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年（1551）前后，张居正为新任山东提学宪臣吴维岳送行，作《赠霁翁尊师吾老先生督学山东序》：“今世学者，含菁咀华，选词吐艳，盖人人能矣。至究其实，则或行业盩戾，先后殊诡也。岂昔之学者达于衷，而今之学者辩于口耶？夫嫫质而嫱饰，则视者眩；华椟而葆石，则卖者嗤。故窾言者，弃德之窦也。缛彩者，彤朽之饰也。攘窃者，剽文之宄也。挹波者，塞源之也。”[1]这段文字探讨的是做人与做事的关系而及于作文上，表明了张居正反对文士做人与作文不一、华而不实的态度。七年之后，他在给襄阳知府汪道昆写的《襄阳府科第题名记》中，表述了同样的观点：
国初之取士……当时号为制举者，率不过百余人。其作为文词，皆据经义，不务剽剥葩藻，乃近时人所共姗笑者。而名卿硕士，往往多出其中。功烈施于后世者，至不可缕数也。今文教大兴……士争趋阙下，若鱼鳞杂还，云合雾集，文学彬彬，可谓极盛。然考其功实，顾相悬也。[2]
张居正非常厌恶夸夸其谈而缺乏做事能力的人。文章如果能够做到言之有物，词采华美那是最好的，正如他对荆州知府陈全之文集的评价：“士大夫得以余力，寄意于文翰。今观公集，赡才丽藻，花烂映发，又综故实，达时宜，有闳衍深沉之思。盖力优则造深，虑闲则思睿故也。”
张居正赞赏《锦冰集》的原因，不仅因其辞藻华美，还在于文章有内容而不浮夸。
以往的研究成果大多忽视了张居正对文学审美功能的追求，关于张居正对文章词采的重视，还体现在他秉政后对王世贞的重用。王世贞是文学大家，是当时文坛的领军人物，关于张居正重用他的理由，在写给湖广巡按舒鼇的推荐信中说得很清楚：“新任王廉宪凤洲，娴于文词，委以程试之作，必能代劳，有裨盛典。”
“娴于文词”即是对王世贞作文水平的肯定。万历元年（1573）九月，等王世贞赴任湖广乡试的试官后，张居正亲自写信给他提前祝贺：“今岁程式，必将为海内冠矣。”[5]由此可见，张居正非常看重王世贞的文学才华。
一篇文章如果能够做到内容实用与词采华美统一，自然是好的，如果做不到兼顾，必须舍去其一，那该怎么办呢？张居正的态度是“有能综览古今，直写胸臆者，虽质弗弃；非是者，虽工弗录”[6]。文学的实用性在张居正的心目中排在了第一位。
对于记录性的文体，张居正把实用的文学观提高到了极高的位置。万历三年（1575）二月，翰林院编修张位上疏，就史官职责不明的问题请求皇帝裁定，皇帝把奏折批交给内阁议处，张居正根据明代成法，参酌当时情况，详细议定了有关修史的具体办法：
照得今次纪录，祇以备异日之考求，俟后人之删述。所谓详核，不尚文词，宜定著体式。凡有宣谕，直书天语；圣谕诏敕等项，备录本文。若诸司奏报一应事体，除琐屑无用、文义难通者，稍加删削润色外，其余事有关系，不妨尽载原本，语涉文移，不必改易他字。至于事由颠末，日月先后，务使明白，无致混淆，其间事迹可垂劝诫者，但据事直书，美恶自见；不得别以己意，及轻信传闻，妄为褒贬。[7]
这段文字的核心意思是，撰辑史实不得走样，应保持其原貌，不得为了文辞华美而曲改事实本意，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每一种文体都有其自身特有的规定性，如果说行政公文、科举文功能上能够做到劝诫、实用倒是可能的，而让起源于抒情的文学样式的诗歌完全遵守这一规则，显然会有很多的困难，就连极力主张以实用为尚的张居正也做不到。
嘉靖三十一年（1552）前后，张居正的原配夫人顾氏去世了。一年后的一天，张居正偶然读到唐人韦应物的《伤内诗》，“怆然有感”，勾起了对亡妻的思念[8]，遂作《余有内人之丧一年矣，偶读韦苏州伤内诗怆然有感》：
昔人怨离居，余亦罹斯患。衔情对嘉藻，掩卷空长叹。蹇薄遘运屯，中路弃所欢。嬿婉一何促，饮此长恨端。离魂寄空馆，遗婴未能言。玉匣揜明镜，尘埃双带盘。感此意惨怆，触物忧思攒。落月挂虚牖，凄霜生暮寒。沉绵夜方永，倏忽岁已单。滞虑信为感，幽怀讵能宽。悲哉难具陈，泪下如迸澜。[9]
张居正从妻子亡故遗留下的幼子、生前用过的器物着手，深切地表达了对亡妻的痛悼之情。顾氏去世之后，虽有王氏续弦，但张居正对顾氏的感情并未因此而完结。嘉靖三十三年（1554）继作《朱凤吟》：“朱凤失其群，十年不得双。早栖汉宫树，独啄瑶草芳。羽族虽万类，谁可相颉颃。西来见王母，假我青鸾皇。翳我上太清，飘飘浮云翔。竹实已千载，修梧蔽扶桑。穷览周八极，遨游仰三光。仙游诚足娱，故雌安可忘！”[10]张居正以“朱凤”自况，叙述了顾氏亡去后自己内心的孤独，表达了对亡妻的思念。
这位铁腕式的政治人物不仅能把男女之情写得哀婉动人，即使是送别同僚的诗作，也同样充满温情：
秋风振燕山，念子当远征。离鸿遵别渚，惊呼求其朋。征马鸣萧萧，仆夫促严程。愿言不能终，挥涕沾长缨。欢觞为悲酌，清弦动哀声。携手临广陌，含情各酸辛。风尘何扰扰，世途险且倾。勉哉崇令德，慰此离索情。[11]
高廉泉是张居正的同乡，后来两人成了儿女亲家。这首诗作是张居正在京任职的时候写的，当时他在政治上还默默无闻，这是一首写给高廉泉外任的送别诗，表达了对同僚的勉励之情。在这一时段，他写了很多此类作品，其他的还如《送张襄之归新喻》：“幽燕倦为客，振袂思故乡。已怆通家恨，犹怜别路长。帆逐秋云迥，行褰野杜香。鼎山栖隐处，还是谢公堂。”[12]这首诗是张居正送友人北上回乡的赠别之作。(www.xing528.com)
依据诗歌由来已久的传统，这一文体除了具有抒情的功能，还具有写景的功能，这样的作品张居正也有。嘉靖三十五年（1556）十月，张居正游衡山的时候，写下了一首应景之作：
祝融群峰表，嵂崒万古雄。彩虹挂丹蹬，邈若升苍穹。举手扪太微，天关洞开通。璀璨南斗星，垂珠当我胸。俯瞰六合内，沆漭烟云重。浩如太始初，二气涵冲融。须臾涌阳景，倒挂扶桑东。瀛海不复辨，三山安可穷。寄谢驭风子，吾将游混蒙。[13]
诗中写了祝融峰的雄伟、沿途的石级、浩渺的云海等自然风光。《半山亭》（之一）是张居正游衡山的时候写的另外一首作品：
碧落平分竟，危亭架泬漻。未穷天路尽，已觉尘世遥。云海翻银浪，风篁听玉箫。九关知不远，霞起祝融标。白云处处满，行子暮何栖。不辨幽林色，惟闻归鸟啼。虚岩映灵籁，人语隔前溪。夜宿庄严境，明珠照客迷。[14]
描写了危亭山色的自然景观和远离尘嚣的主观感受。
值得注意的是，如上引述的这四首抒情作品与两首写景作品，真的看不出与他一贯主张的实用原则有什么关联，他甚至还写了不少空洞无味的讨好之作，如《应制荷花诗》：“液池涵圣泽，灵卉涂仙葩。皎素凝琼雪，轻妍簇绛霞。蟠桃同介寿，萱萼并敷华。岁岁临长景，呈祥应帝家。”[15]这是一首应制作品，是用来题咏宫中太液池荷花的。再如《三瑞诗为严相公赋》：
仙翁来跨两青龙，头骨竖削而，化为双竹凌苍穹。山中夜雨飞龙去，唯见孙枝满旧丛。延恩阁何崇崇，下见芝草纷丰茸。光耀五色，轮囷其中。日月所照，精英所钟。主人寿考百福隆，商洛之歌安可同。猗嗟莲，谁所移。葆盤礡，花纷披。灵根迥与凡卉异，太华之种争神奇。联跗共蒂彩煜煜，华堂清阴相参差。初疑天孙来，云锦光陆离。俄惊弄珠侣，濯波江水湄。扶植元因造化功，爱护似有神明持。君不见，秋风江畔众芳萎，唯有此种方葳蕤。[16]
这是一首谄媚严嵩的作品，“三瑞”即指严嵩家的瑞竹、瑞芝、瑞莲。张居正升任首辅后，并没有停止创作这类作品，如专门为万历皇帝写的《玉兔》：
冰轮高挂碧云端，玉质身依玉宇寒。万里山河天外过，千秋宫殿镜中看。吸残桂露花常在，捣就琼霜夜未阑。已伴嫦娥游帝阙，更随王母奉仙丹。[17]
其他的还如《白燕曲》：
白燕飞，两两玉交辉。生商传帝命，送喜傍慈闱。有时红药阶前过，带得清香拂绣帷。
白燕来，呈瑞向瑶台。映日灵姿璨，凌风雪翼开。春长花发春宫里，弄影双飞日几廻。
白燕翔，素影落银塘。交飞红菡萏，遥映紫鸳鸯。太平景物先呈兆，燕喜年年乐未央。
白燕舞，日照葵心午。轻毂剪跹衣，清歌谐细语。感德跄跄仪舜庭，呈祥翯翯来文圃。[18]
万历元年（1573），翰林院培育了一对白莲，张居正把它们和内阁所开的并蒂莲一起进献给慈圣太后，并创作了这四首白莲曲[19]。张居正的这些空洞的应制诗作遭遇了士人们的非议，将此作为他谄媚皇帝的证据和构陷他的把柄。不过，这样的论调似乎有些书生意气，正直不等于不食人间烟火，不知审时度势的正直叫做迂直。生活在皇权专制下的张居正，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要想施展他治世的远大抱负，就必须在政治上获得一个可靠的支持，而这种向皇帝示好的方式，恰好是实现他政治理想的一个重要手段，这应该给予理解。海瑞倒是正直，专门跟皇帝对着干，这样的卖直邀名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可以设想，如果张居正去效仿海瑞，那么晚明的政局应该会是另外一番景象，这个东方大帝国至少不会瓦解得这么晚！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后混乱的政局似乎可以说明这个事实。
从如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在张居正的文学观中，并非只有实用一项，还包括对文学的辞藻、抒情、写景、咏物等审美娱乐功能的肯定。
张居正赞赏《锦冰集》的原因，不仅因其辞藻华美，还在于文章有内容而不浮夸。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