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明器揭示的民居建筑——文化遗产研究集刊

汉代明器所反映的民居建筑

汉代明器所反映的民居建筑^[1]

周桂发

对于两汉建筑，早在20世纪30年代，梁思成、刘敦桢等建筑学界前辈就作过探讨和研究，如《汉代建筑式样与装饰》等等，至今还是我们学习和研究汉代建筑的重要参考文献。他们主要通过古代文献记载，当时存世的零星实物，墓葬中出土的一些画像石、画像砖上的建筑图案，陶制建筑模型等，进行分析研究，这种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的方法对后人有很大启发。建国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汉代（主要是东汉）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随葬陶制建筑模型（明器）。这些材料是研究汉代建筑的宝贵资料，但至今尚未作较全面的整理和系统研究。本文试图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主要通过已发表的考古材料，按建筑类型排比，如住宅、楼阁等，并对屋盖式样、梁架结构，斗拱做法，门、窗外檐装修等等进行分析研究，再结合文献材料记载，利用一些画像石、砖上的建筑图案作参证，希图做成一篇有用的成果。这里要说明的是，由于两汉墓葬出土的建筑模型大多反映贵族、地主和平民日常生活起居的建筑形象，属民间住宅，因此，本文研究的对象也较多地侧重于民居建筑，而帝王宫殿、官邸衙署、宗庙礼制建筑等则一概从略，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

一、住宅院落

两汉时期墓葬中出土的大量房屋模型都是居住建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民居。

民居是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建筑类型，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之一。民居是人类使用最广泛、数量最多的一类建筑。我国民居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的穴居和巢居时代，经过长期的发展，才奠定了以木构架为主要结构方式的中国建筑体系。

两汉时期，居住建筑有很大的进展，尤以统治阶级的贵族们建筑大规模的宅第苑囿值得记述。西汉末年，皇室衰微，王侯外戚、宦官妾幸，竞相建造宅第和以模仿自然为目的的苑囿，而尤以东汉末叶为甚。西汉梁孝王武、鲁恭王馀，东汉济南安王康、琅琊孝王京，均喜好修筑宫室苑囿，其中以鲁恭王之灵光殿，因王延寿之赋而著称于后世（详见《汉书》、《后汉书》本传及《灵光殿赋》）^①。

东汉的跋扈将军梁冀更是奢侈荒唐之至。《后汉书·梁冀列传》记载:“冀乃大起第舍，而寿（冀妻）亦对街为宅，殚极土木，互相夸竞。堂寝皆有阴阳奥室，连房洞户。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竦青琐，图以云气仙灵。台阁周通，更相临望；飞梁石蹬，陵跨水道。金玉珠玑，异方珍怪，充积臧室。远致汗血名马。又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像二崤，……殆将千里。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②

汉代官僚贵族在生前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死后还想把人间的荣华富贵带到阴间里去享受。这样，他们生前使用的所有物品，包括住宅做成明器都随葬于墓中。由于现存汉代建筑实物无多，这些建筑明器恰好成为我们研究汉代居住建筑的绝好材料，从中可窥知当时大型、中型和小型住宅的大体面貌。

二、大中型住宅

大、中型住宅多为贵族、豪强生前所居住，可以分为宅院和坞堡两种类型。

1.宅院

宅院建筑模型在汉代墓葬中出土较多，典型实例有以下几件。

（1）西汉前期三进陶院落。1981年11月在河南淮阳出土一件建筑模型——三进陶院落，时代为西汉前期，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形制最大、结构最完整的一件组群建筑模型。

这套院落分三个部分，前院是主体建筑的第一进院，由门厅和两边的“马厩”组成。中庭为三进陶院落的主体建筑。中间的主楼是一座二门厅，从外形上看应属三层，顶为四阿顶，二门厅的两边是对称的两座四层角楼，从外形看基本相同，但“胡梯”方向相反。东部角楼下层和走廊连在一起，西接二门厅，结构简单，是为第一层。第二层向西通二门厅的二层，北通回廊，像一个过道。第三层、第四层都为四阿顶，均有胡梯相通。西部角楼下层前墙是走廊，向北为仓房，第二层东接二门厅，北和回廊相连。

在西角楼下部是仓房。在主殿西墙有一厕所。此二进院落的主体建筑——主殿是一座四阿顶楼阁，气势宏伟，通高74厘米，建于一“阶基”之上，阶基高10厘米。此殿阁宽39厘米，长53厘米，分为上、下两层，应属墓主人生活起居的主要处所。

三进院落的第三部分是后院，范围最小，建筑结构也较简单。其东部为猪圈，圈西是一厕所，厕所西部为厨房，内放灶、案、釜三大件。厨房西侧为佣人住房，建于一阶基之上。厨房和佣人住室共为一顶，为“人字坡”大脊。佣人住室的西侧又是一“单坡”厕所。

根据上述的布局来看，这是一座标准的三进陶院落^③（图1）。

图1　河南淮阳出土彩绘陶宅

（2）西汉晚期陶宅院落。该陶宅院落1959年在河南郑州南关出土，共由六部分组成。前有门房，前壁偏右开一门，后壁有一门道，为宅院的门户所在。后为正房，悬山顶，下有台基，是宅院主人起居之所。右有高楼一座，当是宅院主人的活动场所。左边庑殿顶的阙和一厨房，也是宅院的有机组成。正房右侧为一厕所，与猪圈连为一体，厕所居上，其房脊东部伏八只陶鸡，猪圈位于厕所之下，内卧一陶猪，它是院主人喂养鸡豕之处。

这套陶宅院，从结构上看，是一所相当完备而又实用的四合院落。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套陶宅院也是当时中小地主生活的真实反映^④（图2）。

1958年在河北邢台地区前炉子村西汉墓中也出土了一套陶宅院落，与郑州南关的一座较相似^⑤（图3）。

（3）东汉中期四合院建筑模型。1978年在陕西勉县老道寺一号东汉墓，出土一套四合院建筑模型。它系由19个单体建筑组合而成，面积为126平方厘米，具有宅门、院墙、左厢、右厢，正楼为单元的主体四合院，及偏房、佣人房、家禽、家禽圈为单元的偏院，共同组成一整套四合院。这个墓葬年代属于东汉中期，即公元100年左右。

图2　河南郑州出土陶宅

图3　河北邢台出土陶宅

这套四合院的平面布局组合形式，是由主、副两院横向并连组成的，左边院落是标准的四合式纵轴型建筑布局，宽敞高大的宅门，沿院内中轴线正对着后部与中部宏伟的四阿顶三重楼主体建筑——正楼，院内的两侧有左、右两厢房配列。右厢是重楼组合，形式多样，既有平顶式，又有四阿式、悬山式，层次错落有别。一层的平顶较大，左边置二、三层楼，右边置望楼，显得高低有序，它在院中与正楼一样占有主要地位，应该属于墓主人起居活动的重要场所。左厢为阔三间，高两层的粮仓，其建筑造型显得高而窄，但是，上、下两层的外装平板门、扶手楼梯、楼梯平台和活动梯，却增添了建筑外观上的艺术效果。左厢、右厢的组合虽不十分对称，但在配列上采取了均衡的手法，给人以丰富多彩的感觉。

经过正楼右侧院墙上的偏门，可进入一个小院，该院是三合式布局，前边是鸡窝，后边是牲畜圈和猪圈，其左边利用了粮仓后墙，右边设三间简单的平房，可能是佣人住房。

通过上述的布局和组合，明显地看出，左边大院是主体四合院，为墓主人一家起居活动的场所，右边是附属的偏院，为佣人居住和饲养家禽畜的地方，其整体布局是主体纵轴四合院与三合式偏院相结合的横向曰字形庭院^⑥（图4）。

汉代四合院式的住宅建筑形象，还可以从画像石、画像砖上得到印证。四川成都羊子山一号墓出土的汉画像砖，表现了经济生活较富裕的官僚地主或商人的四合院住宅^⑦（图5）。

从图上看，整个住宅用墙垣包围起来，内部再划分为左右并列的两部分，左侧为主要部分，右侧为附属建筑。主要部分又分前后两个院落，最外为大门，门内有面阔较大而进深较小的院子，再经一道门至平面近于方形的后院。这两个院子的左右两侧都有木构的走廊，与1953年发现的山东沂南县汉墓画像石所反映的日字形庙宇很相近^⑧（图6）。

可见汉代的住宅庙宇已经使用规制严整的四合院了。

图4　陕西勉县老道寺汉代墓葬出土的四合院陶宅

图5　四川成都羊子山出土汉画像砖

图6　山东沂南出土汉画像石

2.坞堡

坞堡建筑模型大量出现于东汉墓葬中，这是当时豪强地主势力增强、封建割据状态的真实写照。西汉末年发生张角黄巾大起义，起义群众到处翦灭豪强势力，而豪族为镇压农民军，乘机造成割据局面，并组织宗族、宾客、徒附，成为部曲家兵，修筑坞堡，而且跨州连郡。在东汉二百年间，豪强大族势力遍布全国，到处都有屯聚宗族、部勒家兵的武装坞堡。从地域范围来看，不但北方地区有坞堡，就连南方的广州，也是如此。

（1）南方地区的坞堡是城堡式的陶院落模型。这种情况，从广州大量出土的东汉坞堡式陶屋模型，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这种坞堡可分为外部建筑和内部房屋两部分的结构:外部的平面作方形，四周为有高墙围绕的城垣建筑，前后有大门各一，门上各有门楼，楼的前后都有窗，可以远望下瞰，四隅各有方形的角楼，角楼在外向的两侧有长方形竖窗。

门楼和角楼屋顶均作四阿式。四壁城垣高处则有一列长形或圆形的窗，窗上有长列屋檐。也有个别坞堡模型在角楼下划有横线纹表示供上下楼的梯级。城垣的外壁亦有竖直线纹代表门框、梁柱等木构建筑，说明当时的坞堡是以木构作架子，四周以版筑城垣的。城堡内有两幢房屋，一作曲尺形，一作长方形，两者合成一个“凹”字形的平面。屋内有列俑13个，有端坐矮榻上的、匍匐朝拜的、击鼓的、弓腰拱手的各种不同情态。在长方形房子侧边还系着一匹大马。无论怎么说，确实是一座规制井然的城堡模型^⑨（图7）。

图7　广州动物园出土陶坞堡

（2）北方地区的坞堡是碉楼式或楼阁式的陶院落模型。如1969年在甘肃省武威雷台东汉墓中出土一座绿釉陶碉楼院落。该楼院总体布局为长方形，四周围以院墙，正面开门。院内有隔墙，将前院分为一大院，二小院，一条后院也一隔为二，隔墙有门相通。院中为主体建筑碉楼，共五层，向上逐层收分。每层均四面出檐，院墙四角，各有一方形望楼，望楼之间以飞桥相连，桥身两侧皆有障墙，成悬槽之式，以防外面敌人之射袭^⑩（图8）。

另外，1979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瘌痢墩一号汉墓中出土一座陶楼阁宅院。该建筑总体布局呈三合式。前（南）楼为两层，下层东西并列三室，上层东西并列四室。前楼正面设腰檐，以上有横梁挑出的楼板。楼层的外檐装修，正面下部为百叶板壁，中间留五个上窗洞，上部开四个扁高窗。左山墙面开设二长窗，右山墙面开一长窗，楼顶为四阿屋盖。前楼下每间各开一门，门与门框两侧刻划线条，作垂帘收卷状。两山以及门与门之间各设墙垛，中室的左右山各开一道门，使下层三室相通；中室和左室后壁各开一道门，与后院相通，左室的东山下部开一拱形小门洞；右室的北壁开一门与后楼的碉楼下层相通，该室的两顶角开一楼道口，楼道口中搁一活动楼梯。在这座陶楼的北部，设有碉楼、灶间、厕所、猪圈、院落五个部分（图9）。

图8　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绿釉碉楼

图9　湖北云梦瘌痢墩一号汉墓出土陶楼阁

3.小型住宅

汉代小型住宅的式样，据现有资料有下列五种。

（1）平面方形的简单房屋。这种屋架的结构，根据1956年湖南长沙南门纸园冲一座东汉墓中出土的陶屋来看，它在屋的左右墙及后壁均刻有双线条的屋架结构，左右两端结构是中间架一横枋，与直柱成十字形相交，柱上有一方形斗，自交叉点向左右两上角各安置一根斜柱，与斗承住屋顶。从整个屋架结构来推测，此屋本来面目不是砖结构，而是内以木与竹作屋架、面用泥土作敷料的民居（图10）。

图10　湖南长沙出土陶屋

此外，在四川、广西、广东等地出土的陶屋明器来看，多在屋檐、廊檐下饰以斗拱，这就表明当时南方一带盛行木架建筑的情况。同时，在这些地方的明器中，还常发现房屋下部多用架空的“干栏式”构造，这正好适应了南方地区的亚热带气候和多雨的天气。典型实例，如广西合浦西汉墓出土的一件铜屋，系干栏式建筑，平面为长方形（图11）。

当然，当时中原地区也盛行木构架建筑，如郑州二里岗出土一座陶屋，平面呈长方形，中部竖立横断面丁字形的中柱，把房分隔为二间柱头为一斗三升的斗拱，各有一剖面扁平的角柱，角柱上托栌斗，柱头斗拱上托较宽的挑檐枋，枋上承两叠式歇山庑殿顶，房顶的上下可以分开。有学者推测，这件陶屋可能是抬梁式木架结构（图12）。

（2）曲尺式的简单院落。由两幢长方形的房子组合成一曲尺形的平面，其余相对的两角，用矮墙围绕起来，形成一个后院。从整体来看又构成一个长方形，包括有住房、厕所和家畜圈栏三部分。这类建筑明器在湖南、广东、广西等地发现最多，而且都是干栏式构造。由于正屋与走廊屋脊高低不同，因而形成的曲尺形又分两种型式:

图11　广西合浦出土陶屋

图12　河南郑州二里岗出土红陶仓房

其一，两正脊等高相交，前后坡面合角，即两个等高的悬山顶组合。此例可见1953年湖南长沙月亮山墓28出土的一座曲尺式陶屋（图13）。还有广东增城金兰寺汉墓出土一座，平面亦曲尺形（图14）。

图13　湖南长沙月亮山出土陶屋

图14　广东增城金兰寺汉墓出土陶屋

其二，正屋与廊屋高低脊组合成曲尺形。正屋是高大的横堂，后侧的廊屋为矮小的后室。此例可见广州汉墓4006:43出土的一件陶屋（图15）。

图15　广州汉墓出土陶屋之一

（3）三合院式。前一种曲尺式房屋是单廊屋，而这种是双廊屋，在结构布局上较为复杂一些，平面亦为长方形。其布局特点是完全采用均衡对称的“一堂二内”的制度。即前为堂屋，连两廊屋，两廊屋后墙间以矮墙相连成为后院。如广州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出土一件陶屋，作三合院式，平面是凹字形，由前堂、后室和天井构成。前堂平面呈长方形，与后室不通（图16）。

除个别外，一般房子两侧（或一侧）都有走廊。前堂正面开门，或对开两门口，而且多数两侧都设横门，由走廊可通入堂内。两廊屋有的是单层，有的作双层。前堂与两廊屋之间有墙壁隔断，互不相通。也有在这堵隔墙正中间辟一窗，正对后院。两后屋中必有一作厕所用，多数的厕所在向户外的一侧开门口，有专设的斜梯以登。另一室为畜舍，也有设梯的作斜坡式或桥式。如果后屋是两层的，有一屋的下层与后院打通，另一屋的下层则与后院隔断（图17-1、图17-2）。

图16　广东佛山市郊东汉墓出土陶屋

图17-1　广州汉墓出土陶屋之二正面

也有个别例外，两廊屋下层都打通，没有隔墙，这样作为圈栏使用的后院等于扩大了三倍。

（4）前后两组平行房组合而成的住宅。即在左右两侧用围墙将前后房屋联系起来，规模稍大。实例如广州汉墓5082:38出土的一座陶屋，前后两组房子，分别造出，然后拼合而成，两组还可以拆离。

图17-2　广州汉墓出土陶屋之二背面

前面的一组在右侧附一坡上盖的小屋，庭院内用高墙相隔，畜舍在右边，仅占1/3位置，围墙角下有窦洞，以供牲畜出入；右边是天井，占有2/3的面积。后面一组分两层，四周有腰檐，以保护墙面。下层是全部通连的，上层分三间，辟门互通，正中一间较大，平面方形，覆以四阿式顶。左右两侧较低，但左侧用简单的一面坡顶，右侧用悬山顶，未采取对称方式（图18-1、图18-2）。

（5）三合院扩展成“H”形的平面。实例如广州汉墓4016:23出土的一座陶楼屋，主楼特高，是全组建筑的主体部分，作上下二层，屋顶是重檐四阿式，下层高敞，上层有明显的缩进。上层的前面开窗，后面挑出带栏杆式矮墙的平台。楼板右角开一个长方形楼梯口，以通下层。展附在主楼两侧的是较高的单层平房，右边的略宽一些，左边的较狭，中置陶臼，有舂米、簸米陶俑。前后院两侧即四角处各有“厢房”。前院正面为一座宛如“三楼”式的门楼，门口在正中，单扇门。后院是圈栏，左边的“厢房”式房子是禽舍，右边的房子上层是厕所，一俑蹲于坑上，正在便溺中，下层有一狗刚从窦洞中出来。

图18-1　广州汉墓出土陶屋之三正面

图18-2　广州汉墓出土陶屋之三背面

这座陶楼层，无论平面与立面的布局，都是依循着突出主体，采用均衡对称的原则处理，所以在外观上形成高低错落，井然有序的效果（图19-1、图19-2）。

上面所引用的虽是一些间接考古资料，但大体上可以窥测汉代住宅的平面和立面的处理方法。就小型住宅而言，除农村建筑比较

图19-1　广州汉墓出土陶屋之四正面

图19-2　广州汉墓出土陶屋之四背面

朴素外，其余各种例子颇富变化，没有固定的程式。中型以上的住宅，则具有明显的中轴线，并以四合院为组成建筑群的基本单位，这与一般小型平民住宅形成异常强烈的对比，造成这种对比的原因，主要应是阶级地位和经济条件的差别。至于中型与大型住宅用围墙和回廊包围起来的封闭式四合院，不但从汉代到清末的住宅如此，宫殿庙宇及其他建筑也大都采取同样方法。它们的外观比较简单，而内部以院落为中心的多种房屋的空间组合，以及若干院落的联系调和与变化，却成为艺术处理的主要部分，同时也是当时建筑师们匠心独运的对象。由此说明，汉族住宅甚至整个汉族建筑的许多重要特征，在两汉时期已经基本形成了。

三、楼　　阁

木构建筑叠而为重层者，称为楼阁。《说文解字》云:“楼，重层也”。也有称楼为复溜、重撩的。我国高层建筑按建筑形制、结构和用料的不同特点来看，楼阁建筑的源起，当比高台建筑要晚，但亦可追溯到周秦以前，如“殷人重屋”之说。根据刘敦桢先生的考证，见诸于史籍的楼，最早是在春秋时期（《史记·晋世家》:“景公八年……使卻克于齐，齐顷公母从楼上观而笑之。”）。战国以后，方士神仙之说盛行，谓仙人好楼居，即所谓“托高阳以养仙”（《后汉书·冯衍传》:“凿岩石而为室兮，讬高阳以养仙。神雀翔于鸿崖兮，玄武潜于婴冥。伏朱楼而四望兮，采三秀之华英。”）。这样，楼阁建筑亦渐兴起。

汉代是我国高层建筑的迅速发展时期，尤其是汉武帝时期，这与汉武帝建高台崇阁，以招徕神仙下凡，或追求接近上苍的楼居生活有关。据《三辅黄图》记载:“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武帝于未央宫营造日广，以城中为小，乃于宫西跨城池作飞阁，通建章宫，构辇道以上下。辇道为阁道，可以乘辇而行。宫之正门曰阖阊门，高二十五丈，亦曰壁门。左风阙高二十五丈。右神明台，门内北起别凤阙高五十丈。对峙井干楼，高五十丈，辇道相属焉，连阁皆有罘思。”《长安志》引《关中记》云:“建章北作凉风台，积木为楼，高五十丈。”《汉武故事》载:“筑通天台于甘泉宫，去地百余丈，望云雨悉在其下，望见长安城。”由上引文献可知，汉武帝时，在建章宫、甘泉宫修建了一大批高层建筑，高度从五十丈至百丈不等，形制有单体高层建筑和自成体系的高空建筑群。

在汉代第宅民居中，楼阁建筑亦相当流行，这在史籍中有所反映。《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秦昭襄王时，……有巴郡阆中夷人……登楼射杀白虎。”《后汉书·桥玄传》:“有三人持杖劫执之，入舍登楼，就玄求货。”这说明，在一般第宅民居中，楼阁的使用，已经很普遍了。

在已出土的汉代墓葬建筑明器中，发现有许多制作较为精细的陶楼阁。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各省多有出土。这些考古资料中的楼阁一般二至四层，高的五层，最高的可达七层，如河南荥阳魏河村就出土一座造型奇特，气势宏伟，结构复杂的七层陶楼（图20）。

图20　河南荥阳魏河村出土汉七层灰陶仓楼

这些楼阁都很注意表现自下而上逐层收分减低的形象，它们应用屋檐和平座的方式很多，有逐层均用屋檐及平座的，如河南洛宁东汉墓出土一件塔式陶楼，楼身分为五层，每层上部四面皆出似筒瓦结构的坡形檐，檐上部与楼板相连，再上接平台矮墙，墙面上各开两个楼窗。陶楼各层大小依次递减，上层套接于下层矮墙之内。套接之后，整体成宝塔形状（图21）。

有的只用屋檐不用平座的，如大连市甘井子区东汉晚期墓出土一件彩绘陶楼，共分三层，每层都是四阿屋顶，不设平座，并在第二层的底部发现阴刻“高楼”二字（图22）。

图21　河南洛宁东汉墓出土陶楼

图22　辽宁大连出土彩绘陶楼

有的楼阁逐层相间用屋檐或平座，如河北阳原西城南关东汉墓出土一座陶楼，共三层，第一层较高，四面上部两侧各出两根斜柱，每柱各托一枋，枋上置一斗二升斗拱，承托一周枋和平座（图23）。

楼阁有多种形式，根据其用途、功能可分为望楼、仓楼、娱乐楼及一般居住楼等。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有楼层、平座，斗拱木构显著，建筑华丽。下面试按类分述之。

（1）望楼。其基本特征是高层，一般二至四层，高的达五层之多。每层四周有平座，平座和屋檐均有斗拱承托，楼四面有窗，并有士兵俑守卫瞭望。基座作院落式或水池式。按照结构密闭程度可以分为两种型式:

其一，四壁严密，全楼空隙很少，呈封闭式结构。这可以河南陕县出土的“Ⅲ型绿釉陶水阁”代表。该楼为三层，四阿式顶，第二层有平座，每层四角均承托一斗二升的斗拱，柱头用大栌斗。有三个陶俑，分别立在平座及一、二层的楼里。底层建筑在圆形水池上瑑瑠（图24）。(www.xing528.com)

图23　河北阳原西城出土陶楼

图24　河南陕县出土汉陶楼

属于这一型式的，还有山西新绛县出土的釉陶楼。该楼为两层，楼身呈方形立于圆形水池底盘中。下部开双扇门，右扇闭合，左扇开启。一层之上为平座。四周为横栏式栏杆。平座四角各有一个弓箭手，半跪状，头戴帻巾，面容肃穆端庄，双手拉满弓呈剑拔弩张之势。平座上为两层方形楼身，宽度与下层同。楼体中部四边各开一个小方形洞窗，无门。四阿式方形屋顶，坡度平缓，瓦顶作瓦垅状模型瑑瑡（图25）。

属于这种类型的实例，还有陕西潼关吊桥杨氏墓群所出土的红胎绿釉瓦四层院落式一座（图26）及河北望都二号墓出土的三座瑑瑣。

这种密闭式结构的望楼以河北阜城桑庄东汉墓中所出土的陶楼最为森严。该陶楼为绿釉陶，呈方形，由台基、门楼、楼阁组成，通高达216厘米。从外观看，以腰檐平座栏杆间分陶楼为五层。从内观看，在外观第四层以下的每层腰檐下都有夹层（密室），实际上陶楼的内部空间可分为九层。陶楼的装饰，具有瞭望、防卫的象征意义。每层四面都布有战争所用的盾牌及弩等，且都有士兵俑瞭望。夹层结构严谨，里面藏有弩、盾牌。在顶层置有报警用的大铜锣，并有随时可以敲锣报警的侍者守护。这座屋宇重叠、防御森严的楼阁，是当时社会阶级矛盾激烈的真实写照（图27）。

图25　山西新绛县出土汉陶楼

图26　陕西潼关吊桥杨氏墓群出土陶楼

其二，四壁玲珑，整个楼座空隙甚多。这可以山西平陆县征集的一件西汉釉陶“池中望楼”为代表。该楼分三层。第一层四角斜出斗拱承平檐，楼腿直插池塘之中。第二层，四阿顶，四周围有栏杆，四角有弓箭手把守。楼内置大案、小案各一。大案旁有两人对面席坐。小案旁亦有一人席坐，坐者似为男性。第三层，也是四阿顶，四周也围有栏杆，楼内置一案，旁有两人对面席坐，其状与二楼坐者相同瑑瑥（图28）。

图27　河北阜城桑庄东汉墓出土陶楼

图28　山西平陆县出土陶楼

座上亦立一俑瑑瑦（图29）。

河南陕县出土的一件“Ⅱ型绿釉陶水阁”亦相似。该楼分为二层，屋四面有门，二、三层檐斗拱均为一斗三升。二层平座下四角为熊形角神所支撑，平座上四角均有一人张弩向外，持满待发。室内则围坐四人，对弈正酣。又水池边上分立四俑。顶层平与上述两件相似的，还有河南灵宝张湾汉墓出土的两座陶水上楼阁，亦属望楼形式。其中Ⅰ型水上楼阁，底部为平底折唇方盘式水池，四角置攒尖顶的亭。池水置平座，平座四角各有一个赤身坐俑守卫，平座中矗立单檐（庑殿顶）楼阁，楼阁四角立柱，柱间三面为门，一面为大方格窗。楼阁的下层直接承托上层的平座，其形制与下层平座同。平座四角各有两个持械俑和两个头戴平帻、身着长衣俑。平座上设上层楼阁，四角有立柱。柱间为门，中有一坐俑。Ⅱ型水上楼阁亦为平座折唇方盘式水池。池沿正面和左右侧共有九个陶俑。一个高冠褒衣，双手向前平握交抱；五个头戴平帻，身着长衣，两手向前似作揖状；一个身前置弓箭；此外还有两个跽坐的吹奏俑。池中置方形底座，上矗立三层楼阁。下层只开一扇正门，门槛有一跽坐吹奏俑。二楼平座正面有两个吹奏俑，左右两边有对称的执弩武士俑。二楼平座采用四角出45°方向斜挑梁，上置一斗三升斗拱承托。二楼屋顶用斜撑承托。二层腰檐上托三楼平座。平座沿上有二吹奏俑和武士俑（图30-1，图30-2）。

图29　河南陕县刘家渠出土釉陶水阁

图30-1　河南灵宝张湾出土汉陶水阁

图30-2　河南灵宝张湾出土汉陶水阁

显而易见，上述四例，在平座上都有军事防御设置，属望楼无疑。

（2）仓楼。常见的仓楼层次较少，一般为两层，有单面或曲尺式平座。基座平底有墙壁或空洞，仅用四根柱子支撑全屋。个别例子且有下水道，以便排水。建筑严密，窗户少。这一型式以1958年在河南省荥阳县出土的一座彩绘陶楼为代表。该楼顶为悬山式，房脊很高。枋下承以一斗三升的斗拱，正面五朵，两侧各二朵，正面的五朵斗拱下各辟有一窗。在陶楼的中部是平座，平座上下都有壁画。正面壁下有并列的五个圆孔，为排水设备。楼的基座用四根长方形柱子承托瑑瑨（图31）。

属于这一型式的还有四川重庆相国寺的一座（图32）、陕西西安石碑寨村的一座（图33）、河南密县后土郭村的一座瑒瑡（图34-1，图34-2）及北京顺义临河村的一座（图35）。

图31　河南荥阳出土汉彩绘陶仓楼

图32　四川重庆相国寺汉墓出土陶仓楼

其中，河南密县的一座彩绘陶楼形制与荥阳的一座极为相似。该楼平面为长方形，分为两层。楼顶亦为悬山式，顶坡除垂脊之外，尚有瓦垄四垄。楼身呈长方筒状，楼正面及两侧檐下有枋，枋下承以斗拱五朵，正面三朵，两侧各一朵。斗拱之下无柱，皆以从墙内伸出的丁字拱承托。斗拱之下绘有明窗。再下左边挖有方形小门，为贮粮的进口，遂与仓楼内部相通。门下绘有平座及红色栏杆，平座一端绘有楼梯。楼内尚残存粟壳。最能表现其为仓楼用途的，是在楼下部设有三个圆孔，应为通风口，楼的基座用四根方形柱子支撑。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仓楼正面下部绘有一幅形象生动的收租入仓图。上述这五例，应都是以仓贮为主要用途，特别是荥阳、密县两例，其屋座都属中空，四柱承托基座，应是防潮措施。重庆的一座有漏斗形泄水设置。北京的一座顶部设二气楼，其做法有点像1958年河北定县北庄东汉初年墓中出土的一件陶仓房，在悬山顶正脊上附两小屋，作为天窗以通风（图36），这显然是仓的形式。

图33　陕西西安石碑寨村出土陶仓楼

图34-1　河南密县后土郭村出土东汉彩绘陶仓楼正面

图34-2　河南密县后土郭村出土东汉彩绘陶仓楼背面

图35　北京顺义临河村东汉墓出土陶仓楼

1954年在河南省淮阳县九女冢汉墓中，出土一座造型优美、装饰奇特的陶楼（图37）。该楼下面呈长方形，上下三层，三层高度相当，唯面阔，进深逐层收小，总体比例十分协调。其上层、中层作亭式敞开结构，可能是瞭望或纳凉的场所。而下层则是粮仓。下层面阔一间，进深一间。正面没有廊子，檐下用对称的雀替，其上置小斗承托檐枋。斗之间形成花孔，很似后世的垂花罩子，十分壮丽。廊内正中为双扉大板门，门上饰铺首衔环。门头置巨大的封门杠。门前设“人”字形阶梯，可以从两端登至门前。阶梯中下部有一椭圆形孔（可能为通气而设）。阶上门前立一守门俑，阶下有四个背粮俑分立于两梯口。守门俑头梳双髫，上身赤裸，系着腰围，双手交叉于颈下；背粮俑头梳双髫，着衣裤，肩挂粮袋。由此可见陶楼的第一层应为粮仓。汉代人喜欢为死者随葬粮食和粮仓，除象征富有之外，还有抚慰“幽灵”之意。王充《论衡·薄葬篇》云:“谓死如生，闵死独葬，魂孤无副；丘墓闭藏，谷物乏匮。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

图36　河北定县东汉墓出土仓楼

图37　河南淮阳汉墓出土陶仓楼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现存汉代建筑也好，画像砖（石）上的建筑图案或汉墓中出土的陶制建筑模型也好，层次最多没有超过五层的，而荥阳魏河陶楼却高达七层，确属罕见瑒瑥（图38）。

该楼是1953年在河南省荥阳县魏河村出土的，其造型奇特，气势雄伟，结构复杂。这座陶楼是四阿式楼房建筑模型，分上下两段烧制而成，下段两层，上段五层，合计七层。第一层坐于基座上，正面立三根覆斗状方柱，柱头设置两层横木。上长下短，支承上层楼板。该层设廊而无门窗，廊内左侧有圆锥形小坑一个，应为舂臼；左侧设有一个实心圆柱，柱体中部刻槽一周，其状似磨。同时一层两山面由墙体上部各挑出两个拱头，拱头上亦各置上长、下短方木两根，以承上层。第二层正面设廊，立四根覆斗状方柱，廊内墙上开个方孔，设五室，二层山面各立二方柱，左侧面设一个方形窗，右为楼梯。下段背面分上下层，第一层从中部向两架设倒八字形楼梯，每面梯均为15阶，从第二层始，从两侧进入楼内，拾阶可进入上边各层。楼后墙上没房，不仅与正面第一层未开门窗有关，而且与该楼为粮仓的用途亦有密切关系。第三层至第七层较低，三层上至七层上，均设庇檐，正面和背面墙上各开三个方门，每层由墙中下部亦各设一个方门。从第三层上部庇檐起，墙体和庇檐逐层收缩尺寸，每层庇檐逐层收缩尺寸，因之每层庇檐瓦垅数亦不相同，瓦垅前端均设有瓦当，至最上层成为四阿顶。这座陶楼从它的形制和结构上看，应是一座仓楼，因为在陶楼下段最下层前墙不开门，却在廊内设舂臼和磨等，并在背面设双层棚房。

图38　河南荥阳魏河汉墓出土陶楼（线描图）

河南省出土的陶仓楼较多，除前已记述的几座外，还有1971年在河南洛阳东关东汉殉人墓中出土一件陶仓楼，楼顶为硬山式，顶檐下四周各做有二、三朵斗拱，承托着挑檐枋，楼身的正面中部伸出三个梁头，承托着平台。1972年在河南焦作西郊东汉砖室墓中出土一座彩绘陶仓楼。该楼前有院落，后为四层仓楼，自下而上逐层收敛，形似楼阁式砖塔瑒瑧（图39）。

郑州市博物馆1953年在郑州二里岗出土一件陶仓楼。仓楼下有平座，其上置一斗三升斗拱承托挑檐枋。仓楼四角各有一根角柱，上为四阿式屋顶，顶上有清晰可见的瓦垅，仓楼前壁开三个正方形窗口，作为通风之用。

（3）歌娱楼。在汉代墓葬明器里，常见到三层或四层的陶楼，上面塑造了许多伎乐百戏陶俑，其实不是戏楼而是贵族地主楼居歌娱生活的理想化表现，反映的是室内厅堂式的演出。人们往往称此类陶楼为“歌娱楼”。如河南淅川县博物馆收藏一件“汉代陶戏楼”。该楼分四层，其中第二层为戏台，四阿顶，三面明窗通风，戏台左右为两柱，下雕兽头，中雕一半蹲半跪的男童，蹲在兽头上，男童两手上支斗拱承平檐。台面中有三人吹奏。中间似一男子吹笛。左侧似一男子吹笙，两人侧面席坐笛笙齐奏，右侧一伎女挥长袖举臂作舞瑒瑩（图40）。

图39　河南焦作西郊东汉墓出土彩绘陶仓楼

图40　河南淅川出土汉陶戏楼

此外，还有河南项城县老城东汉墓中出土三件陶楼，在它们的中层均为敞门（无前墙），有的分作内外两间，似乎有后世舞台的特点，有的还在里面表演乐舞，可谓汉代之“舞楼”。陶楼里的伎乐俑有跳丸、讴歌、吹埙、吹排箫和摇鼓等瑓瑠（图41、42），形象生动。

图41　河南项城老城东汉墓出土陶戏楼

图42　河南项城老城东汉墓出土陶戏楼

这些陶楼明器实则是贵族地主楼居歌娱生活的反映，表现的是室内厅堂的演出。汉无名氏作的《古诗十九首》中《西北有高楼》有云:“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描写的就是楼上奏乐的情景。

①《汉书》卷四十七《文三王传第十七》:“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雎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鲁恭王“好治宫室园囿狗马”。《后汉书》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济南安王“康遂多殖财货，大修宫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后汉书》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琅琊孝王“京都莒，好修宫室，穷极伎巧，殿馆壁带皆饰以金银”。（东汉）王延寿《灵光殿赋》:“连阁承宫，驰道周环。阳榭外望，高楼飞观。长途升降，轩槛曼延。渐台临池，层曲九成。屹然特立，的尔殊形。高径华盖，仰看天庭。飞陛揭孽，缘云上征。中坐垂景，视流星。千门相似，万户如一。岩突洞出，逶迤诘屈。周行数里，仰不见日。何宏丽之靡靡，咨用力之妙勤。非夫通神之俊才，谁能克成乎此勋?”上引《汉书》、《后汉书》皆为中华书局版点校本，下同。

②《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列传第二十四》。

③淮阳市博物馆:《淮阳出土西汉三进陶院落》，载《中原文物》1987年第4期。插图转引自见河南博物院编著:《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大象出版社，2002年，第48页，图版二九。

④雨舟:《郑州南关出土西汉陶宅院》，载《史学月刊》1982年第2期封底。插图转引自河南博物院编著:《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大象出版社，2002年，第46页，图版二七。

⑤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958年邢台地区古遗址古墓葬发现与整理》，载《文物》1959年第9期，第66页，图二。

⑥郭清华:《陕西勉县老道寺汉墓》，载《考古》1985年第5期，第429—449页，图版叁:1。

⑦于豪亮:《成都羊子山一号墓》，载《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9期。

⑧曾昭鹬、蒋宝庚、黎忠义著，南京博物院、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合编:《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出版，1956年，图版103:（1）。

⑨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动物园东汉建初元年墓清理简报》，载《文物》1959年第11期，第17页，图9。

⑩甘博文:《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清理简报》，载《文物》1972年第2期，第19页，图版捌:2。

云梦县博物馆:《湖北云梦瘌痢墩一号墓清理简报》，载《考古》1984年第7期，第607—614页，图版叁:1。

湖南省文管会:《湖南长沙纸园冲工地古墓清理小结》，载《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第45页，图版陆:2。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载《考古》1972年第5期，第26页，图版肆。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岗的一座汉代小砖墓》，载《考古》1964年第4期，第177页。插图转引自见河南博物院编著:《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大象出版社，2002年，第44页，图版二五。

高至喜:《谈谈湖南出土的东汉建筑模型》，载《考古》1959年第11期，第624页，图版贰:5。

广东省文管会:《广东增城金兰寺汉墓发掘报告》，载《考古》1966年第1期，第32页，图版柒:14。

广州市文管会、广州市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335页，图版一〇四:4。

广东省文管会:《广东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发掘报告》，载《考古》1964年第9期，第445—446页，图版捌:11。

广州市文管会、广州市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423页，图版一四九:2、3。

广州市文管会、广州市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421页，图版一四八:1、2。

广州市文管会、广州市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377页，图版一〇七:1、2。

刘敦桢:《大壮室笔记》，《刘敦桢文集》一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第134—135页。

《后汉书》卷二十八下《冯衍传第十八下》。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板楯蛮夷条”。

《后汉书》卷五十一《李陈庞陈桥列传第四十一》。

张松林:《荥阳魏河村汉代七层陶楼的发现和研究》，载《中原文物》1987年第4期。插图转引自河南博物院编著:《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大象出版社，2002年，第14页，图版二。

洛阳地区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洛宁东汉墓清理简报》，载《文物》1987年第1期，第37页，图四。

于临祥、王珍仁:《大连市出土彩绘陶楼》，载《文物》1982年第1期，第75页，图二。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地区文化局:《河北阳原西城南关东汉墓》，载《文物》1990年第5期，第61页，图版陆:1。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一九五六年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唐墓葬发掘简报》，载《考古通讯》1957年第4期，图版叁:3。插图转引自河南博物院编著:《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大象出版社，2002年，第120页，图版一〇七。

张国维:《山西新绛县汉代陶楼》，载《考古》1987年第10期，第53页，图一。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潼关吊桥杨氏墓群发掘简记》，载《文物》1961年第1期，第61页，图23。

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望都二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59年，第43—45页，图66—69。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阜城桑庄东汉墓发掘报告》，载《文物》1990年第1期，第19—29页，图版叁。

卫斯:《平陆县征集到一件西汉釉陶“池中望楼”》，载《文物》1985年第1期，第8页插图。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一九五六年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唐墓葬发掘简报》，载《考古通讯》1957年第4期，图版肆:4。插图转引自河南博物院编著:《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大象出版社，2002年，第122页，图版一〇九。

河南省博物馆:《灵宝张湾汉墓》，载《文物》1975年第1期，第76页。插图转引自河南博物院编著:《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大象出版社，2002年，第57页，图版三七；第59页，图版三九。

贾峨:《荥阳汉墓出土的彩绘陶楼》，载《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0期，第16页。插图转引自河南博物院编著:《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大象出版社，2002年，第26页，图版一一。

沈仲常:《重庆江北相国寺的东汉砖墓》，载《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3期，第43页，图九。

陕西考古所汉墓工作组:《西安北郊清理一座东汉墓》，载《文物》1960年第5期，第71页，图12。

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密县汉墓陶仓楼上所绘的地主收租图》，载《文物》1966年第3期，第6页，图二。插图转引自河南博物院编著:《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大象出版社，2002年，第36页，图版一八。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顺义临河村东汉墓陶器》，载《考古》1977年第6期，图版肆:3。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定县北庄汉墓出土文物简报》，载《文物》1964年第12期，第29页，图4。

王学敏:《试谈淮南东汉陶楼的装饰艺术》，载《中原文物》1987年第4期，第74—76页。插图转引自河南博物院编著:《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大象出版社，2002年，第63页，图版四二。

张松林:《荥阳魏河村汉代七层陶楼的发现和研究》，载《中原文物》1987年第4期。插图转引自河南博物院编著:《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大象出版社，2002年，第200页，图1:线描图。

余扶危、贺官保:《洛阳东关东汉殉人墓》，载《文物》1973年第2期，第58页，图一八。

杨焕成:《河南焦作东汉墓出土彩绘陶仓楼》，载《文物》1974年第2期，第70页。插图转引自河南博物院编著:《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大象出版社，2002年，第28页，图版一二。

郑州市博物馆:《介绍几件馆藏汉代陶楼建筑模型》，载《中原文物》1986年第4期，第94页，图一。

张西焕、王玉娥:《淅川县博物馆收藏的汉代陶戏楼》，载《中原文物》1987年第1期，第82页。插图转引自河南博物院编著:《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大象出版社，2002年，第69页，图版四六。

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项城县老城汉墓出土陶楼》，载《中原文物》1984年第3期，第106—107、85页。插图转引自河南博物院编著:《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大象出版社，2002年，第72页，图版四八；第74页，图版四九。

【注释】

[1]本论文得到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