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在文化遗产研究中的重要性

作为历史科学的考古学

陈　淳

自国际考古学新思潮传入中国以来，考古学的学术定位之争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针对欧美考古学研究的人类学取向，我国一些以主流地位自居的学者坚持自己的历史学定位，重申中国考古学“重构国史”的既定方针^①。诚然，中国学者强调自己的史学癖以及眷恋编史情结无可厚非，但是这不应该作为我们漠视国际学术潮流迅猛发展和坚持抱残守缺的口实。如果以“重构国史”来强调“薪火传承”，进而作为我们漠视和拒绝当代科学新思潮和新方法的理由，我们将永远是井底之蛙，永远是时代的落伍者。

中国考古学定位的历史学和人类学之争，归根结底是学术理念的反映。学术的本意是经验知识和理论方法的交融和相互促进，“学”是学科知识的积累，而“术”是指理论方法的精进。如果我们用“学术”这两个字，而不是用考古发现资料的积累来衡量中国考古学的成就的话，现实实在是很令人惭愧的。尽管考古学家发掘出了大量的史前和历史时期的遗址和遗迹，并自我感觉良好地宣称已建立起史前文化起源和发展的脉络，弄清了远古文化的内涵和差异云云。但是我们不妨反躬自问:除了一些似是而非、语焉不详的推测之外，这些考古发现究竟为人们提供了多少明了而清晰的历史知识?

中国考古学发展初期存在的两个致命弱点，今天已成为妨碍这门学科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症结。第一，科学考古学方法当初只是作为一种技能引入中国的，主要被中国学者用来寻找史籍中匮乏的历史证据。于是在中国，考古基本上就是“干考古学”而已；第二，在建国初期，考虑到出土材料的不完整和考古工作者的阐释能力有限，夏鼐先生要求中国学者只发表材料，而避免进行贸然和随意的解释。从当时来说，这一谨慎举措十分得当而且必要，但是恪守这一惯例使得后来的大部分考古工作成为一种照章办事的技术操作和纯粹的资料积累，严重影响到考古研究一个至关重要环节的提高与完善——现象与材料的解读和信息的提炼。

中国考古学重材料轻阐释的原则也体现了20世纪初国际史学界潮流和建国前史语所及傅斯年的治学理念。19世纪至20世纪初，西方学界是传统史学的一统天下。科学历史学之父里奥波德·冯·兰克是传统史学的集大成者和典型代表。兰克的史学观认为，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要说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如要了解历史真相，只有研究原始材料这一条路。兰克认为，收集基本材料和确立过去的事实是研究的第一要务，而对材料的阐释不过是个人的主观见解而已。这种客观主义是兰克学派的主要特征，他们主张治史者要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让材料自己说话，尽量避免将个人的意见夹杂其中。傅斯年留学英、德七年，深受兰克学派的影响。傅斯年自称是中国的兰克学派，他确立了以史料学为中心的治学方针，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观点。他说，“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并视新材料的发现与应用，为史学进步的重要条件。夏鼐先生在英国留学期间，大体也在相同的学术背景中接受这种训练，而且他曾在史语所与傅斯年共事，应有相近的认识。建国后，夏鼐作为中国考古学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左右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他当时为中国考古学提出这样一个规则，实际上也反映了和20年代初国际学界的治学理念。

1928年史语所成立后，傅斯年确立的治学方针就是努力收集和整理原始材料，史语所下属考古组的建立，用傅斯年的话来说就是要“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于是，在傅斯年、李济、夏鼐等留学欧美学者的努力下，为中国传统国学注入了新的思想和理念，引进了新的方法，开辟了一片新的学术天地。然而，当兰克学派在欧美盛行之时，新的学术思想和观念也在萌发和涌动。虽然传统学术思想仍占据着主流地位，主导着学界的话语权，但是到20世纪初，兰克学派已经危机四伏。法国年鉴学派的兴起，预示着西方史学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结果，傅斯年和史语所在中国学界大力引进和推广的兰克学派治学方法，实际上采纳了西方即将过时和将被淘汰的范例，趋新反入旧，把中国的学术发展引入了一条曲折的迷径^②。为何上世纪初，仁人志士向西方学习，趋新求变却导致舍新入旧呢?这是因为当时出国求学的学子，大多对西方学术发展的脉络认识不很清楚，而且学习的内容仍然是当时学界流行的思想、概念、规则和范例。他们一般并不了解当时学术的新旧之分，而且也不会去关注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思想和新方法。因此，这些在国外的求学者只是接受了当下通行的知识结构，未必能捕捉到学术的最新动态和把握以后的发展趋势。一旦这些学者回国后，处于与国外学界相对隔离的情况下，中西学术的发展又会产生巨大的差距。

我们现在明白，考古学研究不仅包含一套发掘和采样技术，而且和分析与阐释的理论方法密不可分。没有理论的指导，盲目发掘出来的材料对于了解和解决任何问题都不充分。正如19世纪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亨利·庞加莱所言:“科学是一堆材料，正如房子由石头所构成，但是一堆石头并不是一座房子，正如一堆材料并不是科学一样。”^③由于原始材料并不能直接提供信息，所以用考古材料来重建历史必须提炼各种人类行为的信息，并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来构建一种能够被其他学科了解的历史事件和发展过程。

在考古学引入中国的初期，考古学的操作仅仅就是为历史学者寻找证据，用于解决有争议的上古史问题，所以在这种史学导向的发掘中，考古学不需要独立的思维，理论方法也是毫无用处的。我们可以从李济对西阴村和殷墟的发掘中，体会到那种纯粹史学导向的局限性。但是，考古发现更多面对的是与史籍无关的内容。这些人类历史上遗留的大量物质遗存如果不是用独立的理论方法来加以分析和研究，提炼其中所包含的各种人类行为的信息，单凭考古学家的常识和经验的推测，是无法将原始材料转化成历史知识的。

考古学发掘方法、分析技术和阐释理论构成了“术”的范畴。有了“术”的精进才可能有“学”的长进。然而，我们现在对“术”的理解还停留在地层学和类型学的层次上，尽管有人称这两种方法为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但是它们的功能仅限于对考古材料的收集和整理，与人类行为的信息提炼无关。由于中国考古学的大量精力放在第一手资料的积累上，因此地下出土的考古资料除了那些直接能提供文字证据的材料之外，其他的物质遗存在没有经过技术分析和理论阐释的情况下是无法提供历史知识的。

于是，我们再回到本文开头“重构国史”的情结上来。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艰苦的释读工作将堆积如山的考古材料转化为可信的历史知识，考古学家如何来“重构国史”?如果考古学家自己没有“透物见人”的能力，他对发现材料的个人看法究竟能够为我们增进多少对历史的了解?因此，从知识积累的“学”的范畴而言，中国考古学也是值得检讨的。因为，发掘出来的资料再多，学者们对它们的分类和分期无论如何详尽，如果没有细致的信息提炼，它们仍然是一堆堆无言的标本，而不是对国史的重构。

1.历史学与考古学

历史学从其词义而言，是研究自古至今的演变。相对于自然史的人类史研究，历史学的学术范畴要狭窄得多，它基本上是将人类发生的事件按年代学序列加以编排，这一领域的学者大多以一种传记方式来处理材料，而他们研究的对象都是文字记载的史料。历史学家们一般认为，没有文字资料也就没有真正的历史学^④。

由于历史学主要依赖文字记载，因此它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有很大的局限性。人类的发展已有三百多万年的历史，而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超过五千年。在世界许多地区，这段时间往往更短。像美洲印加和阿芝特克帝国由于没有书写系统，也处于历史学研究的范畴之外。于是，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学研究仅限于一小部分的文明社会，而且其时间跨度也相对有限。即便像中国这样文献记载十分丰富的国度，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许多细节和复杂性也不可能全部从文献来予以全面了解和重建。

史前史和史前考古学是针对编年史之外的时期或历史材料的研究，这门学科主要通过一套技术和方法，从人类过去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入手来独立了解历史。由于在这段时间里仅仅是人类的“物质文化”被保留至今，因此史前史的重建关键在于对文化遗存与人类行为之间关系的了解。然而，由于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对物质和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然很不充分，在历史学导向的中国考古学中几乎很少予以关注。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史前考古学家们的研究仅仅局限于用物质文化发展的年代学来重建人类的史前史，而难以企及这些物质文化演变的性质。

在传统的文化历史考古学中，人类的历史证据是过去人类生产和使用的器物和它们所处的相关背景，考古学家就是对这些物质遗存和现象的观察和分析来了解人类的活动和社会的形态。考古记录的主要缺点是:（1）不完整性，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仅仅是人类活动的一小部分，相当部分的物质文化因各种保存原因而无法保留至今。（2）非直观性，许多文化性质如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等文化特征必须从物质遗存来进行间接的推断，即使是经济和技术形态从考古记录上观察有时也并非一目了然。

由于从物质材料来观察人类行为和重建历史的难度，于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考古学家的研究与文献探讨主要集中在发掘技术和对考古材料的分类处理上，而避免对文化历史的性质做任何贸然和草率的解释。同时，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缺乏有效的绝对年代断代技术，考古学材料的断代工作已经耗去了学者们的大部分精力，使他们无暇顾及其他深层次的问题。

在历史记录比较丰富的文明古国，如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考古学更容易被用来作为对文献研究的补充和说明，因此考古研究有可能变成对文献研究的一种补充。其实像埃及古王国时期以前和中国秦汉之前，由于文字资料的贫乏，这段时间也很难用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方法来加以研究，而必须主要依赖考古学的探索。

将中国考古学的学术定位放在历史学范畴之内并没有错，中国学者的编史情结也无可非议。但是问题在于，像目前这样对考古发现进行描述、分期、分类是否就等同于重构国史?在还没有能充分解读出蕴含在物质文化中的人类行为信息的情况下，考古学家又如何重构国史?建立在少数典型器物分期基础上的史前区系文化类型是否就能等同于国史?中国学者对夏代的广泛心理认同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准”信史?中国学者将历史学问题置于考古研究的中心地位，并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机械对应的研究方法是否已经代表了考古学的最高境界?

再从当代社会科学的概念上来进行理解，仅仅将考古学服务于史学研究是否就能胜任“重构国史”的重任?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Braudel）提出过三种层次的历史研究。一是表面层次，是他称之为个人时间的历史事件。在这些表面事件之下是较为缓慢的律动，包括经济学家们所分辨的，也许以几十年为衡量期限的循环。最后，在这些律动之下是基本的、往往最终取胜的长期趋势。由此可见，就目前中国学者对地下出土文字资料如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碑刻墓志、陶文封泥的积累，以及将器物和遗迹的研究来补充文献的研究方式而言，也未必能达到现代历史学研究的境界。

中国拥有丰富的文献记录是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福气，无疑对于我们了解历史有极大的帮助。但是，我们不应当不加鉴别地根据它们的表面价值全盘接受。我们也不应忘记文献信息保存下来的偶然性以及一个社会中文献的特殊作用与背景。偏重文字记录的最大危险在于这些文献自身的观点和偏颇会影响我们，以至于它们不但为我们的问题提供答案，而且无意中限定了这些问题的性质，甚至我们的概念和术语^⑤。

因此，将考古研究看作是编史学的辅助工具，与立足于考古发现及文献资料的独立研究来重构国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目前，在强调中国考古学历史学定位的主流学者中对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清晰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文献对于考古学家不过是一类特殊的研究材料而已，它们的作用仅仅是一种对分析和阐释过程有帮助的依据，不应该成为左右考古学家研究视野的方向盘。

目前，除了类型学和地层学这两门看家本领以及自以为有一手绝活的文献考辨之外，中国考古学到底有多大能耐来提炼和解读物质遗存中的信息?没有“术”的日益精进，哪来“学”的持续长进?几十年来，随着大量考古材料的发现和积累，阐释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地摆到了考古学家的面前。如果考古研究不是努力创造新的理论方法，从堆积如山的考古材料中去提炼人类行为和社会文化的信息，物质遗存不会自动转变成历史知识。同样，如果考古学家不是通过独立的工作来寻找只有考古学家才能分析和解读的材料，以自己独特的证据来提供新的认识和新发现，重构国史也难免流于一句空话。

以编史和证经补史为导向的考古研究在许多实践操作中的弊端已显露无遗。比如，20世纪50年代，在郑州二里岗发现了商代文化遗存——周长近7公里的城垣和一些宫殿基址，于是学者们根据史籍的线索，判断这很可能就是“帝仲丁迁于隞”的隞都^⑥。1989年，考古学者在郑州西北处发现了小双桥遗址，于是有学者转而认为小双桥才是隞都，郑州商城应该是汤都亳而非仲丁所迁之隞。80年代初，考古学者在河南偃师找到了一处商代早期城址，1997年又在偃师商城的中部和南部找到了时代更早的小城，有学者便认为这处城址很可能就是汤都亳。由于无法确定两个遗址中究竟哪一处是亳，于是有人分别将它们称作郑亳和西亳，并提出早商存在“两京制”来自圆其说^⑦。

这些学者对隞都与亳都的判定完全是将考古发现来硬套文献资料，凸显了文献导向对考古研究的不利影响。我们发现，面对复杂的考古现象，严肃的科学阐释如同儿戏:隞都好似一块地名标志牌，可以被考古学者根据自己的想象随意换插到不同的地点；亳都有两处可能的地点争执不下，有学者居然可以编造出“两京制”的“神话”来确认它们都属正统的都城。面对复杂的考古现象，除了从本本上的记载进行死搬硬套之外，考古学者似乎已丧失了独立思考与分析的能力。正如水涛所言，这种文献导向的研究可能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方向，完全局限于文献来讨论三代考古，并非是一种可取的方案。以两京制来调和文献中所载亳的记载与考古发现之间的矛盾，未免有机会主义之嫌。如果以后发现了新的商代早期城址，是否要提出所谓的“三京制”和“多京制”呢^⑧?到目前为止，考古学者已经发现了五处早期商城^⑨。显然，考古发掘所揭示的历史事实与文献记载无法完全吻合，真实的历史远比文字的记载来得复杂，如果考古学重构国史的任务仅局限于通过发掘来确认典籍上所记载的地点和人物，那么就会严重限制研究的视野和思路。

由此可见，用考古学来重构国史并非是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对号入座就能完成的。其实，文献典籍由于当时社会背景、传播过程、作者立场和时代偏见等因素，完全有可能传递残缺、片面、扭曲甚至错误的信息。如果考古学家不是采用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独立方法加以梳理和审视，执著地将其用来作为指导考古实践的科学依据，不免会有误入歧途的危险。正如吕振羽曾经指出的，“正如地下考古一样，从地层的分析上，分别出同时代的遗物，和因地层的变动或其他原因而杂入之不同时代的东西。所以我们在中国史的研究上，对古书中的材料，也必须经过一次开挖的手续，才能正确引用”^⑩。

再有，考古学的重构国史是否就是简单地用考古发现来证经补史?我们是否要考虑将研究的境界涵盖布罗代尔所指的缓慢律动和最终取胜的长期趋势?这个研究目标显然不是考古材料的自然积累以及与历史文献的相互印证就能达到的，而是一种需要有科学理论指导的社会发展规律研究，我们不能忘记吕振羽的另一句话:如果人类历史发展法则的一般性不得到确立，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便不能前进一步。夏鼐先生也指出:“作为一门历史科学，考古学不应限于古代遗物和遗迹的描述和系统化的分类，不应限于鉴定它们的年代和确定它们的用途。历史科学应该是阐明历史过程的规律。”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我国的考古报告或研究文献里对史籍和考古材料处理方法的局限性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还普遍缺乏从物质文化中来提炼人类行为信息的努力，还看不到探讨一般性法则和历史规律的影子。为此，再回过头来审视那些主流学者对重构国史的执著，实在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的地方。

2.人类学与考古学

我国一些主流学者刻意强调中国考古学的史学定位，显然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考古学界人类学化潮流的一种反应，是对国内学界要求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呼声的一种负面暗示。人类学导向的考古学真的是和历史学的考古学泾渭分明、水火不容吗?坚持拥抱历史学的既定方针，中国考古学就能真的游离于澎湃的世界学术潮流之外而独善其身吗?

实质上，20世纪60年代欧美发生的新考古学思潮是对考古学目的、方法和发展方向的有益探索和深刻反思，主要表现在:（1）探讨史前考古学的理论结构；（2）系统探讨考古资料阐释的科学规则；（3）摸索和开辟新的方法。正如布鲁斯·特里格所指出的，尽管这个思潮中出现了一些褊狭的看法和充斥着晦涩的术语，但是这一发展毕竟使人们对考古资料的意义有了更好的了解。如果一个人不能估计这些研究的积极价值，那他毫无疑问是保守的。

新考古学对史学导向的传统考古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研究目的仅限于处理区域考古学文化的序列，并了解文化和器物类型的时空分布；（2）对考古现象只能依赖常识性解释；（3）信奉传播论，局限于从外部原因来解释文化的异同和演变；（4）研究的基本目的仅是解释个别事件，而不是对社会发展的普遍法则做规律性的总结。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世界各国的考古学家包括中国学者在内，主要埋头于考古证据的收集，这是这门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然而，随着大量出土材料的积累和各地文化年代学的确立，考古学界对于材料的阐释的关注也越来越强烈。于是，过去那种对考古遗存所作的形态描述、断代、文化年代学分析，以及考古学家依赖常识和经验的解释，显然已经无法满足这门学科发展的要求。

学者们日益认识到，虽然考古研究有时可以用古代文献的帮助来破解考古发现中的历史之谜，但是他们所面对的主要还是无言的物质遗存，他们必须采取独立的方法从这些物质遗存中提炼信息，重建人类的文化历史。要做到这点，关键在于考古学家必须发展理论和方法来从物质遗存中提炼过去人类的行为信息。这些信息远不止器物和考古学文化时空分布的年代学框架，它还包含了经济、社会、政治背景以及演变的原因，换言之，重构历史不只是寻找和罗列史前文化的各种特征和确定它们的年代序列，考古学者还必须对文化的性质和演变的原因作出解释。面对这一任务，在没有了解物质文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之前，考古学者是无法对它们的性质作出满意的解释的。同样，在没有了解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性质的前提下，考古学者也无法对任何的社会发展现象作出解释。因此，勾画文化发展的轮廓对于重构国史的目的来说是基础，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考古材料也具有非历史学的价值。

在这点上，新考古学将总结人类行为和社会发展普遍性规律视为考古学研究的终极境界。美国新考古学家们认为，对普遍法则的研究要比解释特殊事件更为重要。从传统考古学注重个案描述转向人类行为普遍规律的总结，可以使考古学变成一门真正的科学。

新考古学将自己的学科定位在人类学，并刻意贬低历史学的作用，显然有其褊狭之处。然而，以历史学为己任的一些中国学者因此就认定新考古学非吾族类，必须划清界限，那也显得过于偏执。文化历史考古学的鼻祖柴尔德说，考古学的终极目的是复原历史，人类行为的规律总结是为这个终极目的服务的。他在临终前的告别辞中呼吁:“对于考古材料经济的、社会的以及最终的历史阐释，现在已成为我们一项主要任务，这会对人类历史做出很大的贡献，也将提升考古学的地位。”我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巨擘如郭沫若、夏鼐和吕振羽都强调过社会规律总结的重要性，其实重建历史和总结社会发展规律是同一研究目的的两个方面，因为只有详尽了解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才有可能进行社会发展规律的总结。另一方面，只有深入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才能深刻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这其实正是布罗代尔所强调的不同历史时间研究的科学境界。

事实上，如何从中国的历史学和考古学个案研究来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了解中国社会历史演变和发展的动力，历来是我们的一个弱项。在谈及发展规律和社会模式时，中国学者通常的本事就是套用马、恩和摩尔根的经典术语，用他们在19世纪所提出的社会发展阶段模式和学术概念来给中国的材料定性。这种治学方式已在国际学术界成为一种笑柄:中国学者面对自己的材料进行科学阐释时，除了搬抄经典语录之外，已完全丧失了独立分析和思考的能力。

虽然新考古学的许多激进言论和做法受到批评，但是它在科学研究方法领域的突破却是举世公认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量新技术和新方法被用来从考古材料中提炼经济、社会和政治行为的信息。比如，石器微痕和拼合分析为了解古人类的行为方式提供了关键的手段；痕量元素的物理学分析被用来了解原料和产品分布和流通；碳同位素和微量元素被用来分析古代人类的食谱，为经济形态分析和社会地位的观察提供了有效的依据；遗传学的分析被用来确定人群的渊源和民族关系；而空间分布的新技术可以从器物分布上获得意想不到的规律，从而破解背后的人类行为方式。(www.xing528.com)

为了透物见人，新考古学大力发展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的技术和方法，力图从现生土著人的行为方式和物质文化的观察来找到能够破解史前人类遗迹的“罗塞达碑”。为了了解考古学文化的差异和演变，新考古学大力倡导文化生态学和系统论，努力从文化对不同生态环境的适应和调节来了解文化的性质和兴衰的原因，从而导致环境考古学和聚落考古学在世界范围的勃兴。聚落考古学从观察社会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入手，进而意识到聚落形态又是社会结构的反映，从而成为社会发展研究和文明探源的有力武器。

意识到考古遗存大多是“个人时间”的产物，要从这些凌乱的个人行为来观察长时间的“社会律动”，并总结社会发展规律显然有相当的难度，于是新考古学提出了“中程理论”建设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沟通考古学物质证据和社会普遍规律之间的一座桥梁。只有考古学家拥有了从物质文化来提炼人类行为法则的能力和方法，才有可能企及更高层次的社会发展规律的探讨。

随着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发展，考古学家对考古证据的局限性和考古学采样方式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他们意识到，考古研究的对象还不是古代人类行为的绝对证据，能被考古发掘所找到的材料仅仅是在各种偶然因素中得以保存的有限幸存物。而且大部分考古材料是古代社会废弃的垃圾，要从这些物质遗存的废弃方式来了解它们生产和使用的社会背景，对我们来说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更有甚者，考古遗址废弃后历经千万年的沧桑，会被各种自然动力和人为原因所扰动。因此，如果要从废弃的物质遗存来了解古代人类的行为，就必须从事遗址形成过程的研究，仔细分辨导致遗物分布的人类行为和后来各种扰动的原因。

考古学信息提炼和科学阐释所带来的挑战，迫使考古学家必须要以更为细致和谨小慎微的方式来收集各种材料，包括以前所忽视和那些不起眼的材料，并且以数理统计来分析这些材料时空上的量变和质变，人们意识到，没有一个问题可以仅仅通过对单一遗址的发掘就能解决了。考古学的田野发掘从邂逅的运气，转向问题指导和精心设计的探索。它需要细致和全面的区域调查和采样，并带着问题选择遗址，寻找能够证实某种阐释理论的实物证据。

问题指导的考古学探索，是将考古资料视为检验科学阐释的依据。这使考古学开始从以前简单的材料归纳和记录转向假设和演绎。因为考古现象纷繁复杂，究其原因也有种种不同的可能性，考古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涵盖了从技术经济到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的各个层面。为了了解造就和产生考古现象的原因，考古学家就必须像侦探一样对现象和事物的因果关系进行梳理，并对材料的解释提出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假设，而考古发掘的实践就是要寻找种种证据来排除和减少各种可能性的数量，最后得到比较可信的结论。这种以问题和验证假设为导向的发掘与研究，将考古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每一个新发现的材料片段，不仅有助于完善对历史的重建，而且能够用来检验以前的设想。正确的阐释和理论必须经受新的考古材料的反复检验才能得以保留，疑虑和分歧也通过这一过程被消除，我们对历史事件和社会发展进程的认识就能不断完善和深入。

新考古学除了在学科理论方法上努力创建新的范例之外，另一个值得称道的进展是强调对学者研究能力、客观性和诚实性的不断反躬自问，以及对任何理论模式和阐释立场所采取严格审慎的批评态度。考古学者所做的阐释总有自己的政治共鸣，希望获得当代社会价值观的认同，因此考古学的中立性不能确立，我们对历史的解释绝不是从真实世界获得的客观判断。这种严谨和几近苛刻的学风，成为优化各种理论方法的最佳机制。这也正是为什么新考古学在20世纪60年代如日中天之后，迅速被后过程考古学所超越的原因。

后过程考古学的蓬勃发展，体现了考古学对人类意识形态和被新考古学所忽视的各种其他社会动力的关注。象征和结构考古学、个体和身份考古学、性别考古学、认知考古学和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研究，开始突破新考古学对考古学文化功能和适应研究的局限，把影响物质文化和历史发展进程的动因分析渗透到了各种材料和对象之中。在如此庞杂和多元的研究新趋势中，考古学研究对象的性质并没有变，变化着的是分析的思路、研究的方法和提出的问题。过去考古学者仅仅用类型学来进行年代学分析的物质遗存，现在可以在新的理论方法指导下，为我们认识人类的过去提供前所未有的新认识。

3.讨论与小结

如果撇开考古学定位的历史学与人类学之争，平心而论的关键问题还是应该在于:哪种途径能够更好地增进我们对过去的了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视考古学为历史学分支，反复强调考古学重构国史意义的中国考古学并没有使这门学科成为真正的历史科学，它的实践操作一直停留在类似史料学的层次上。面对堆积如山的考古资料，考古学者的阐释和历史重建工作乏善可陈，由于没有努力去创造新的理论方法来提炼信息，这门学科实质上已流于一种只用专业术语自说自话的象牙塔里的冷僻学问。而国际考古学人类学化的潮流，使这门学科在“透物见人”的信息解读上不断取得令人鼓舞的突破和进展。因此，过分强调考古学的编史作用，贬低人类学和其他学科的价值，只会曲解国际考古学变革的意义，妨碍这门学科的视野和进取心，削弱考古学为了解和重建历史提供独到见解的能力。

特里格将考古学比作古生物学。古生物学家通过研究动植物化石标本来了解古生物的形态和生存背景，通过形态比较来重建和解释它们的发展脉络，因此这门学科是以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和历史性为基础。但是，自达尔文时代以来，古生物学并没有停留在一门描述和比较的历史性学科的水平上，而是促使这门学科转向解决进化机制和法则的研究。从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原理的提出，最后深入到对生物遗传机制破解，从本质上揭示出生物进化的动力和原因。

以古生物学来进行类比，古生物学家对化石的形态和谱系研究就好比考古学家对器物的类型学和年代学研究，这种形态和演化关系的研究是这门学科的基础。但是，古生物学家还要依赖现生物种的研究和比较来了解绝灭生物的生理和习性，重建它们的生存环境和行为方式，这种研究很像考古学家利用民族学资料来复原史前人类的生存方式。从化石比较解剖探究生物进化的机制和兴衰的原因，很像考古学家试图通过器物和遗址的研究来分析史前社会发展和兴衰的过程。而新考古学所提出的人类行为和社会法则的总结，就像是生物学建立进化论来对整个地球生命发展史作出阐释。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国史重构，不是仅仅对事件的描述和年代学的关注，也不会局限于用考古发现来证经补史，它同时需要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原因作出解释。

中国有些学者一直认为自己“证经补史”的导向才代表了学术的正统，批评欧美考古学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人类学导向偏离了考古学的最终目标。有些中国学者常口口声声声称自己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考古学现象的社会分析，似乎是马克思主义正宗的拥护者和信奉者，但是中国考古学中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还处在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层次上，无论是理论视野还是探索精神，中国学者既比不上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更比不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在学术上的建树。

20世纪初，中国从西方引入的考古学范例是当时欧洲流行的、由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所创立的文化历史考古学。其理论方法就是采用类型学方法，构建考古学文化的分析单位，然后从时空分布上来重建史前文化的发展历史和相互关系。但在上世纪30年代，柴尔德受苏联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启发，开始努力摆脱纯器物的考古学文化分析，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探讨考古资料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他认为，尽管生产关系中的经济因素可能是导致演变的关键变量，但是社会价值观和宗教信仰在塑造社会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能低估。他认为技术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健康力量，而视宗教和政治机制是制约人类历史发展的负面因素。

马克思主义相信存在某种被称为“历史法则”的普遍规律，它包括社会生产关系的主导因素，作为集团意识和政治行为的阶级观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阶段性发展的概念，以及以革命方式解决这些冲突的信念。尽管这些法则只是少数高层次的抽象规律，而且过于一般而难以直接用于考古资料的具体阐释，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有许多能够使考古分析获益的地方，比如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不只是技术必须被看作是影响整个文化方式的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考古学家不应该仅从技术证据来推断社会结构，而必须根据考古材料的独立分析来推断生产技术和生产关系。中国学者非常看重冶金术的出现，认为这是文明和国家社会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实质上，社会结构与生产技术并不能相互对应，玛雅和印加的国家社会并没有冶金术，而欧洲的青铜时代一直是酋邦社会。由此可见，如何利用社会科学理论来指导具体观察和开拓方法论领域，是我们亟待重视的一个问题。在新考古学的系统论中，社会发展的模式是一种文化与周边环境相互协调与和平的互动和反馈。但是，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以辩证方法来看待社会演变，视矛盾与冲突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而这些矛盾和冲突只能从社会结构的内部去了解，于是建立起一种有别于系统论的全新思路。虽然马克思主义重视唯物主义哲学，但是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对意识形态的作用予以极大的关注，将其作为分析研究的重点。它一方面关注过去的意识形态，探究一种特定的信仰系统如何会使一个贵族或国王在古代社会中取得合法地位。它同时也关注现在的意识形态，发现今天的考古报告如何反映了意识形态的导向。

当今的世界早已不是视收集事实和材料为第一要务的兰克时代，也不是类型学和考古学文化概念为主导的柴尔德时代。考古学研究最终的目的是要自下而上重建历史的各个方面，并对社会变迁作出合理的阐释。如果考古学家不是努力去透物见人，那么这门学科将一事无成。

历史学本身的发展，已经使考古学与历史学建立起新的关系。传统史学被批评为拘泥于事实的堆砌和事件的描述，采取一种经验主义和归纳的方法来重建历史。现在，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已将他们的兴趣扩展到了过去社会的各个方面，于是在这个意义上，年鉴学派使得历史学变得更像人类学，它的目的开始从讲述政治事件转向了解社会系统和文化进程。年鉴学派的出现扩大了历史学的研究视野，他们观察经济、环境和人口的趋势和循环，开始在布罗代尔提出的研究历史缓慢律动和最终取胜的长期趋势上一展身手。

在这个趋势中，文献研究已不是考古学研究的导向和阐释依据，历史考古学家试图将文献作为一种“中程”手段来加以运用。换言之，历史文献中的信息就像民族考古学观察一样被用来帮助解读物质文化中的人类行为和社会信息，这种解读不是一对一的注释或考证，而是试图从典籍中对整个社会背景信息做一番重新提炼来为考古现象的阐释提供依据。

在过去习惯于将学术问题打上政治标签的年代，历史学和考古学被看作是最具民族性的学科而享有崇高的声誉，人类学则被视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学科在中国长期受到漠视且难以发展。如今，面对当代考古学结合人类学和历史学方法、依赖自然科学的学科交叉来进行信息提炼和科学阐释的世界潮流，中国考古学的当务之急是应当考虑如何推动这门学科的发展，使之成为一门真正的历史科学，而不宜用陈旧的价值观来评判新事物，掩饰与国际学术主流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

在强调了与国际接轨以及赶上国际水平的必要性之后，总能听到这样不屑的反应:西方那套理论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不能照搬，我们需要建立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虽然这种将中西学术两分或对立的言论貌似有理，似乎坚持中国特色要比照搬国际成功经验更符合国情，但不要忘记考古学乃至近代整个学术体系和学科分类都是西学东渐的结果。而且其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独立发展之后，我们已远远落后于世界潮流，赶上国际学术水平已成为当务之急。正如有学者指出，当前学术全球化的趋势，人文科学必须有超越国家的普遍性原理，离开这些原理，就无所谓科学。带着沉重的怀旧情结来观察和评判现实，一看到新的观点和理论，往往不是冷静地分析，而是根据既定的标准来进行指责和抵触，这是我们传统的思维定式。全球化要求我们打破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进行综合的思考。它既不是简单的同质化，也不是简单的碎裂化。实际上，它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既是普遍化，又是特殊化；既是世界化，又是民族化。全球化是一种真正的“对立同一”。在全球化的时代，学术理论的创新显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创新不仅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文化进步的动力。全球化使得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不能再闭关自守，否则就是自取灭亡。

①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与中国历史的重构》，载《文物》2002年第7期。

②陈峰:《趋新反入旧:傅斯年、史语所与西方史学潮流》，载《文史哲》2008年第3期。

③见D.H.Thomas，Archaeology，3rd edition，Belmont: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79。

④B.G.Trigger，Beyond History The Method of Prehistory，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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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五十年》，见《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⑦许顺湛:《论郑亳与西亳》，见《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⑧水涛:《近十年来的夏商周考古学》，见《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文物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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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吕振羽:《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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