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姑娘与三寸金莲：女性足履文化的揭秘

时间：2023-07-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从灰姑娘到三寸金莲——古今女性足履文化管窥韩佳瑶1.前言欧洲经典童话《灰姑娘》中贯穿全剧的水晶鞋导演了她与王子的劫后重逢。纵观中国文化史、生活史，相关的男女性别、地位研究或历代社会文化研究，但凡与人物个体有关的现有研究，多从人物的外观服饰入手，其中又以衣着、发饰、配饰为重。这组杂技俑上身赤裸，这通常被认定为贫穷或者地位低微的象征。由此，学者们认为他们不可能是将军、士官，或是来自当时的上层社会。

灰姑娘与三寸金莲：女性足履文化的揭秘

从灰姑娘到三寸金莲——古今女性足履文化管窥

韩佳瑶

1.前言

欧洲经典童话《灰姑娘》中贯穿全剧的水晶鞋导演了她与王子的劫后重逢。美国电影《阿甘正传》片头随着一片羽毛飘落至阿甘的鞋尖，传来阿甘的声音:“妈妈总说鞋子可以看出一个人很多故事，他们要去哪里，他们从哪里来。”这些鞋“举足轻重”，早已超越了作为鞋本身的作用而具有种种象征意义。这些象征意义也不仅仅局限于欧洲童话或美国影视剧本，虽然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范畴，鞋子总可以被赋予诸多文化象征。

纵观中国文化史、生活史，相关的男女性别、地位研究或历代社会文化研究，但凡与人物个体有关的现有研究，多从人物的外观服饰入手，其中又以衣着、发饰、配饰为重。例如，汉代画像石的人像身份可以通过配饰辨别，尤其是所刻画的佩剑和衣袍所系丝带。这在西方艺术史学科的方法论中称为肖像学（iconography）的方法，由潘诺夫斯基（Panofsky）提出，即以图像上的视觉判断认知事物的性质和意义，也为进一步追问事物性质的成因，或者提出更深层次的哲学式发问奠定基础。同样的例子，关于汉代画像石人像身份的判定，历史文献中也有相关“印带”体系的记载，即识别官员级别可以参见系带的颜色和随身的官印。因此，传统史学研究中文献考据的方法也是艺术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路径。本文旨在梳理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中鞋类作为相对被忽视的一个部分，笔者关注书画材料、考古材料中出现的鞋类遗存，采用西方艺术史研究中基本的肖像学方法，同时借助史学研究的文献考据，从而论述:始于秦朝的视觉图像传达中，鞋类作为人们服饰的一部分即在构建人的身份、社会地位、性别及职业差异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秦汉时期:鞋履的潜在象征含义

翻阅先秦时期的考古材料，不难发现，鞋的重要性似乎还被未提升到能与其他身体饰品相提并论的地步。例如，作为现有遗存最丰富的商朝时期的女性墓葬，妇好墓出土诸如发饰、扣带等饰品林林总总，却也未见有任何足部鞋具和鞋饰。事实上，考古遗存中发现的鞋具，或者图像描述中的鞋具在秦朝以前实为罕见。一直到秦以后，图像刻画中鞋的出现及差异才变得明显和丰富起来，逐渐成为人们服饰的一部分，作为一种从属的、潜在的象征，表达个体的社会地位。

学者一贯认为秦始皇陵墓中高度逼真的人雕像是代替真人牺牲的一种形式而放置在陵墓中。对于这些雕像的面部肖像、身体形态也有诸多描述。例如，巫鸿在其《陵墓陪葬俑:视觉传统的初始》一文中就对秦始皇陵中各式人物俑雕像进行了面部和身体姿态的研究^①。这类型的研究都无一例外把人像的尺寸、姿势、身体姿态和服饰作为可以辨别人物身份的要素^②。但如果我们把视线从人像的面部和身体下移到脚部，接踵而来的问题是:秦朝的工匠是否忽视了脚部、鞋的刻画?他们对鞋的刻画是否漫无目的?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秦始皇陵墓东部的一个大型地下结构中发现的真人大小的陶俑，被雕琢成仅仅穿短裙的模样，手执某种管状器具（图1）。这些特点使学者把这些陶俑定性为杂技俑^③。这组杂技俑上身赤裸，这通常被认定为贫穷或者地位低微的象征。由此，学者们认为他们不可能是将军、士官，或是来自当时的上层社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仅仅没有上衣，同时也没有穿着鞋子。不难看出，秦代当时制作这些陶俑的工匠宁可把这些陶俑的每个脚趾刻画得丝丝入扣，却也不愿意给他们穿上一双完整的鞋。

图1　秦始皇陵杂技俑

秦始皇陵中这种宁露齐全五趾亦不肯付一鞋的陶俑究竟是偶然现象，还是刻意为之?在秦始皇陵出土的其他材料对此提供了明显的对比。秦始皇陵三号坑，即四个坑中最小的一个，出土了一批四马连带陶俑，占据了地下宫室的中心位置（图2）。从图中可以看出，本应联系着陶质战马的战车已经遗失。站在四匹马背后的陶俑分成了两排。巫鸿对这些陶俑有着如下描述:“这些陶俑被精确地刻画了头发、胡子、眼睛、嘴、下巴、肌肉、肌腱、颈项、衣褶、衣带、带扣、绑腿带和盔甲。秦代工匠为了刻画出不同的发式、质感、盔甲上的系带细节、鞋底的凹槽等等费尽心思。之所以这么做，完全就是为了彰显这些陶俑个体的外观，以表达他们的军衔身份和等级。”^④

时间顺移，秦代工匠刻意而为的足部刻画，用来区别这些雕像的身份和等级的方法被西汉时期工匠所采纳。在西汉景帝的阳陵墓中出土了大量裸体俑（图3）。这些裸体俑周身光滑，身着橘黄色象征肤色的涂料，并且有丝织物的痕迹，显示他们可能原本有附着衣物^⑤。由于丝织物不利于保存，究竟这些裸体俑原本是否或者如何着衣不得而知，这对他们身份和地位的判断造成了困难。然而，这批裸体俑和秦始皇陵中杂技俑一样有着刻画精细入微的脚趾。

图2　秦始皇陵兵马俑3号坑人物俑、马俑

图3　汉景帝阳陵墓裸体俑

同为汉朝时期的马王堆汉墓也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人像雕塑遗存。马王堆汉墓中，各式各样的人像雕塑被安置在墓葬中，代表了轪后夫人的个人随从、歌者、舞者、乐俑和侍从^⑥。在这103个雕像中，有两具大型人像，头戴高冠，身着丝袍（图4）。仔细观察他们的脚部，也都体面着履。这两具人像比其他被认定为侍从的人像要高两倍，其中一具还写有“冠人”的字样，被学者们认定为代夫人的管家^⑦。

从上述考古发现遗存的人物雕像可以看出，在秦汉时期，工匠在制作人像时会以相应的赤足或者着履的表现手法来配合其他的因素，如身体形态、面部特征等来表达人像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在秦汉时期，除这些视觉传达的手法之外，历史文献中对于不同社会等级的人的着履现象也有记载，且时间可以追溯到先秦。

图4　西汉马王堆一号墓“冠人”

古代文献中最常见的鞋可能就是所谓的草履了，在当时是普通人以及众多社会等级较低的人的常物。《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了在大东地区贫困人的生活状态，写道“纠纠葛屦，可以履霜”，意思是把稻草鞋清理干净，为了可以用来在冬天的时候穿着走在霜面上^⑧。《孟子·滕文公上》揭示了一批相似的生活环境清贫的学者，“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⑨。这些学者都穿粗布衣服，扎捆稻草做成草鞋，并且编制草席用来省钱。草履并不仅仅是生活清贫的写照，在古代祭祀礼仪中，草履也是必要的仪式着装用品。依照《左传·襄公十七年》所记载，晏婴在他父亲即晏桓子死后，穿着有绖带的服饰，脚着草履^⑩。

穷人穿草鞋，富贵者享用上等丝织类的鞋在文献中屡见不鲜。《老学庵笔记》中就记载了北宋时期紫禁城中特设的制作丝履的丝鞋局，生产的数量不计其数。旧时有四川籍官员吴珙曾被看到被赐丝鞋数百双。寿帝即位后，规定只有上朝时才穿丝鞋，其他时候可以只穿罗质的鞋，后来丝鞋局逐渐被废除。

鞋的质料不仅体现了贫富差异，作为中国古代这样一个礼仪之邦的产物的鞋，也少不了道德层面的训示。《礼记·少仪》有言“君子不履丝屦，马不常秣”。这句话意在提醒人们把不穿丝履视作节俭的美德，就好比马匹不用常常喂得很饱。说到勤俭之德行，汉文帝可以算得上楷模。在《汉书》中，《贡禹传》和《东方朔传》都曾提及汉文帝不穿丝履。《贡禹传》记载道:“汉文皇帝衣绨履革，器亡琱文、金银之饰。”即汉文帝穿绨质的衣服，穿皮革质地的鞋，使用的器物没有雕饰的花纹，也不用金银质地器物。相类似的记载在《东方朔传》中也有:“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绨，足履革舄。”

尽管汉文帝因不穿丝履而在《汉书》中被视为勤俭，但也有众多历史人物能够负担丝履并且以此彰显财力，齐景公即其中之一。《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有言:“［齐］景公为履，黄金之綦，饰以组，连以珠。”记载了齐景公命人制鞋时以黄金材质作为鞋带，并且用珠宝相连接。《史记·春申君列传》讲述了平原君的门客造访楚国的春申君的故事。平原君的门客头戴玳瑁制的发夹以显示自己富裕，为了“回敬”平原君，春申君派遣门下三千门客中的上等门客脚着镶嵌了珠宝的鞋，平原君的门客方才相形见绌。

3.唐宋时期:女性足履初现端倪

依照前文所罗列材料，在唐朝以前，无论是考古遗存中工匠对秦汉人俑足部鞋袜的刻画，或是历代文献中对于足履的描述记载，虽然形形色色，但似乎有一个共同点，即与女性基本无关。所有文献记载和视觉材料所传递的由足履所透露出的有关价值、财富、道德条框大多为男性所既定。一直到唐朝时期的壁画和卷轴中，才开始显现出对女性着履的描绘，且该女性群体并非普通人，而是有着特定的皇室或贵族身份。

唐朝宫廷女性的鞋履在据传为周昉所绘的《簪花仕女图》中可见一斑（图5）。这幅作品中描绘了三位宫廷女性，相对其他两位，正中的这位尺寸最大，显示出其较高的地位，可能是妃嫔。左端的执扇侍女则是较明显的宫女身份，右端的则由于发式和居中女性雷同也被揣测为与居中女性地位相近。在对此三人宫廷身份有所框定之后，亦不难看出唐朝时期宫廷女性的鞋履深藏于裙袍下，只是露出了红色的鞋头。同样只是露出鞋头的描绘在其他唐朝的壁画中也比比皆是。例如李渊之子李凤墓中墙壁上有对两位宫女的刻画，两位宫女发式相近，其中一位手执羽扇，两人同样是只露鞋头。

图5　唐代周昉《簪花仕女图》

据传为宋朝摹本的杨子华《北齐校书图》由于是宋代摹本，故未能知晓是否完全还原了北齐时的风俗，抑或掺入唐宋时期元素也未可知，但此图大体反映北齐至唐宋间男女着衣穿戴习俗应属无误。杨子华《北齐校书图》中，前排后排各有两名女子或站立服侍、或执壶，额头均有白色粉饰（图6）。四人的鞋部刻画均隐隐约约、若隐若现，与唐朝时期风格雷同。值得注意的是卷幅右侧的男性，其右手伸出似在指点一旁的对弈局势，左手抚于替他脱鞋的男仆身上。这种将足部完全裸露的描绘方式并未在任何女性书画题材中出现过。

图6　北齐杨子华《北齐校书图》

宋朝由于唐中期以后出现的各种叛乱、异族入侵和征战，导致其成为一个变化诸多的时期。谈及鞋履，在宋朝也出现了两个与之前完全不同的习俗。其一，始于宋朝，鞋履首次成为人墓葬中的随葬品。这从秦汉时期工匠对于人俑鞋部刻画的细微差异旨在把鞋部作为判定人身份地位的随从因素，转变到了宋朝时期鞋履成为建构个体身份的一种更为直接的象征，且出现在墓葬中。

在福建省南部的城市福州，宋朝时期黄夫人墓中发现其足部被缠裹于布条中，形成所谓的“三寸金莲”。在其墓中354片零落的纺织品痕迹中还发现了5双尺寸介于13.3厘米到14厘米长、宽度为4.5厘米到5厘米的鞋（图7）。同样尺寸的鞋，在浙江省衢州市的一座墓葬中也有出土，但非布质，而是银质品，墓主为史生祖，死于1274年，与其第二任妻室合葬（图8）。

图7　宋黄夫人墓出土鞋

图8　元史生祖墓出土银质鞋

考古发现的这些墓葬中的鞋昭示了自宋朝起鞋成为陪葬品的这一重要变化，同时也使我们得以大胆猜测，例如墓主黄夫人以及史夫人如此小尺寸的陪葬用鞋即为当时缠足习俗的印证。缠足从11世纪起就逐渐被上层妇女所接受。早在女孩六七岁时，就由其母为其缠足。也有传说缠足是缘自10世纪时歌舞女所热衷，以使她们的脚部看上去更纤细、更优雅。因此，宋朝时期起盛行的缠足目的也是为了足部的外在美观。当时的女性即便知晓个中痛苦，但依然缠足，也是迫于当时社会的审美取向认为少有男人愿意娶大脚女人。

缠足在宋朝始于女性自我美化的需求，到宋代末逐渐稳定成为一种社会习俗，并且在有些学者看来隐含着婚嫁及情色的意味，正如唐宋时期卷轴、壁画中侍女纤足在长裙下若隐若现，显示了女性的婀娜体态。缠足习俗除了其始源本身暗含女性肢体美化的意义外，也使得在秦汉时期关于使用足履的种种以男性为主体的条框到了宋朝时期转移到女子身上。学者埃伯瑞谈到:缠足把女性的身体状态彻底改变了，使她们减少了活动，增加了静坐的时候，居家较多而非外出。由于减少了活动，这使女子变得更加温柔、懒散。在女性变得柔和、娇小、安静与懒散的同时，也就让男性的形象变得强大、更有侵略性。由于在宋朝时期，理想中的上等阶层男子的形象已经被约束成较为柔敛，所以必须相应地要求女性变得更温文尔雅。

4.当代回声:“如果鞋合脚”

近代中国始于19世纪的一场反封建、反对缠足的运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其背后强大的声音来自对男女平等的呼喊。近代西方也有类似来自女权主义者的提倡，直指西方女子穿高跟鞋对健康有害。柯沃林（Andrea Kworkin）更把女子缠足的习俗视为一种使女性在社会地位和心理上屈服的政治手段。他认为缠足把女子变成了性物品和奴隶，而在女性缠足受到痛苦的物品化过程中，男性显示了权力且得到了满足。(www.xing528.com)

近年在纽约城市大学里曼学院艺术馆举行了一场名为“如果鞋合脚”的展览，共有17名亚洲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参展。在所有作品中，两位华裔艺术家——郭妮娜（Nina Kuo）和蔡锦的作品尤为引人驻足。

郭妮娜是一名摄影家，作品常关注亚裔人的生存环境，尤其是亚裔美国人的女性特质和其他性问题。在她1980年回到南通第一次见到其祖母的时候，就为祖母晚年的残足震惊，于是用摄影镜头记录下来祖母的正面，旁边放置了祖母的小鞋（图9）。蔡锦的作品是一组高跟鞋设置，用丝织品做成高跟鞋面，表面有各种设计图案，其中也采用鲜红色作为主调色彩，蕴含了重生、女性特征、内脏器官，甚至暴力等含义（图10）。

图9　Nina Kuo摄影作品《外婆》，1980年

图10　蔡锦高跟鞋设置，1998年

从郭妮娜在其祖母晚年残足上看到她所无知的那段历史，以及蔡锦的作品中象征生命的鲜红色、暗含女性肢体特征的高跟鞋的大量运用，不难看出在纽约的这次展览虽以“如果鞋合脚”为题，但事实上对于女性本身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和地位提出了问题。作为女性本身，这些艺术家对于历史上的缠足问题又有怎样的感受?令人稍感意外的是，亚洲女性艺术家对于缠足习俗的反馈并非完全负面。在这次展览的官方网站上我们读到:“有趣的是，女性以自己诱惑人的足部来作为对自身女性性征的确定，使得女性暂时获得力量，而伴随的终极结果是体态的改变，这点在中西方是如此雷同。中国古已有着缠足习俗，西方高跟鞋风靡。作为有着中国渊源的《灰姑娘》的童话故事，在原本传统社会的土壤中就有着举足轻重的神秘色彩，至今依然成为现当代艺术家艺术创作的热门主题，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经典童话中，王子就是依靠水晶鞋的小巧尺寸找到了公主那双脚。只要大了一点点，幸福的结果就会南辕北辙。”

5.结语

对于足部鞋履的刻画在古代中国首先出现在秦汉时期的墓葬中，尤其是秦始皇兵马俑的人俑。我们注意到秦代的工匠在标示陶俑的身份、地位时，有意识地给予他们完整的鞋履或让他们光脚。到汉朝时期，这种足部刻画的方法和标准依然延续。来自先秦时期春秋战国以及汉代的历史文献也给我们提供了关于足履使用的各种依据，包括其所蕴含的道德模范意义。诸如稻草、丝绸、金质、珠宝等等材料制成的鞋，都具有各自一系列的适用范围，足以显示个体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以及他们是否愿意把鞋履材质和个人道德操守相联系，例如即便贵为天子的汉代皇帝，宁愿穿次等材质的鞋以显示节俭。

秦汉时期以男性群体为基准的制鞋用鞋以及其与社会地位的关联到了唐朝时期逐渐向女性群体过渡，我们开始目睹女性鞋履在唐朝卷轴、壁画中的出现。这些卷轴壁画中所描绘的宫廷女性，若隐若现的足部和绫罗鞋端凸显了娇羞的女性特征，以至到了宋朝缠足习俗的出现使女性居于内室，相对于男性处于从属地位，也可谓一脉相承。宋朝时，象征缠足习俗的小尺寸鞋履也出现在女性墓葬中成为陪葬品。历史上的缠足习俗不仅仅强调了男女间性别的差异，通过男女与生俱来的生理特点来延续这种差异，更在缠足这一过程中把女子物品化，使纤足成为婚姻的砝码来取悦男子。

缠足习俗在中国持续了几个世纪，直到19世纪起逐渐听到反对声。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缠足被彻底废除，它的影响力依然延续至今，成为各路艺术创作者的灵感源泉。纽约的一场《如果鞋合脚》展览，集中表达了亚洲女性艺术家对于鞋文化的感想，郭妮娜的摄影作品《祖母》记录了其看到祖母残足的震惊，然而她对于缠足习俗的解读也并非单纯的排斥，尤其在当缠足如高跟鞋一般有着女性性诱惑潜力的绵长的历史、社会和心理框架下，女性艺术家对此的感受也变得复杂起来。鞋在纽约展览中成为了女性的载体，也成为由此引发的疑问和反思的载体。而在今天，鞋作为人的个体象征意义并不局限于艺术创作，也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性别或群体，正如英语中有句谚语:只有当你穿了他的鞋走了一公里路，你才会真正了解这个人（You dont know a man until you have walked a mile in his shoes.）。

①Hung Wu，“On Tomb Figurines:The Beginning of a Visual Tradtion.”In Hung Wu and Katherine R.Tsiang（ed），Body and Face in Chinese Visual Culture，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p.38-47.

②《秦始皇园陵考古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③Hung Wu，“On Tomb Figurines:The Beginning of a Visual Tradtion.”In Hung Wu and Katherine R.Tsiang（ed），Body and Face in Chinese Visual Culture，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p.39.

④同上。

⑤同上书，p.37。

⑥同上书，p.36。

⑦高明:《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冠人”俑》，载《考古》1973年第4期，第255—257页。

⑧缪天绶选注:《诗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22页。

⑨J.Legge，“Works of Mencius，”in Chinese Classics:A Translation，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Prolegomena，and Copious Indexes，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60，Vol.2，p.246.

⑩J.Legge，“Dukes Yin，Hwan，Chwang，Min，He，Wan，Seuen，”in Chinese Classics:A Translation，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Prolegomena，and Copious Indexes，Hong Kong:Lane，Crawford＆Co.1872，Vol.8，p.474.

“禁中旧有丝鞋局，专挑供御丝鞋，不知其数。尝见蜀将吴珙被赐数百裲，皆经奉御者。寿皇即位，惟临朝服丝鞋，退即以罗鞋易之，遂废此局。”参见陆游:《老学庵笔记》，柴周注，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25页。

王梦鸥:《礼记校证》，侯志汉手抄本，1964年，第一卷，第31页。

（东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4年，第3069—3070页。

同上书，第2858页。

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中华书局，1962年，第124—125页。

《史记·春申君列传》:“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参见（西汉）司马迁:《史记》，台湾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93页。

P.B.Ebrey，The Inner Quarters: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