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现状评介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现状评介

〔加〕沈　辰　〔英〕苏珊·基茨著　文　纪译

对于大部分研究中国更新世考古学的西方学者来说，令人激动的是目睹着过去几十年中大量考古材料的发现，正在改变我们对于远东地区人类演化和行为的看法。然而与此同时，西方学者因难以接触到中文发表的原始材料而感到沮丧。大部分有关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文献资料都是用中文出版的。除了少量英文发表的期刊文章和著作之外，两本最著名也是最有影响的是艾格纳（J.Aigner）^①以及吴汝康与奥尔森（J.W.Olsen）^②合著的两本书。在《更新世中国的考古遗存》一书中，艾格纳提供了对当时已知考古证据所做的广泛检视和也许是最严谨的评估，成为该研究领域里西文的开山之作。由吴汝康和奥尔森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一书，汇总了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一批考古学和人类学家撰写的、截止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考古材料的介绍和综述，位于北京的该研究所主要从事中国更新世考古学的研究项目。这本书很快成为西方有关论著中或相关课题中引用最为频繁的著作。虽然该书中的大多数文章侧重于描述而非阐释，但它毕竟首次以一种完整的中国更新世考古学的框架引领研究的潮流。

毋庸置疑，上述两本书在其后十余年间极大地促进了西方学者对中国考古研究的兴趣。尽管书中的资料和研究结论很快就已过时，但是从本书中的许多论文可见，它们仍然被作为有价值的参考文献而引用，并且是许多研究的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西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如此有效地更新着中国的田野发掘技术和实验室分析手段，以至于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从全球的视野来对考古材料进行阐释。结果，一大批学者将他们的学术生涯投入到中国更新世考古研究之中，其中一些人的研究成果也收入到本书之中。

仅在1992年一年间，就有三本有关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博士论文在北美完成。其一是亚利桑那大学的Miller-Antonio论述了华北晚更新世的石工业^③；其二是华盛顿大学的冷健对中国和印度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技术做了比较研究，并采用了实验复制^④；其三是麦吉尔大学的陈淳对华北和北美东北部的细石核和细石叶技术的关系做了全面的分析^⑤。稍后几年，博士研究倾向于关注某些特定遗址的石器组合以深入了解中国更新世的技术。例如，牛津大学的基茨研究了小长梁和东谷坨遗址的早更新世石器组合^⑥；亚利桑那大学的Brantingham分析了旧石器晚期的水洞沟遗址的石制品^⑦；同是亚利桑那大学的高星研究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周口店第15地点的石器技术^⑧。最近，澳大利亚Latrobe大学的王社江完成了对华北陕西南部洛南盆地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行为和栖居形态的研究^⑨。伴随着这些研究，近年有关中国更新世考古学的研究论文也频频见诸于西方的重要刊物如《文物》（Antiquity）、《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亚洲展望》（Asian Perspectives），以及新创刊的《东亚考古》（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等。

显然，这些研究已经改变了以往对考古材料的解释并对过去的考古发现予以重新评价。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意识到，将一批侧重在中国积极进行田野考古的国际学者组织起来，以展示他们成果的机遇已经到来，这将代表中国更新世考古学的最新论坛。在2000年4月于费城召开的美国考古学会第65届年会上，组织了以“中国更新世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为主题的讨论会。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研讨目前正在进行的田野调查和实验分析手段的理论和方法论。这本文集中辑录的论文在原会议论文的基础上作了广泛修改，并增加了两篇没有参加年会的论文。这些论文涉及过去极少讨论的问题，并为给我们提供了当前正在开展的田野考古项目的第一手资料。

这本论文集的目的是向国际考古学界同仁展示以下重要领域的工作，其中包括陈淳、J.Cormack和R.Shutler Jr.等的历史回顾；苏姗·基茨的更新世古环境；吕遵谔的古人类学与人类进化；苏姗·基茨、L.Schepart z等和Peterson等的埋藏学；王幼平和陈淳、沈辰的石器技术；王幼平的旧石器时代居址形态；以及J.Rink等和陈琪等的考古学断代。

有趣的是，中国的更新世考古学是由国际合作启动的。许多外国科学家在20世纪初到中国进行文物考察，或者是带着人类学、考古学、古动物学的兴趣作了田野旅行，这些学者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中最具影响力之一的是人类学家、加拿大人步达生。在J.Cormack的《步达生及其在中国古人类学中的地位》一文中，对步达生的研究以及他与中国及其他同仁所做的工作进行了回顾。在周口店第一地点考古发掘中，步达生在筹集资金、组织各学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这些工作，我们就不可能仅从一个遗址就获得这么多的古人类化石，以及有关直立人行为、年代学、古环境等方面的丰富材料。周口店的其他地点，包括山顶洞，也是在步达生任职新生代研究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名誉主任期间发掘的。步达生和他的同事在中华民族的丰碑——周口店遗址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因为早年在周口店的勘察过程中培养了两位著名的田野考古学家裴文中和贾兰坡，这两位学者在其后几十年里一直领导着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田野研究工作。Cormack的文章提供了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研究是如何成长起来的一幅生动图像。今天，周口店诸多旧石器地点再次成为国际研究关注的焦点。

大约30年前，根据多年考古发现和材料积累，贾兰坡提出了大小石器传统的概念来解释中国更新世遗址中发现的石器所明显存在的双态现象^⑩。后来，运用当今手段和方法所获得的新发现和新研究对考古材料的解释，引发了对这一模式的重新评估。本书中陈淳的《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五十年回顾》中对贾兰坡两大传统模式提出的早期背景作了回顾，从历史发展眼光对其作了评述。陈淳分析了两大传统模式的根本基础，认为这些基础存在许多缺陷，因为它忽略了许多重要的因素比如沉积环境，夸大了石器组合之间的差异等等。现在看来“两大传统”模式似乎是多余的，但是该模式确实在中国旧石器考古研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王社江指出，虽然早期构建这种模式及其评价主要依靠描述性的类型学，但是它标志着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从描述阶段进入到阐释阶段。陈淳指出，仅仅采用类型学而不考虑原料等其他因素，无助于我们增进对古人类行为的了解，他提倡应当采用操作链（chaine operatoire）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石器组合。

陈淳还指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政策，开辟了中西学者学术交流的新纪元。这里需要提及的是，1949年建国以后几乎没有什么西方学者访问中国以便深入了解大量的考古发现。1973年，以研究及发现印尼爪哇猿人著称的学者Ralph Von Koenigswald应中国科学院邀请访华，他曾于30年代在中国工作过。1975年，美国古人类学代表团考察了中国的地质学、古生物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古植物学等领域的研究现状。在过去的20年间，许多国际合作项目在中国展开，而本书中的许多论文就直接反映了这些合作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项目引入了新的发掘方法和技术，并用新的理论探索中国的考古学 问题。对于许多中国学者特别是对那些在西方大学受训的学者来说，西方考古学所取得的进步，凸显了一种在开展田野调查之前进行设计和规划多学科研究方案的必要性，并运用各种方法比如石器打制实验、微痕分析，以及从事生存方式和聚落形态研究等等。这使我们想起裴文中，他在中国所从事的埋藏学研究，就是在巴黎跟随步日耶接受各项训练的结果。

对考古发现作更为严谨的审视，也引发了对几处地点的重新考量，陈淳对提出的各种观点作了评述。这包括华中和华南地区的龙骨坡和人字洞地点，那里据称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古人类证据，但是对石制品和古人类化石形态进行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存在很大的疑问。周口店第一地点的直立人是否会使用火也是颇具争议的问题，除非有新的发现和进行新的研究。陈淳对目前这些热烈争论的回顾，表明当今中国年轻一代学者对如何有针对性的探讨一些科学问题有了日益清晰的认识，他相信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正处于“范例转型的十字路口”，这预示着中国更新世考古学令人振奋的未来。

无论何时，一旦有新的发现表明更新世阶段东西方旧石器传统之间存在联系的时候，对“莫氏线”进行反复的评价、更准确地说是批驳，似乎已经成为许多中国学者的习惯。尽管一些学者试图持续论证中国存在阿休利类型的手斧，但是另一些人则强调东亚的旧石器应该独立于人类演化和环境适应来进行评估。不久前高星和奥尔森认为，中西旧石器文化的差异不能仅仅依据阿休利手斧相对于砍砸工具分布的莫氏线来看待，这两大区域的物质文化存在对不同环境进行适应的自身差异。他们正确地指出，中国更新世阶段的石工业技术绝不可能仅仅用砍砸器或任何单一普遍的石器传统所代表的。事实是，自“莫氏线”时代以来的考古发现显示，中国古人类创造了十分不同于欧洲和非洲古人类的文化。因此，寻找创造出这些独特物质文化的东亚古人类行为，并解释这些文化如何以及怎样形成的原因，将成为未来研究的焦点。

中国学者基本达成一种共识，就是尽管存在石工业的区域差异，但是更新世的石器技术一直到晚更新世末期并没有质的变化。王幼平研究了华南石器技术后认为，砾石石核技术延续了整个更新世，而一些区域性的差异可归因于亚热带古环境的区域差异。其后，高星批评采用西方的旧石器术语标准将中国旧石器时代分为早、中、晚三期。他相信，从技术的观点来看，“旧石器时代中期”这一概念在研究中国更新世物质文化中不再有效，而且已经过时。这点非常正确，在我们看来，采用地质年代学术语（如早、中、晚更新世）研究中国物质文化，直到我们可以获得充分的有关人类行为（比如生存方式、技术、聚落形态）和生物学上的材料（如智人、解剖学、遗传学）之后，才能对中国旧石器时代做出较为详细的评估。

把生态学方法运用于古人类行为的研究，在中国更新世物质材料的研究中日益受到关注。然而，由于有时采样方法存在问题以及动物遗存埋藏环境较差的原因，因此所获得的有些结论难以让人信服。书中基茨的论文《中国中、晚更新世生物地层学、埋藏学、古环境及直立人食谱研究》，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回顾了用来解释几处中、晚更新世考古遗址的证据。她指出，证据往往只有残破的动物遗骸，并通常来自河相沉积中，因此很难将这些遗骸安置到比较精确的时空背景里来对古人类的行为作出评价。另外一个因素是，大部分从这些遗址里获得的动物遗骸难以进行埋藏学分析。尽管如此，一些遗址中的某种动物种类出现的频率很高，特别是那些晚更新世遗址，指示古人类加工动物的活动，并很可能是狩猎。

王幼平的《华南长江中游旧石器考古新发现》以及Schepartz等人的论文增进了我们对华南地区考古研究的了解。我们对古人类行为日益增长的了解，部分是因为在长江流域展开的大量的调查和发掘和过去10年中长江三峡大坝建设有关。沿长江三峡两岸发现了数十处更新世时期的遗址，有的已经做了发掘。这些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如此密集，以致这一地区有望成为探究晚更新世栖居形态最理想的区域。南方地区考古调查所发现的遗址分布在考古学上以前鲜为人知的地区，而材料无一例外以河卵石或砾石加工而成的大型石核工具（砍斫器）为特点。最近新发现的华南旧石器遗址是福建东南沿海的灵峰洞和船帆洞遗址。

王幼平详述了长江中游地区一些有地层的旷野遗址发现的证据，其中包括郧县曲远河口遗址，该地区出土了最早的直立人化石。在鸡公山遗址，直至晚更新世仍以大型石核工具为特征，包括石镐和刮削器等。王幼平肯定了华南和华北石制品生产的差异，并指出到晚更新世，包括鸡公山遗址在内小石片工具和用非本地原料制作的工具在南方的许多遗址中呈上升趋势。王幼平还对“中国南方工具类型（由此推论古人类的行为）比较简单”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没有意识到人类活动方式不同会导致工具套的差异。目前这些遗址缺乏古人类生存的直接证据。但愿近几年中国政府加大对从事古动物学和古人类学研究单位的资金投入，其中包括加大对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投入有助于埋藏学研究获得充足的资金。

王幼平有关华南考古发现中最不寻常的，是那些保存完好的晚更新世居址遗迹。直接得益于现代发掘方法和战略性研究计划，像鸡公山这样的遗址揭示出狩猎采集者的石制品结构。更重要的是，房迎山等报道了安徽省毛竹山一处中更新世遗址里由砾石垒砌的半圆形遗迹。1997年对这一半圆遗迹所做的发掘，发现该遗迹由近1100块砾石构成，被认为是刻意建造的掩体或一处活动区。该地点还发现了154件石制品。像鸡公山、毛竹山那样发现有居住面的遗址仍需做进一步调查，以便确定其功能。当类似于这样的材料越来越多地被发现和确认，中国古人类行为的研究将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本书中陈淳和沈辰论文《华北小长梁遗址古人类行为的新证据:遗址形成和石器技术》的主题同样是有关探究古人类行为证据的。这篇论文是华北地区著名的早更新世遗址——泥河湾盆地小长梁遗址1998年的发掘报告。泥河湾盆地是一个已经消亡的远古湖相盆地，具有自上新世到全新世的巨厚堆积。它于20世纪20年代被桑志华、巴尔博、德日进等确认为一片古生物学研究区域。20世纪70年代的重新调查，在盆地中发现了确凿的更新世文化遗存。自80年代起，泥河湾盆地成为中国旧石器考古研究的焦点，并吸引了大批国际性的合作研究。本书中刊载的由陈淳和沈辰以及Schepartz等所做的研究可谓国际合作最成功和最富于成果的典范。陈淳和沈辰的文章表明，采用现代田野发掘方法可以如何引导我们对过去被认可的解释进行重新的审视。尽管他们所应用的复杂和标准的田野发掘和登记方法，早已被其他国家考古学者视为必须遵守的惯例，然而在中国大部分更新世遗址的发掘中却并非如此。他们从沉积分析、石制品分布，以及化石磨损分析等方面来重建小长梁遗址的沉积历史，表明小长梁是一处再生堆积遗址。沉积基质也指示由于湖面波动而导致该遗址曾反复被淹。作为该研究项目的一部分，Peterson等人观察了1998年同一野外季节所采集的动物化石的埋藏学特点。

陈淳和沈辰的文章讨论的另一个焦点是小长梁遗址古人类的石器技术问题。迄今为止中国的旧石器研究备受指责，是因为大部分研究只局限于对器物类型的主观和记叙性描述，对提出的结果缺乏数理分析。在过去10年里这种状况逐渐有所改善，实验研究、拼合分析、石制品原料来源分析已经被成功地用来解释和复原古人类的行为方式。在这些研究中，所提供的资料从统计学上能够进行独立的评估，甚至重新建模。陈淳和沈辰对1998年发掘所获的以及1990—1997年出土的石制品进行的“技术类型学”分析认为，直立人采用的是权宜型技术，以前也有学者得出过这一结论。对所选的石制品进行的低倍法显微观察表明，只有少数标本具有明确的使用痕迹，而且大部分是用于刮削，肉类是主要的加工对象。有趣的是，所有带有使用痕迹的石制品都是未经加工的使用石片。他们指出，经过修整的石器可能用于轻便的活动。这是首次对泥河湾以及中国早、中更新世的石制品采用的微痕分析。这一分析明确显示，此类分析在泥河湾和中国各地研究中的潜力。小长梁遗址的功能分析方法说明:如果没有显微镜及微痕分析方法，我们有可能失去有关直立人行为的重要的信息。

在中国古动物群的研究中，埋藏学现在已经成为考古调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过去20多年中，除了很少的例子如吕遵谔对金牛山遗址的研究和Binford等对周口店第一地点的部分动物群的再分析之外，埋藏学在中国的考古学中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尽管早在20世纪30年代裴文中就在中国开创了埋藏学研究的先河。Peterson等的《华北泥河湾盆地小长梁遗址早更新世古动物群的埋藏学研究》、Schepartz等的《动物群方法在研究盘县大洞遗址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等论文是这样的个案研究，其昭示运用考古研究现代化标准的埋藏学分析如何可以为我们了解遗址形成过程和古人类的行为作出贡献。Peterson等应用扫描电镜（SEM）分析了1998年小长梁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标本，并没有发现古人类改造的证据，而仅为有限的非人类动力的改造。骨骼碎片上的沉积磨损显示流水活动的可靠痕迹，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完全缺乏可拼合材料的支持。

中美联合调查的贵州高原盘县大洞遗址，是南方地区埋藏学研究的一个典范。Schepartz等的文章指出，从这一巨大中更新世洞穴中出土的大量动物化石曾被古人类、食肉类和啮齿类的活动所改造。对分布集中的四个化石带进行分析，发现的主要是破碎的大型哺乳动物化石及动物的体骨。然而在B带中，牙齿化石几乎占总数的2/3。从化石保存状况、无人工改造以及沉积特点判断，表明各带之间的成岩作用没有差异。大部分的物种不是穴居动物。作者认为，考虑到洞穴里发现的石料质地很差，洞中大量存在的牙齿很可能是被古人类作为工具原料而携入洞中的。

由于过去中国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封闭，长期以来地质学、生物地层学和石器类型学在它们的研究史上一直是为考古遗址断代服务的。其中的例外是1965年引入中国的放射性碳断代法和1977年开始采用的古地磁法。随着诸如铀系法等测年方法的采用，中国化石人类的年代学开始建立起来。本书中的两篇论文介绍了电子自旋共振（ESR）测年的应用及其问题。Rink等的论文《中国贵州盘县大洞遗址哺乳动物牙齿珐琅质的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对盘县大洞遗址的哺乳动物化石牙齿做了年代测定。研究发现，牙釉质中没有铀元素，而在牙基质中有适量的铀。中更新世晚期的测年结果与牙齿的地层学位置及生物地层学的估计相一致。采取不管是早期铀吸收（EU）还是晚期铀吸收（LU）的平均年龄，洞穴中古人类活动的年代在间冰期或冰期。为了观察哪种吸收模式更接近事实，Rink等还利用铀系法对同一牙齿做了年代测定。作者也简单地讨论了中国一些其他遗址的测定结果，包括东北金牛山人地点。他们认为，原来采用的ESR测年模式低估了金牛山遗址早期铀吸收（EU）的年龄。(www.xing528.com)

陈琪等人的论文《中国早更新世遗址的电子自旋共振（ESR）测年》，反映中国在此研究领域所取得的进步。陈琪等挑选了许多早更新世的遗址进行ESR年代测定。在小长梁遗址，牙珐琅和牙基质中含有丰富的铀元素，除了一个年龄外，其余所有的EU和LU测定结果都比古地磁测定的结果要年轻。人字洞的ESR年代，比260万年、也有人估计是240万年的动物群年龄年轻得多。作者指出，妨碍ESR测年准确性的原因可能是沉积中的高放射性，这使测定的年龄比实际要年轻。他们没有提供人字洞测年标本所产层位的信息。陈琪等对巫山龙骨坡的测年结果将这个裂隙地点的晚期层位定在介于贾拉米洛事件和奥杜威正极性事件之间，同时指出参考古地磁结果，早期层位应处于奥杜威正极性事件。

吕遵谔以发现东北辽宁金牛山人而著名。他的文章《金牛山人的解剖学、年代学和文化背景研究》，根据与人化石共生动物群对所得出的年代作了更新，并对文化材料作了简单的介绍。本文的主要部分是对颅骨形态及体骨所进行的研究。金牛山人是早期智人，是目前中国东北发现的最早的智人化石。金牛山属中更新世晚期的断代，使许多学者提出直立人和早期智人曾在中国并存的看法。然而，周口店第一地点1—2层的高精度热电离质谱铀系法测年结果表明超过40万年，然而和县人洞穴遗址利用ESR和铀系法重新测定的年代数据在54.2—28.9万年之间。吕遵谔描述了金牛山人头骨的许多特征，指出其性状介于直立人和现代人之间，该结论也为其他学者所提出。金牛山人的髋骨显示为女性解剖学特征，而先前金牛山人因其总体较为粗硕的颅骨被鉴定为男性个体（除了颅骨较薄之外）。在此有必要指出，尽管金牛山人的大部分颅骨性状也见于国内其他化石人类（如突出的颧骨和铲型门齿），但是也具有和本土不同的形态。中国早期智人形态的镶嵌特征，也许表明地区间的基因交流。在此我们很高兴提到1995年发表的、由吴新智和F.E.Poirier合写的关于中国化石人类和古猿的非常有价值的简介。相对于几千件动物化石，金牛山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不多。动物群中最多的是鹿。最引人注目的是动物骨骼上的人工改造证据——被吕遵谔认为是“灰堆”的带有切痕、砸过和烧过的骨骼。“灰堆”包括烧骨以及一般被描述为“火塘”的遗迹，部分残留物像是石头和黏土的建筑痕迹。从环境背景判断，并参考某些间冰期动物群以及穴居生活，火很可能被用来烤肉。

正如R.Shutler Jr.在本书最后《论中国更新世考古学》一文中所指出的:“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正趋于成熟”。Shutler从事东南亚地区和中国古人类研究工作30多年，他能告诉读者这样的感受，这些国家的更新世考古学经过艰辛的努力而最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Shulter所讲述的个人研究经历，是他直接目睹的考古学的进步。

毫无疑问，我们可望中国更新世考古学研究在今后取得更大的成就。同样无疑的是，本书仅仅标志了中国旧石器考古材料和阐释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中西学者的合作研究将会提出更多的新课题，并会激励未来的调查在有关亚洲古人类起源和行为方面作出更深入的研究。只有努力了解中国考古研究所从事的实践和运转框架，才能有望从全球范围在古人类对更新世环境适应的问题上达成最少学术偏见的共识。

（原载Chen Shen and Susan G.Keates eds.，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Pleistocene Archaeology.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BAR）International Series 1179，Oxford:Archaeopress，2003。译文略有删节）

①J.S.Aigner，Archaeological Remains in Pleistocene China，Munchen:C.H.Beck，1981.

②R.K.Wu，and J.W.Olsen eds.，Paleoanthropology and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Orlando:Academic Press，1985.

③S.Miller-Antonio，Lithic Variability and the Cultural Elaboration of Upper Pleistocene North China，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University of Arizona，Tucson，1992.

④J.Leng，Early Paleolithic Technology in China and India，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Washington University，St.Louis，1992.

⑤C.Chen，A Comparison of Microblade Cores from East Asia and Northwestern North America-Tracing Prehistoric Cultural Relationships，Unpublished dissertation，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McGill University，Montreal，1992.

⑥S.G.Keates，The Significance of the Older Paleolithic Occurrences in the Nihewan Basin，Northern China，in the Context of Important Early and Middle Pleistocene Northern Chinese Localities，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School of Anthropology，University of Oxford，1995.

⑦J.Brantinghan，Astride the MoviusLine Late Pleistocene Lithic Technological Variability in Northeast Asia，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University of Arizona，Tucson，1999.

⑧X.Gao，Explanations of Typological Variability in Paleolithic Remains from Zhoukoudian Locality 15（China）.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University of Arizona，2000.

⑨S.J.Wang，Perspectives on Hominid Behavior and Settlement Patterns:A Study of the Lower Paleolithic Sites in the Luonan Basin，China，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School of Historical and European Studies，La Trobe University，Bundoora，2002.

⑩贾兰坡、盖培、尤玉柱:《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S.J.Wang，Perspectives on Hominid Behavior and Settlement Patterns-A Study of the Lower Paleolithic Sites in theLuonan Basin，China，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School of Historical and European Studies，La Trobe University，Bundoora，2002.

高星、欧阳志山:《趋同与变异:关于东亚与西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比较研究》，见童永生等编:《演化的实证——纪念杨钟健教授百年诞辰论文集》，海洋出版社1997年版，第6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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