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集刊：揭秘台湾民族文物

复旦大学藏台湾少数民族文物初探

钟经纬

复旦大学博物馆收藏的400多件台湾少数民族^①文物为大陆的学界和民众认识台湾少数民族文化、了解早期台湾社会面貌打开了一扇窗口，也为两岸学术和文化交流搭建了一个平台，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对复旦这批文物的认识仍十分有限^②，为了深入解读其蕴含的文化和历史信息、充分发挥其学术和现实价值，笔者于2005年6月至8月赴台对相关收藏和研究机构及少数民族部落作了专题考察。现结合笔者对台湾少数民族文物及文化的认识和相关访谈的素材，对复旦大学博物馆藏台湾少数民族文物从其基本面貌、类型、来源、价值等方面作一粗浅的分析研究。

一、文物概况

复旦大学博物馆收藏的台湾少数民族文物约有400多件（套），覆盖面广、文化特色鲜明。从藏品性质类别看，涉及生产工具、武器、生活用具、建筑构件、服饰、雕塑工艺品等，几乎涵盖了台湾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各领域；从族群看，涉及泰雅、赛夏、阿美、布农、邹、排湾、鲁凯、卑南、达悟等，涵盖台湾地区少数民族各主要族群。从藏品涉及的族群文化看，数量和种类最丰富、最集中的有三大主题内容，即以贝珠衣为代表的泰雅族贝珠文化、以人首纹和百步蛇纹为代表的排湾群^③木雕文化、以“驱恶灵”为代表的达悟族信仰文化，属这三大主题的文物占总数的一半以上。除了一般的人类学采集标本，其间也包含了一部分因当时观光业需求制作的少数民族工艺品。现以涉及的族群文化分类为主线，对复旦大学博物馆收藏的台湾少数民族文物作一统计和梳理^④。

（一）泰雅族贝珠

以泰雅族为代表的台湾北部少数民族（包括赛夏、邹、阿美、布农等）有使用白色砗磲贝珠、贝片作为身体装饰品的传统，其中泰雅族使用最多、特色最明显，贝珠服饰的门类也最丰富，复旦收藏的贝珠服饰绝大部分来自泰雅族。泰雅族的贝珠服饰做工精美，与其族群文化息息相关，是泰雅族极为重要的文化符号，其中耗时巨大，由数万、乃至十数万粒贝珠缝制成的珠衣、珠裙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被视为传家宝的珠衣、珠裙只有武功卓著、拥有地位和财富的男子方可穿着，并具有货币功能，可作为聘礼、报酬、媾和偿金等。复旦大学博物馆收藏贝珠服饰近百件，涵盖泰雅贝珠服饰的绝大多数门类，具体包括贝珠衣21件、贝珠裙12件、贝珠腕饰14件、贝珠腿饰1对、贝珠腰饰1件、贝片颈饰或额饰9件、贝珠饰带1条、菌形贝耳饰5个、梯形贝耳坠6对、各式贝珠串10余件。其中最珍贵的贝珠衣超过了20件，这一收藏量为台湾岛内任何一家少数民族文物收藏机构所不及（台湾收藏少数民族文物最丰富的台湾博物馆收藏贝珠衣13件^⑤），可见复旦大学博物馆在贝珠服饰收藏中具有不可取代的至高地位。这些贝珠服饰均有明显的使用痕迹，为典型的民族学采集品，部分珠衣、珠裙曾修补过，除少量有脱线掉珠现象，大部分保存完好。这些珠衣、珠群除了在贝珠数量上的差异外，形制十分相近，由此可以判断这批贝珠服饰可能来自泰雅族人聚居的某一地区。

（二）排湾族木雕

生活在台湾南部平地的排湾、鲁凯、卑南等族群有制作木雕的传统，其中排湾族的木雕文化最深厚、工艺特色最突出，复旦的木雕收藏大部分属于排湾族，部分属于卑南和鲁凯族。百步蛇纹、人首纹、鹿纹等及其由此派生的几何纹样是排湾、鲁凯两族独具特色的文化符号，这些纹样在其木雕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复旦大学博物馆收藏的排湾群木雕十分丰富，涉及建筑构件（家具）、工艺品、生活用品、生产工具（武器）等门类，约80件，其中不乏精品。属建筑构件、家具的有祖灵立柱1块、屏风1座、檐板2块、木雕板（属建筑构件或家具局部）3块，当属排湾族；属木雕艺术品的木雕人像23尊，排湾、鲁凯、卑南各族均有^⑥；属生活用具的有木枕2个、烟斗5个、烟盒1个、手杖16根（竹制5根）、连杯7个、木杯1个、木匙3个、祝杯2个，多属排湾族；属生产工具（武器）的腰刀6把，部分属排湾族、部分属鲁凯族。这些木雕制品中大部分属民族学采集的标本，部分属因应当时观光需求制作的工艺品。其中祖灵立柱、屏风、檐板、腰刀等雕刻精美、纹样典型，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和艺术审美价值。

（三）达悟族文物

生活在台湾东南部离岛兰屿岛上的达悟族是典型的海洋民族，有“海洋之子”之称，有着独特的社会组织、精神信仰、生活方式和民俗风情。复旦大学博物馆收藏的台湾少数民族文物中与达悟族信仰和生活相关文物近50件。“驱恶灵”是达悟族人最重要的精神信仰活动之一，即武装自己、防范无处不在的“恶灵”，这种恶灵信仰有利于维持社会秩序和避免族群冲突，在达悟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复旦大学的这部分收藏生动地反映了“驱恶灵”这一精神生活，其中有用以武装自己的鱼皮藤甲1件、藤胄3顶和礼刀3柄。驾船捕鱼是达悟人生产生活的母题之一，雕刻精美的拼板舟不仅是生产工具，更是族群社会组织和精神信仰的载体，一艘拼板舟就是一部家族史。拼板舟自然也成了达悟人文化创作的对象，复旦大学博物馆收藏了5艘拼板舟木船模、3艘泥塑船模（另有形态各异、反映喜怒哀乐生活场景的泥偶18件，与族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事物——泥玳瑁1个、泥猪2个、泥牛1个）。此外，复旦大学博物馆还收藏了一些与其精神信仰相关的生活用具，例如刻有传统纹样的盛鱼木盘、木碗各1个、木钓钩盒1个、陶碗4个等。

（四）其他零星文物

除上述三大主题相关文物，复旦大学博物馆收藏的台湾少数民族文物还有涉及多个族群、多种类型、涵盖各领域的文物，这些文物大多属于来自部落的民族学采集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据笔者粗略统计，属武器的有弓12把、各式箭26支、枪2杆、叉3把、箭筒3个、牛角和木质火药筒各1个，因各族均有此类武器，在缺乏采集记录的情况下无法判定族群；属生产和生活工具的有藤竹篓（篮）近50件^⑦，分属阿美、布农、排湾、赛夏、泰雅等族，阿美藤壶3个、泰雅烟斗17个，另有盐筒7个、种子筒2个、木臼3个、渔网（袋）3个、牛嘴套2个、牛铃1个、竹簸箕1个、筛子2个、晒食盘1个、食盒1个、牛角鹿皮烟盒1个、石灰筒1个，这些标本由于族群特色不鲜明，故暂无法判定其所属族群，有些可能属于平埔族、汉族，甚至东南亚地区一些民族；属服饰的有邹族鹿皮背心1件，排湾族山羌头骨帽1顶，赛夏族铜铃女子上衣1件、桶裙1件，泰雅族男子有袖长衣1件、藤帽2顶，泰雅族女子上衣2件、腰带1根、头巾1块，邹族束腹环带1个，排湾族琉璃珠6串；属阿美族女子制作的陶器有丰年祭祭壶6个、双耳罐3个、小陶罐5个，属排湾群制作的陶器有陶壶2个、藤套陶罐3个（或为阿美或达悟族），无法确定族群的各式陶器约10件；明确的非台湾少数民族文物有汉族男子绸布大襟衫1件、郑成功木雕像和弥勒佛像各1尊、汉族屏风1座、太平洋风格的木雕人像5个、东南亚地区匕首1把及其他陶器、木器若干。

二、藏品特色

考察期间笔者几乎访遍了岛内主要台湾少数民族文物收藏和研究机构，调查发现，相比于台湾地区收藏的台湾少数民族文物，复旦大学博物馆的收藏尽管在数量上远不及台湾，但在内容上却独具特色，在两岸台湾少数民族文物收藏中具有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根据不同的角度，我们可以对这批珍贵的台湾少数民族文物作出不同的解读，发现其独特的脉络和内涵。

从属性看，大部分属于作为采集品的文物标本、小部分属于作为非采集品的观光纪念品（工艺品）。笔者调查发现，收藏在台湾地区各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台湾少数民族文物几乎全为民族学采集品，基本没有观光纪念品。当时的台湾人类学界（包括日据时期和光复后时期）注重对少数民族作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如今所见的台湾少数民族文物便是田野调查的“成果”。对于当时因观光业而出现的工艺品，人类学家则认为这是添加了主观目的的臆造品，不具代表性，无法真实再现社会面貌，并没有将其列入采集范围。而复旦大学的台湾少数民族文物收藏却包含了数十件典型的观光纪念品，包括人像木雕（排湾群、泰雅族）、拼板舟模型（达悟族）、藤编背篓模型（赛夏族）、木雕手杖（排湾族）等。这些物品都十分符合观光需求:与传统生产生活相关但非实用品，以传统工艺和传统文化要素为依托，具有显著的族群特色和文化符号，带有一定程度的艺术创作性质，且体量大小适中便于携带等。相较于族群意识高涨背景下产生的当代台湾少数民族观光纪念品和艺术作品，那时的观光品显得更为朴实和纯粹，即以满足外部世界人们的欣赏和购买需求为目的，并无艺术创作或文化传承之目的。在台湾地区鲜有少数民族观光纪念品收藏的情况下，复旦大学这批至少具有六七十年历史、真实反映当时博览会、旅游观光等社会现象的文物显得弥足珍贵，是研究这段历史的实物资料，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史料和学术价值。

从族群看，绝大部分属于台湾少数民族文物，少部分为台湾非少数民族文物。从属性上来看这是一批典型的民族学文物，涉及的族群以台湾少数民族为主，大部分文物族群和时代特色鲜明，少数文物因族群特色不鲜明而难以判定族群和所属地区。在明确属于台湾少数民族的文物中，绝大部分为具有纯粹传统文化要素的典型器物，除了工艺品外，也有小部分文物融入了文化交流的因子。其中，汉族与台湾少数民族的交流是最密切和频繁的，例如有些服饰上缀有清代铜钱作为配饰，有的服装使用了具有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风格的蓝印花布等等。此外，很多平埔族的文物因汉化程度较高已难辨族别，当然也不排除有些汉族文物可能直接来自少数民族部落。因此，严格地讲，这批文物中真正属于台湾少数民族文物的大约在400件左右，另有数十件为汉族、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或是族群不明的文物（具体文物上文已有罗列）。

从来源看，大部分属于来自部落的民族学采集品，一部分属于收藏家藏品。一般而言，民族学文物不是来自第一手的田野采集，就是来自第二手的公家或私人收藏，这批台湾少数民族文物亦不例外。人类学家采集的标本和收藏家的藏品因其不同的旨趣呈现的面貌亦不同，判断哪些来源田野采集、哪些来自私人收藏，笔者主要从以下一些方面入手，即新旧、内容、数量。第一是藏品的新旧，人类学家采集的标本更多是注重物件所承载的社会和文化信息，对物件本身新旧品相的关注并不是主要的，收藏家则不同，为了凸显审美和经济价值则力求物件本身的完美。复旦这批文物中部分日用品和工艺品几乎没有使用的痕迹，再现原生环境文化的能力较弱，当为收藏家钟情的收藏品。第二是藏品的内容，人类学家采集的都是来源于少数民族物质和精神生活、真实直接的物件，收藏家则不同，对于艺术性物件的关注远胜实用性物件。复旦这批文物中就有一部分是非实用的工艺美术品，为古董商青睐的收藏品。第三是藏品的数量，人类学田野采集是有计划、有目的的，采集品往往是有代表性的，不会因为经济价值等原因而大肆收集同类重复物件，收藏者则不同，只要是其认为有价值的便会做“地毯式”的收购。这批文物中拥有数量众多的同类贝珠衣当是一个明证，这些属于民族学标本的贝珠衣可能有相当部分来自收藏家而非直接的田野采集。

三、藏品溯源

由于来源尚不清晰，缺乏采集和收藏记录，造成了文物鉴定和研究的障碍，目前对于文物所属族群的判断完全依靠类型学，年代判断也是依靠对比和推断，对于藏品背后隐藏的社会信息的发掘则十分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解开这批珍贵文物的文化之谜首先要解开其来源之谜，这是文物研究的基础工作。对此，笔者进行了一些探索和考证，对藏品来源形成了一些与以往认知不同的观点，但由于缺乏直接证据，这些判断仍属“假说”阶段。

（一）关于文物来源

要探寻复旦大学博物馆收藏的台湾少数民族文物的来源，就不得不提到刘咸先生。刘咸（1901—1987年），字重熙，江西都昌人，著名人类学家，曾任《科学》主编、上海法租界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馆长，1946—1949年任上海暨南大学理学院院长兼人类学系主任，1949年9月因暨南大学撤销而进入复旦大学生物系任教。目前所见关于这批文物来源的资料记载^⑧显示是由刘咸先生于1949年前赴台采集并捐赠学校的，笔者研究发现此说法疑点重重，故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和考证。

为了厘清刘咸先生与这批文物的关系，笔者曾查阅了刘咸的档案，并对刘咸女儿、学生及有关工作人员作了访谈。综合考证资料，目前大致能确认的是，刘咸是这批文物长期忠实的收藏保存者，并无可靠证据证明刘咸赴台采集了这批文物。这一点的依据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刘咸个人档案中并无赴台记录；其次，作为人类学家，刘先生如果亲自采集这一大批珍贵文物必定会留下文字资料，例如刘先生曾两次深入海南岛黎族聚落考察，收集大量黎族文物（这批黎族文物现亦藏于复旦大学博物馆，计80余件组），并撰写了数篇相关研究论文；刘咸学生及相关工作人员都明确表示刘咸并不是这批文物的实地采集者。在访谈中，笔者获得了一种较为可靠的说法:这批文物最初由台湾方面人士赠送给上海暨南大学，1949年9月暨南大学合并进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院校（校名保留，1958年在广州复校），时任暨南大学常务校务委员、理学院院长、人类学系主任的刘咸教授调入复旦大学生物系，这批文物也随之划归复旦大学生物系，此后一直存于生物系直至转交校博物馆。就此笔者展开了对暨南大学在上海办学期间校史的查阅和梳理^⑨，并发现了重要线索:暨南大学于1946年迁回上海在虹口办学时增设了人类学系，刘咸为人类学系主任；1948年人类学系全体师生参观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台湾高山族风俗艺术展，展后人类学系获赠展出的百余幅风俗照片和相关文献。尽管校史记载中没有直接提到这一批数量众多的文物，但可以推断这批文物与这次展览和馈赠关系密切。此外，曾有台湾学者查阅过台湾日据时代大宗物品的出关记录，但是没有发现与这批文物有关的出关记录，这也为这批文物有可能是1948年来到上海的假设提供了佐证。但蹊跷的是，如果这批珍贵文物确为当时一起赠送，暨南校史又为何疏漏这一极为重要的史实呢，而记载中的风俗照与文献如今又身在何处呢?

结合上述考证，对于这批珍贵的台湾少数民族文物来源大致可得出如下推断:可能于1948年进入当时的暨南大学，1949年随刘咸教授进入复旦大学。就此可以判定这批文物最晚绝对历史年代为20世纪40年代，根据文物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这批文物的历史年代为距今70—150年左右。至于这些文物是由何人、何时、如何采集（收集）的，至今依然无法考证。这其间有一条线索可供参考:暨南大学是一所华侨大学，当时颇具影响力，台湾少数民族文物由台来沪是否与华侨牵线有关，值得探索^⑩。关于刘咸与这批文物的关系，大致可以作出这样的评价:刘咸先生是这批文物忠实的收藏和保管者，如果没有刘咸先生长期以来的重视和关心，这批文物也许无法留存至今，刘咸对于这批文物的贡献是最重要的、不可取代的。(www.xing528.com)

（二）关于文物数量

弄清这一批文物的原初数量，尤其是不同类型文物的具体数量是厘清文物来龙去脉的重要内容，对于挖掘文物内涵和文化信息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目前复旦大学博物馆收藏编目，收藏在复旦大学博物馆通称台湾少数民族文物的总数为430余件（组），但这只是一个反映当前现状的馆藏量，并非这一批台湾少数民族文物原初收藏数。那么当时来沪的台湾少数民族文物到底有多少，今天所见的是当时的大部分还是少部分都是未解之谜。对于这批文物的数量，杨志刚先生曾做过相关研究，根据学校现存但不完整、1963年作为图书馆财产登录、最高编号为444的卡片资料判断，这批文物至少有444件。也就是说，虽然目前也无法了解到这批文物来沪时最初的数量，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进入复旦后也曾出现过散失。

根据笔者的初步研究，进入复旦后的散失主要来自两方面情况，一是保存条件和自然原因的残损遗失，一是由于种种原因外流。一方面由于学校早期没有专门的文物收藏和管理机构缺乏有效管理和维护，另一方面由于其忠实保管者刘咸先生因被错划为“右派”而无法保护，对于这些本身就容易破损的民族文物而言，出现残损遗失现象完全在情理之中。此外，笔者通过调查和访谈已基本确认目前上海自然博物馆收藏的台湾少数民族文物与复旦大学博物馆收藏的台湾少数民族文物原同属一批，这也充分说明这批文物原来的总数远不止430或是444，而是更多。

四、价值初探

毫无疑问，复旦大学博物馆拥有的这一批台湾少数民族文物是一笔巨大的财富，除了具有一般文物所具有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之外，还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和学术意义，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作为反映某一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民族文物，复旦大学的这一批台湾少数民族文物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美学价值和经济价值。就像活化石一般，这批文物为我们了解百年前台湾少数民族的社会组织、物质生产、精神面貌打开了一扇窗户，这是我们研究台湾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剖析当时台湾各民族社会面貌、全面了解台湾地区社会和历史文化最真实、最直接的素材。台湾少数民族的审美取向、艺术才情、工艺天赋在这批文物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例如工艺繁复的泰雅贝珠衣、纹样独特的排湾木雕、拙朴自然的达悟泥偶等等都是台湾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动载体。从经济角度来讲这批文物同样是无价之宝，以贝珠衣为例，据台湾有关学者介绍，一件新仿贝珠衣当前市场价是200万新台币（约50万人民币），不少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收藏机构都视贝珠衣为镇馆之宝，那么复旦20余件具有上百年历史的贝珠衣真品的价值从经济上来衡量是无可估量的。

其次，作为早期两岸文化交流的见证，复旦大学的这一批台湾少数民族文物推动了大陆方面对于台湾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关注和研究，对于两岸文化学术交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一批包含大量精品、弥足珍贵的台湾少数民族文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能够跨越海峡来到上海并走进大学校园，本身就是两岸文化和学术交流的成果和结晶。不论这批文物是以怎样的名义和途径来到上海，在两岸文化交流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后两岸相关文化学术交流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并且，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一批文物还将继续为两岸的文化学术交流发挥更大、更深刻的作用。显然，在当前大陆学术界对台湾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研究相对薄弱、实物相对匮乏的情况下，这一批文物的学术和研究价值不可小觑，这一点已被事实充分证明——以这批文物为内容的展览和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与此同时，这批文物也引起了台湾学术界和博物馆界的关注，以此为纽带的学术交流活动层出不穷。台湾多家博物馆和相关研究机构的多名专家和学生曾多次来访开展文物的鉴定和研究，笔者亦曾受台湾博物馆界的邀请和资助赴台作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台湾少数民族文物和文化的专题考察，加强了两岸在台湾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上的交流与合作。

最后，在当前的两岸形势大环境下，复旦大学的这一批台湾少数民族文物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大陆居民对台湾少数民族的认识相对较少，通过对这批文物的科学展示可以增进两岸人民之间的了解、加深彼此之间的感情，对祖国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2007年上海市高校博物馆联展期间，市领导在参观复旦大学高山族展厅后就曾指出，除了要发挥其历史和科学价值，还应将其巨大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的能量发挥出来，为两岸交流和最终统一服务。

这批珍贵的台湾少数民族文物就像一座充满迷雾的宝库，既是取之不竭的宝贵资源，又等待着我们为之不断探索，最终拨开迷雾。

①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时的民族识别政策将台湾省内少数民族称为高山族，但这一称谓与当前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台湾当局于20世纪90年代初顺应台湾少数民族的正名要求认定统称“台湾原住民”，并设立“行政院原住民委员会”，目前台湾原住民分泰雅（Atayal）、赛夏（Saisiyat）、阿美（Ami）、布农（Bunun）、邹（Tsou）、鲁凯（Rukai）、卑南（Puyuma）、排湾

（Paiwan）、达悟（Tao，旧称雅美Yami）、邵（Thao）、噶玛兰（Kavalan）、太鲁阁（Truku）、撒奇莱雅（Sakizaya）等十三族，此外还有较早被汉化的平埔诸族。本文采用“台湾少数民族”这一各方都能接受的称谓。

②现有针对复旦藏台湾少数民族文物的相关研究成果包括:陈国强、林嘉煌:《高山族文化》，学苑出版社，1988年，使用了不少复旦藏品素材；杨志刚:《民族文化的一朵奇葩——复旦大学藏高山族文物整理札记》，《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杨志刚:《台湾高山族文物:复旦的收藏》，载《文物天地》2002年第6期；钟经纬:《民族文物陈列刍议》，载《中国博物馆》2006年第2期；钟经纬:《台湾原住民的贝珠工艺——以复旦大学收藏品为中心的考察》，载《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2007年第1期等。

③日据时期，基于地缘关系和族群文化面貌，日本人类学家曾将排湾、鲁凯、卑南三族所在地区统称排湾群。复旦大学博物馆收藏的木雕大都属于这三个族群，故本文借用“排湾群”这一概念。

④出于尊重台湾少数民族习惯和便于与台湾同行交流之目的，本文所采用的文物名称基本采用台湾当地的习惯称谓。

⑤关于大陆及台湾地区泰雅贝珠衣收藏情况参见拙文:《台湾原住民的贝珠工艺——以复旦大学收藏品为中心的考察》，载《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2007年第1期，第60页。

⑥还有部分木雕人像塑造的是泰雅、阿美等族人形象，这部分人像当属观光品，目前尚难确定制作者和制作地区。

⑦部分尺寸明显小于日用背篓，属非实用的工艺品。

⑧包括针对这批文物的研究论文和博物馆的官方说法。

⑨主要参阅了张晓辉《百年暨南史》（暨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和发表于暨南大学百年校庆网站由张永春撰写的有关文章。

⑩这里推测这批文物与华侨有关还有一个旁证，即这批文物中包含了一部分来自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等非台湾地区的文物。

杨志刚:《民族文化的一朵奇葩——复旦大学藏高山族文物整理札记》，《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05—306页。

上海自然博物馆筹建于1956年，从时间上及相关人员关系来看，其馆藏台湾少数民族文物当来自复旦大学生物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