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整肃学风：晚明文学走向

第二节　张居正整肃学风

张居正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非常重视整肃学风带来的积极意义。这里需要提到的是，张居正整肃学风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对待不同的学说采取的态度会有所差异。

就对待佛教一事而言，张居正的态度非常强硬。如万历七年（1579），慈圣皇太后想为身体痊愈的皇帝还愿，打算请僧人到宫里做法事，结果遭到了张居正的坚决反对：“窃惟戒坛一事，奉有世宗皇帝严旨禁革，彼时僧人聚集以数万众，恐有奸人乘之，致生意外之变，非独败坏风俗而已。隆庆以来，僧徒无岁不冀望此事。去年四月间，游食之徒街填巷溢，及奉明旨驱逐，将妖僧如澄阗之于法，然后敛戢。今岂宜又开此端！”^[32]从这段文字的表述来看，张居正提出反对意见的初衷，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考虑的：第一，明代中期以来，僧人游食民间，破坏教规，为非作歹，严重危害着社会稳定；第二，僧侣借游走之机，宣扬教义，着实削弱了程朱理学的社会影响力，破坏了朱明王朝既有的礼制秩序，文中“败坏风俗”当指这一点而言。

自正德以来，心学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佛、道，尤其是在思想领域的影响力，更是佛、道所不能比的，心学的强劲发展势头对国家政权产生的破坏作用要比佛、道严重得多。基于这一认识，张居正全力打压心学，拒绝王守仁从祀学官，就是一个重要的案例。自嘉靖后期至万历初期，许多心学弟子进入了朝廷的权力中心，如徐阶、赵贞吉、耿定向等人。他们在利用手中权力扩大心学社会影响的同时，还在竭力从官方政策上为心学争取合法地位，积极倡导王守仁从祀学宫。这一提议较早是由徐栻、魏时亮、赵参、曾宗洪、谢廷杰、梁许、萧廪、徐乾贞等人提出来的。在万历元年（1573），谢虬峰试图借助张居正的力量实现这一提议，张居正还专门为这件事给他写了两封回信，一封说：“近来俗尚浇漓，士鲜实学，南畿多士之区，首化之地，惟公加意一振之。阳明先生从祀事，以宗伯病，不能会议，久稽题复，好事者遂乘间而诋之，其言粗浅可哂，然何伤于日月乎？”^[33]另一封说：“阳明先生从祀，礼官方欲定议，而南疏复至，又极其丑诋，至欲并褫其封爵，则亦过矣。”^[34]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张居正的推托之词，以他的做事风格，只要是他想做的事，根本不会理会别人的反对意见，这只不过是他考虑到自己升任首辅不久，根基未稳，不便正面树敌太多的推诿策略罢了。到了万历七年（1579），他打压心学的态度不再含糊其辞，变得明朗了很多。这个时候的他，由于全面掌控了朝政大权，所以打压心学的手段异常强硬，下令禁毁全国范围内私设的书院，经过两年时间的整治，共稽查了包括应天府书院在内的六十四处书院，这些被稽查的书院最终或改作公署衙门，或归还原来的主人，或遭捣毁废止^[35]。张居正毁书院是与禁讲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场风波原本是由常州知府施观民引发的，他聚敛民财，私设书院，这是一起由惩治经济犯罪案件转变为整治学风的运动。张居正的这场整肃学风运动，是与嘉靖以来心学讲学活动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分不开的：

夫昔之为同志者，仆亦尝周旋其间，听其议论矣。然窥其微处，则皆以聚党贾誉，行径捷举……而其徒侣众盛，异趋为事。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嘉、隆之间，深被其祸，今犹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忧也。^[36]

在张居正看来，讲学不过是心学弟子挂羊头卖狗肉的招式罢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无非是想借讲学之名议论朝纲，干预政治而已，他们的这一做法直接威胁着社会的安定。在这场禁止讲学运动中，还有人丢了性命，据《明神宗实录》载：“江西永丰人梁汝元聚徒讲学，讥议朝政。吉水人罗巽亦与之游。汝元扬言：江陵首辅专制朝政，必当入都昌言逐之。首辅微闻其语，露意上司，令简押之。有司承风旨，毙之狱。已而湖广贵州界获妖人曾光等，造为妖语，煽惑土司。事发，插入汝元、罗巽姓名于内，且号汝元为五知子，罗巽为纯一真人……汝元已先死，罗巽亦继毙。”^[37]尽管梁汝元的直接死因是声讨张居正本人，属于私人恩怨，但他的死亡顺理成章地会转化为张居正震慑心学弟子的讯息。

事实上，张居正对心学制造社会危害的认识远不止如上所提及的，在他看来，心学的传播还严重破坏了国家的人才培养。万历八年（1580），他在《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中说：“国家明经取士。说书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尚。今后务将颁降《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及当代诰律典制等书，课令生员，诵习讲解，俾其通晓古今，适于世用。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38]张居正这段维护儒学独尊、摒弃其他学说的疏请，当基于程朱理学独尊地位遭到其他学说严重削弱的现实提出来的。事实上，早在嘉靖元年（1522），礼科给事中章侨就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了，他在一篇疏文中提道：“三代以下，论正学莫如朱熹，近有聪明才智足以号召天下者，倡异学之说，而士之好高务名者，靡然宗之。大率取陆九渊之简便，惮朱熹为支离，及为文辞，务崇艰险。乞行天下，痛为禁革。”^[39]在章侨看来，心学不仅与程朱理学在学理上相悖，而且还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已经对朝廷独尊程朱的文化政策造成了实质性破坏。对于当时的嘉靖皇帝来说，或许是因为对心学了解得不深，在态度上比较谨慎，一直到礼部商议后才肯做出禁革心学的决定^[40]。这与他在七年之后的态度存在明显差异。嘉靖八年（1529）二月，也就是王阳明在南安去世的第二年，朝廷在对王阳明生前功过论定时，经吏部组织，展开了对心学性质的讨论，做出的最终结论是：

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名，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与，则著《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唱和。才美者乐其任意，或流于清谈；庸鄙者借其虚声，遂敢于放肆传习转讹，悖谬日甚。其门人为之辩，谤至谓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上渎天听，几于无忌惮矣。……今宜免夺封爵，以彰国家之大信；申禁邪说，以正天下之人心。^[41]

阳明心学被定性为“邪说”之后，嘉靖皇帝打击心学的态度非常坚定：“卿等议是，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都察院仍榜谕天下，敢有踵袭邪说，果于非圣者，重治不饶。”^[42]嘉靖十六年（1537），御史游居敬奏请禁约王守仁及湛若水的著述，并毁阳明弟子创建的书院，“戒在学生徒勿远出从游”，世宗颁布诏令：“书院不奉明旨，私自创建，令有司改毁。自今再有私创者，巡抚御史参奏。比年阳倡道学，阴怀邪术之人，仍严加禁约，不许循袭，致坏士风。”^[43]心学一派的著述不仅遭遇禁毁，就连阳明弟子用于讲学的场所也不许存留。嘉靖十七年（1538）十一月，世宗皇帝又特意告谕提学官和学校师生：“士大夫学术不正，邪伪乱真，以致人材卑下，文章政事日趋诡异，而圣贤大学之道不明，关系治理，要非细故。朕历览近代诸儒，惟朱熹之学醇正可师。祖宗设科取士，经书义一以朱子《传注》为主，诚有见也。比年各处试录文字往往诡诞支离，背戾经旨，此必有一等奸伪之徒假道学之名，鼓其邪说，以惑士心，不可不禁。礼部便行与各该提学官及各学校师生，今后若有创为异说，诡道背理，非毁朱子者，许科道官指名劾奏。”^[44]嘉靖二十年（1541），他公开斥责心学弟子王龙溪是“伪学小人”^[45]。

心学对朱明王朝的危害，除了如上提及的之外，虚谈师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张居正所关注的：“今世谈学者，皆言遵孔氏，乃不务孔氏之所以治世立教者……明兴二百余年，名卿硕辅、勋业烜赫者，大抵皆直躬劲节，寡言慎行，奉公守法之人。而讲学者每诋之，曰：‘彼虽有所建立，然不知学，皆气质用事耳。’而近时所谓知学，为世所宗仰者，考其所树立，又远出于所诋之下，将令后生小子何所师法耶？此仆所未解也。仆愿今之学者……毋相与造为虚谈、逞其胸臆，以扰上之法也。”^[46]只会空谈而无“治世立教”之能力，是张居正一向极力反对的！早在隆庆三年（1569），他在给楚学宪的信中就表达过这样的意思：“虚寂之说，大而无当，诚为可厌。然仆以为近时学者，皆不务实得于己，而独于言语名色中求之，故其说屡变而愈淆。”^[47]张居正之所以对心学的底细这么了解，这应该和他早年与徐阶、聂豹、罗洪先、罗汝芳、耿定向、周友山等心学弟子有过密切交往是分不开的。

这次禁止讲学运动，是心学一派继嘉靖前期之后所遭受的又一次沉重打击，这使得心学弟子耿定向感到极为不满：

元老虑仆为人所愚，而元老所示手书，词亦甚关切中，谓犹疾痛在躬云云。顷，士人中见一二讲学者得美，转向仆云：“当达之。”当路云：“此风不可长。”近日讲学者，都包藏此意来矣。仆答曰：“第谓我辈自家洗刷，勿包藏此意便是。”若教当路裁抑此辈，何异下逐客令耶？且子试评，今日上自庙堂，下逮部邑，凡有所表树者，固大半志学者也，学何负于时哉？往庙堂上好贿，天下趋于贿。今庙堂上好学，天下趋于学，不亦美乎？若以今日讲学者为趋时，将以今日之好贿者为特立耶？顾其真伪，庙堂上亦自有辨耳。顷，相知者或劝仆讲学，或劝休讲学。仆俱无以应。仆本作提学而又躲避讲学门户，此是何心！仆本身提学而又别立个讲学门户，所讲又何事？仆不知之矣，公以为何如？^[48]

从这封书信看到，耿定向只在为讲学活动本身辩护，并未虑及讲学者所讲的内容，而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张居正在给周友山的书信中指出了这一点：“今人妄谓孤不喜讲学者，实为大诬。孤今所以上佐明主者，何有一语一事背于尧、舜、周、孔之道。但孤所为，皆欲身体力行，以是虚谈者无容耳。”^[49]张居正的意思是说，他不是反对一切讲学行为，讲学者只要讲儒学、不空谈、增强治国能力，当然不会受到禁止。事后，耿定向对张居正的这一解释表示理解，回信给张居正：

初晤相公，某时初志于学也，相公诲我一“约”字；庚申，某以疏往，值危疑时，相公诲我一“忘”字；逾年，别役西夏时，相公诲我“游神”一言。至今服膺，未常去心，践修二十年来矣。兹思陈所蓄积于相公，求得一印可焉。惟相公抑浮薄，远虚伪，盖以不二心体国之诚，求承学，乃浅识者遂谩谓相公不喜学道人。夫相公故邃于学者，某窃其绪余亦足自淑矣，乃令相公蒙此名于天下，而天下遂以学为诟病，此其关系非浅小。^[50]

相比佛教和心学，张居正打压谶纬神学的力度更显严厉。如万历二年（1574）二月十七日，神宗想让张居正对王志学等人“传造妖书妖言，传用惑众”的事情拿个处理意见，张居正的回答是：(www.xing528.com)

凡律称造妖书，帏图谶之类，妄推世运兴衰，以惑人者也。造妖言，谓妄言某处当有刀兵，人民当有灾厄之类，以惑人者也。今乃敢于圣明之世，辇毂之下，无端伪造宝印，勘合僣称大号，封拜官爵，虽其情止于惑骗，而其事则同于反逆，盖不止于妖书妖言而已。若依秋后常律，委为宽纵，况各犯既有妖术，亦不宜久处监禁，但详各犯。本谋造逆者，王志学也，受其伪号官爵，相与搆煽为非者，蒋宗智、陈凤、刘腾、梅氏也，此五名口宜述正典。^[51]

值得一提的是，张居正对道教的态度显得非常温和，时有扶植的行为。如万历四年（1576）七月，神宗“命太常寺分遣道士二十三人赍香帛诣”^[52]。万历五年（1577）三月，神宗恢复了隆庆年间革除的龙虎山正一真人的封号^[53]。虽然诏令出自神宗之口，但我们很清楚，年幼的皇帝事事都得听张居正定夺，离不开张居正半步，如果没有征得张居正的同意，他不可能作出这样的决定。张居正扶植道教的行为，多表现为对万历皇帝母子热衷道教行为的默许。或许，这与当时人们对道教的认识有关。他们相信道教具有祈福、养生、延寿、享乐的功用，尤其是在纵欲风气刮遍赤县神州的大背景下，更多的士大夫们会深信不疑，张居正也不例外。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病危之际，朝野上下的官员，不论亲疏，皆用道教徒常用的斋蘸方式为他祈寿：“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伯俱为社蘸，已而翰林科道继之，部属中行又继之，诸杂职又继之，仲夏赤日中，舍职业而奔走焉。其同乡门生故吏有再举三举者。司香大僚执炉日中，当拜表章则长跪弗起，至有贿道士数更端以息膝力者。……不旬日而南京仿之，山、陕、楚、闽、淮漕、抚、按、藩、臬，无不蘸者。”^[54]这种宏大的祈祷场面显然是张居正长期培植的结果。此外，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张居正对道教的崇信。据史料记载，他曾收受武将戚继光私下进献的美女，一度纵欲，滥用药石，以致疾病缠身。按照王世贞的说法：张居正“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55]。沈德符也说：张居正“以饵房中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56]。张居正短寿，与其纵欲的生活方式实有很大关系，他长期服食药石，去世的时候身上的皮肤呈龟裂状。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从张居正在万历八年（1580）写的《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来看，还是就他在万历十年（1582）病危时朝野上下为他斋蘸的疯狂程度来论，张居正整肃学风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效，并没有净化思想领域，以重新树立起程朱理学独霸天下的地位。嘉靖以来，佛、道、心学、程朱理学多元学说争锋，程朱理学社会影响力衰弱的态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思想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已无法阻拦。此种局面的形成，当有其深层原因。

就程朱理学本身而言，首先，经过朱熹集大成的发展，它已经非常成熟，在原有体系不变的前提之下，后人再想对这一学说做出超越性发展，已经非常困难了。在元末明初虽然出现了不少理学家，诸如许衡、刘因、吴澄、宋濂、方孝孺、曹端、薛瑄、吴与弼等，但总体来讲，他们并无多大创见，即使有一些，也多属于程朱理学门户之外的发挥。如许衡、刘因所说的“天理存于心中，直求本心即得天理”，其中的“直求本心”即是对陆学思想的吸取。不仅私淑程、朱之学的许衡、刘因如此，即使朱学传人当中，专事理学的人物所作的发挥亦多会超越朱学樊篱，“例如朱熹的再传，即黄干门下的饶鲁到吴澄，虽事于理学，然其说‘多不同于朱子’，以至吴澄在‘和和朱陆’中，被人目为陆学，至于鲁初、曹建、符叙这些朱熹的及门和再传人物，则‘往来（朱陆）其间’，胡长孺、汤巾、汤汉竟至‘由朱入陆’”^[57]。明初“宋濂的‘佞佛’，方孝孺的戆迂，曹端的《戾说》，在他们对朱学的‘体认’中，与朱学往往不能合辙，有的甚至对朱学是‘得其半而失其半’。后来薛瑄与吴与弼也是各走极端。薛瑄只重朱学的下学工夫，以至‘因于流俗’；吴与粥只重朱学的上达工夫，强调‘静观’、‘洗心’，以至成为王学的肇端”^[58]。后人不能固守程朱门户正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朱学本身已经不再存有过多的发挥余地。所以，程朱理学本身内在思想发展的枯竭，应该是导致它走向衰弱的最根本原因。其次，程朱理学义理本身对人性不近人情的严酷束缚，在明代后期商业迅速发展起来，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观念已经发生变化，个性更加受到重视的环境中，容易让国民产生厌恶心理。朱学认为，所谓天理，即是仁、义、礼、智，即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所谓人欲即是“物欲所昏”^[59]。在他的理论体系当中，“天理人欲，不容并立”^[60]，二者是一对相互对立、水火不容的范畴，且一方的存在必须是以克服和消灭另一方的存在为代价：“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之理，凡人不进便是退。”“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61]在朱熹看来，只有“无一毫人欲之伪”存留心目之间才符合圣人之德的要求^[62]。这显然与明弘治朝以后世人任情、纵欲、好货、逐名的行为方式不相合拍。在一个以“名正言顺”为士人行为价值导向的传统时代，程朱理学既然不能让明人的行为“合法”化，遭抛弃的结局也就在所难免了。相比之下，佛、道与心学中的圣人远比程朱理学中的圣人给人以更加亲近之感。这些圣人为人们自我个性的张扬与发展找到理论依据，尤其是心学发展到何心隐、李贽辈，他们不仅肯定了人的欲望和自我价值，还给予了极大提倡，如何心隐主张“育欲”的思想，认为“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逸，性也”。声、色、滋味、安逸等要求出于人的天性，人人所同，应该予以满足而不得剥夺。李贽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和寻求自我生命的解脱所付诸的辞官、离家、剃发、留须等行为实践，同样也很好地诠释了当时士人追求个性、逃脱程朱禁欲束缚这一普遍的心理需求。

就程朱理学发展的外在因素而论，朱明王朝对程朱理学独尊地位的确立，则是加速程朱理学衰落进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明代朝廷对程朱理学提倡的行为本身并没有问题，一般意义来讲，政权的提倡对学术的勃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要讲究方法和度。朱明王朝对程朱理学提倡的失误之处，恰是在于没有把握好这一点：它将程朱理学作为士子科考思想理论的唯一依据，并尊崇到只允许“代圣人立言”的地步，士子不能有自己的想法，甚至不能有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到了明成化年间以后，八股文的格式完全固定化之后，士人对之更不得做任何变通，连字数也不能有所增减：“一篇止许五百字以上六百字以下。”^[63]这种做法，很有可能会导致思想的僵化。程朱理学此时已处发展的衰落期，它要想勃兴就必须要获取外在新的机缘，而明代朝廷的这一做法，恰是将程朱理学置入一个孤立无援的真空境地，窒息了机缘产生的各种可能，所以说，程朱理学要想在官方设定的这个既定空间内取得突破性发展，以致勃兴，实属不可能。相对而言，阳明心学的崛起对整个宋明理学所作的贡献，也正是在这个既定空间之外完成的；此外，学术本身对民众的真实占有率，也是决定其走向勃兴和衰落的一个极为重要因素。明代朝廷在民间普及程朱理学主要依靠以下两种方式：

（一）以仕途为诱饵，借科考引士子入瓮。从正德朝开始，士子大多不愿诚心服膺程朱的那一套陈词滥调，但他们又抵挡不住功名利禄的诱惑，故此，他们往往是“以文为学”，不专读理学原著，不深究程朱义理，而是通过机械记诵时文章句的办法侥幸达成入仕目的。时文在明中后期大肆流行，正好说明了此一现象存在之普遍。《明武宗实录》正德十年载：“近时，时文流布四方，书肆资之以贾利，士子假此以侥幸。”所谓“侥幸”，即指通过简易背诵他人应试的范文蒙混过关，来达成金榜题名之目的。由此可见，明代朝廷希图借助科考，以朱学来统摄士人思想所能达到的真实效果也就不难想象了。

（二）依靠各级政府的申明和传达普及民众。在明代，地方行政组织从实际权力地位来看，只有司、府、县三级管理，尽管在城乡还设有里甲这个基层组织，但里甲所承担的差役主要是催征钱粮、勾摄公事、理乡间词讼、主持乡饮酒礼、祀里中社稷鬼神、约束邻里，不具有像县级政府宣读普及法令这样的职权，所以从明廷行政组织的构成来看，朝廷申明传达政令所延伸的理论有效深度基本上只能达至县一级。换言之，朝廷对朱学的普及很难深入到县级以下的平民百姓当中。《明神宗实录》载：“诏立广西怀远县社师三名以抚按。题本县久沦夷貊，新复生理，正兴礼施教之日也。”^[64]由这一则材料亦可推知上述事实的存在。由此可知，张居正借助行政干预手段来推行程朱理学，然而其在县级以下的推行又基本是一片空白，所以程朱理学对县级以下民众产生的影响应相当微弱。同时，还可以看到，上述两条途径有一个共同的弊端：这两种思想传播方式基本是单向的，很难形成双向互动，朝廷不知民之所想，不能也不愿及时对其学说作出相应改造，去应对现实的变化，故程朱理学也会因其思想日渐僵化而被世人所弃。程朱理学之所以在宋代能取得很大成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理学家的学术思想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在民间辩论、讲学来传播的。阳明弟子之所以把讲学作为其学术活动的第一要务，恰是在于他们深知，这一传播方式对促进学术繁荣之重要！讲学活动的好处在于：讲学者现场以身说法，与听众建立面对面的直接沟通，通过现场听众的反馈发现学说本身存有的缺陷，并进而迅即做出修正，这对学术本身的完善是十分有益的。同时，听众也会因为讲解者的传道与释惑，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这些思想，从而使得讲学者所传之“道”有效地深入到普通民众当中。明廷对程朱理学的普及方式，大大降低了对民众的真实占有率，故而它在思想领域影响日趋减弱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程朱理学因失去了上述诸多机缘走向衰落，佛、道、心学也因此而走向兴盛。然而，机缘的产生往往又极具随机性。对于晚明思想史的发展，程朱理学影响减弱本身就是一个机缘，故而对晚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程朱理学影响减弱，意味着士人对它的正统地位认可度降低。对于世人而言，昔日的正统已失去原有的绝对权威，逐渐不被他们认同和接受，而他们所能一致认同的新的正统又没能及时形成，整个思想领域会因为标准的无依，而形成一个缺乏齐一约束、相对自由的空间。这个空间也正因为失去昔日的约束，显得异常活跃：世人在寻找和确立新的正统过程中，不仅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新的学说去崇信，而且还可以自己创立新的学说，各人的思想可以不必拘一，这样一来，“离经叛道，诡辞邪说”思想大肆滋生，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在这个相对宽容的环境中，各种思想因没有遭受严厉约制，可以自由发展，使自身的理论体系日趋完善，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强，这样的过程对学术发展极为重要。

就心学的发展而言，自王守仁创立心学、广招门徒以来，不仅心学弟子遍布海内，而且王学本身亦呈多途发展的繁兴之势，尤其是浙中的王畿，江右的邹守益、聂豹、罗洪先，泰州学派的王艮、何心隐、罗汝芳、李贽等人，对王学所作出的发展，对中晚明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和深远的。就佛教的发展而论，在明万历时期，佛教出现复兴气象，不仅佛教宗匠辈出，涌现出诸如云栖袾宏（1535—1615）、紫柏真可（1543—1603）、憨山德清（1546—1623）、蕅益智旭（1599—1655）这样的佛教名家，而且佛教著作亦层出不穷。可以说，程朱理学影响力的减弱所形成的这个相对宽容的思想环境，为晚明多元化思潮中各派思想的成长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多元学说在各自走向不断完善的同时，程朱理学影响减弱使晚明整个学术思想变得更加厚重。相对宽容的思想环境促成多种学说的产生和发展，进而使得各自的实力大大增强，从而避免一方迅速消灭另一方的可能，所以它们只能是并行发展。但多学派的并行发展本身，又是一个交织在一起的互相抵制与消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各派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往往又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去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所以，各派学说也就是在这个相互消弭、相互吸收对方思想的过程中，最终实现了融合。晚明的思想领域，儒、释、道三教合一局面的形成也正得力于此。就佛教的发展来看，此时，佛教名家的思想往往都是禅教兼通而不拘一格，他们主张禅、教、律兼重和禅净并修。如袾宏原属禅僧，却又是净土宗的名僧，并且用华严解教义释教理，故又是华严宗的学者。真可则是禅、华严、唯识兼而有之，尤其对唯识又多有研究。智旭则以天台高僧而通摄禅、唯识、律而又归于净土^[65]。同时，他们又大力主张三教合一和三教同源论，力图以儒释佛，以佛释儒、释道。袾宏的《题三教图》诗正好反映了他们的这一理论主张：“胡须秀才书一卷，白头老子丹一片，碧眼胡僧袒一肩，相看相聚还相恋……想是同根生，血脉原无间。”^[66]与袾宏同时的真可，在论述三教同源时认为，三教创立都是因为圣者得到了先天存在的真性妙心，所以它们的根本是一致的。同时他把儒家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援入佛语当中，变成了“南无仁慈佛、义气佛、礼节佛、智慧佛、信心佛”^[67]，进而实现对儒、佛的整合。不仅僧人会援其他学派思想入佛，进行多元思想的融会整合，晚明时期，僧人之外的很多士人亦是儒、释、道兼服。如借助程朱理学步入仕途的汤显祖、李贽、公安“三袁”、屠隆等人，无不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汤显祖在南京任职时开始研究佛学、道学经典，同时结识了名僧真可，与之多次通信、会面，畅谈佛理；被冠以“狂禅”代表的李贽出入佛、老，更是为人所熟知，尝断言：“儒释道之所以异也，然其期于闻道以出世一也。”^[68]公安“三袁”与佛、道亦是难脱干系：袁中道认为，“道不通于三教，非道也。学不通于三世，非学也”^[69]。同时他还著有《禅宗正统》、《导庄》等佛、道之作。袁宏道关于儒与老庄同异之论，则合儒、道为一“因”字：“问：儒与老庄同异？答：儒家之学，顺人情；老庄之学，逆人情。然逆人情，正是顺处，故老庄尝曰因，曰自然。如不尚贤，使民不争。此语似逆而实因，思之可见。儒者顺人情，然有是非，有进退，却似革。夫革者，革其不同以归大同也。是亦因也。但俗儒不知，以因为革，故所之必务张皇。”^[70]同他弟弟一样，袁宏道亦有诸如《西方合论》、《广庄》佛、道之类的论著问世。“三袁”之中的长兄袁宗道认为，三教主人虽然门庭各异，但本领则是相同的，正所谓的学禅而后知儒。这一论断的真实目的当然是“借禅以注儒”^[71]了。而屠隆官场失意后即潜心佛、道，并在晚年著有《佛法金汤录》三卷，批驳当时的排佛言论，他同样是一个忠实的佛教信徒。由此可见，身处晚明的士人，其思想往往兼蓄多个学派，是多派学说杂糅的融合体，已经难分彼我，连他们自己都分不清哪些思想是来自佛家的，哪些思想是来自道家的，哪些是来自王学的，哪些思想又是来自程朱的。故而与此前的士人相比，中晚明士人的思想变得极为复杂、厚重。

张居正秉政期间，没能阻止晚明多元学说疯狂滋长、激烈争锋和高度融合的趋势，使得这一时段的思想领域变得极度活跃，这是继先秦诸子学、魏晋玄学后，中国古代士人迎来了思想领域的又一次重大的活跃时期，这也为这一时段的文学带来了新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