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房考察-源与流-文物考古探索

明清文房考略

明清文房考略^[1]

高蒙河

近年来，关于古代文人的研究日渐隆盛，取得了不少新成果^①。但这些研究倾力最多的是古代文人的社会层级和文化取向，较少讨论他们在物质文化方面的生存方式。换言之，在文化研究通常分类的技术、制度和精神三个大项中，前者的研究还远远落后于后二者，成为我们通识古代文人的一个缺项。而笔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已经年日久，并曾先后得到国内外有关方面的课题立项^②，其中，尤其是在文人读书处所相关的文房设施上，积累了不少资料，也得出了一些看法。前不久，曾将有关宋元时代以前的古代文房研究心得另文寄发^③，本文则以文物考古资料为主，考察明清时期文房，藉以全程式地梳解中国古代文房史的源与流。

“文房”一词，至少在南北朝时期已经使用，但大量使用却多见于唐宋时代以后。比较著名的是唐代杜牧《樊川集》卷二《奉和门下相公兼领相印出镇全蜀》诗:“彤弓随武库，金印逐文房。”讲的是弓箭存放在武器库，而印章则是在文房里使用的器物功能的社会化分类。显然，器具的专门化和房屋的专用性，应当是来自武士和文人的社会角色分工所产生的不同物象结果。

专门的文房尽管可能很早就出现了，但在文物考古中至今还极少能发现房屋实例，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土木建筑很少能保留到千年不朽；另一方面即便是距今千年左右的个别唐宋时期的建筑有所保留和发现，其房屋功能也都不太能确指到文房的程度。像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洛阳尽管发现了白居易故居遗址，也清理出宅院、庭园、水渠、作坊、道路等，并出土了包括二方砚台在内的1000多件珍贵文物，但可供白居易书写诗文的文房位于居址的何处，还是难定其处^④。

与文物考古面临的窘境相比，唐宋时期的历史文献和绘画中倒是能检寻到一些与文房有关的线索。例如甘肃省安西榆林窟第25窟北壁壁画《弥勒下生经变》中的写经图，是中唐大历十一年至建中二年间（776—781）的作品，图中绘画着书吏写经的场面，戴着幞头的书吏端坐椅上，正右手执笔在经卷上书写，而他左手所抚的经卷则放置在桌面上^⑤。但由于画上的书吏周围绘画的是树木，所以还不能说这是严格意义上的文房。再比如唐代文人刘禹锡《陋室铭》的辞章甚为出名，其所表达的虽然还不是专门的文房形态，但他对包括书房在内的居室的看法有相当的代表性，反映出古代文人所向往的远离市声，贴近自然，丰富精神的居住观念:“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这正像有学者分析的那样，刘禹锡的“居室与富丽堂皇的豪宅相比可称为陋，但却是一派高雅。一是环境雅，青苔浸上了石阶，草色映得室内一片青翠，人与大自然相近相亲，和谐无间，使人有返璞归真之感。二是宾客雅，来往皆饱学之士，谈吐文雅脱俗。三是心境雅，远离市井喧闹，不为官场事物所累”^⑥。

如果说刘禹锡的《陋室铭》描绘的是一种住居意境，还不足以使我们了解书房的具体情况的话，那么南宋时期诗人和学者陆游《渭南文集》卷十八写的《书巢记》，却比较写实地向我们展示了他书房的景观:“陆子既老且病，犹不置读书，名其室曰‘书巢’……吾室之内，或栖于椟，或陈于前，或枕籍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吾饮食起居，疾病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宾客不至，妻子不觌，而风雨雷雹之变，有不知也。间有意欲起，而乱书围之，如积槁枝，或至不得行，则辄自笑曰:‘此非吾所谓巢者也?’乃引客就观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仙巢也。’”陆游这一名篇，表达了文人与书的亲密关系。他在《读书》诗中又写道:“放翁白首归剡曲，寂寞衡门书满屋。藜羹麦饭冷不尝，要足平生五车读。”这里，“书满屋”的“屋”，想必就应该是上面说到的他自命为“书巢”的书房。

其实，我们所能举出的唐宋时代涉及文房的记事实不多见，并不足以使我们更多地了解那个时代的文房实况。而时代晚近到明清时代，情况则要好得多得多了。文房不但在各种文献和绘画作品中多有表现，而且在文物考古中也多有发现，甚至我们还能看到不少作为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保留至今的建筑物，这都成为我们更加清晰地考察明清时代文房的基础。这里，将以浙江平湖莫氏庄园和陕西大荔出土的清代李氏家族墓的刻石中的文房为例，展开讨论。

莫氏庄园位于浙江省平湖城关镇，是江南晚清封闭式仿古宅第建筑群之一。清代光绪二十三年（1897）建造，占地4800多平方米，是清末大地主莫放梅祖孙三代居住的大型封闭式古民居建筑群。古园林专家陈从周教授称其具有江南民居小巧玲珑、布局紧凑的特点，在江南，乃至全国屈指可数。该庄园建筑面积2600平方米，房屋七十余间。总体结构为三组四进，布局完整、左右对称、前后错落，因袭了坐北朝南，沿街临河之古制，并按前堂后寝之传统格局排列。在东、中、西三个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有:东轴线的门厅、祠堂、帐房、花厅、佛堂、厨房；中轴线的轿厅、正厅、退厅、堂楼厅；西轴线的书房、卧室等。另外，还有三座花园错落在建筑群之间。花木、水池、曲径、湖石皆成小景，如诗如画，使人赏心悦目。在陈设上，更集家具、字画、器皿、古玩于一炉，凝结着江南文化的精华。

笔者曾在实地考察的过程中，特别对该庄园的单体建筑书房加以关注。发现该书房的设计煞费苦心，独具慧眼。书房择位于西轴线，筑于前、后花园之间。其设计采用了隔而不断、互相呼应的手法，由横跨开间的几何形门空式博古架将其隔出，分一为二，成南、北两间。南间为主人展卷读书、挥毫丹青之所，书案上文房四宝、水盂、古印一应俱全，博古架上错列其间地放置着各式骨董、陶瓮、玉件、瓷器、名石等。北间为骚人墨客、朋辈知己邀集之所，或赋诗其间、或品茗赏景、或弈棋操琴、或言佛谈禅，可怀古吟志，寄兴养性，情趣盎然。步入书房，既可借景，又可对景。书房的前间可独乐之，书房的后间可众乐之。

莫氏庄园的这种造园特别是书房的位置选址，与中国明代万历年间造园专家计成所撰《园冶》中的理论非常符合。《园冶二·立基·书房》中制定的文房选址原则是:“书房之基，立于园林者，无拘内外，择偏僻处，随便通园，令游人莫知有此。”实际上，将文房设计在偏僻的处所，还与中国古代建筑一直强调的与自然环境相关的风水观念密不可分，具体而言就是方位。莫氏庄园书房位置所在的西北部方位，如果从建筑中基本方位角的意义上讲，恰好是适宜建筑静修室的处所。

无独有偶，由于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类似的方位原则大约在公元6世纪传入日本，最初影响了城市和庙宇的布局，后又很快扩展到其他建筑形式甚至日常生活中。其中，房间的配置明显是根据使用功能的主次而定。在日本，住宅形式和方位的确定大多参考《相家》一书，在该书所举的图例中，江户时代的住宅的平面布局、形状、房间位置等，多根据方位法则确定，乃至于图三中江户时代的书屋位置和浙江莫氏庄园中书房的位置一样，都在同一个方位上^⑦。中国记录文人的相关文献中，多着眼于场景的描述和对文人意境的阐释，因此，这种难得一见的从建筑方位角度谈文房的成果，实在不应当被我们忽视才是。

近年颇为引人注目的陕西大荔出土的清代李氏家族墓的刻石^⑧，也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文房的一些资料。该墓地的墓室皆用石质构件筑成。其中编号为ZJ:13的石室墓墙顶构件，据发掘者推测构件的用途可能为院落墙上的装饰物。残长0.45米、宽0.23米。图案内容为:围屏前的书案前后各有一人，可能是教学或当政者训示臣下的场面。另外四号石室墓出土的石构件上也有一批丰富的石刻图案，其中用高浮雕和减地刻等雕刻手法雕刻的人物故事组图，表现了与文房有关的文人情况。有一组减地刻人物组画为《学子成名图》，共四幅，每幅高0.72米、宽0.32米，描述了一个人一生的经历。第一幅:一位年轻的书生端坐于书案，正读书习文，准备考取功名。旁边站着一位年轻的妇人，为书生磨墨捧砚，端茶递水，盼望着夫贵妻荣。第二幅:一位年轻的官人模样，向坐于堂前的妇人搭躬行礼，一定是第一幅的那位书生金榜题名、高官得坐后回家向夫人致谢，夫人挥手作答，官人一脸谦恭，夫人喜不自胜。第三幅:官人足登朝靴，峨冠博带，须髯飘飘，显然是一位官居高位的朝廷宿儒。妇人站在桌前右手一剑，左手指着桌上一张纸，好像和官人盟誓。第四幅:像是老夫老妻对饮图，老先生头戴便帽，身着长袍，显然已是一副谢官为民的打扮。老妇人发髻高绾，神情安详。

文物考古所见的实物遗存，和一些文献所陈述的文房形态互证，更能使我们窥见到明清时代文人的书香意趣和价值取向:

一是如何设计和构建文房。上面提到的明代计成在《园冶·立基·书房基》中认为:“书房之基，立于园林者，无拘内外，择偏僻处随便通园，令游人莫知有此。内构斋馆、房室，借外景，自然幽雅，深得山林之趣。”他还在《园冶·屋宇》中强调:“凡家宅住房，五间三间，循次第而造:惟园林书屋，一室半室，按时景为精。方向随宜，鸠工合见。”

二是如何选择和布置文房的室内物品。明代文震亨《长物志·位置》中有比较精辟的见地:“悬画宜高，斋中仅可置一轴于上，若悬两壁及左右对列，最俗。长画可挂高壁，不可用挨画竹曲挂。画桌可置奇石，或时花盆景之属，忌置朱红漆等架。堂中宜挂大幅横批，斋中宜小景花鸟，若单条、扇面、斗方、挂屏之类，俱不雅观。”“几榻俱不宜多置，但取古制狭边书几一，置于中，上设笔砚、香盒、熏炉之属，俱小而雅。别设石小几一，以置茗瓯茶具；小榻一，以供偃卧趺坐。”清代的李渔在《闲情偶记·器玩部·床帐》中还说:“夫瓶花盆卉，文人案头所时有也。”

1960年上海地区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八品官员潘允徵墓出土的家具模型，被上海博物馆的研究者们进行了分类和场景复原，其中有一套家具可能与文房有关，使我们能对明代的文房布局有一个大致的了解^⑨。这组文房用具，有可作小憩用的榻，有供挥毫泼墨用的书画桌案以及扶手靠背椅。另外还有取暖用的炭炉、衣架等。这些器物，在明代刻本的小说绘画中也有描绘，例如《水浒》中的文房内^⑩，就有床一、衣架一、长桌一、画案一、椅二，案旁放置一个暖炉，桌上有烛台、古琴、文房四宝等。相比较便会发现，潘允徵墓出土的用具和《水浒》中绘画的文房用具与我们上面谈到的明代以前的情况，增加了比较多的休憩成分，而且没有明显的放置书籍的用具。但在明代的一些绘画中，放置书籍的文房还是可以见到，能够弥补一些不足。

1982年在江苏淮安县东郊发现了一座明代墓，墓主人王镇的衣袖中随葬了25件明代前期画家的古画。其中有一幅是马轼所绘《稚子候门图》，描绘的就是文房的景观。画中的房屋建筑一角窗内有靠窗的桌案，上面整齐地放置着各式文房用具，墙壁上悬挂着画轴、卷轴和古琴。一只小猫伏桌而望，给寂静的文房平添了几分生气。另外一幅，是明代文徴明88岁时为友人华夏所绘《真赏斋图卷》。华夏，字中甫，号东沙子，是江苏无锡富豪，家藏许多古代书法、名画和善本碑帖，“真赏斋”就是他庋藏古物之室。文徴明绘写真赏斋为茅屋数间，周围遍植松柏丛竹，湖石玲珑，流溪曲折，全然是脱离城市喧嚣的乡间环境，赋以文人式的精雅情趣。画面中文房和庋藏古物之室分为相隔的两间，文房中主人的桌案有两张，呈曲尺状摆放，上面尽置文房四宝之物。庋藏古物之室透窗可见柜橱格架，摆放着主人收藏的古物和古籍，还挂有幔帐。

三是有关文人在文房的行为方式。明代詹景凤《草书千字文卷》讲:“万历丁酉之十二月，天寒积雪，顾几上笔砚乃不作冻，佳客在坐，乌薪在炉，松萝仙茗在壶，白定□在手，遂寄兴而书此卷。”这里记载冬天文房内的器用和文人之间的活动时，还谈到了用乌薪取暖的炉子。这种带有暖炉甚至文人身穿冬衣的文房情景在《三希堂画谱大观·人物》的晚清光绪年间的绘画中，已经描绘得令我们如临其境了。清李渔在他的名著《闲情偶记·器玩部·椅杌》里，还讲到了他自己设计制作文房暖椅越冬的有趣经历:“予冬月著书，身则畏寒，砚则苦冻，欲多设盆炭，使满室俱温，非止所费不赀，且几案易于生尘，不终日而成灰烬世界。若止设大小二炉以温手足，则厚于四肢而薄于诸体，是一身而自分冬夏，并耳目心思，亦可自号孤臣孽子矣。计万全而筹尽适，此暖椅之制所由来也。”顺便要说到的是，李渔还是古代文人中少见的善于工技的人物，时常加工文房的用器，这与他专于审美理论不无联系:“有人赠我一器，名七星箱，以中分七格，没格一替有如星列故也，外系插盖。从上而下者，喜其不钉铜枢，尚未生瑕着屑，因筹所以关闭之……置于案上，有如浑金粹玉，全体昭然，不为一物所掩。”文人喜欢自己加工改善文房用具毕竟是少数的，但从帝王到文人都喜用文房美器，却是不乏记载。清代王士祯《香祖笔记》载:“某大臣籍没时，有一书案，乃琥珀琢成，而嵌水精，方广二尺，下承一替，亦水精为之，高可三寸。贮水，畜朱鱼，红鳞碧藻，煦沐游泳，恍若丽空。”其实，类似这样的精美文房用具，在文献中还可以找到更加古老的记载。例如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就记录了比较早的精美笔、匣:“天子笔管，以错宝为跗，毛皆以秋兔之豪，官师路扈为之。以杂宝为匣，厕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时至清代，文人的桌案上乃至文房中除了文具以外，陈设摆放与其身份或喜好相关的器物也更明晰，像金石学家阮元和收藏家刘喜海的造像中就都配画有青铜器或陶瓷器等。

通过对以上明清时代文房资料的梳解，我们对明清时代的文房形态，已不再像唐宋以前那样所知甚微。我们发现，明代文房的内涵和布局，已经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并在清代更是呈现出不拘一格的形式。这与有关资料显示的宋代以后随着社会的世俗化，文人开始追求适合自己身份属性的生活方式，乃至谋求“闲情逸致”的生活情调，都不无关联。在这种闲情化倾向之下，文房除了提供文人书写读书的场所之外，更寄托了他们的人格涵养和精神气质，因此，文人的读书生活以及与之对应的文房的家具和器物陈设，成为体现主人的生活品位和审美意趣的重要表征，甚至超越了对读书这件事本身的追求，这是唐宋以前的资料中难以见到的。(www.xing528.com)

①孙立群:《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商务印书馆，2004年；刘泽华:《先秦士人与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于迎春:《秦汉士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②如复旦大学中日书画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支持。

③以《古代文房考略》为题，提交吉林大学编辑的《新果集——庆祝林沄先生七十华诞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东都履道坊白居易故居发掘简报》，载《考古》1994年第8期。

⑤张朋川:《中国古代书写姿势演变略考》，载《文物》2002年第3期。

⑥孙立群:《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商务印书馆，2004年。

⑦〔英〕西蒙·J·盖尔:《方位与建筑环境》，见《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⑧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大荔李氏家族墓地》，三秦出版社，2003年。

⑨王正书:《上海潘允徵墓出土的明代家具模型刍议》，载《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七期，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

⑩傅惜华:《中国古典文学版画选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

鲁力:《淮安明代王镇墓出土的珍贵书画》，载《东南文化》2001年第4期。

此句中的“□”为缺损的字。

凌利中:《詹景凤生平系年》，载《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九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叶九如编:《三希堂画谱大观》，中国书店，1995年。

（清）李渔:《闲情偶记·器玩部·箱笼篋笥》。

（晋）葛洪:《西京杂记·天子笔》。

叶衍兰、叶恭绰:《清代学者象传》（上、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注释】

[1]本文得到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东亚文化遗产:文房四宝起源研究”项目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