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古代文字书写比较及成因分析

时间：2023-07-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文字书写习惯成因探讨——以东西方古代文字书写比较为中心文字书写习惯成因探讨——以东西方古代文字书写比较为中心[1]吕静在人类的文字书写习惯中，主要存在着横式书写和竖式书写两种方式。这种书写习惯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东西方两个典型的古代文明，即埃及文明和华夏文明的文字书写传统，并由于此两种文明的发达、远播和历史悠久，对人类的书写方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当纸莎草被精心制作成书写材料以后，古埃及人的书写行为产

东西方古代文字书写比较及成因分析

文字书写习惯成因探讨——以东西方古代文字书写比较为中心

文字书写习惯成因探讨——以东西方古代文字书写比较为中心^[1]

吕　静

在人类的文字书写习惯中，主要存在着横式书写和竖式书写两种方式。在西方社会，不管使用何种文字系统，早期的如腓尼基字母文字、公元前9世纪确立的希腊文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拉丁文，无一例外采用横式书写，并成为中世纪到今天唯一的书写和阅读习惯。而与西方社会的横式书写相对照，东方社会大都采用自上而下直行的书写方式。中国大陆在1954年开始全面实施横排右行新政策之前^①的漫长历史中，不管是甲骨片、青铜器，还是玉石、砖瓦、简牍、纸张，任何书写载体几乎都采用竖式书写的方式。这一汉字传统书写方式，至今被我国台湾、香港地区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侨社会所沿用。受汉字文化影响深远的日本，直到今天仍然采用竖式直行的书写和阅读方式。

这种书写习惯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东西方两个典型的古代文明，即埃及文明和华夏文明的文字书写传统，并由于此两种文明的发达、远播和历史悠久，对人类的书写方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同样以象形体为构字原理的埃及圣书字和中华汉字，为何发展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书写习惯，不同的书写方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促成人类书写习惯定型的条件因素究竟是什么。本文将通过古埃及文字与中华汉字书写方式的考察，从文字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文字使用功能和使用状态的视角，对文字书写习惯的成因及其要素展开尝试性讨论。

一、横式书写习惯的形成与流播

现在所言及的文字书写习惯，应当是在文字发生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所形成，并且是一种被大多数书写者所公认并采用的书写方式。在文字的草创期，或者尽管文字的使用已经初具规模，但人们在书写的时候，未必形成固定的书写顺序和书写版式。

在由图画、符号向文字过渡的阶段，当人们用单个字、符记录人、物或事的时候，在还没有记录连续语言的时候，书写布局没有定式。可以推测，书写者是在相应的材料——石块、陶瓶或树叶上记录下符号和文字。如1961年出土于山东陵阳河大汶口文化时期大型尖底陶尊，著名的“”字正刻在陶器外侧近罐口处。1991年余杭出土的良渚文化黑陶罐上一组连续的刻划符号，据学者释读，有可能是倒过来刻，朝向罐口的是文字的下端^②。如果所记录的信息合为数项，就会对身边的书写材料临时设计一个布局。出土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约公元前3000年的一块泥板，上面刻着表示树、谷物袋以及农具的象形文字，整个泥板的布局显示出没有规则的随意性，用一条横线分割上下两部:上半部用三条竖刻线分栏，分别记录树、谷物袋、农具以及表示数量的压痕点；下部则再一次刻写树、谷物袋、农具，也许是做一下提示性的强调吧。刻写在底比斯卡纳克神庙墙上的象形文字，虽然有学者从艺术审美的角度，盛赞这件作品，认为其中的象形文字和墙上的人物，烘托出一种美感，但是显然这件作品没有固定的书写版式。从世界范围的出土文字材料，大量可见早期文字书写中随意性的实例。

当开始推进到记录比较长的句子，或者出现需要连续书写的时候，书写者也还没有形成固定的横式或竖式、自右而左或自左而右的书写习惯。文字书写顺序由书写者依材料而定，随机而行，这种现象在两河流域的泥板楔形文字中尤其突出。公元前9世纪的一块楔形文字捐献石碑，上部为捐献者巴比伦国王和受赠者乌鲁克伊纳大神庙僧侣的浮雕，下部则记录捐献仪式的文字。文字部分被分为左右两栏，每栏又以阴线划出横道字栏，文字的书写顺序显然是横式书写。而著名的巴尼拔时代的《吉尔伽美什史诗》文字残片，其泥板也是左右分栏，左右各部分都采用横式书写的顺序。但是，楔形文字竖式书写的实例也不少。图1是一件苏美尔人作于公元前1900年的动物雕像及其铭文。楔形字铭文镌刻于卧犬身上，契刻人在事先划好的竖栏里刻写文字。

图1　苏美尔人制作的纪念物铸像及铭文
（引自George Jean《文字与书写》第17页）

公元前6世纪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时期的一块晚期楔形文银版，用极坚硬的特制尖笔划出竖栏，这块楔形文银版反映了抄写员上下纵式的书写状态。从大量出土的楔形文字泥板，可作如下推测:当时的书写人首先对将要契刻的材料进行布局，或上下分割、或左中右分栏，然后用竖栏或横栏划出字栏阴线，最后用芦苇尖笔顺着字栏书写文字。至今尚看不出楔形文字的书写具备竖式或横式的规律性现象。

而古埃及人发明的刻在庙墙、陵墓、石棺、调色板、雕像和洞穴峭壁上的圣书文字，最初也没有固定的书写习惯。书写人为了告知阅读者的阅读顺序，特别在圣书字中夹杂人头或鸟首图形。这些间杂在铭文中的人头、鸟首，曾经是19世纪学者破解埃及古文字的难题。“古怪”的人头、鸟首之谜，最终被法国青年商博良所破译:铭文该由哪个方向读起，取决于人头或鸟首的朝向，因此“象形文字都是‘望’向该行正文的开头，而纵写的象形文字都是由上往下读”^③。可见圣书字并没有固定的书写顺序。埃及圣书文字还可以从下往上写，甚至可以左右来回书写:上一行从右到左，下一行则从左到右，恰如农夫犁田是来回操作一般，故而这种书写方式被称为“犁田式写法（boustrophédon）”。

古埃及文字出现横式书写的规律性现象，始于书写在纸草上、被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称为“僧侣体”的一种新字体。这是比铭刻的圣书字笔画更简约、书写更快速的草书体。草书体与正规的圣书字一样古老，大约自公元前3100年起就与圣书体并存行世。这种快速书写的草书体，不适合在金石一类坚硬的材料上刻写，而柔软的纸草却是草书体书写的绝好材料。古埃及人用这种书写流畅、迅速、简便的书体来记账、订立契约或在商品交易所中书写票据，在人际交往中撰写书信，也用来创作英雄史诗、历史传奇故事，撰写占卜、巫术、医学、药典等著作。到了公元前650年左右，在僧侣体的基础上进一步演变出一种书写速度更快的草书体文字，也叫民众体或世俗体。僧侣体和民众体的组成要素与正规圣书体完全一样，也包括图像符号、表音符号和限定符号三种，只是前两种书体愈来愈远离原初的图像。

僧侣体和民众体主要书写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盛产的植物——纸莎草（papyrus）上。当纸莎草被精心制作成书写材料以后，古埃及人的书写行为产生了革命性的进展。埃及圣书字和其变体僧侣体与民众体，不仅在古埃及地区使用，还流传远播至地中海沿岸地区，直到公元390年埃及被罗马帝国占领，它们一直是西方社会文字使用的主流，并且对西方世界出现的主要字母文字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比如出现于公元前1200年的腓尼基字母文字，是腓尼基商人为了商业贸易中记录商品和现金出纳的需要，选择埃及民众体文字中的某些符号，编订的一套字母文字。公元前900年腓尼基字母文字传到希腊，经希腊人改造成兼有辅音和元音的“音素字母”。公元前700年，这套希腊字母再传给罗马人，经过改变，成为书写罗马人语言的拉丁字母。而拉丁字母随着罗马帝国和天主教的传播，成为西欧和中欧各国的文字。

古埃及的横式书写方式被引入西方世界的另外一个不可轻视的原因，在于文字书写材料——纸草的流播。当纸草作为书写载体确立以后，迅速向地中海地区扩展，纸草变成古代地中海世界最重要的书写材料，几乎没有与此匹敌的材料再现。古埃及人把尼罗河边的植物——纸莎草制作成书写材料，纸草的生产由国家垄断，并提供给国内和国外的书写市场，成为古埃及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从公元前3000年起，埃及纸草就出口到全地中海地区。西方学界一般认为纸草卷的普及绝不晚于公元前7世纪。

由此可见，由埃及僧侣体和民众体开始的、在纸草上的横式书写方式，奠定了西方社会的文字书写习惯，并一直保留至今。

二、汉字竖式书写方式探源

汉字的书写方式，在1954年大陆全面实施横排右行新政策之前，几乎所有硬式、软式的书写载体，都呈现着上下直行的竖式书写顺序。不仅是狭长形的竹木简、骨简、玉石简，即便有一定平面面积的书写载体，如龟甲骨片、鼎盘底面、巨石宏碑、缣帛纸张，汉字书写无一例外都采用了上下直行的书写顺序。

众所周知，目前所能得到的最早记录连续语言的文字实物资料，是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而龟甲片和牛肩胛骨片，是一些不规则的平面书写载体，根据甲骨学者的调查和研究，用作书写的龟甲片长度通常在14—45厘米，宽度在7—35厘米，骨片长度在36—43厘米，宽约21—28厘米^④，具有一定的平面面积，因此就理论上而言，根据书写材料的条件，在甲骨片上面纵行刻写和横行刻写都是可行的。但是从目前发现的约16万片甲骨卜辞文和记事文，无一例外都采用了自上而下竖式的刻写或书写方式。不管是龟甲片，还是骨片，不管是贞卜记录，还是猎获猛兽、俘虏敌酋的重大事件记录，都采用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刻写、书写顺序^⑤。同一版上有若干不同内容的刻辞，其各分段亦遵循这一书写顺序，极有规律。如最早著录在罗振玉编著的《殷虚书契菁华》中的一篇龟甲文（《菁华》1.1，在《甲骨文合集》6057正），有三段文字，分别有45字、51字和32字，三段内容完全没有联系，每一段都是自上而下、左行的书写顺序。在追溯汉字书写习惯的时候，那些大龟版的书写版式，值得特别引起注意。1929年前中央研究院第三次发掘的一片大龟版（《甲骨文合集》1500），载有277个字，分为28个单位，每一段都是竖式书写的版式。这种文字布局，只能说明商代的史官、祝官或刻工，极其娴熟自然地采用自上而下的文字书写习惯。早就有学者注意到了商代人的这一书写特点，吴浩坤总结道:“殷人在铜器、玉器、石器等铭刻中，或是在甲骨的记事刻辞里，都是自上而下，自右而左即所谓‘下行而左’书。”^⑥也由此可知汉字竖式书写习惯，至少在商代晚期的公元前14世纪后期已经定型，成为广大史官、巫祝、刻工普遍的书写方式。

另外，甲骨文字形特征也显示了殷商时代文字书写行为中与纵式书写方式之间的密切关系。象形原则造字，“画成其物，随体诘诎”^⑦，因此通常情况下应该是以人的目光平视所见之形象及其特征来表现，但是甲骨文字中许多动物字汇，都不是四脚立地的自然状态的象形，而是直立型，头部在上方，身体部分纵立，四脚向旁悬空横伸出去；鱼形也是头上尾下的纵条形；若是飞禽，则大多是朝天，伸长脖子，腿和爪子下垂。见下列甲骨文动物字汇表。

甲骨文字动物字汇表

还有很多如水、矢、逐等字，也都是纵式的形象。正如游顺钊所指出的，如果根据象形这个造字原则，那么就应该忠于客体的重心。显然“这些古汉字曾经经历过纵变”^⑧。钱存训和游顺钊都把甲骨文字中直立型构字的主要原因归于书写材料所造成，即竹木材料的纹理以及狭窄的简策^⑨。当然字形纵变是否就与竹简这样的书写载体有直接的关系，还有必要作更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因为竹木简也可以横过来书写，那样的话，在狭窄竹简上的书写顺序就应该是横向的。竹简横向书写的实例并不少见，图2是一册出土于南印度的史诗《卡姆巴拉玛雅那姆》（kambaramayanam）竹简书籍的片断，史诗是用婆罗米文字的变体泰米尔文所刻写，自右至左横向书写顺序，竹片用细绳经过当中的小圆洞串联在一起^⑩。

由此可见，在竹木简等狭长条形载体上下纵式书写习惯的形成一定另有原因，限于本文篇幅，在此不作展开。但是，甲骨文字直立型构字的现象告诉我们，由于某些原因使得当时的专职书写人员不得不竖着在竹木简上书写文字，而基于竹木简狭长条形的特点，那些书写员只好想方设法把原来“合乎情理”的自然造型的字形挤压拉长，并且顺着简形采用上下直行的书写方式。甲骨文字的非常理性构字，正好说明当时上下直行书写习惯已经定型的历史事实。

图2　印度泰米尔文竹简
（引自George Jean《文字与书写》第67页）

公元前11世纪，周人取商而代之，继承了商人的文字。但是，他们不久便抛弃了在龟甲兽骨上记录贞卜内容、记录重要事件的做法，发展了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的方法。周人将文字和文章铸刻在青铜祭器上，创造了“策命”文体，也创造了将300字甚或500字的长篇文章记录在青铜祭器上的新型文字文化。史官或刻工们首先在祭器陶范的底部或器身、口缘等部位，以自上而下、左行的书写顺序镂刻数百字的长文，再经过内外合范，将青铜合金溶液注入陶范的缝隙，成就了“子子孙孙永宝用”的祭器，也成就了千古不朽的文字。西周时期，虽然文字记录的载体发生了改变，但是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书写习惯继续得到沿袭。而且这一书写方式，一直被后人所袭用。商周以后几乎所有的汉字书写形式，包括青铜器铭文、玉石盟书、砖瓦文、石碑文、缣帛、简牍，以及两晋以后作为主要书写载体的纸张，都采用了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书写方式。同时，这种竖式左行的书写方式，随着汉字及汉字的使用向中华周边地区的扩展，成为这些地区如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汉字文化圈内传统的文字书写习惯。汉字的竖式左行成为与西方社会横式书写习惯相并行的又一种人类书写方式。

为什么在人类的书写行为中，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书写方式?为什么与埃及圣书字一样以象形字为构字原理的中华汉字，发展出了独特的自上而下直行的书写习惯?在探究汉字直行书写原因之前，首先有必要探究促成文字书写习惯定型的条件因素。

三、文字书写习惯定型的条件要素

在讨论文字书写习惯形成的问题时，首先有必要重温文字的使用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在文字初创阶段，文字是先民用来辅助人脑记忆的工具，在我国则有“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的阶段，在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文字”是农牧业和贸易活动中的“一种记账工具，朴素而简陋”；文字也用于记录人类的思维活动或精神体验，比如上文所举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出现的大型尖底陶尊外侧近罐口处的“”字，上部象日，中间是火，下面是山，表现在太阳光照下，山上起火之意。但是在文字使用的最初阶段，使用的场合是有限的，可能集中在某一项生产活动的过程，比如记录谷物的数量或交易的票据；也许留下某一家族的传承世系或通神仪式的记录。文字使用的人员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这种特定范围内特定人群所公认的记录文字体系。随着社会的演进，人类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愈趋频繁，对于信息交流的方式和渠道也出现了更多的需求，文字在越来越多的场合被使用，从先前单纯的记账工具、记事备忘录，渐渐发展为记录连续语言的体系，成为人类表达和沟通思想的手段。特别是当文字进入到权威者的控制范围时，文字的使用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

最高权力者把文字和文字的使用纳入到自己的权力结构中，使得文字在过去辅助记忆功能的基础上，出现并发展了新的使用功能。

首先，文字政治功能的出现，这是权力相对集中并凌驾于社会之后的结果。统治者利用文字保存信息、传播信息的功能，令身边的专职文字书写人，用文字记录下国王、法老的煌煌历史，宣扬君命神授的权威性和统治权力的正当性，以威慑其统治下的臣民。松丸道雄曾经通过甲骨文田猎卜辞和青铜祭器铭文的研究，精辟地指出，无论商王还是周王，都利用甲骨文和铸刻在青铜器上体现王室意志的策命文，实行对周围方国、附属国的政治支配。在古埃及，法老和神的名字铭刻在石碑和陵墓上，接受臣民万世不变的敬仰和膜拜。在这样的历史发展中，文字便被用作权力者实施统治的政治工具。

其次，文字在世界许多地方被使用在宗教仪式中，成为与神灵交通的媒介，文字也因此被赋予了神秘的力量和浓厚的宗教色彩。甲骨文字主要是商王问神占卜的记录；而埃及圣书字记录的文献中，凡是出现神名和法老名字（在古埃及，法老也被视为神）之处，都在名字周围画上特殊的装饰记号，这些名词的神圣性便一望而知。在中国，诸如写在玉块和石圭上的盟誓文书、向神灵祈愿的“秦骃祷病玉版”、战国晚期秦人埋于地、沉于水的三枚诅楚石碑文，以及置于墓葬中的“告地书”竹牍文字等等，这些文书都是以传达给神灵为目的，非留给世俗的世界。因此文字被赋予通神的魔力，在信仰世界发挥作用。文字的宗教功能在古代社会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文字的社会管理功能。在社会发展的背景下，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城邑、城邦出现，社会规模愈趋庞大。而社会规模越大，越需要先进的信息手段。文字是实现大规模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权力者们开始用文字编订律令法规，并将之镂之于碑石钟鼎，昭示天下。著名的《汉穆拉比法典》，是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颁布的，计282条法规，用楔形文字铭刻在黑色玄武岩圆柱上，在诉讼手续、财产权、损害赔偿、租佃关系、债权债务、婚姻家庭以及继承和奴隶买卖等方面，订立法规，约束人民的自由行为，达到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公元前500年晋国铸刑鼎，把刑律铸于青铜鼎上，告示国人。权威者还通过文字来控制经济生产和商业贸易，管理人口、户籍，用以征发租税和徭役，维持一个帝国的运行。文字渐渐成为王、法老统治社会、控制臣民、推动社会运行的须臾不可缺少的工具。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在最高统治者的推动和促进下，文字的使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由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权力者介入文字的使用，出现了对文字使用的迫切需求，原来的文字书写形态受到极大的挑战。过去，文字总是被使用在记录重大事件、非常时刻的场合，文字记录也被用来追求千古不朽，子子孙孙永宝用的目的，文字记录素材也都选择坚硬耐久的玉石、金属，用利器镌铭镂刻之法，留下永恒的记录。一件碑文的完成要历时数月经年。但是当文字在政府的生产管理和社会管理过程中被使用，文字被用作农产品数量的登记、工具原料的配置发放、人口劳力的记录、国王或政府指令的颁布下达的场合，通常只要求即时性记录，不想纪念，无意公开，用完之后便弃之不用。于是希望书写材料是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的、更加经济、能够反复使用的素材，而昂贵的金属、玉石已经不能适合这种社会的要求。其次，文字的书写量大幅度增加，文字书写员每天有大量的政府文书要起草、物品和人口的统计报表要制作，要记录王和王室的一切重要活动，要撰写法律契约文书。大量的、高频率的文字书写工作，不允许写工或刻工们精雕细琢。速度和效率成为写工、刻工们的工作指标，于是要求有更省力、省时的书写材料和书写方式与之相适应。(www.xing528.com)

为了适应上文所述的书写新变化，解决由这些变化而带来的困惑，寻求能够就地取材的、经济的、易于书写的材料，琢磨最省时省力的书写方法，成为历史的必然。古埃及尼罗河沿岸沼泽地带生长着大片纸莎草，这种植物可用来制造绳子、草席、草鞋和帆布等日用品，而其纤维茎杆则被用来制作书写用的“纸张”。古埃及人将采集来的纸莎草，取其下部的茎杆，将茎杆外层的绿衣剥除，把当中白色的纤维部分切成薄片，然后叠合纤维薄片的边缘连接成一大张，经过不断地重叠拼合，得到柔软、富于弹性的且平整的纸面，最后将其压干磨光，用淀粉糨糊把约20张草纸连接在一起，做成一卷长达数米的草纸卷。但是“要想把象形文字写在草纸上，需要具备相当的技能和耐心。如此繁复精细的书写功夫，实在不符日常生活之需。约在象形文字通行的同时发展出一种书写更为流畅的草书体——僧侣体”。简便、流畅的草书体书写在轻便、柔软的纸草上，书写的速度和效率大大提高。

图3　埃及书写人像
（见George Jean《文字与书写》第38页，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

由于纸草卷柔软和绵长的特性，书写时便用石板架起来或放在膝盖上，而且边写边卷。现存的数件有关埃及书写员的书写雕刻，展现了埃及文字书写者的书写状态，图3是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内的一座埃及书写人的雕塑作品。

George Jean对书写者的书写状态曾经这样描述:“左手展开草纸卷，右手在其上书写，并将书写好的部分重新卷起。由于草纸卷很长，书写者通常席地盘腿而坐，草纸就铺放在膝盖和腰裙上。”保存在泽农档案中的一封写于公元前257年的书信，据罗杰·巴格诺尔描述，书信“写在从纸草卷上切下的长条上，写信人将纸草转过来沿着纤维的方向写”。由于草纸的织物纤维特性，为了使运笔流畅，顺着纤维的横式书写，正适应了这样的书写材料。

由此可见，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城邑、城邦甚至国家规模的扩大，文字成为最高权力者控制社会的一种工具，社会对于文字书写的需求骤增。换言之，当人类的书写行为常态化、规模化、效率化和专职化之后，促使原先的书写形态，包括书写材料、书写方式、书写人员发生相应的变化。常态化、规模化的书写行为，首先对书写材料提出要求，而这种书写材料的选择首先必须满足书写行为频繁化、速度化、效率化和省时省力的需求，必须满足经济、易得、便利和能反复使用的要求。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使用纸草的主要动力来自编写书面文书的需要。而书写材料的物理特性以及书写过程中人体姿态的取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书写的方式。可以推测柔软绵长的纸草使得埃及的书写人不得不搁在腿上或放在石板平面上，而顺着纸草横向纤维走向的横式书写顺序，便是在这样的条件因素下出现的。

因此，考虑文字书写方式的形成，不只限于“文字构造、书写材料、应用工具以及心理”等物质、技术层面的原因，由于社会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规模的扩大，权力者介入文字的使用，导致文字使用需求骤增的背景因素不容忽视。可以推测在文字使用场合增多、使用功能扩大和使用频率提高的背景下，文字使用人为了适应新的书写需求，寻求书写的速度、效率和省力、省时的目的，摸索出最合理的书写方式，并且在书写人中间广泛流传，进而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书写方式。

后　　论

20世纪60年代，钱存训曾经在他论述中国古代文字记录的书籍中，对汉字上下直行的竖式书写习惯的成因有所涉及，之后也有学者接过这个问题，继续探求汉字的纵式书写方式的原因。随着近年来竹木简牍资料的大量出土，汉字与众不同的书写方式再一次引起大众的关注。虽然“材料论”有实物为证据，即由于汉字的书写材料采用了狭长条形竹简之原因，但是正如前文所涉，狭长的竹简也是可以横过来书写的，因此，中华汉字竖式书写习惯形成，绝不只是材料的原因。本文通过对古埃及文字与中华汉字书写方式的考察，从文字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文字使用功能和使用状态的视角，对文字书写习惯的成因及其要素展开了尝试性地讨论，发现书写方式的定型不仅限于书写材料、书写工具等物质和技术层面的因素，社会对于文字使用的需求的社会背景不容忽视。那么，汉字上下直行书写习惯形成的原因究竟何在，笔者将在本论的基础上，另撰文展开讨论。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当时教育部部长郭沫若建议，将过去竖向的书写方式改为横向书写方式，把从右往左改为从左往右。1954年的学生课本仍然是由上到下的竖式排列，但是已经改为由左至右右行顺序。1955年1月1日，《光明日报》首先实现横排；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和地方报纸一律改为横排。

②李学勤《良渚文化的多字陶文》（见《吴地文化一万年》，中华书局，1994年）:“这些刻划符号实际上是环着罐口刻的，应当从上方看，朝向罐口的是符号的下端，符号由左向右逆时针排列。”

③莱斯利、罗伊·亚京斯介绍商博良释读圣书字的过程，谈到商博良发现象形文字中有许多描绘人的不同面向，描绘不同的鸟首，他观察到很重要的一点是，“铭文该由哪个方向读起，取决于符号所朝的方向，……符号朝左，就该由左向右读。……符号朝右，就必须由右向左读”。见莱斯利、罗伊·亚京斯:《破解古埃及，一场激烈的智力竞争》，三联书店，2007年，第54页。

④有关甲骨学介绍书籍基本都有甲骨形制的介绍，此处引用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三章“卜甲与卜骨”，第61、62页。

⑤目前所见的甲骨记事文，几乎完全采用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顺序。但是刻写卜辞时，采用了“下行而左”和“下行而右”相对称的方法，此与占卜所得到的卜兆有关系，胡厚宣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现象，指出:“写刻卜辞，皆有定例，……皆迎逆卜兆刻辞。如龟背甲右半者，其卜兆向左，卜辞则右行。左半者，其卜兆向右，卜辞则左行。”见胡厚宣:《甲骨学绪论》九“文例”，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20页。

⑥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第四章“卜法与文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0页。

⑦《说文解字》第十五卷。

⑧游顺钊:《古汉字书写纵向成因——六书以外的一个探讨》，载《中国语文》1992年第5期。

⑨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41页；游顺钊:《古汉字书写纵向成因——六书以外的一个探讨》，载《中国语文》1992年第5期。

⑩George Jean:《文字与书写，思想的符号》第三章“字母的革命，佉卢与婆罗米文字”，曹锦清、马振聘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67页。

《说文解字》第十五卷。

George Jean:《文字与书写，思想的符号》，曹锦清、马振聘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8页。

松丸道雄:《殷墟卜辞中の田猟地について》，载《東洋文化研究??要》第三十册，1963年；《殷周国家の構造》，日本岩波书店，1970年。

古埃及文字书写的纸草是可以重复使用的，人们发现许多纸草上有“把原已写在上面的文字擦掉后再使用”的痕迹，见George Jean:《文字与书写，思想的符号》，曹锦清、马振聘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42页。古代中国被用作书写材料的竹木简也是可以反复使用的，简牍上的刮痕以及出土的文具笥盒中的铜刀就证明了这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