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专权之路与晚明文学

第一节　张居正专权何以成为现实

宣德十年（1435），朱瞻基驾崩，这对于皇明王朝的政治来说，意味着一个鼎盛时代的结束、一个衰败时代的开始。在这个转折点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表现，则是朱明王朝内部权力开始出现严重分化。

杨士奇（1365—1444）、杨荣（1371—1440）、杨溥（1372—1446）三位资历较深的老臣，因为人正直，工作干练，深得永乐（1403—1424）、洪熙（1425）、宣德（1426—1435）三朝皇帝的信任，在朱祁镇九岁登极纪元正统（1436—1449）后，这三位杨姓的老臣（人称“三杨”）顺理成章地成为新朝辅政的核心人物。依据一般的常识来理解，“三杨”的存在本来可以使得前朝清明的政治得以延续。但实际情况远非预想的那么简单，也就在这个时间段，以宦官王振为首的一派浑噩混世势力迅速崛起，在政坛上与“三杨”争锋。在这场激烈的权力较量之中，“三杨”或因年岁苍老而精力不济，或因垂帘听政的张太皇太后权力导向的失误，致使此前这股清明的政治势力受到抑制，表现得毫无作为，不时做出让步，即使在阁臣的人选上同样非常的软弱。如正统五年（1440）二月，王振对杨士奇说：“朝廷事赖三位老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后当何如？”杨士奇说：“老臣当尽瘁报国，死而后已。”杨荣怕得罪王振，代替杨士奇打了个圆场：“先生安得为此言。吾辈老，无能效力，当以人事君耳。”王振对杨荣的回答非常满意，第二天就根据自己的意思，擢用了曹鼐、苗衷、陈循、高穀四人进入内阁参与机务。杨士奇对王振的做法非常生气，这个时候，杨荣宽慰这位相处多年的老朋友说：“彼厌吾辈，吾辈纵自立，彼容能已乎？一旦内中出片纸，命某某入阁，则吾辈束手矣。”^[1]事实情况表明，王振提拔起来的这四个人才能平庸，入阁后，在国家事务上毫无作为，“在帝国问题迅速发展时，毫不得力地在内阁任职”^[2]。由于朝廷核心权力不断向王振一边倾斜，王振开始变得飘飘然，时常以周公第二自居。不过，他并不具有周公旦忠心不二、竭力辅国的贤明品质，而是为了一己之私，飞扬跋扈，残酷打击清正势力，手段异常残忍。如正统八年（1443）四月，侍讲刘球上疏，对皇帝提出了十项请求：“勤圣学以正心德，亲政务以总乾纲，别贤否以清正士，选礼臣以隆祀典，严考核以笃吏治，慎刑罚以彰宪典，罢营作以苏民劳，定法守以杜下移，息兵威以重民命，修武备以防外患。”或许是刘球的话触及了王振的利益，奏疏呈上去不久，王振就令人“刀断球颈”，并肢解之。这个专横血腥、昏聩乱政的宦官，在1449年的“土木之变”中命丧黄泉的同时，还把自己的政治靠山英宗朱祁镇送入敌手，在汉民族史上留下了极为耻辱的一笔！

皇帝朱祁镇被瓦剌军俘获后，明王朝迫于粉碎敌军要挟朝廷的政治图谋以及稳定国内政局的需要，英宗同父异母的弟弟朱祁钰被扶上皇帝宝座。世人本以为这是一个政治权力的平稳过渡，未曾料到此次权力交接，不仅没能给王朝的权力稳定带来转机，还埋下了深重的权力斗争之祸根。在代宗朱祁钰执政的这段时间，国家权力的分化主要体现在两个重大问题上：一是未来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出现了另立新太子与维护旧太子两派势力的斗争；二是当朝皇帝的抉择问题，瓦剌军一年之后放回了朱祁镇，这个时候朱明王朝一下子同时有两个皇帝，这就引发了保固代宗皇位与恢复英宗皇位两派势力的斗争。由此两大问题引发的权力争锋终景泰（1450—1456）一朝，直到1457年“南宫复辟”事件之后才告终结。

朱祁镇恢复皇位后的首要事情，就是血腥“清洗”皇弟朱祁钰曾经的支持者。在这次“清洗”运动当中，除了扶朱祁钰继皇位的于谦被处死外，掌控国家核心权力的六部尚书，均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吏部尚书王文被处死，刑部尚书俞士悦被削职，工部尚书江渊被流放戍边，户部尚书张凤被赶回老家，礼部尚书胡、兵部尚书石璞被迫致仕。朱祁镇对在这次复辟事件中为他出过力的官员，滥用权力大肆奖赏。如任命徐有贞为大学士兼任兵部尚书，加封武功伯，封石亨为忠国公，封石彪为侯，任命曹吉祥掌司礼监提督太监，任命杨善为礼部尚书^[5]。为了叙述方便，受到朱祁镇提拔的这些官员，我们姑且称为浑噩混世一派。事实表明，朱祁镇对他们的草率提拔是错误的。没过多久，徐有贞以滥用职权被捕，石亨、石彪因贪污案被处死，曹吉祥以谋反罪被处死^[6]。对朱祁镇乱杀前朝旧臣、滥用任命权的执政失当，史学家谷应泰评价说：“革除帝号，加戮于谦。夫景受国有名，非少帝、昌邑之比，而谦功在社稷，岂产、禄、舞阳之徒乎！观其轸念茕嫠，抚恩弱息，荳箕瓜蔓之涕，又何淫淫也。始知曹、石所谋不臧，小人贻误人国，刻薄寡恩如是哉！”^[7]

朱祁镇成功复辟之后，使得儿子朱见深的太子之位得以接续，并最终登极做了皇帝。这位童年时代政治命运经历大起大落的君主，或是对于安全感的强烈渴望，有强烈的恋母情结。在他执政的二十三年当中，迷恋一个年长他十七岁的万姓女人，致使朝政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万氏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残酷地迫害身边任何一个怀有皇子的女人。面临国本难续的局面，部分正直的朝臣试图设计扳倒这个专横跋扈的女人，纷纷以非法交易、兜售权势、贪污公款、浪费国库^[8]等罪名弹劾她，迫使皇帝疏远她。但事与愿违，朝臣们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实质性效果，直到1487年这个女人去世，他们也没能扳倒这个女人及其相关势力。更糟糕的是，反万氏与拥万氏两派势力的争锋还绵延到了新朝。

万氏去世后的两个月，迷恋她的朱见深驾崩了，一段引发无数人好奇与争议的恋情宣告结束。皇位由十七岁的朱祐樘接替，与朱见深一样，朱祐樘的婚姻生活同样传奇，他“很可能是整个中华帝国史上唯一的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9]。或许是过于宠爱这个陪伴他的女人张皇后了，朱祐樘对张氏家人的专横跋扈、为非作歹概不管束。正直的朝臣对此甚为不满，伺机弹劾。在1505年，李梦阳上疏指责皇帝“容忍张鹤龄的赤裸裸的滥用职权给王朝造成的长期损害。张鹤龄本人、他的姐姐张皇后和她的母亲都愤怒地提出要李梦阳脑袋的要求。皇帝真的不知所措了。作为与他妻子和岳母妥协的第一步，他下令把李梦阳投入狱中”^[10]。

也就是在李梦阳入狱的这一年，孝宗朱祐樘驾崩了，明史上最荒唐的一位皇帝粉墨登场，他就是朱厚照，史称明武宗。这是个爱骑马、射箭，不爱理政务，行为不受约束的皇帝。负责皇帝娱乐事务的太监刘瑾因此而深得宠幸。正直的朝臣对刘瑾的权势及其对皇帝的不良影响深感忧虑，密谋除掉这个祸患。未料密谋暴露，刘瑾残酷报复。凡是参与密谋者，有的被杀，有的遭受拷打，还有的被免职。如果说正德（1506—1521）前期的权力分化体现在拥刘与反刘两个派系，那么，正德中后期则是约束皇帝与反约束两股势力的抗衡。结果是明显的，经历长期的内耗，试图约束皇帝的一派宣告失败。朱厚照因行为放荡得不到约束，不仅过早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也耽误了子嗣的延续。朱厚照死后无皇子即位，这让朱明王朝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

朱明王朝皇位经历了近四十天没有皇帝的空位期，朱厚照的堂弟朱厚熜千里迢迢从湖广安陆赶到北京，成为统治朱明王朝的第十一位皇帝。他刚登极就做了一件轰动朝野的事情，史称“大礼议”，其争论聚焦于统、嗣的继承问题上。嘉靖一朝的权力争夺由此展开。以辅臣杨廷和为首的一派主张皇上继统且继嗣，以皇帝为首的一派主张继统而不继嗣。这场权力之争绵延六年之久，其结果是以皇帝为首的一派占据上风，反对皇帝的一派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打击，朝廷官员大换班。这次礼仪之争只是嘉靖一朝权力纷争的开始。此后，阁臣中夏言与张璁、严嵩与夏言、徐阶与严嵩的派系斗争轮番上阵，耗尽了皇明王朝仅存的一丝元气，整个皇明大帝国陷入即将崩溃的边缘。

皇明王朝历经的这一百三十年的权力分化，其总体特点是：第一，试图振兴国家一派长期遭遇打压，政治抱负无法实现，而与之相反的，浑噩混世的宦官、权臣、外戚绝大部分时间占据政治权力上风，扰乱朝纲，祸国殃民；第二，皇权的终极掌控者是助长浑噩混世风气的主要推手。

这里还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由权力分化产生的负面作用对国家的破坏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如长期的权力内耗，不仅使得皇明王朝无暇顾及振兴改革，还在多股势力的消弭中造成了人力、财力的极大浪费，把这个本不富裕的王朝一步步推向崩溃的边缘；再如两股势力强弱的频繁交替，致使富国强兵的政策难以长期延续，就收复河套一事言之，曾铣为兵部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多次出战击败俺答，维护了边疆的安定，只因严嵩进谗，结果曾铣被杀，边境从此不得安宁；再如浑噩混世派打击与其直接对抗官员的同时，也间接挫伤了其他具有施政才干官员参政的积极性；又如权力分化产生的对抗，致使官员们人人自危而不愿任事，培植出政坛上混世为官的腐败习气；还如政治核心官员们忙于权力纷争，无暇顾及政事，致使朝廷政令不行，官员惰性由此得不到约束，致使政事疲沓。

客观地说，朱明王朝制度本身的种种缺陷和矛盾日益突出与尖锐化，这个大帝国行将覆亡已无法避免，但要延缓其覆亡脚步的路径也还是有的，即这个纲纪废弛、积贫积弱的大帝国，亟待一个政治强人的出现，以消除权力分化，统举国之力，推行富国强兵方略。而这个即将登上政治舞台的人物，正是张居正。

引言部分已经说过，张居正的政治实干才能，早在十三岁的那一年，就被当时的湖广巡抚顾璘给发现了。多年之后，顾璘的判断得到了验证。张居正当上首辅之后百感交集，于万历二年（1574），他写信给南京都察院右都御使赵锦时，回忆了当年情景：

仆昔年十三，大司寇东桥顾公，时为敝省巡抚，一见即许以国士，呼为小友。每与潘、臬诸君言：“此子，将相才也。昔张燕公识李邺侯于童稚，吾庶几”云云。又解束带以相赠曰：“子他日不束此，聊以表吕虔意耳。”一日，留仆共饭，出其少子，今名峻者，指示之曰：“此荆州张秀才也。他年当枢要，汝可往见之，必念其为故人子也。”^[11]

或是缘于顾璘当年的一句鼓励，抑或是张居正本身就不是一个甘于平庸的人，他始终坚持着自己宏大的治世抱负。在他秉政之前的诗文作品中，此种意愿的表达随处可见。如《拟西北有织妇》：

西北有织妇，容华艳朝光。朝织锦绣段，暮成龙凤章。投杼忽长吁，惄焉中自伤。绵绵忆远道，悠悠恨河梁。远道不可见，泪下何浪浪。春风捲罗幕，明月照流黄。山川一何阻，云树一何长。安得随长风，翩翻来君傍。愿将云锦丝，为君补华裳。^[12]

这首诗作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从中不难看出，张居正因抱负不得实现而表现出的苦闷与彷徨。

再如《适志吟》：(www.xing528.com)

有欲苦不足，无欲亦无忧。义和振六辔，驹隙无停留。我志在虚寂，苟得非所求。虽居一世间，脱若云烟浮。芙蕖濯清水，沧江漂白鸥。鲁连志存斋，绮皓亦安刘。伟哉古人达，千载思徽猷。^[13]嘉靖三十二年（1553），严嵩得到了明世宗朱厚熜的宠用。杨继盛上疏，因指责严嵩而被捕下狱。张居正深感危机，于是作了这首诗，表达了他无法实现自己抱负的怨愤心情。

又如《独漉篇》：

《独漉》《独漉》，羊肠坂曲。积羽丛轻，翻车折轴。彼何者鸟？来往翩翩。叽腐啄腥，嚇凤惊鸾。萋兮菲兮，贝锦是张。猰狗所吠，吠此宵行。同行窃金，按剑相疑。子实不良，畏我子知。衔珠向君，精光可烛。小人在旁，猥曰鱼目。国士死让，饭漂思韩。余报君恩，岂恤人言。^[14]

这首诗写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张居正离别江陵而北上赴京，表达了不怕奸邪、不畏人言、决心报效君主的坚定意愿。

张居正不仅拥有宏远的政治抱负，还善于处理与权力中心人物的关系，无论是正直的，还是奸佞的，他都能赢得对方的重用。严嵩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任首辅，秉政二十余年间，权倾朝野。张廷玉等编撰的《明史》将其列入奸臣。对于这样的政治人物，张居正并没有像沈炼、杨继盛等人以强烈的对抗方式处理与严嵩的关系，而是表现出了对严嵩的亲近。严嵩过寿的时候，张居正为他作《寿严少师三十韵》：

握斗调元化，持衡佐上玄。声名悬日月，剑履逼星躔。补衮功无匹，垂衣任独专。风云神自合，鱼水契无前。已属经纶手，兼司风雅权……神功归寂若，晚节更怡然。密勿孤忠励，仪刑百辟先……历纪庄椿固，功存汗竹宣。毕公年未艾，裴相望逾悬。福迓天休永，名因帝眷全。所希垂不朽，勋业在凌烟。^[15]

在诗中，张居正高调谀扬严嵩。严嵩的妻子欧阳氏去世，张居正为她作《祭封一品严太夫人文》讨好严嵩：

国之隆昌，必有元臣。天寿平格，永康兆民……臣劳主逸，刚唱柔承……惟我元翁，小心翼翼。谟议帷幄，基命宥密。忠贞作幹，终始惟一。夙夜在公，不遑退实……国倚于翁，翁倚夫人。翁家有托，国乃用宁。我愿翁寿，齐于岱华。^[16]

至于张居正亲近严嵩的心态，我们不得而知。或许严嵩在他心目中的印象并不坏，张居正并不像后人把严嵩当作十恶不赦的奸臣看待，因为我们始终找不到张居正不满严嵩的只字片语。史料表明，张居正的阿谀示好赢得了严嵩的信任和重用。这位权倾朝野的首辅，就连讨好皇帝，并由此而关系到自己政治命运的贺表也让张居正代写，如《圣寿无疆颂》、《万寿无疆颂》、《得道长生颂》、《代谢赐御制答辅臣贺雪吟疏》等。由此可见，严嵩对张居正是何等倚重！值得一提的是，严嵩对张居正的倚重是有限度的，仅仅局限于讨好皇帝的文词的撰写，并没有给予张居正在政治权力上的拔擢。不过，即使是这样，这也使得张居正在这个权力斗争惨烈、人人自危的时代保全了自己，为日后大展宏图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

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遭遇弹劾被勒令致仕，他的儿子严世蕃下镇抚司拷讯，最终被处死。徐阶成为新一任首辅。关于张居正的政治才能，不独只有顾璘看到了，此时的徐阶也看到了。或是出于惜才的原因^[17]，徐阶掌权后，在政治地位上大力提携张居正。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任命张居正重新校录《永乐大典》；九月，任命张居正主考武举；四十四年（1565）六月，任命张居正充《承天大志》副总裁官；四十五年（1566）四月，任命张居正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掌院事。嘉靖皇帝病危之际，张居正应徐阶之邀，以非阁臣的身份参与了《嘉靖遗诏》的密议。隆庆元年（1567）二月，在徐阶的竭力提携下，张居正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正式入阁办事。可以说，徐阶对张居正一次次的提拔，使张居正快速进入权力中心，并获取了争夺内阁最高权的能力。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要使这种可能转变为现实，需要等待的就是时机了。

这个时机很快就来临了。隆庆六年（1572）五月，穆宗皇帝朱载垕驾崩，是张居正攫取首辅位置的绝好机会，不过，仅凭他个人的能力还无法把握住这个时机，他必须要借助内监冯保的力量。对于冯保的利用价值，张居正看得很清楚：穆宗驾崩之时，太子朱翊钧只有十岁。一直以来，冯保全权负责太子的起居生活，提携掖抱，寸步不离，主仆感情深厚。朱翊钧亲切地称他为“大伴”、“冯伴伴”。冯保是张居正接近皇帝的最好的一个媒介人物，此其一；冯保当时身居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职，是皇帝的机要秘书，代替皇帝批阅公文，是他掌控后廷必须依靠的对象，此其二。

张居正利用冯保实现升任首辅的愿望，主要玩了两张牌：第一，利用主要矛盾。穆宗即位之后，徐阶与高拱矛盾激化。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致仕，高拱升任首辅。在那个时候，冯保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任提督东厂太监，手中握有重权，而掌印太监职位空缺。高拱担心冯保拥权过重，就想方设法阻挠冯保攀升到掌印太监的职位，这无疑激起了冯保对他的极度仇恨。尽管此前张居正和冯保没有太深的私人交往，此时就政治合作伙伴一事上，在张居正和高拱二人之间做出选择，冯保会毫无疑问地站在张居正这边；第二，使用权力诱惑。在由张居正与冯保密谋的《隆庆遗诏》中，冯保如愿以偿当上了掌印太监，二人双赢，各有所得，自然也就能够形成合作关系。从结果来看，张居正的政治谋划是成功的，高拱被逐出京师，他如愿以偿地升任为首辅。值得一提的是，张居正私结冯保谋取首辅职位的行为，已经犯下了死罪，依据《大明律》定罪：“凡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相交接，漏泄事情，夤缘作弊而符同奏启者皆斩。”^[18]而事实上，张居正不仅没有获刑，反而得到皇帝、皇后的信任升任为首辅。可以说，晚明时期纲纪废弛成为张居正升任首辅的又一有利因素。

升任首辅不一定就能够专权，明代历史上的首辅大多如此，就连不可一世的严嵩也不能例外，嘉靖皇帝随时都会从深宫跳出来收回权力，彰显皇权的威严。但万历初期的情况与此截然不同。万历皇帝登极时只有十岁，还是个孩子，根本不具有专决朝政的能力，依靠朝臣处理政务这是必然的事情。但最终谁会成为依靠的人选，那要看皇帝信任谁了。为此，张居正采取了一个迂回的手段，即通过讨好万历皇帝的母亲李贵妃，来获取可靠的政治支持。明朝沿用唐、宋的封号制度，皇帝为妃嫔所生，登极之后，尊皇后为太后，而进生母为皇太妃，虽然恩礼相同，但嫡庶有别。为了讨好万历皇帝的母亲，于隆庆六年（1572）七月，张居正伙同冯保商议，一改旧制，圣母并尊，尊陈皇后为仁圣皇太后、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消除了嫡庶的区别。

与此同时，张居正还时不时写些歌功颂德的文章讨好万历皇帝母子，如《神母授图万年永赖颂》：

洪惟我圣母慈圣宣文皇太后，圣善天成，睿明神启。蚤膺符命，叶《玄云》之徵。兼苞艺文，垂彤史之训。启迪英圣，则宫闱之师保。登翼太平，则笄珈之尧舜。盖天祐我国家，笃生圣君，为亿兆立极，必钟毓圣母，为一人开先，非偶然者也。^[19]

这篇文章写于万历七年（1579）十一月，时值整治黄河、淮河工程。张居正在这篇文章中，借道教中的神母云华授禹以“上清宝文”，禹得以治水成功的故事，来歌颂万历皇帝的母亲谕万历皇帝敕修黄河大堤的事情。这样一来，李贵妃的地位一下就提高了，难怪此后张居正能够获得李氏在政治上那样坚决的支持，李贵妃口口声声要让自己的儿子神宗皇帝听从这位张先生。张居正也因此把首辅专权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