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历史收藏揭秘的介绍

徽商涉足收藏的历史寻踪

沈振辉

我国民间收藏的发展史上，徽商参与收藏活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明中叶至清代，“贾而好儒”的徽商广泛参与收藏活动，而那一时期，正是我国民间收藏活跃发展，收藏风气发生丕革的关键时期。徽商是怎样参与收藏活动的，徽商的收藏活动对当时和后世的民间收藏产生了什么影响，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一、典籍所见的徽商收藏活动

徽商出自安徽南部的徽州，原本经营林木、生漆、茶叶、文房四宝等当地的土特产。明代中叶以后，徽商介入了盐业买卖，逐渐发展成商界的巨擘，所涉生业日益增多，与收藏活动相关的古玩业也成为徽商经营的行当。

徽商经营古玩在明清人的笔记中多有所见，明末嘉兴人李日华写的《味水轩日记》，记述其从万历三十七年（1609）到四十四年八年间的生活。李日华喜好收藏，常与古玩商人交往。日记中提到的古玩商有许多来自徽州，李日华称他们为“徽人”、“歙人”。其中有一个歙人名叫项老，在杭州开了一家鬻古店，李日华赴杭时多次去他店里，成了项老的常客。另有一个名叫胡雅竹的歙县古玩商仅在万历四十四年一年中就九次登临李日华的府上。

明清的徽州人在古玩的经营方面十分活跃，他们出手大方，常以高价购入古玩。《客座赘语》记载:“（姚）叙卿有山谷书法华经七卷，纸用澄心堂，光滑如镜，价至七百金。叙卿殁后，曾有人持以质于余，余睹其字多沓拖疎慢，似非双井笔也，后竟为徽贾以重价购去。”^①《陶庵梦忆》也写道:“霞头沈佥事宦游时，有发掘齐景公墓者，迹之，得铜豆三，大花樽二。豆朴素无奇。花樽高三尺，束腰拱起，口方而敞，四面戟楞，花纹兽面，粗细得款，自是三代法物。……后为驵侩所啖，竟以百金售去，可惜！今闻在歙县某氏家庙。”^②

《陶庵梦忆》所说的古物流入徽州的情况并不是个例。明清时期的徽州不仅有许多以经营古玩为业的商贾，也有许多对收藏古玩感兴趣的商贾，特别是一些经营盐业致富的商贾，对古玩的收藏更是不遗余力。在此情况下，大量文物流入了徽州。明末清初歙县人吴其贞是个古玩商人，他撰写的《书画记》记述从崇祯八年到康熙十六年40余年经营生涯的所见所闻。书中谈到徽州的古玩等文物流入状况:“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县，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在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时得甚多。其风开于汪司马兄弟，行于溪南吴氏丛睦坊，汪氏继之。余乡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榆林程氏，所得皆为海内名器。”^③

晚清咸、同年间，徽州歙县潭渡人黄崇惺在《草心楼读画记》中记其祖上所藏名人字画，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吴道子的《黄氏先圣像》、阎立本的《孔子事迹二十四图》、李龙眠的《白描十八应真渡海长卷》等，历代珍品充箱满箧。而像他家这样的收藏在当年的潭渡并不为稀罕。他追忆儿时的景象说:“余生也晚，里中耆宿，多不及见，……是时休歙名族乃程氏铜鼓斋、鲍氏安素轩、汪氏涵星研斋、程氏寻乐草堂，皆百年巨室，多蓄宋元书籍、法帖、名墨、佳砚、奇香、珍药与夫尊彝、圭璧、盆盎之属，每出一物，皆历来赏鉴家所津津称道者。而卷册之藏尤为极盛，诸先生往来其间，每至则主人为设寒具，已而列长案，命童子取卷册进，金题玉躞，锦贉绣褫，一触手，古香经日不断，相与展玩叹赏，或更相辩论，齗齗不休。某以髫龄随长老坐隅，盖往往见之，恨尔时都无所知，百不能一二记忆也。”

他还说:“余幼时游里中诸收藏家，亲见其论画必宋元人乃辨别其真假工拙。明及国初不甚措意，若乾隆以来鲜有齿及者。”^④

明清的徽商中以盐商最为富有，盐商发财后将钱财大量用于构筑园林别墅、蓄养梨园唱班及购藏书画骨董。清人黄钧宰对盐商张氏的容园有过这样的描述:“一园之中号为厅事者三十八所，规模各异。夏则冰琑竹簟，冬则锦幙貂帷，书画鼎彝，随时更易。饰以宝玉，藏以名香，笔墨无低昂，以名人鉴赏者为贵；古玩无真赝，以价高而缺损者为佳。花吏修花，石人叠石，水木清湛，四时皆春。金钗十二，环倚一堂，赏花钓鱼，弹琴度曲，惟老翁所命，左右执事，类皆绮岁俊童，眉目清扬，语言便捷，衣以色别，食以钟来。……梨园数部，承应园中，堂上一呼，歌声响应。”^⑤

黄钧宰称盐商玩骨董不辩真赝，“以名人鉴赏者为贵，以价高而缺损者为佳”，这一现象与《万历野获编》中谈到的“新安耳食”可相引证。徽州古称新安，故徽商人称新安商人，“耳食”是食不知味的意思，比喻学识浅薄。“新安耳食”是对徽商涉足收藏的讽刺。明清富有的徽商在古玩市场上常常一掷千金，有时买入的却是假骨董。《万历野获编》的《假骨董》、《晋唐小楷真迹》、《旧画款识》诸条都有此种事情记载。书中甚至认为上等的文物流入徽商之手，好比“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高阳女卖嫁蛮酋”。这些话反映了当时人对商人玩骨董的一种成见。同时，它也反映了徽商在当时确实大量涉足收藏活动。《万历野获编》说到财大气粗的徽商执收藏市场之牛耳的现象:“比来则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赀，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自顾氏印薮出，而汉印裒聚无遗。……印薮中所列，及顾氏续收，玉章多至八百方，大半皆出两汉，后为吾里项墨林所得，余皆得寓目。笤华琬琰不足比拟，至今思之，梦寐中尤为色飞。闻今亦渐散佚，盖渐为徽州富人以高价购去。”^⑥

当然，徽商玩骨董并不都是用来炫耀的。徽州人“贾而好儒”，不少商贾在经商之余，习读经史、吟诗作画。他们风雅好客，常与文人学士往来，在一起览胜访古、诗酒聚会。有些徽商还请文人坐馆家中，供养其研究学问。如，盐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倾心结交名士，四方游士过访“适馆授餐，终身无倦色”。厉鹗、全祖望、杭世骏等文人都曾馆于其家。盐商江春在扬州郊外筑有康山园，“海内名流至邗江者必造焉”^⑦。钱陈群、曹仁虎、戴震、袁枚、金农、郑板桥、吴烺等名士经常造访。“奇才之士，座中常满。”^⑧他们诗酒酬唱之余，常在一起赏鉴书画、考辨文物，有时还一起校勘、刻印古籍。盐商鲍廷博刊刻《知不足斋丛书》时，就有顾广圻、卢文弨、吴翌凤、朱文藻、王鸣盛等人助其校勘。

由于明清徽商积极介入收藏，到了清代，以收藏闻名的徽籍人士数量大增。清代以前，安徽以收藏闻名者并不多见，明末姜绍书作的《韵石斋笔谈》罗列明洪武迄崇祯三百年间全国的藏书家54人，其中安徽仅休宁程敏政一人^⑨。这一状况至清代有了根本改观。清乾隆年间，朝廷开四库馆，征集天下遗书。应征者中进献图书500种以上的全国仅四家，其中，除天一阁藏书楼主人范懋柱是宁波人外，其余马裕、汪启淑、鲍士恭三家都是徽州籍盐商。马、汪等人不仅藏书极富，而且还旁涉其他收藏。如马裕的父亲马曰琯“好古博雅，考校文艺，评骘史传，旁及金石、书画、鼎彝、古玉、玩器诸物”^⑩。马家“每逢午日堂斋，轩室皆悬钟馗，无一同者。其画手亦皆明以前人，无本朝手笔。”汪启淑癖好收藏印章，所藏印章多达万枚，仅材质就有金银、玉石、玛瑙、珊瑚、青金、蜜蜡、青田、昌化、寿山、铜磁、象牙、水晶、黄杨、檀香、竹根等几十种。

马、汪、鲍家献书是徽商收藏成果的一个缩影。据《扬州画舫录》记载，清代癖好收藏的徽商有曾任两淮盐务总商的江春、鲍志道、鲍漱芳以及他们的族人。其中江氏一门有江春及其兄弟江昉、继子江振鸿、侄子江振鹄、江振鹭，以及族人江恂、江德量、江立、江士相等，江恂收藏的金石书画在东南地区首屈一指。鲍氏一门中，鲍志道及其弟鲍方陶、子鲍漱芳、鲍勋茂的收藏均远近闻名。除此以外，徽籍盐商中以收藏出名的还有马曰琯、马曰璐兄弟，黄履晟、黄履暹、黄履炅、黄履昴兄弟，巴廷梅、巴慰祖父子等。

清代不少徽商在收藏之余，还对藏品进行研究或加以著录，为后人留下了一批收藏类的著述。如:鲍志道、鲍漱芳父子有家藏的书画著录《安素轩藏书书画目录》；鲍康将他集藏、研究的历代钱币写进了《观古阁泉说》、《观古阁丛稿》、《大钱图录》；汪启淑有《飞鸿堂印人传》、《飞鸿堂印谱》、《集古印存》、《秋室印粹》、《静乐居印娱》等多种集藏、研究印玺的著述。

二、祖籍徽州的收藏家

收藏是可以感染、传承的文化，清代嗜好收藏的徽籍盐商中，父子、兄弟、子侄几代人递接收藏的现象比比皆是。道、咸之后，由于盐法改革和兵燹战乱的打击，盐商的昔日风光已不再，然而，徽籍商贾嗜好收藏的风气却在徽人中绵延流传。近代以来，收藏大家中屡现祖籍为安徽人的身影。

1951年，上海的潘达于女士将祖传的大克鼎、大盂鼎这两件西周时期的国之重器捐献给国家，受到文化部的褒奖。之后，她又分几次将家藏的历代字画等文物捐献国家。潘氏祖居苏州吴县，然而其先人是在明代从安徽歙县迁往吴县的。潘氏先人在吴县经商出仕，世族繁衍，成为有名的望族。清代中期，潘氏家族出了一个状元宰辅潘世恩，历仕乾、嘉、道、咸四朝。晚清时，潘氏家族又出了一个重臣潘祖荫，官至工部尚书、大理寺卿、军机大臣。潘祖荫酷爱收藏，大克鼎、大盂鼎都是他的藏物。他还藏有史颂鼎、郾侯鼎等其他青铜器数百件，以及大量的历代书画、古籍。潘祖荫殁后，其藏品辗转，最后由其孙媳潘达于继承。

潘氏家族在藏书方面屡有建树。潘氏的藏书最早可上溯至潘世恩的伯父潘亦隽的藏书楼“三松堂”，其后有潘祖荫的“滂喜斋”、潘祖同的“竹山堂”等，到晚清民国时，传至潘博山、潘景郑兄弟，薪火相传已历六世。1919年，潘氏兄弟在吴县书市购得一部宋蜀大字本《后山居士文集》，甚为珍重，将藏书处改名为“宝山楼”。藏书之外，潘博山又好收藏历代尺牍，集有名人手迹一千余家。潘景郑则嗜藏碑拓和砚台，所藏历代碑拓多达近两万件。

苏州吴氏是与潘氏相似的近代收藏世家。吴氏的先人也是明代从安徽迁至苏州的新安商人。晚清时，吴氏家族出了一位吴大澂，官至湖南巡抚。吴大澂忆及其先祖，虽弃儒业贾，然而不费书卷，家中藏有许多名人尺牍、书画碑版。吴大澂受其家庭影响，也癖好收藏，是晚清有名的金石、书画收藏家，有《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愙斋砖瓦录》、《古玉图考》、《十六金符斋印存》等著录其藏品。吴大澂去世时，将藏品一分为二，一份给两个待字闺中的女儿，一份给其继孙吴湖帆。吴湖帆除得到这笔遗藏外，还得到其妻子潘静淑（潘祖荫孙女）陪嫁带来的藏品，以及其外祖父沈韵初的遗藏。他自己也不遗余力收藏，其藏品之富足以抵得上一座中等规模的博物馆。吴湖帆极富艺术天赋，是著名的画家和书画鉴定家，被誉为“北张（大千）南吴（湖帆）”，“中国画界的半壁江山”。他的成就与其祖荫的收藏是不无关联的。

晚清时期，盐商势力衰落，但是丝商行情却看好。浙江南浔镇上有四家家财千万以上的丝商，人称“四象”，其中张、庞“两象”的祖籍来自安徽。民国时，两家各出了一名收藏巨子。

张家的收藏巨子叫张葱玉，他嗜藏古画，藏品中最负盛名的是唐人张萱的《唐后行从图》和周昉的《戏婴图》。他收藏的元人画堪称大宗，元以下的画作更多，其中有不少铭心绝品。张葱玉的收藏也受到家庭的影响，他的祖父张石铭喜好收藏古籍，有宋元珍版古籍近百部。他的七叔张乃骥是位有名的钱币收藏家，所藏历代珍泉名列全国第二。

庞家的收藏巨子庞莱臣也是一位嗜藏古画的名家。庞莱臣精于鉴赏，所藏历代名迹很多。他曾就藏画编录过三部目录:《虚斋名画录》著录藏画538件，《虚斋名画续录》补录藏画195件，《中华历代名画记》为参加1915年美国费城博览会而编，著录藏画中的绝世精品78件。庞莱臣的书画收藏冠于江南，堪称近代最大的书画收藏大家。

近代祖籍安徽的收藏家中还有一部分是清末淮系重臣的后人。晚清时期，淮系军阀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崛起，不少将领成为朝廷重臣。其中有些淮系将领的后人在随后的洋务运动中得风气之先，成为商界的翘楚。他们经商之余，热衷于收藏，终成收藏大家。

安徽庐江人刘秉璋是李鸿章的心腹大将，太平军平定后官至四川总督。其子刘体智荫官户部郎中、大清银行安徽总办，民国后任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刘体智雅好收藏，在上海建造小校经阁用于收藏。他的藏品中有大量的甲骨、青铜器、书画、古墨、钱币、印玺、碑拓、古籍等物，其中甲骨藏有28000多片，为国内现有全部甲骨的1/3，属私家收藏甲骨之最。他收藏的青铜器和古乐器亦有不少惊世之作。但是，他最心仪的藏品是书。刘体智的藏书是在安徽老家的藏书楼“远碧楼”的基础上发展的，“远碧楼”有四五万册藏书，刘体智将其运到上海，继续扩大收藏，很快达到三十万卷之多。刘体智在藏书方面有个雄心勃勃的设想，他希望将四库全书中的存目之书统统收齐，恢复被四库馆臣删改的原刻本旧貌。为此，他雇佣了十几名抄书校书者，在书海中忙碌不停。但此项工作因工程量太大，最后没能完成。

周馥也是出自淮系的清代高级官员，他是安徽建德（今东至县）人，晚清时做过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等要职。周家的儿孙辈中有不少知名的收藏家。周馥的儿子周学熙创办唐山启新洋灰公司、中国实业银行等企业，是北方著名的实业家。周学熙爱好收藏，藏品中有不少宋元珍本书。周学熙的儿子周志辅是位戏剧资料收藏家，收集了北京从光绪年间至1947年的戏单资料上万张。他的侄子周今觉是位集邮家，收藏的清末“红印花加盖小字壹圆票四方连”是中国最为珍贵的邮票之一，被人称作“中国邮王”。他的另一位侄子周叔弢更是一位了不起的收藏家。周叔弢与周学熙一起经营过实业，也是一位实业界的巨子，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叔弢从16岁开始购求古籍，研究版本。他把一生中的大部分积蓄用来购买古籍善本和其他文物。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向国家捐献藏书文物，其中仅1952年一次就捐出宋元明珍贵古籍715部、2672册。他捐赠的藏品中还有数千种清代善本、700余部清代活字印刷版书、900余方战国秦汉古印玺、《永乐大典》残卷、隋唐佛经写本以及大量历代法书绘画珍品。是建国后向国家捐献藏书文物最多的人之一。周氏家族中的收藏家还有古陶瓷收藏家周进、古墨收藏家周绍良。周学熙的妻弟藏书家刘世衍、周叔弢的外甥钱币收藏家孙鼎也可以作为这个收藏世家的外延成员。

西方有一个谚语说， 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这话用在收藏世家上也是十分贴切的。收藏是一种富有涵养和艺术性的文化，收藏大家的出现往往需要经过几代人的浸润，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明朝后期，徽商涉足收藏活动曾被人讥讽为“新安耳食”、“厮养卒妇”、“蛮酋”，然而，数百年之后，原籍徽州的收藏家却成为中国民间收藏成就最为卓著的群体，其中的变化耐人寻味。

三、徽商对收藏风气丕革的影响

在我国的民间收藏发展史上，明中叶至清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收藏成为社会的流行时尚，出现诸如收藏者的队伍扩大、藏品的种类增加、藏品买卖的市场化程度加深等新气象。而这一时期正是徽商积极介入收藏活动的时期，历史资料证明，徽商涉足收藏活动对于当时的收藏风气丕革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作用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1.对收藏的主体（收藏者）的影响

我国的民间收藏虽然起源较早，但是，在明代中叶以前，收藏还主要是士大夫阶层的乐事。明中叶以后，徽商开始涉足收藏，然而，商业在封建社会属于末业，商人的社会地位不高，经商发财者更是被人视作暴发户，为读书士子所藐视。因此，徽商的收藏行为被士大夫们耻笑。《万历野获编》称徽商玩骨董是“新安耳食”，与其时代相近的沈春泽在《长物志》序中也说:“近来富贵家儿，与一二庸奴钝汉，沾沾以好事家自命。”“好事家”是古人对不学无术，又喜好炫耀的收藏者的称呼。

士大夫的非议并不能改变徽商涉足收藏的趋势。明中叶以后，徽商在收藏市场上越来越活跃，他们大量买入骨董书画古籍等各类藏品，“曰千曰百，动辄倾囊相酬”，以至于当时的收藏市场上有“徽人为政”的说法。(www.xing528.com)

徽商的收藏活动是商人阶层涉足收藏的开端，在当时，商人的地位不高，商人涉足收藏遭到讥讽，然而，它却代表着收藏者的发展趋势。几百年后，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潘宗周》一篇的按语中说:“近来银行家多喜藏书，武进陶兰泉、上海刘晦之，其最著者也。闻杭州叶揆初者，亦浙江兴业银行董事，收藏稿本、钞校本甚多。往日藏书之事多属官僚，今则移之商家。官僚中虽不乏有力者，而忙于钻营征逐，无暇及此，亦可以觇风气之变迁也。”徽商作为商人阶层的代表，是伦明按语中所说的银行家等近代商家的先驱。伦明认为民国时代藏书之事由官僚移至商家体现了收藏风气的变迁。然而，历史考察证明，明清时代的徽商涉足收藏其实已开启了商人阶层跻身收藏的先河。

徽商涉足收藏打破了士大夫收藏者的一统天下，对收藏者是一个重要的示范。在他们的影响下，收藏者的队伍逐渐扩大。明人都穆在《寓意编》中记述他亲眼目见的四十多人的藏品，其中的藏主既有官员，也有一般的士人，还有医士、僧人和裱褙匠。有的人仅有一二件藏品。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亦提到，娄江曹孝廉家有一个姓范的仆人，嗜好骨董。曾购进一幅阎立本醉道士图真迹，王伯榖胁迫以廉价售与他，范姓仆人假意答应，暗地里却叫人临了一幅赝品给他，真迹另售他人，得到善价。这些记载都说明，明中叶以后，收藏者已不完全是文人士大夫。

收藏者队伍的扩大使收藏品飞入了一般的寻常百姓之家。清初人姚廷遴在《历年记》中记载，明末松江城里“至如极小之户，极贫之弄，住房一间者，必有金漆桌椅、名画古炉、花瓶茶具，而铺设整齐”。咸、同年间的黄崇惺在《草心楼读画记》中也说，在太平天国战火烧到歙县前，当地经济状况一般的“中人之家”都有藏品，有的甚至把金农、郑板桥的作品用以粘柱障壁。

2.对收藏的客体（藏品）的影响

谈起收藏，人们往往会联想起“古玩”、“古籍”之类的词汇，将藏品的古旧程度与其内在价值相联系。然而，明中叶后，出现了一种玩赏、收藏“时玩”的新概念。“时玩”指的是近世或当代制作的物品，明代的“时玩”有明人书画、永乐漆器、宣德铜炉、宣德蟋蟀盆，永乐、宣德、成化窑器、折叠扇、紫砂器、竹木雕刻、紫檀红木器等，在收藏者的追捧下，“时玩”的身价猛增，可与古物匹敌，有的甚至超过古物。在明末的藏品市场上，如一幅唐人尉迟乙僧的《盖天王图卷》只卖40两银子，一幅宋人黄笙的《柳塘聚禽图卷》价值80两银子，而明人仇英的一幅《汉宫春晓图》却卖到了200两银子。宣德铜炉是宣德年间御用作坊生产的，其用料考究，工艺精湛。明末张岱见到的宣炉，价格高达一百四五十金一个，尚因市面希见而炙手可热。有个苏州的回族人甘文台见到宣炉价高，便以乌斯藏（西藏）的渗金铜佛捶碎为原料，大量仿制。他仿制的宣炉人称“甘文台炉”，在藏品市场上亦相当抢手。

“时玩”受到追捧与徽商的炒作是有关的。《万历野获编》说，“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这一新的收藏时尚“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囊相酬”。“新安耳食”、“诸大估”指的是徽州商人。王世贞《觚不觚录》有同样的记载，说:“书画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镇以逮沈周，价骤增十倍。窑器当重哥汝，而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王世贞在提到这一现象的原因时也说到徽商，认为:“三十年来元画价昂，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

“时玩”类藏品的价格超过古物，在一部分士大夫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就疾呼:“沈唐之画，上等荆关；文祝之书，进参苏米。其敝不知何极！”然而，收藏风气的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明末的“时玩”收藏之风尽管遭到部分士大夫的反对，可它还是发生了。从民间收藏的发展来看，“时玩”类藏品受到人们的青睐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其一，它改变了藏品以古为珍的旧观念，把近世或当代的物品纳入收藏的范畴，扩大了藏品的种类，这是收藏观念的一次飞跃。后世不断有新的“时玩”类藏品出现，如，清代的鼻烟壶、自鸣钟；近代的邮票、火花、月份牌；以至当代人收藏的磁卡、像章等，都属于“时玩”类的藏品。其二，“时玩”类藏品对文物的保护有重要意义。“时玩”和古玩是相对而言的，明人称作“时玩”的明代书画、瓷器等流传到今天，都已成为珍贵的古玩。珍惜“时玩”的收藏之风使那些物品在其当代免遭破坏，为后世留下许多宝贵的文物。其三，“时玩”类藏品对手工艺品生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明代的“时玩”有不少当时人制作的手工艺品，出自名匠之手的物品更为人争相购藏。如，沈少楼、柳玉台所制折扇，每柄价“至一金”，蒋苏台的折扇“一柄至值三四金，冶儿争购，如大骨董。”龚春、时大彬制作的瓦瓶（紫砂器）一个价至二三千钱。还有名匠胡四制作的铜炉、何得之制作的扇面、赵良璧制作的锡器等都为人追捧。“一时好事家争购之，惟恐不及”。明代的精细手工艺品制作相当发达，据史料记载，天启时常熟人王叔远能以径寸之木“为宫室器皿人物，以至鸟兽木石，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另一雕刻名家夏白眼在一个乌榄核上刻出16个娃娃，每个娃娃只有半粒米大小，而眉目喜怒悉具。这些精湛的技艺令人惊羡。“时玩”价值的抬高对手工艺品制作技术的进步无疑具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3.对收藏市场的影响

明清徽商涉足收藏还推动了收藏市场的发展。明代中叶以后，徽商在收藏市场上处于执牛耳的地位，他们财大气粗，动辄“曰千曰百”地购藏书画、古籍及各类玩好之物，对收藏市场的繁荣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明代后期，大城市中有许多买卖图书和文玩古物的商肆。如佚名笔记《如梦录》记述开封的商业街市，就有画店、揭裱书画页店、翻刻经书店、书铺、笔铺、扇铺、纸店、骨董店、珍宝店、香料店等与集藏品制作、销售有关的店铺。店多成市，是商业发展的规律。据明人胡应麟的记载，当时一些大城市中已有成片开设的书肆街，北京的书肆集中在大明门右侧、礼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南京的书肆在三山街及太学；苏州的书肆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县衙前；杭州的书肆在镇海楼之外，及诵金门内、弼教坊、清海坊等处。明代一些大城市中集市上的古玩类商品买卖也很兴隆。《帝京景物略》记北京的灯市和城隍庙市上有“夷蛮闽貊之珍异、三代八朝之骨董”，“图籍之曰古今、鼎彝之曰商周、匜镜之曰秦汉、书画之曰唐宋、珠宝象玉珍错绫缎之曰滇粤闽楚吴越，”各色与集藏相关的商品应有尽有。《陶庵梦忆》记杭州西湖的昭庆寺两廊摆满了“三代八朝之骨董、蛮夷闽貊之珍异”，无日不市。逢花朝至端午的香市时，昭庆寺更为热闹，“殿中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棚，棚外又摊，节节寸寸，凡胭脂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经典木鱼、?儿嬉具之类，无不集。……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

清代的图书、古玩市场更加繁盛。乾隆年间，北京买卖古玩图籍的市肆集中于琉璃厂一带，形成规模效应。“凡骨董、书籍、字画、碑帖、南纸各肆，皆麇集于是，几无他物焉。上至公卿，下至士子，莫不以此为雅游，而消遣岁月。”扬州在乾嘉年间，也是“骨董成市”，夏商之鼎、秦汉之尊、淳化之帖、定州之窑、宣德之炉、成化之瓷，甚至断碑残碣、废铜烂铁、破瓷碎玉，都如龙宫斗宝，齐集于市。“一瓦也而值百金，一石也而值千钱。……超等之物，归于超等之家，次等之物，转入次等之手，不胫而走，永无遗弃。”

明清时的徽州是高移民输出地区，在外经商的徽州人有许多侨寓客地，时间长了，他们渐渐融入当地社会，在侨寓地土著化了，其所蓄积的财富也大量留在了侨寓地。明人王世贞曾指出:“大抵徽歙，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所蓄聚，则十一在内，十九在外。”徽商涉足收藏使徽州成为文物的集中流向地，同时，他们也把大量文物带到了侨寓的客地。然而，与被收藏的文物相比，收藏风气的改变恐怕是徽商涉足收藏的最大贡献了，时至今日，我们仍可感受到那一时代的收藏遗风。

①（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八《赏鉴》。

②（明）张岱:《陶庵梦忆》卷六《齐景公花樽》。

③吴其贞:《书画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

④黄崇惺:《草心楼读画记》，《美术丛书》第1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⑤（清）黄钧宰:《金壶浪墨》卷一《盐商》。

⑥（清）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玩具》。

⑦（清）汪鋆:《扬州画苑录》卷二。

⑧（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二《桥东录》。

⑨（清）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

⑩（清）钱泳:《履园丛话》卷二十《园林》。

（清）阮元:《广陵诗事》卷七。

（明）文震亨:《长物志》。

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

《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袁中郎先生全集》卷一六。

（清）张潮:《虞初新志》卷一。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

（明）刘侗、于亦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卷四。

（明）张岱:《陶庵梦忆》卷七《西湖香市》。

《郑板桥外集·尺版·枝上村寄米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