些物质文化实质上反映了复杂而丰富的原住民文化。按照文化区进行分类展示或是根据文化脉络与情境进行展示，这些新型的展示方法增强了器物之间的联系，也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

然而静态的物质虽有动态的释读得以辅佐，毕竟只能反映文化的一部分内容。当代人类学博物馆在这方面也做了大胆尝试。既然所展示的文化类型并未消失，为何不将这种发展中的动态文化以更为灵活的方式展现出来?台湾的数家博物馆做了如下的尝试:将动态的原住民民俗表演引入博物馆，成为展示的一部分；一些在地博物馆充分发挥其与原住民社区的关系，定期举办原住民文化展演；邀请原住民艺术家们参与局部展示筹建、专题演讲和节目演示的工作。

进一步探索这个领域的展示形式，诞生了“类博物馆”这个新名词^⑧。它们本身具备博物馆的属性，同时也发展了另外的属性，用一种新型的手段再现原住民的文化。它们非常强调观众的可及性，使观众可以在一定的时空范围感受到这种文化，通过一些互动交流，拉近他们的时空距离和心理距离。生态博物馆便是其中的一种形式，其他的形式见下表:

原住民的文化在整个台湾宝岛的多元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上述的这些多样化的博物馆为保存和传承台湾少数民族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们的成功经验乃至一些失败教训在一定程度上也值得各国博物馆工作者在少数民华文化问题上有所借鉴和思考。下节中将详细介绍粮价风格迥异的博物馆，在那里原住民文化将得到不同角度的再现。

原住民文化再现:以两家博物馆为例的探讨

笔者选取了两家大型博物馆——史前文化博物馆和自然科学博物馆作为实例进行分析。之所以选取这两家因为它们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作为最高级别的博物馆，不但拥有强大的财政支持，而且也是一块博物馆界的人才高地，汇聚了来自人类学、艺术、科学、管理等各个领域的研究者，因此无论在文物收藏、研究、展示和教育方面都极具竞争力。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别，以及各自定位的不同（前者为考古类博物馆，后者为自然史博物馆），对于原住民文化的再现又有所侧重。

充分利用在地优势的史前文化博物馆

坐落在台东市的史前文化博物馆成立于2001年，它的筹建缘起于台东卑南发现的东南亚的墓葬石板棺群，因此博物馆分为卑南遗址公园和本馆两个部分，本馆的展示以台湾本土文化为主，展示三大单元主题为“台湾的自然史”、“台湾的南岛民族”和“台湾的史前史”，该博物馆的性质为考古人类学博物馆。

台东虽然远离台湾西部的发达城市，无论是交通、财政还是人才都处于劣势，然而它却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优点。大量的原住民聚居在自然风景秀丽的花莲、台东一带，这对于一个展现原住民文化的博物馆而言无疑是补充了活生生的标本信息。

作为三个常设展之一的“台湾的南岛民族”展厅，展出的正是台湾原住民文化。一进展厅首先呈现的是六幅巨大的字幕说明牌，从六个不同的主题用不超过50字的中文概要性地说明了原住民的文化特征:“仪式传承”、“起源传说”、“生计方式”、“亲族组织”、“房屋”等。(www.xing528.com)

观众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后，策展人员并未急着将文物一一置于展台，而是根据人类学的研究知识，为每个族群总结出一个特性。这是一种按文化区划分的展示方法，并且始终围绕着每个文化区的特性进行布展。比如:“排湾族的建筑文化”、“阿美族的两性与亲属”、“雅美族的海洋文化”、“赛夏族的矮人祭”等。不同质地的器物被划归在每个主题之下，为主题服务。可以看出，藏品数量已经不再是博物馆夸耀的主要目标了，他们的关注点从收藏转移到展示。物件本身不是主体，它们背后的文化信息更为重要。让“凝固”的文物重新找回脱离的“社会脉络”就需要按照新的思路重新放置它们，这也是人类学研究对博物馆展示的一大贡献。

在这种展示思想下，史前文化馆还充分发挥了它的在地优势，与社区紧密结合，与社区的原住民保持一种长期的合作关系，甚至将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原住民纳入到博物馆的员工队伍中。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充实了博物馆中属于自己的文化。他们的加入使得原住民博物馆在动态的文化变迁中仍充满活力。展厅的出口处悬挂着各族原住民艺术家们的照片，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对该馆有所贡献。这些贡献是多方面的:

原住民的语言文字作为原住民文化的典型表征在博物馆中须得以呈现，书面的形式只显其形，不闻其声。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原住民由于汉化程度较深已不会使用本族的语言，语言更成为保存的重点。此时，录制一段族长的讲话或是族人的日常对话，观众可以边收听边对照汉文的意思。

台湾原住民族有着很强的艺术审美感和创造力，因而在他们中存在着大量的民间艺人^⑨。花莲阿美族的季·拉黑子擅长木雕，并且开有自己的工作室，每年创造出大量的原住民现代艺术品。他已经与史前文化博物馆有相当长的合作关系，他和他徒弟们的作品经常被放置在博物馆的过道中。之所以没有将其放入展厅里，一方面由于作品的属性问题，另一方面也给出了博物馆不常见的那种现代感。

另一门让外人叹为观止的原住民艺术是他们的歌舞表演，天生乐观的原住民用歌声和舞蹈抒发他们的感情。由于场地的允许，史前文化博物馆定期邀请社区里的原住民男女老少举办精彩的歌舞表演，用这种动态的展演方式为展馆里静态的文物作了注释。

史前文化博物馆运用多种手段进行原住民文化的再现，最为关键的是，它看准了自己的优势并充分发挥出来，这给一个博物馆以巨大发展空间。利用在地化的资源，加强与原住民的合作给这家博物馆带来了无限的生机。

借助科技力量的自然科学博物馆

位于台中市的自然科学博物馆已经有着十多年的历史，占地面积十分庞大，已经成为整个台中的景观建筑和游人必去的景点。台中作为西部较为发达的城市也使这家博物馆拥有了一定的优势:先进的科技支持、大量的西部高校人才以及如织的游人。因而整个博物馆从外观到内部陈列内容都充斥着现代化的气息，陈列分为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人类学等领域。

对于这家综合性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而言，原住民文化的展示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个展厅被称作“台湾南岛民族”。纵观整个展示厅，策展人员并未按照史前馆的文化区划分展示方法，也没有完全遵守类型学的布展原则，而是运用了文化脉络与情境展示的方法，将九族看作一个整体，以一些特殊的主题刻画了原住民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的生活。比如:“原住民聚落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的信仰和仪式活动”、“手工艺制品”、“交通工具”等。

与史前文化博物馆有所不同，这个展厅还借助了相当多的现代化科技手段。

采用蜡像进行情境演示是手段之一。展厅入口处就陈列原住民的蜡像群:一对雅美族人、一对阿美族人以及一个邹族的勇士，让观众对原住民的外貌一下有了感性的认识。在展示一些族群的生活方式时，蜡像也成为非常形象的说明工具。要展示“排湾族的石板屋”就会出现一对排湾族夫妇，用肢体语言表达他们如何在这样的矮屋子里生活。

借助影响媒体向观众传递南岛民族的信仰和仪式活动是科技手段之二。策展人员主要选取了与农业收获有关的岁时祭仪、配合个人生长而举行的生命礼仪和医疗仪式的这三个方面的影像片断来展现。在一楼的展厅设有一个半球形巨幕电影，滚动播放原住民的祭仪活动，将人类学家采集到的影像经过复杂的图像剪辑拼接工作以多变的形式投放到银幕上，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眼球。在二楼还设有多台电视机，分别播放诸如赛夏族的矮灵祭、阿美族丰年祭的影片。

二楼的影片也为了配合说明其后的聚落生态环境造景演示，这是以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关注这些原住民的生活环境，青山绿水，密林丛生，点缀着星星点点的房屋，这些造景布置得极为精细和写实，由于面积庞大又缩小了一定的比例，策展人员在顶端设置了摄像机，并在观众可及的地方放置了放大的屏幕，观众通过操纵杆调节摄像机的焦距和角度，可自行选择想要观察的位置。

科博馆除了采用这些形象的影像技术和造景技术外，还发展了数字博物馆的技术。这项列于“数位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之下的“科博馆数位博物馆”计划特别奖人类学纳入其中，专设了“人类学数位典藏计划”，它涵盖“台湾中部考古学收藏”和“台湾原住民民族志标本”两部分。后者将馆内的大量宗教器物、农具与服饰等民族学标本进行数字化，并且也添加了多媒体资料，比如有民族特色的口簧琴和难得一见的原住民丰年祭^⑩。将网络作为原住民文化的载体无疑进一步加强了该文化的传播效应，大量观众足不出户便可体验到博物馆参观的乐趣，有时甚至打破了传统博物馆的时空局限，因而受到广泛推崇，这也是未来博物馆的发展方向，人类学在其中也将大获裨益。

介绍了两家大型博物馆的原住民收藏情况，可以看到的是，目前博物馆在展示过程中做了大量让文物脉络化的工作，也就是让它们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显现出自己的意义，而不再是单纯的器物介绍了。人类学的研究帮助博物馆更好地去认识一个族群，一种文化，脱去“猎奇”的眼光，以一种平等、尊重的心态来展示这些异类文化。这种意义上，原住民文化将最充分地得到表达。另一方面，在台湾还有更多小型的、专业型的人类学博物馆或是类博物馆，它们没有公立博物馆如此巨大的财力或人力上的资源，但它们仍旧存活得有声有色，究其原因是认识到了自己的优势并充分发展它们，比如:九族文化村，结合一定的旅游观光，为大量原住民提供了就业的机会。一些区县原住民博物馆依靠社区的力量发展特色展览和演出，加强与观众的互动，形成有生态博物馆性质的新型博物馆。

结　　语

人类学与博物馆的再次携手合作催生出不少成功的原住民博物馆案例，作为很早就开始在此方面研究和尝试的台湾博物馆界提供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思路。如何更好地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对非主流文化的冲击问题，博物馆不应单单成为“收留”这种文化的场所，更应将它的璀璨面展示出来，并且帮助这种文化使其得到永续发展。

利用多样化的手段保存、再现这些文化。传统博物馆中，对原住民物质文化的释读要充分利用人类学知识，充实文物背后的信息，使之具有“关联性”和“脉络性”。利用博物馆地理位置、藏品、人力等的优势，尽力发展其特长。类博物馆的诞生也为人类学博物馆的存在形式提供了思路，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最大限度地得以保留。1994年由联合国土著民人口工作组所起草的《联合国关于土著民权利的声明草案》第12条指出:土著民有遵循和发展它们文化传统和风俗的权利。对于大多数原住民而言，大量的活动通过重大的庆典、节日等方式完成，所有形式都是鲜活的动态传统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更广阔的环境的组成部分。

作为台湾岛最早的开垦者，原住民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自己文化的深深烙印。台湾的博物馆记录下了这些烙印并且将其传播给更多的原住民和非原住民们。博物馆是一个文化传译工具，如今它也与原住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它不仅是对过去的珍藏，也是对现在的利用，更是对未来的关怀。

①关于人类学博物馆这一说法目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人类学祖副研究员王嵩山的理解是:“人类学博物馆不但是自然、生物与文化的聚合场，也是解释这三者之间关系的特殊场所。”（《博物馆民族志的概念与方法:兼及台湾人类学博物馆的初步检讨》，“中央”研究院编《台湾史田野研究通讯》第24期，1992年9月，第76页）笔者认为，因为人类学含有人文、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性质，因而广义的人类学博物馆包含了自然史博物馆、民族志博物馆、考古学博物馆、原始艺术博物馆以及民俗与地方史博物馆等。但是狭义来看，人类学博物馆可看作是民族志博物馆的进化。笔者开场一个较为直白的解释也是在这个层面上提出的。台湾的少数民族——高山族在当地被称作原住民，因此下文中也会对人类学博物馆有个具体化的称呼——原住民博物馆。

②许功明:《博物馆与原住民文化的展现》，《博物馆与原住民》，台北南天书局，1998年，第64页。

③王嵩山等:《物、社会生活、人——泰雅人的物质文化之研究》，“行政院”原住民委员会委托，“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人类学组执行，1999年，第3页。

④笔者在走访了台湾数家博物馆后发现，除了那些专业性的人类学博物馆，一些大型的综合博物馆，诸如台中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台东的“国立”史前文化博物馆、台北的台湾博物馆等，都设有人类学组，这些研究员往往受过严格的人类学学科训练。

⑤2003年7月，随着台湾“行政院”将太鲁阁族划归为独立的一个族群，至此，台湾共有阿美、泰雅、布农、排湾、鲁凯、卑南、赛夏、邹、邵、雅美（达悟）、噶玛兰、太鲁阁这十二族。但是对于大多数台湾人类学家而言，他们把这种划分看作是出于政治目的，因而更愿意承认九族的划分方法。

⑥王嵩山:《差异、多样性与博物馆》，台北稻香出版社，2003年，第100页。根据笔者的亲历，略有增删。

⑦李子宁:《台湾省立博物馆创立九十年专刊1908—1998》，台湾省立博物馆编印，1999年，第194页。

⑧杨翎:《原住民文化展示构成》，载《台湾博物馆民族志论坛社通讯》第1卷第4期。

⑨笔者在台期间曾对花莲的某阿美族部落和苗栗的某赛夏族部落作过短暂的田野调查，均发现部落中有不少手艺人，他们中间有人专门成立技艺工作室，吸纳本族年轻人进行手艺的传习。

⑩《数位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网页简介》，数位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办公室编。也可参见该网页:http://digimuse.nmns.edu.tw。

目前，这个涵盖全台湾的科技计划共有27个主题计划参与，到2002年底的统计，共有91个网页介绍、115个网址。主管部门正在做整合工作，预备将分布在各博物馆、研究机构的数字藏品分类整合，人类学标本也在其内。届时，观众可看到来自“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科博馆等多家单位的藏品。

蔡琴:《博物馆学新视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