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到张居正对文风的整肃，早在他升任首辅的前一年就开始了，只是当时还不具备强力推行的权力，所以只能利用为程文作序的机会表明态度，以示引导罢了。在作于隆庆五年（1571）的《辛未会试录序》中，他针对当时文风存在的弊端，提出了三项要求：
第一，试题必明白正大，无或离析章句，以为奇异；无或避忌趋好，以长谀佞[95]。
第二，抡文必崇尚雅正，无或眩华遗实，以滋浮靡[96]。
第三，省章奏之繁词[97]。
等到隆庆六年（1572）十二月掌控大权之后，张居正立即上疏，着力整治文风。此次主要针对的是政府公文：
制命之词，贵在简严庄重，乃为得体。查得成化、弘治年间诰敕，叙本身履历功绩，不过百余字；祖父母、父母及妻室，不过六七十字。至于庆典、谭恩，则其词尤简。善以恩例概及，比之考绩不同，故以贲被为荣，不必详其阅历，此制体也。近年以来，俗尚干求，词多浮靡。撰述官沿袭宿弊，往往不候进呈，先将文程传示于人。其中词语又过为夸侈，多至数百千言。或本无实行，虚为颂美；或事涉幽隐，极力宣扬。臣等方欲为之更定，而本官已先得稿登轴矣。夫诰敕者，朝廷所以告谕臣下者也。臣谀其君，犹谓之佞，况以上谀下，是何理乎？[98]
至于张居正提到的撰写诰敕的臣工为了讨好同僚，不惜浓墨重彩浮泛夸誉的风气，早在嘉靖前期就出现了。嘉靖十二年（1533），张孚敬就曾向嘉靖皇帝上奏过此事，嘉靖皇帝的态度很坚决：“卿等所言足见敬慎至意。近年以来，委的诰词之文，浮泛夸誉，至于数百，甚非体制，甚非王言。今后都着删去浮词，以存实体。”[99]在当时，大理寺评事岳梁撰拟南京兵部尚书陶琰赠官诰文，因浮词夸诞，没有经过内阁审核，就进呈给嘉靖皇帝，嘉靖皇帝非常生气，以“岳梁骋卖浮词，蔑视制辞，不遵前旨，著法司提了问”[100]。
张居正认为这种文风不仅破坏了立国以来的礼制，败坏了社会风气，还有损国体，必须加以整肃：“礼贵从先，辞尚体要，况命令之辞，乃一代典制，传之四方，垂之后世，所关非小。此系臣等执掌，不容不为厘正。”[101]
具体到整肃的措施，张居正的意见是：“敕下臣等，戒谕各撰述官，自今以后，凡为诰制，必须复古崇实，毋得徇情饰辞，以坏制体；及文字未经进呈，亦毋得预行传示以市私交。”[102]他的提议随即得到万历皇帝允准：“卿等说的是，今后诰敕文字都着删去浮词，务崇本实，各官撰完送阁，卿等还要仔细看详改定，乃可进览，如有仍前徇情饰辞及不候进呈预行传示的，照例参来处治。”[103]
张居正对行政公文文风的整肃，不仅体现在对礼制的维护，还体现在对章奏明白简直的要求上。万历四年（1576）十月，张居正乞敕下礼部申明体式，“凡章奏俱要恪遵旧式，明白简直，如草率违式及故为深文隐语，欺上不知，部科指实参处”[104]。
与此同时，张居正还对科举文文风进行了整肃。万历三年（1575）五月，他上《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
国家明经取士。说书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尚。今后务将半降《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及当代诰律典制等书，课令生员，诵习讲解，俾其通晓古今，适于世用。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所出试题，亦要明白正大，不得割裂文义，以伤雅道。[105]
对于办事不得力，没有悉心执行命令，规范文风的官员，张居正严惩不贷。万历四年（1576）十月，两京各省试录刊文篇数、抬头字样出现了差错，张居正以考官“忽略不敬”为由，“罚试官戴洵、程嗣功等俸二月”[106]。并要求礼部申明体式，“使知所遵守，其中差错太多，或文理纰缪不堪式者，量行参究”[107]。
张居正秉政期间对文风的整肃，主要关注的是政府公文和科举文，至于对诗作风气的整肃，可以找到的资料主要集中在他对神宗皇帝的引导上。
万历元年（1573）五月，张居正进《宣宗章皇帝御书诗歌卷轴》册轴[108]。尽管我们看不到卷轴上这些诗歌的具体内容，但可以推测应该是宣扬教化和粉饰太平的作品，这种推断的依据有二：一是张居正平时对万历皇帝就帝王之术的言语引导，此可参见该论著附录部分《张居正秉政史料年表》相关条目；二是宣德皇帝极为重视诗文的教化功能，他在这一方面是出了名的。在《御制诗集序》中，宣德帝是这样说的：“舜命夔典乐以教，曰诗言志。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盖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心之所感，不能以皆正而言，必归于正，此诗之所以为教也。三百篇经圣人之手，其言皆为万世法，降而屈宋之流，犹有发乎情，止乎礼义之意，自是而后，盖唐杜甫氏不失其正，卓然名家而行远也。朕喜吟咏，耳目所遇，兴趣所适，往往有作。虽才思弗逮，而志乎正者，未尝不自勉。盖人之志必在乎正，而志必因言而可见。”[109]宣德帝将儒家礼义视为正道，将其作为诗文创作的标准。如其《怀古三首》（之二）就是一首宣扬道德纲常的诗：
仲尼出东鲁，圣德何煌煌。六经赖删述，斯文天未丧。有德乃无位，辙迹环四方。道不济当时，万世开纲常。无穷天地间，日月同耿光。[110]
朱瞻基为了推行此一文学观念，在为符合此一标准的作品作序的同时，还通过赐诗与群臣的方式，引导明代诗文创作的走向。
宣德四年（1429）上元节，朱瞻基“命人张灯于万岁山，文武群臣咸预宴乐。既而赋诗进者百余篇，无非以歌咏太平者也”，并亲赐序文[111]。事实上，朱瞻基是非常热衷于此类粉饰之作的，在《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中，这样的作品很多，如《木邦贡使至》：“华夷何幸皆宁谧，一统为家乐治平。”[112]《人日喜晴》：“天地清宁黎庶足，愿同海宇乐升平。”[113]
宣德四年（1429）十月，朱瞻基临视文渊阁，杨士奇、杨荣、金幼孜、杨溥、曾綮、王直、王英、李时勉、钱习礼、陈循等人，站在旁边侍命，他赐诗于群臣：
祕阁宏开当巽隅，充栋之积皆图书。仙家蓬山此其处，上与东壁星相符。罢朝闲暇一览视，衣冠左右环文儒。琼琚锵锵清响振，宝鼎馥馥香烟敷。维时日上扶桑初，始看瞳眬绚绮疏。忽似粲烂明金铺，从容燕坐披典谟。大经大法古所训，讲论启沃良足娱。朝廷治化重文教，旦暮切磋安可无？诸儒志续汉仲舒，岂直文采凌相如？玉醴满赐黄金壶，勖哉及时相励翼。辅德当与夔龙俱，庶几致治希唐虞。[114]
诗作除了渲染君臣之间融洽相处的气氛外，还重申了朝廷文教治化的政策。
宣德五年（1430）冬，天气干旱，十二月忽降“深尺”大雪，朱瞻基高兴之余，“制七言古诗一章以寓志，且赐群臣观之”。第二天，“群臣各进和章”，因这些诗多有“相警之义”，他命人录刻，并为诗集作《喜雪诗序》[115]。朱瞻基是一位明君，他也时常作诗以自警，如《山下流泉》由流水联想到了治国：
寒泉出山中，演漾资众泒。潺潺泄幽壑，汩汩鸣浅濑。穿云流尚小，经雨势转大。初春游鼍龟，稍觉蓄灵怪。平铺若浮练，曲引疑萦带。终然归海□[116]，岂止汇江介。古称水柔弱，狎玩斯取败。为治诚亦然，于兹示明戒。[117]
《读书偶成》借古往帝业之兴衰，明治国之道：
帝王事业有遗编，暇日披寻为怅然。兴创皆为千载计，衰亡徒遣后时怜。纷纷好士终谁得，往往求言更自贤。至治雍熙仰三五，明良道德总昭宣。[118]
与此同时，张居正也会亲自作教化诗来引导朱翊钧。如万历七年（1579）四月，朱翊钧以雝肃殿围屏，命辅臣撰词以进。张居正撰进《雝肃殿箴》：
北宸紫宫，惟皇宅中。身为民表，心与天通。斯须不和，则乖戾起；斯须不敬，则傲慢业。念常生于所忽，祸乃基于无穷。是以圣人事心天命，是敕钦厥止日谨万。几处深宫，心周八极。不以嗜欲滑和，不以逸豫灭德。无作好，无作恶，蔼蔼熙熙，如春斯煦；无荒色，无荒禽，兢兢愓愓，如渊斯临。勿谓燕闲，人莫予观，一喜一怒，作人燠寒，弦急者绝，气平者安，优优和衷，为君实难；勿谓宥密。人莫予弼，一动一言，恒为度律，危惧则存，骄泰则失，昭昭神明，相在尔室。在昔成周，宇内太和，由雝雝其在宫，发琴瑟而不顾；亦曰懿恭，小民怀保，由肃肃其在庙，克对扬于祖考。我皇睿哲，是谓智临，匪高明之不足贵育德于静深；我皇抚运，是谓开泰，匪豊亨之未臻惧此心之或汰。乐以平其情，虽钟虚不设而若闻希声，然后心和、气和而天下平；礼以饬其志，虽升降未施而若持重器，斯谓无逸、乃逸而天下治。故曰：冲和者养威，澹泊者养禄，危励者养安，忧劳者养乐。以古为师，于何不仪，平平周道，惟皇所之；以心为鉴，于何不见，穆穆文王，惟皇所宪。杇索在乎，勿谓无伤；覆车在睫，奈何弗防。和不见流，敬不可忘。慎终如始，万寿无疆。[119]
张居正以朗朗上口的骈文对明神宗提出规谏与警惕之意。
事实上，张居正对明神宗涉事文翰表现得非常谨慎，刚开始他是完全持反对态度的。万历二年（1574）闰十二月，他规劝万历皇帝说：
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自尧舜，至于唐宋，英贤之主皆以修德行政、治世安民，不闻有技艺之巧也，惟汉成帝知音律，能吹箫度曲；六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宁宗皆能文章书画，然无救于乱亡。可见君德之大，不在技艺间也。今皇上圣聪日开，宜及时讲求治理，以圣帝明王为法。若写字一事，不过假此以收放心，虽直逼钟王，亦有何益！[120]
神宗皇帝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有了自己的主见，对于张居正的有些意见也并非完全依从，尤其是诗文翰墨方面，他并不让步，关于这一点，在万历六年（1578）大婚以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对此，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翰林应制》作了记载：“今上大婚以后，留意文史篇什。遇元旦、端阳、冬至，必命词臣进对联及诗词之属，间出内帑所藏书画，令之题咏。或游宴即宣索进呈，至讲筵尤为隆重，重赏之外，间有横赐。先人与同年及前辈诸公，无日不从事楮墨，而禁脔法蕴，亦时时及门。”[121]
作为臣子，只有建议权，张居正尽管身为顾命大臣、万历皇帝的老师，但并不敢与万历皇帝直接对抗，在喜好翰墨文学一事上，他还是作出了自己的一些让步，关于这一点，《明神宗实录》有一段记载：
伏睹皇上近日以来留神翰墨，一切嬉戏无益之事悉屏去不御。仰见圣学该洽，睿志清明，臣等不胜庆忭。夫人主一心，乃万化从出之原，亦众欲交攻之会。必使常有所系，然后纵欲之念不萌，而引诱之奸不入，故虽笔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关。而燕闲游息之时，藉以调适性情，收敛心态，比之珍奇玩好之属相去远甚，亦未必非进德养心之一助也。但臣等窃见前代好文之王，皆有文学之臣奉侍清燕，或丞诏等答，或应制赓酬，皆于语言文字之中微寓风劝，箴规之益即今之翰林官是也。我朝廷置翰林，拔其英俊特异者除授此官，固储养德望以备启沃任枢机，然文史词翰、撰述讨论亦其本等职务，皇上即有任使，不必他求，如日讲诸臣，皆文学优赡。见今记注起居逐在馆供事外，其余翰林各官亦皆需次待用，臣等拟令分番入直，每日轮四员，同日讲诸臣在馆祇候，皇上万机之暇，如批阅古文，欲有所采录或鉴赏、名笔欲有所题咏，即属诸臣，令撰具草稿，送臣等看定，进呈圣览，或不时召至御前面赐质问，令其发抒蕴抱，各见所长，以观其才品高下，他日量能擢用，自可断于圣衷。[122]
这是张居正在万历九年（1581）正月以题本的形式写给神宗说的一段话。从这段话的内容来看，张居正原则上还是不赞成神宗涉足文事的，但这段话有一个迂回，那就是如果神宗不听劝告，那也只能把文事作为燕闲游息之时调适性情之用，且不必耗散精力亲自动手，只要让身边的臣工代劳就可以了，与此同时，还必须附加一个条件，那就是臣工代作之文“皆于语言文字之中微寓风劝，箴规之益”，需要经过他亲自审核通过之后才可以进呈皇帝御览。张居正对万历皇帝管教之严由此可见一斑。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万历新政也因此宣告结束。张居正这十年的努力，整肃文风的效果如何呢？就此，我们梳理一下万历朝以来颁布的政令：
万历七年（1579）五月，礼部复礼科都给事中林景阳所奏实典事宜：“一曰正文体，二曰核实学……命着实举行。”[123]
万历八年（1580），神宗奏准：“士子经义文限五百字，过多者不许誊录。”[124]
万历十三年（1585），试题大要明白正大[125]。
万历十四年（1586）三月，督察院左佥都御史赵焕题：“申饬吏治，省繁文以崇实政。”[126]
万历十六年（1587）十一月，礼部曰：“国家专以文取士，非徒欲炫奇吊诡，将因言以占其素蕴也。往年文体之弊，在于冗长，自限字之法行，则又流于空虚，甚且文以子、史粗疏之字，杂以异端隐僻之谈，而文体益坏矣。去岁已经本部申饬厘正，又经颁示正式，用为模范，所以挽浮诡而还之雅道者，已不遗余力，夫何士习日漓，积弊未祛？”[127]
万历十九年（1591）闰三月，礼部曰：“其论文以典雅切实为主，片词只字不可苛求。”[128]
万历二十年（1592）正月，神宗下旨：“三考为国抡才，须文理纯正，经术通明，方许收录，其有文词险怪，背经离传者，场后卷发礼部戒饬，程文须用真卷，勿得改拟。”[129]
万历二十六年（1598），礼部复议科场事宜五款：“议文体，大略务根朱注、本经传，禁佛、老之谈及影入时事。”[130]
万历三十年（1602）六月，礼部曰：“作文必依经傍注，参佛书者罚出。”[131]
万历三十九年（1611）十月，南京、河南道御史张邦俊论学臣命题：“割裂破碎，或牵撦扭搭，其于圣贤立言大旨甚相悖戾，恐文体日纤，世风日巧。”[132]
天启元年（1621）五月，礼科给事中周士朴疏：“正章奏之体，戒浮靡，戒深晦，戒冗长，戒媟亵，戒誉佞，戒依附。”[133]
崇祯十五年（1642），朱由检下诏：“近来章奏相习冗长，不便省。览。苟论事切当可行，何必摭拾浮词。以后务宜简明，其字不过一千。如词意未尽，不妨另本再奏。着通政司饬行。”[134]
从这些材料来看，张居正整肃文风的努力，并没有带给晚明文风太大的变化。天顺朝以来，政府公文与科试经义文的种种弊端，就像魔咒一样死死地困扰着晚明政坛，其中的原因非常耐人寻味。
首先，前文已经说过，晚明时期，多元思想出现高度融合，士人的思想完全主程朱理学已经做不到了。就拿王锡爵来说，他祖籍为江苏太仓，嘉靖三十七年（1558）应天乡试第四名，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张居正对他非常器重，万历元年（1573）八月让王锡爵主持顺天府乡试，为朝廷组织人才的选拔。而我们回头看看王锡爵当年乡试的答卷，似乎就可以找到张居正整肃文风失败的原因。嘉靖三十七年（1558）应天府乡试有一道试题为“上天之载至矣”。试题出自《中庸》：“诗曰：‘德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135]王锡爵是这样作答的：
发圣人之蕴者，惟要其极于天也甚矣，至德之不可以易言也。语不显之德者，惟取象于天道而后为至焉，则圣人之蕴亦精矣哉。
此子思论圣修之极而申赞其妙如此。
且夫丁学之极功止诸圣者也。圣人之至德达诸天者也。皇矣！《蒸民》之诗，固不足以形容不显之德矣，必也如主王之诗，所谓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后为至乎。
盖自气机有寂感而声生焉，是声也，摩荡于冲漠之中，而杳乎莫得其形者也。语道而至于无形，则亦微矣，况于并其声而无之者乎？
自气机有聚散而臭生焉，是臭也，缊于太虚之表，而茫乎不见其迹者也。语道而至于无迹，则亦精矣，况于并其臭而无之者乎？
谓之曰无声无臭，则是玄化蕴于几微而意象俱泯。
初无朕兆之可窥，机缄藏于渊默而名言两忘。
初无伦类之可拟，以此言天则于穆之命。
有以为万化出入之机，而昊天之所以为至教者，固此也，以此言德则笃恭之蕴。
有以为万国仪刑之本，而圣人之所以为至德者，亦此也。是虽天人殊途若不可以例观矣。
然一敬之潜孚，即其一元之涵育，则所以论至德之渊微者，非天不足以名之也。盖惟圣为能配天，则亦惟天为能拟圣矣，尽性至命之极必如是，而后无余蕴乎，是虽上下异位，若不可以并言矣！
然王心之无为，即太虚之无朕，则所以语神化之能事者，非天不足以言之也。盖言天者既有验于人，则言人者固莫辨于天矣，圣人天道之妙必如是，而后无遗论乎？德至于此，斯之谓拟议之真而所谓不大声以色者，益见其陋矣。
此不显笃恭之所以盛也。此百譬之所以刑而天下之所以化也。使非由为己之功，以造圣修之极，则存之迹尚未融也，而何以上达于天载乎。呜呼！由尚纲之诗观之，则知德之所由入；由文王之诗观之，则知德之所由成。是二诗者，天人圣贤之分，迥乎不侔，而要之人即所以合天也，贤即所以希圣也，入德者可不勉哉！[136]
儒家与道家都讲“道”。儒家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137]“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138]“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39]儒家之“道”体现为现实社会中人之关系。道家对“道”的理解与儒家并不相同：“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40]“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道昭而不道。”“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141]道家不仅将“道”关注的视野落在了物质世界，还赋予了“道”以神秘性。儒家与道家都称得“道”之人为“至德”之人，即所谓的圣人。在这篇经义文中，“至德”无形无迹、广大精微的神秘特征，其思想资源显然是来自道家义理的。“气机”、“冲漠”等概念，均来自《庄子》。从这一点来看，此文掺用道家思想是不容置疑的。我们由此不难想象，王锡爵面对这样的大考，自己都是如此掺用多元思想作答的，要其选出一宗程朱理学的文章显然是做不到的。像王锡爵这样浸润多元思想的考官，张居正起用了很多。
再如被张居正推荐如何的申时行，这个人作过万历五年（1577）和万历八年（1580）两科会试的主考，他也并非纯儒，如其《感怀》诗：
白鹤鸣高岗，矫吭欲闻天。朱鳞戏清沼，适意在沉渊。翔泳任真性，俯仰俱悠然。达人秉高尚，用世常随缘。扬采升云霄，戢耀归林泉。为龙亦蠖伏，抱璧仍瓦全。时事总乖迕，物役无纠缠。冥鸿日以远，弋人何慕焉。逍遥观物化，载诵《南华》篇。[142]
这首感怀诗应该是申时行压抑心绪的自然流露。他力图用庄子顺物自然的思想来调适现实中的无奈，到庄子不为外事纷扰的隐逸心境中寻求精神解脱：“退食浑无事，端居亦自幽。雨余花信早，风外鸟声柔。尽日堪罗雀，方春欲问牛。道心能不染，随意得沧洲。”[143]
还如余有丁，他曾作过万历八年（1580）会试的主考，在明代后期激烈的党争中，他在思想上寻求解脱所借助的不是道家义理，而是佛家教义，如其《游雨花台南高座寺》：
曲入祇园路，来寻大士家。不言空五蕴，听法演三车。拂座飘丹叶，流杯落赤霞。更怜山下鸟，犹自识天花。[144]
《东湖杂作》八首（之八）：
静来心性自如如，趺坐山中译佛书。翠竹黄花随处得，不须门外觅三车。[145]
“五蕴”是佛教教义中色、受、想、行、识的聚合。诗中的“空五蕴”则是来自《般若波罗蜜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146]“三车”是《法华经·譬喻品》中的譬喻，喻佛之“三乘”教法，即升温乘、缘觉乘和菩萨乘。记某长者用羊车、鹿车、牛车，分别诱令处于“火灾”中的三子脱离火灾[147]。有佛法化度众生以至涅槃，超脱之意。可见，余有丁诗中借佛教教义超脱尘俗纷扰的人生态度十分明晰的。
由上可见，张居正依靠这些思想本已不纯的官员来选拔士子，扭转文风，使科举文一宗程朱理学的愿望显然是无法达成的。
其次，张居正整肃文风的手段是有缺陷的，他只注重频繁颁布政令以及对办事不力官员进行打击，而忽视了对世人意识形态的塑造，从他写给小儿子张懋修的信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万历四年（1576）乡试，张懋修未能中举，因而自暴自弃，张居正写信训示儿子道：
汝幼而颖异，初学作文，便知门路……乃自癸酉科举之后，忽然一种狂气，不量力而慕古，好矜己而自足。顿失邯郸之步，遂至匍匐而归。……吾昔童稚登科，冒窃盛名，妄谓屈、宋、班、马，了不异人，区区一第，唾手可得。乃弃其本业，而驰骛古典。比及三年，新功未完，旧业已芜。今追忆当时所为，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犹未能下第，然后揣己量力，复寻前辙。昼作夜思，殚精毕力，幸而艺成。然而仅得一第止耳，犹未能掉鞅文场，夺标艺院也。今汝之才，未能胜余，乃不俯寻吾之所得，而复蹈吾之所失，岂不谬哉！[148]
张居正把作科举文视为一种技艺，一种技巧，认为儿子落选的原因不关乎思想上是否真的崇信程朱理学，而在于没有很好掌握作科举文的技巧。文学自有文学自身的规律，好的文章是作者思想和性情的真实外化，不注重对作者思想的塑造和性情的培养，而一再强调作文技巧，以这种急功近利的手段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扭转文风是不现实的。值得一提的是，晚明时期的士子可以不崇信程朱理学，只要通过修炼掌握了作科举文技巧就能巧应试及第已经是常态，这个事实在明确告诉我们，晚明朝廷借助科举文推行意识形态已经到了一个多么糟糕的地步。我们由此也可以推断出，张居正在公众面前口口声声维护程朱理学，到头来也是假的，并非出自真心，这只不过是身为朝廷大员必须要挂在嘴边的冠冕堂皇的唬人的言辞而已。思想的多元化与政权的稳定往往是一对相互消解的矛盾体，张居正应该清楚这一点。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张居正作为一代首辅，作为顾命大臣，作为万历初期政权运作的总导演，他是严重失职的！他辜负了朱载垕的嘱托，也辜负了朱翊钧对这位恩师的信任！
再次，文风的流行往往具有延续性，即使措施再得力、再到位，要破除原有文风而建立一种新的文学风尚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张居正秉政的时间只有十年，这个时间对于一场政务改革来说时间应该够长了，但是要在这个时间段内扭转一种思想潮流、一种审美取向、一种文学风尚则似乎又显得太短了。
最后，张居正去世之后，一些不满于他的势力卷土重来，他身前制定的一系列改革政策、改革方案都遭到了否定，万历十年（1582）之后的政局又回到了张居正秉政前的混乱状态，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世人情绪遭遇张居正威权长期抑制后的一种报复性破坏，事实上，张居正整肃文风或许根本没有太大的效果，即使真的有些效果也被这样的风气给吹得无影无踪了。
综上所述，改变一种文风习气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当中关涉到文人的审美取向、思想意识，政治权力干涉的方式，文风本身的顽固性，政权运作的环境等多个层面，需要这些层面相互支持和配合，任何要素出了问题，都会功亏一篑。
【注释】
[1]张舜徽：《张居正集》第三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21页。
[2]同上书，第550—551页。
[3]张舜徽 ：《张居正集》第三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15页 。
[4]张舜徽：《张居正集》第二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9页。
[5]同上书，第1230页。
[6]张舜徽：《张居正集》第三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0页。
[7]张舜徽：《张居正集》第一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5页。
[8]张舜徽：《张居正集》第四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9]同上。
[10]张舜徽：《张居正集》第四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11]同上书，第17页。
[12]同上书，第156页。
[13]同上书，第54页。
[14]张舜徽：《张居正集》第四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页。
[15]同上书，第107页。
[16]同上书，第86页。
[17]张舜徽：《张居正集》第四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8页。
[18]同上书，第78页。
[19]同上。
[20]娄性：《皇明政要》卷十二，明嘉靖五年戴金刻本。
[21]《明太祖实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019—1020页。
[22]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40页。
[23]钱伯城主编：《全明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
[24]钱伯城主编：《谕太学生》，《全明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页。
[25]《明太祖实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2467页。
[26]钱伯城主编：《全明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3页。
[27]《明太祖实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2009页。
[28]朱熹：《颜渊》，《四书或问》，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5页。
[29]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
[30]俞汝楫：《凡文字格式》，俞汝楫：《礼部志稿》卷二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编撰之初只分为《五经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两种，经过后世的发展，最终才被分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三种。
[32]侯外庐：《宋明理学史》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33页。
[33]徐学聚：《国朝典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6页。
[34]《明太宗实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873—1874页。
[35]黄佐：《禁异说》，《翰林记》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www.xing528.com)
[36]同上。
[37]郑晓：《今言》，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6页。
[38]顾起元：《客座赘语》，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页。
[39]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页。
[40]俞汝楫：《出题禁割裂》，《礼部志稿》卷七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1]陈梦雷原辑，蒋廷锡重辑：《古今图书集成·文学典》，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6年
版，第77573页。
[42]《明世宗实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4485页。
[43]《明穆宗实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68页。
[44]《明太祖实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2010页。
[45]娄性：《皇明政要》卷十二，明嘉靖五年戴金刻本。
[46]钱伯城：《全明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7页。
[47]《明太祖实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443页。
[48]钱伯城：《全明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
[49]余继登：《典故纪闻》，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1页。
[50]《明太祖实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225页。
[51]余汝楫：《礼部志稿》卷六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2]《明太祖实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390页。
[53]徐学聚：《国朝典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1页。
[54]同上。
[55]徐学聚：《国朝典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2—1563页。
[56]中华书局编辑部：《历代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73页。
[57]余继登：《典故纪闻》，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页。
[58]陆容：《菽园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1页。
[59]王弘：《山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67页。
[60]钱伯城：《全明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页。
[61]申时行：《明会典》，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48页。
[62]《明太祖实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512—1513页。
[63]同上书，第2171页。
[64]同上书，第1509页。
[65]钱伯城：《全明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
[66]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十五，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67]《明太祖实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2447页。
[68]雷礼：《皇明大政纪》卷三，明万历刻本。
[69]刘惟谦：《大明律》卷十二，明嘉靖范永銮刻本。
[70]钱伯城：《全明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3页。
[71]同上书，第194页。
[72]《明太祖实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512页。
[73]柳宗元：《柳宗元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17页。
[74]文谠：《详注昌黎先生文集》卷四十，宋刻本。
[75]申时行：《明会典》，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40页。
[76]《明太祖实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3576—3577页。
[77]申时行：《明会典》，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39页。
[78]《嘉靖尉氏县志》卷二，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版。
[79]林希元：《林次崖文集》卷十，清乾隆十八年陈胪声诒燕堂刻本。
[80]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77—1678页。
[81]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
[82]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78页。
[83]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
[84]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40页。
[85]申时行：《明会典》，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48页。
[86]《明太祖实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882页。
[87]原文字迹不清。———作者注
[88]《续修四库全书》第46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70—671页。
[89]原文缺字。———作者注
[90]原文字迹不清。———作者注
[91]《续修四库全书》第46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12—613页。
[92]《续修四库全书》第46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83页。
[93]《明世宗实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2079页。
[94]徐学聚：《国朝典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374页。
[95]张舜徽：《张居正集》第三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0页。
[96]同上。
[97]同上。
[98]张舜徽：《张居正集》第一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
[99]同上。
[100]同上书，第118页。
[101]同上。
[102]同上。
[103]张居正：《张太岳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80页。
[104]《明神宗实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278—1279页。
[105]张舜徽：《张居正集》第一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5页。
[106]《明神宗实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278—1279页。
[107]同上。
[108]《明神宗实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422页。
[109]朱瞻基：《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卷三，明内府钞本。
[110]朱瞻基：《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卷十七，明内府钞本。
[111]朱瞻基：《仁□□□□□臣观灯诗序》，《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卷三，明内府钞本。
[112]朱瞻基：《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卷三十二，明内府钞本。
[113]朱瞻基：《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卷三十四，明内府钞本。
[114]余继登：《典故纪闻》，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8页。
[115]朱瞻基：《喜雪诗序》，《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卷三，明内府钞本。
[116]原文字迹不清。———作者注
[117]朱瞻基：《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卷十七，明内府钞本。
[118]朱瞻基：《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卷三十五，明内府钞本。
[119]《明神宗实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806—1807页。
[120]《明神宗实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774—775页。
[12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翰林应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7页。
[122]《明神宗实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2081—2083页。
[123]同上书，第1813—1814页。
[124]俞汝楫：《凡文字格式》，《礼部志稿》卷二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5]王世贞：《科试》，《弇山堂别集》卷八十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
[126]《明神宗实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3130—3131页。
[127]王世贞：《科试》，《弇山堂别集》卷八十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
[128]《明神宗实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4337—4338页。
[129]同上书，第4550—4551页。
[130]同上书，第5928—5929页
[131]同上书，第6989—6990页。
[132]同上书，第9194—9196页。
[133]《明熹宗实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534—535页。
[134]孙承泽：《申饬章奏》，《山书》卷一，清抄本。
[135]朱傑人等主编：《朱子全书》（六），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8—59页。
[136]杨廷枢辑评：《皇明历朝四书程墨同文录》第十二册，明崇祯间书坊金阊叶氏刻本。
[137]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六），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
96页。
[138]同上书，第162页。
[139]同上书，第68页。
[140]朱谦之：《老子校释》第二十五章，中华书局1984年版。
[141]《庄子·齐物论》，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
[142]申时行：《感怀》之二，《赐闲堂集》卷二，明万历刻本。
[143]申时行：《独坐》，《赐闲堂集》卷二，明万历刻本。
[144]余有丁：《余文敏公文集》卷十二，明万历刻本。
[145]同上。
[146]智谕：《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句解》，西莲净苑出版社1990年版。
[147]任继愈：《三车》，《佛教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148]张舜徽：《张居正集》第二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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