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廷权力机构中，丞相统领百官，对政务具有专决权，但这很容易造成君权旁落，直接威胁到皇权的安全。元明鼎革，从胡惟庸升任第三任中书省丞相始，这种苗头便开始出现并不断趋于激化，这对于在血水中厮杀而得天下的朱元璋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终于在洪武十三年（1380），他假以阴谋叛乱之罪名对胡惟庸抄家灭族，并下令废除中书省，从此不再设丞相之职。在这起事件当中，胡惟庸阴谋叛乱是假，朱元璋罢黜相权是真。但随之而来出现了新的问题，即皇帝因兼行丞相职权，政务变得空前繁忙。如朱元璋在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的时间里，“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事”，平均每天要处理四百余件事情[20]。为了减轻皇帝这种超负荷的工作强度，“靖难之变”后，朱棣登上皇帝的宝座，起用了一批文臣入值文渊阁参与机务。他规定这些入阁的文臣只备顾问，不具有决断政务的权力，品秩远在六部尚书之下，且不设官属，不辖诸司事务。明代的内阁制度便由此而形成。
隆庆六年（1572），张居正升任首辅，掌控了朝政大权后，一改此前阁臣仅备顾问之作风，朝廷官员之去留升降，全凭张居正一人专决。如按照祖制规定，用内阁冢宰，必由廷推，而张四维、张瀚入阁，俱为张居正一人私荐。事实上，此二人在当时的名声并不好：“四维在翰林，被论者数矣。其始去也，不任教习庶吉士。”“瀚生平无善状。巡抚陕西，赃秽狼藉。”[21]有些时候，张居正为了照顾私人关系，手中权力的运用失去了约束：“祖宗朝，非开国元勋，生不公，死不王。成国公朱希忠，生非有奇功也，居正违祖训，赠以王爵。”[22]张居正私自专决起用官员的行为，在万士和写给他的一份回信中得到了明确印证：“伏惟门下之于某也，忘其樗散之才而跻之于清要之地，排众应得者之望，而重升之以格外之官，宰相用人宜如是矣，某之非其人也。”[23]万历元年（1573），礼部尚书陆树声去位，张居正召万士和代之，信中所言即指此事。在张居正秉政期间，内阁同僚根本不敢分权，据王世贞说：文渊阁大学士张四维入阁，“入内阁者曰同某人等办事。至是直曰随著元辅居正等办事，不欲夷之僚佐也。于是四维恂恂若属吏矣”[24]。
如果有人得罪了张居正，遭受政治打击亦是常有之事，“一事小不合，诟责随下，敕其长，加考察”[25]。编修李维桢偶谈及张居正豪富被外斥、给事中陈吾德一言而外迁、郎中陈有年一争而斥去、御史俞一贯以不听指授调之南京、赵参鲁以谏迁、余懋学以谏罢、傅应祯以谏谪戍、御史刘台因谏廷杖远戍[26]。达到权力极限的时候，张居正对自己摧折言官的行为丝毫不加掩饰，在给陆光祖的信中说：
丈前书谓仆处余懋学、傅应祯为太过，恐失士心。后书谓救刘台为盛德，至引文潞公之事相比。今海内簪绅之侣投柬于仆者，十九为此言也。……仆以一介竖儒，拥十余龄幼主，而立于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况自隆庆以来，议论滋多，国是靡定，纪纲倒植，名实混淆。自仆当事，始布大公，彰大信，修明祖宗法度，开众正之路，杜群枉之门，一切以尊主庇民、振起颓废为务，天下始知有君也。而疾之者，乃倡为异说，欲以抑损主威，摇乱朝政。故不得不重处一二人，以定国是，以一人心。[27]
这些官员遭受张居正打击而心生愤懑，借助诗文抒发此种不畅似乎是他们一贯采用的方式，陈吾德就是其中的一个，关于他与张居正的恩怨，《明史》是这样记载的：“礼部主事宋儒与兵部主事熊敦朴不相能，诬敦朴欲劾居正，属尚书谭纶劾罢之。既而诬渐白，吾德遂劾儒，亦谪之外。居正以吾德不白己，嗛之。未几，争成国公硃希忠赠定襄王爵，益忤居正。及慈宁宫后室灾，吾德力争，出为饶州知府。有盗建昌王印章者，遁之南京见获。居正客操江都御史王篆坐吾德部下失盗，谪马邑典史。御史又劾其莅饶时违制讲学，用库金市学田，遂除名为民。”[28]历经张居正的一次次打击，陈吾德作《丁丑元旦》诗：
仓龙初正驭，万国睹垂衣。独有孤臣梦，空悬旧琐闱。年光随晓箭，春色到柴扉。旅食真何意，迂疏事事违。[29]
表达了被君主疏远后的落寞和对眼前落魄生活状况的反思。
事实上，在万历初的这十年当中，真正行使皇权的是张居正，而非神宗皇帝。神宗皇帝仅仅是傀儡而已，圣旨、圣谕基本上出于张居正个人意愿。此正如御史刘台所言：“今得一严旨，居正辄曰‘我力调剂故止是’；得一温旨，居正又曰‘我力请而后得之’。由是，畏居正者甚于畏陛下，感居正者甚于感陛下。”[30]此种臣掌君权的局面，当缘于神宗对张居正的信任和依赖。万历六年（1578）三月十五日，张居正回江陵葬父，神宗下手谕给内阁辅臣吕调阳等：“一应事务都宜照旧，若各衙门有乘机要行变乱的，卿等宜即奏知处治。大事还待元辅来行。”[31]或许是由于皇帝的信任和依赖，张居正因长期专决朝政而显得有些狂妄。张居正回乡归葬其父时，湖广诸官云集江陵，只有巡按御史赵应元缺席，都察院左都御史陈忦为了讨好张居正，弹劾赵应元托病偷安，结果赵应元丢了官。就在这个时候，户部浙江司员外郎汪用汲觉得不公，极力为赵应元鸣冤，连带指责张居正，张居正辩解说：
夫国之安危，在于所任，今但当论辅臣之贤不贤耳。使以臣为不贤耶，则当亟赐罢黜，别求贤者而任之；如以臣为贤也，皇上以一身居于九重之上，视听翼为，不能独运，不委之于臣而谁委耶？先帝临终，亲执臣手，以皇上见托。今日之事，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而谁任耶？[32]
张居正俨然把这个天下当成是姓“张”的，忘记了它原本姓“朱”。
上述君臣名实错位的现状，对当时诗文创作产生显著的影响，主要变现为两个方面的畸变。
第一，诗文内容对张居正的褒扬超越了君臣规制。如张居正在江陵老家建宅邸，万历皇帝钦赐堂对：
志秉纯忠，正气垂之万世；功昭捧日，休光播于百年。[33]
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尊敬，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云：“上以师臣待居正，凡所下御札皆不名，称先生，或称元辅。有二白燕育于翰林院，白莲双蒂者三。居正以为瑞，进之。上不自有，归德于居正。”[34]在中国古代的君权社会，万世功业、与日同辉等言辞，向来是用于赞颂帝王的，而神宗皇帝援以褒扬张居正，显然超出了君臣之义。皇帝尚且如此，则那些或希冀飞黄腾达、或为了躲避灾祸的官员，更是对张居正极意卑谄。如丘岳尝以黄金制对联馈张居正云：
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35]
丘岳把张居正与万历皇帝放在一起颂扬，显然淡忽了君上臣下之间的等级关系。在张居正50岁生日时，宋仪望作《贺元辅江陵张公五十序》：(www.xing528.com)
方今朝廷清明，百揆时序。民安其业，士程其学。重译称臣，蛮凶授首。自内及外，文武大臣，庶司百执事，莫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36]
万历皇帝才是一国之主，而宋仪望竟把国家的清晏太平完全归功于张居正，真是君臣颠倒！以这种称颂帝王口气来颂扬张居正的，还有刘尧诲《贺张太岳》：
恭惟阁下斡旋元化，翊赞洪猷。神奇夙著于南荆，声华遄敷于北阙。……国有元臣，永固万年之祚。[37]
而由张居正私荐入阁的张四维，更是极尽阿谀拍马之能事，其《寄张相公及请启》（之一）云：
伏惟首夏清和，盛德在火。宗周昌炽，高岳生申。天惟纯佑于国家，公则兼降。夫名寿祥开，岩石喜动。搢绅恭惟相公应名世期，为生民表，弼亮三世，燮理万机，运帷幄之筹。玩虏于股掌，正庙廊之笏，措世于盘盂。主正少而国不疑，功则多而心不有。黄扉休暇，士罔睹其所为；赤宇清宁，民相忘于德化。[38]
此种措辞，一向是用来歌颂帝王功德的，在一个君臣等级森严的皇朝，以如此方式赞颂张居正，着实难脱佞妄之嫌。
如上所述，小皇帝与朝廷官员以歌颂帝王功德的措辞赞颂张居正，这让张居正感到格外惬意。他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方式，在向恩师徐阶汇报改革成就时，也是用这种方式给自己表功的：“万历以来，主圣时清，吏治廉勤，民生康阜，纪纲振肃，风俗朴淳，粒陈于庾，贯朽于府，烟火万里，露积相望。岭海之间，氛廓波恬；汉北骄虏，来享来王，咸愿保塞，永为外臣。一时海内，号称熙冾。人咸谓居正能。”[39]我们从中不难觉察张居正的骄矜之气，而在字里行间，神宗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摆设而已，国家的大好形势与神宗毫无关系，所有的功劳都是他张居正一个人的。王世贞对张居正此种骄矜之气的膨胀过程作了描述：“其始士大夫之谀以伊、周，渐谓之常谈，不能得居正色，则进为五臣，又有以稷、契、皋陶不为重，则直进之舜、禹，而居正恬然不以为骇怪。”[40]此时的张居正已然忘记了一个事实，这个年幼的皇帝虽暂时无力决断政务，但幼主的存在是万万不可忽视的。因为，遭遇臣子忽视，失去一国之君应有的威严，即使再昏庸的皇帝也无法容忍；况且眼前这个年幼的皇帝并不昏庸。张居正的所作所为，难免在小皇帝的内心日渐留下不好的印象；而万历十二年（1584）张居正被籍没抄家，应与他生前功高震主的行事方式直接有关。
第二，诗文刻意讥讽张居正窃取权柄。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利用手中威权做了两件事，一是“私其子鼎甲”，二是“不奔父丧”，这令同僚王弘诲甚为不满，于是作《春雪歌》、《火树篇》以讽之：[41]
苍灵敛手让玄冥，蛰龙始奋玉龙争。技穷节衍吹燕律，气骄滕六纷纵横。四野同云天一色，曦轮晻霭春无力。瑟瑟初看霰集晞，霏霏旋觉寒威逼。漫天灿烂屑琼瑰，筛地轻盈糅粉灰。平铺瓦陇后居上，巧入簾栊去复廻。咿喔误鸡传唱早，仓皇吠犬越山道。杨花飘泊搅闲愁，流苏零落惊春老。春老仙人姑射来，细枯六出斗阳开。净土累将增岳卖，和羹糁就拟监梅。鸳鹙暗消木溜仄，翠楼湿透鲛绡。冷蕊休劳蜂蝶猜，幻葩终避芳菲匿。不堪心赏滞繁华，肠断莺声殿暮鸦。何处银杯贪逐马，何人缟带浪随车。九衢车马矜劝悦，紫貂坐拥金罍热。祗羡风前雪作花，宁嗟日后花如雪。雪花花雪自年年，春来春去漾流泉。君不见天边日出簷边雨，变幻水山自古怜。[42]
该诗以雪光、雪花营造的幻象对晨鸡、蜂蝶之误导，来暗讽张居正窃取皇权制造的政治乱像。
玉树银花傍晚妍，春光谁假祝融边。燎原欲种应无地，幻质能开别有天。红学石榴全带焰，绿偷杨柳半浮烟。灿煌焟影金莲混，熠耀萤光翠条翩。遂有鱼珠承月吐，真看燐灼乱奎躔。影侵上苑灯花畔，声闹昭阳羯鼓前。千种鳌山增气色，一林炎井似熬煎。丹书宛转拟□[43]雀，振木分明似耀蝉。落英点水俱销铄，钻燧微茫递化迁。公子流丸非挟弹，佳人拾翠不成钿。繁华炙手虽可热，零落灰心岂再燃。不分荣枯随把握，生憎炎冷窃机权。可怜佳夕当三五，浪费游人几百年。总为洛阳春有价，花开花谢自年年。[44]
繁花美景本该出现在春天，而人用智谋燃放的烟花胜火改变了此一自然规律，以制造的幻景欺骗了游人的眼睛数百年。作者借用此一现象喻指张居正以权谋窃取君威来欺骗世人的事实。王弘诲是个曾经受过张居正提携的官员，但又是一个性格耿直，对私人感情与国家道德分得很清的官员，面对恩人越礼犯制的行为，他用冷嘲热讽的方式来表达心中的不满。
其他臣属也写过此类作品，如王衡《归去来辞》等，大抵都比较含蓄隐晦。而相比之下，叶春及讥讽张居正，却一点都不事含蓄，如《鹑野马公二守巩昌序》：
挟震主之威奔走天下。死生在于呼吸；贵贱由乎意指。悦则季氏贤于周公；不悦则曾史化为盗跖。[45]
面对这样的嘲讽，张居正毫不在意，不思检点，甚至表现得义无反顾；甚至给应天巡抚宋仪望写信说：“今主上幼冲，仆以一身当天下之重，不难破家以利国，陨首以求济，岂区区浮议可得而摇夺者乎！”[46]
如上所列的这些讽喻诗文，不论含蓄还是直白，都表征了当时文学的畸变情态。这是文学对现实政治的干预，提升了文学的写实性和功利性。作为对张居正专决朝政导致君臣错位的文学表象，一方面诗文对张居正丰功伟绩的褒扬，实为嘉靖以来空言废政之谬种流传，也是对张居正行政公文改革的反讽；另一方面，诗文对张居正窃取君权的讥讽，是为儒家诗教讽喻精神的潜移默化，反而加速张居正主持的万历新政之毁灭。而万历新政之毁灭，更使张居正推行的行政公文改革与科举文风整肃成果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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