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件的发生，离不开人的参与。张居正十年的政务改革，与许多人的命运休戚相关，而这一事件与晚明文学发生关联的纽带，则是由政务改革引发的政治参与者心态的变化。政治参与者心态的变化往往具有明显的多样性特征，而这种多样性特征又会推动着文风趋向朝着多元化发展。
在张居正推行的这场政务改革当中，许多才干之士成为真正的受益者。如，汪道昆（1525—1593）作为张居正的同科进士，两人平日的私交本来就很亲近，待张居正升任首辅之后，汪道昆的军事才能很快就有了用武之地，被派遣到蓟辽等地巡视。同学的亲近，再加上对受重用的感激，在万历元年（1573）张文明过七十岁大寿之际，汪道昆写了《封柱国少师张公七十寿序》，对张居正示好：
上初践祚，则以国秉属江陵相君……窃闻人臣之义莫盛于周公，直以其辅少主致太平，视三代之英，难为力矣。顾周公席永清之治，凭叔父之亲以承帝业，易因也；以系天亲，易入也。顷年，朋比干政，穆考奄弃群臣，相君托少主而释国疑，不旬月而反之正，乃今威福不僭，官府师师，岁入毕登，胡越一轨，即主德天授，无让成王，要以不肺腑而亲，不跋扈而信，则尤难之难者也，幸哉！有子如此，不亦愉快乎哉？古者睹云雨而测开，先睹河海而探原委，睹弓裘而思述作，故海内颂相君功德，必本之乎先生。[25]
周公旦是西周时期的政治家，因周成王年幼，在危难之际，周公旦摄政，协助周成王安定社稷，为西周的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世称贤相，备受历代统治者和文人的推崇。在这段文字中，汪道昆把张居正比作周公旦，溢美之意自在其中。汪道昆的颂扬的确让张居正非常受用，《明史》是这样记述这件事的：“道昆文当其意，居正亟称之。”[26]
张居正对同学的关照，不独汪道昆一人，王世贞也在其列。万历元年（1573）二月，王世贞除湖广按察使；八月，主湖广乡试；九月，改广西右布政使；万历二年（1574）二月，转太仆寺卿；九月，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可以说，张居正为了让王世贞内转为京官，仅仅一年半的时间，为他连易五职，这种快速迁转官职的做法实属不多见，王世贞对张居正表示感激自然是少不了的。在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母亲过70岁大寿之际，王世贞作《诰封少师太虚公元配一品张太夫人七十序》：
相国江陵公以元德弼亮天子，敉宁中外，搢绅衿韦之士毋以致其讴谣颂祝之私，而属封太师公七十，则争走之江陵，太师公又多逡廵谢，不敢当其能，自致者十不一二。而明年相国登五十，则又预敇戒：“搢绅衿韦能言之士，毋以巵辞臾我。夫卫武公九十五，而其诗以箴而不以颂，即臾我毋用耳为。”于是搢绅衿韦能言之士咸绌。而天子推本所自，为象龙五彩之服以被太师公，益发尚方金钱充六珈、瑱、揥资，俾太夫人俪美焉。而又明年，则为今乙亥，相国辅理益效，天子日拱。已以谈经术，寤寐二帝三王之盛，百辟承服，瓣发之国、腊胝之苗、唐虞所不宾者，莫不回面易饰转储胥乎？四垂胡耉弱稚，委寝蓐于其上而不敢动，即相国愈抑而毋用搢绅衿韦之士言，夫安能终绌而不效一言之颂于太夫人乎？[27]
文中，王世贞使用了先抑后扬的写法，前面说张居正不喜欢旁人的颂扬，后面却说张居正摄政功效卓越，颂扬生母总归是少不了的。这样一来，不仅给张居正戴上人品高洁的帽子，还彰显了张居正的治世功劳。王世贞不愧是文坛领袖，讨好的方式要比汪道昆更具艺术性、更婉转，也更加高明！
值得注意的是，由张居正推行政务改革而引发的颂扬文风，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一是文学的工具性特征占主导地位，文学成为政治参与者讨好张居正的工具，有的政治参与者想讨好张居正，担心自己的文笔不好，为了保险起见，干脆就请人代写，如戚继光请王世贞写的《寿封少师张翁七十序》、赵贤请王世贞写的《封少师张翁偕元室赵太夫人七十序》等；二是使用的文体具有单一性，“序”是政治参与者讨好张居正首选的文体样式，这与“序”一贯以来以表达赞许、推重或勉励之意的功用，及用以书面沟通的传播方式是相合的。
这些讨好张居正的文章，难免会有些夸大失实的成分，其中的溢美之辞能够给张居正推行政务改革带来什么呢？或是让张居正得意忘形而失去对政事清晰准确的判断力，或是志得意满而使张居正更加骄横，或是过于行事张扬而使张居正遭遇旁人的构陷。事实上，这些情形都存在，并相互交织在一起发生了。万历五年（1577），“夺情”事件作为导火索，引发了阻止张居正继续推行政务改革的浪潮，算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吧！
万历五年（1577）九月，张文明去世了。就一般官员而言，这是件非常私人的事情，不会引起太多关注，但毕竟这是时任首辅张居正的父亲。按照明代的“丁忧”制度，张居正必须要除去官服，回江陵老家守制27个月，这可难坏了君、臣二人。自国家大政言，万历新政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不能半途而废；自神宗皇帝言，对朝夕相伴他的“张先生”存有浓厚的依赖感情；自张居正个人言，不得不考虑自己的政治安危，此种置身官场漩涡而不能自保的忧虑在他的《蒲生野塘中》有所流露：“蒲生野塘中，其叶何离离。秋风不相惜，靡为泉下泥。四序代炎凉，光景日夕驰。荣瘁不自保，倏忽谁能知。愚暗观目前，达人契真机。履霜知水凝，见盛恒虑衰。”[28]
嘉靖中期以来，权力中心的官员斗争极为残烈，持续不断，首辅善终者不多：
夏言（1482—1548），字公瑾，江西贵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及第。朱厚熜登帝位后，夏言以陈言正德弊政、裁减冗员、夺还民产、擅写青词等，得到了皇帝的恩宠，于嘉靖十七年（1538）升任内阁首辅，后来因为行事过于自负，渐失帝宠，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十月，遭严嵩（1480—1567）等人陷害而被弃市。
严嵩除去夏言后，成为新一任首辅，擅权达20年之久，终了因为窃权罔利，排除异己，招权纳贿，结怨同僚等罪名，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被徐阶（1503—1583）设计罢官，其子严世蕃被杀。徐阶作为次辅，顺理成章地坐上了首辅的位置。
徐阶，字子升，号少湖，松江府华亭县人。他升任首辅仅仅六年，就遭到由他延入内阁的高拱（1513—1578）的攻击，在隆庆二年（1568）七月被迫致仕。高拱为了进一步报复他，拘捕了徐阶的3个儿子，打算让他家破人亡，最终因为张居正的竭力求情，徐阶全家才得以幸免。
高拱，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他不仅没有感恩曾经提拔自己的徐阶，还借用权术把徐阶赶出了内阁，在常人看来，这自然是有失厚道的。徐阶走了之后，高拱很快就占据了首辅的位置。不过，让他没有料到的是，当首辅还不到一年光景，就被张居正赶下了台，又险些在张居正罗织的“王大臣案”中家破人亡，好在众人说情，最终才得以保全身家性命。
嘉靖中期以来的这些首辅，在权力更迭中无不面临着家破人亡的风险，这样的悲剧很难说不会在张居正身上重演。这是条不归路，此时的张居正已经没有退路，只有牢牢抓住手中权柄，才是一种最安全的自保方式。在这种情况之下，张居正联合冯保导演了一出“夺情”闹剧。内阁辅臣张四维、吕调阳是张居正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们自然会出于感激之情，帮助张居正达成这个心照不宣的愿望。于是，他们两人向皇帝上疏，请留张居正“夺情”视事，结果在意料之中，上呈的奏请很快得到了神宗皇帝的诏准。
张、吕二人的夺情奏请获得诏准，应该在张居正预料之中。当然，这种预料不是因为他于张、吕二人有提携之恩，而是自认为自己确实有这个资格。在张居正看来，这似乎是一种极高的荣耀。因为他深信自己在万历初期扮演的政治角色无人可取代，是他阻止了明代后期政局颓败的态势，成就了复兴的气象。或许是同僚们的谀扬让他产生了错觉，以为自己真的如这些文章所说的功高盖世，无所不能，以为所有的人都能心悦诚服他取得的改革成就，都能够诚心实意拥护他的改革。事实证明，张居正这次的估计是错误的，他以为夺情奏疏获得诏准就万事大吉了，然而，事态的发展远远超乎他的预料。
皇帝诏准张居正“夺情”的事情一经宣布，朝野一片哗然。翰林院编修吴中行上《植纲常疏》[29]，奏疏呈上之后，还把反对夺情的意思明确告诉了张居正。就在张居正惊愕未已之时，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在第二天再下一城，上《星变陈言疏》反对夺情[30]。第三天，刑部员外郎艾穆、刑部员主事沈思孝又上疏阻止夺情。张居正万万没有想到，夺情之事会引起如此大的政治波澜！由此可见，在有明一代，无论是当朝皇帝，还是朝臣，越礼犯制往往会面临巨大的压力，晚明时期尽管礼崩乐坏，但这种阻力依然存在。
就实在情形而言，一个国家的礼制朝令夕改只会使政局变得更乱，自然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从维护国家礼制和社会稳定的角度言之，这些人阻止张居正“夺情”是情理之中的，他们并没有错。不过，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这些人阻止“夺情”成功，张居正推行政务改革半途中断，那么，晚明政局将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事实上，历史也容不得假想，那时的张居正在身边众人的颂扬声中，变得非常固执，他不惜使用一切手段使“夺情”成为事实。面对这一个个情绪激烈阻止“夺情”的同僚，张居正终于愤怒了，“谋于冯保，欲廷杖之。翰林院侍讲赵志皋、张位、于慎行、张一桂、田一儁、李长春，修撰习孔教、沈懋学俱具疏救，格不入。学士王锡爵乃会词臣数十人，求解于居正，弗纳。遂杖中行等四人”。第四天，“进士邹元标疏争，亦廷杖，五人者，直声震天下”[31]。在这之后，汤显祖作《赠邹南皋留都六首》（之二），表达了对张居正打压谏官的不满：“师卿依奇眷，刚氛护衡铉。依阴候虹起，疑阳忌龙战。销心三辅豪，殒气诸州彦。东吴未鸾靡，西江已麟见。”[32]“衡铉”常被比作为权力、权柄；“东吴”借指吴中行、赵用贤、沈思孝，“西江”借指邹元标，全诗讥讽了张居正为护权而打击言官的史实。张凤翼《贤五贤》表达了同样的意绪：
扣门有人来自燕，口将目击向我传。一身万死扶三纲，屈指百寮推五贤。海虞毗陵二太史，然藜起草沥肝髓。楚江东浙两秋官，慷慨抗疏披寸丹。吉水明经甫释褐，兾以忠诚排紫闼。谁云姬武匪明圣，扣马贞猷自难达。玉皇案下列群仙，启口却得麻姑鞭。或挈余生归闭阁，或持锐戟行戍边。泰山虽重何足齿，万里投荒亦如此。君不见田郎祖道能赠言，不独岭表令人死。[33]
诗中的“海虞”借指赵用贤，“毗陵”借指吴中行，“楚江”借指艾穆，“东浙”借指沈思孝，“吉水”借指邹元标。在这首诗当中，既然把这五个受杖的人尊为“贤”，那么张居正就是迫害贤人的坏人了！
吴中行遭受廷杖之后，气息已绝，好在中书舍人秦柱请医生抢救得及时，这才捡回了一条性命，但吴中行肢体创伤极为严重，“刲去腐肉数十脔，大者盈掌，深至寸，一肢遂空”。在《丁丑北上舟次清河书怀》中，吴中行表达了由这次政治磨难而生发的复杂心情：“日日东风水力微，孤琴双剑自相依。风尘荏苒游应倦，道路艰难事更非。千里漫劳趋玉扆，一官真愧负斑衣。蓬窗斗酒难成醉，怅望南天鸿雁飞。”[34]内心的孤立无助、对政坛的失望、心绪难平的惆怅，均是诗中应有之意。他的《潞河旅怀》组诗亦表达了同样的意绪，兹试举几例：
倦游久已病相如，何事忧危鬓欲疏。载笔本无经世策，拂衣今有绝交书。一封狂谬聊酬国，三径萧条可结庐。此去已知霄汉隔，长安那复寄双鱼。（之二）(www.xing528.com)
诸相皆空便晏如，归兮松菊未全疏。岂因放逐能忘国，不为穷愁欲著书。视草鲁通仙吏籍，结茅初返野人庐。余生再造君恩重，清世何妨纵壑鱼。（之三）
金门结客昔驭如，此日何期一纸疏。簉羽渐忘朝委珮，燃藜宁忆夜编书。浮名本似秋来叶，生事都归湖上庐。自是陆沉予宦拙，浩然应不为鲈鱼。（之四）[35]
从这几首诗可以看到，吴中行虽然不满权臣当道的政坛现实，但对君主、对国家是忠诚的，是寄予期望的，在他们眼里，君主才是是非曲直的最终裁判者。这应该算是文人遭遇权臣打击和君主打击在诗文情感表达上的一个显著不同吧！
与吴中行一起受廷杖的赵用贤伤得也不轻，屁股上的肉“溃落如掌”[36]。在当时，侍御赵文明因申救赵用贤得罪张居正而落职，在万历十一年（1583），当这三个人重新被朝廷召回起用而聚首京师的时候，忆及当年上疏阻止“夺情”往事，心绪依然难以平复，在赵文明临行督学河南的时候，赵用贤作《送学宪赵文明之任河南》相赠：“追随曾是旧词垣，冠盖中州尔独尊。齐鲁横经原绛帐，邹枚授简故梁园。惊心往事看投石，抗疏何人拟叩阍。遥想搴帏嵩少里，西风秋色满行轩。”[37]诗作借“抗疏何人拟叩阍”往事的回忆，表达了对赵文明申救的感激之情。
同样是遭受廷杖，不同的人因境界、胸怀有别，表达的意绪自然也就会有所差异。据沈德符说，在这次“夺情”受杖事件之中，艾穆要比吴、赵二人受伤更重[38]，但艾穆被谪戍西陲离京时所作的《出都》诗，几乎看不到这场政治风波带给他的悲切：“病向西风一促装，寥寥征雁塞云长。流沙万里无愁远，去国孤踪信若狂。楚客江鱼身可葬，汉臣马革骨犹香。青山到处皆吾土，岂必湘南是故乡。”[39]诗人把这次流放看作是旅行，丝毫没有流露出流落他乡的感伤，这种洒脱的情怀是难能可贵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臣以死相谏，舍生取义的行为往往能够博得众人赞赏，赢得美名，在这次廷杖之后，日讲官许国赠吴中行一只玉杯，在杯子上镌刻了一首诗，诗作的内容是：“斑斑者何？卞生泪。英英者何？兰生气。追之逐之，永成器。”[40]诗作借卞庄子赞扬吴中行抗疏的勇气，以兰生喻指吴中行取义美名必将流传千古。在赠给赵用贤的犀杯上，也镌刻了一首诗：“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剖心，宁辞碎首。黄流在中，为君子寿”[41]，赞美了赵用贤不顾生死抗疏，舍生取义的事迹。张凤翼作《答沈纯父书》：“足下一举千载事……折槛未易，赐环不遐。”[42]化用汉代的朱云直言诤谏的典故，来颂扬沈思孝的抗疏气节，以“赐环”追述沈思孝遇赦召回的往事。在当时，由张居正导演的这场“夺情”风波影响的范围很广，就连詹事王锡爵14岁的儿子王衡也表达了对这起事件的看法，和《归去来辞》讥讽张居正夺情[43]。据说，这首诗当时在馆阁中争相传写[44]，很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其具体内容今已无从查阅了。
在被张居正严厉打击的这些文人当中，不乏有些关心民生、能够任事的好官，《明史》卷二百二十九载：“（赵）用贤长身耸肩，议论风发，有经济大略。苏、松、嘉、湖诸府，财赋敌天下半，民生坐困。用贤官庶子时，与进士袁黄商榷数十昼夜，条十四事上之。”[45]“（沈思孝）进工部左侍郎。陕西织羊绒为民患，以思孝奏，减十之四。进右都御史，协理戎政。”[46]
政治事件往往会牵涉很多方面，其产生的社会影响，也会以不同形式绵延较长时间。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张居正因病去世，“夺情”风波已时隔五年，但其遗响并没有终结，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当年阻谏“夺情”而被张居正罢免的官员，陆续重新得到皇帝的启用。万历十一年（1581），梅鼎祚（1549—1615）就赵用贤起复事作《寄赵汝师太史召还，有沈君典之感》：“天定今回眷，时艰昔奋身。余生供赋口，九死忆批鳞。绨几章仍在，兰台气转申。岂徒旌直道，昭代重彝伦。”[47]“回眷”暗指重新得到朝廷启用一事。同年，张凤翼（1527—1613）应邹元标起复事作《闻邹进士起废》：“释褐先轮一寸丹，重来不愧惠文冠。假令昔日逢田画，岭表无老责志完。”[48]“释褐”指邹元标进士及第那年首次做官，“重来不愧惠文冠”即指邹元标遭张居正流放后启复官职一事。第二年，张凤翼继为沈思孝起复一事作《送沈尚宝纯甫还朝》：“舟楫入通津，江梅渡岭春。赤心余九死，丹诏起孤臣。名自题屏重，班联尚玺亲。须教霍子孟，益谊汉廷人。”[49]“丹诏起孤臣”即是起复之意。
这些复职的官员回朝后，对张居正生前重用的人员展开报复。在万历十一年（1583）的“反张”浪潮中，曾经为万历新政立下战功的官员纷纷落职，严酷摧折着晚明政局。如，戚继光，“江陵当国，遣右司马行边，大阅蓟门，上功状，进左都督，加秩少保。江陵殁，人言波及，移镇南粤，逾二年，得请还登州，卒于家……江陵枋国，谭戚在边，边防修举，北虏帖服，此何时也？江陵殁，谭戚败，边防溃废，日甚一日，而国势亦从之鱼烂瓦解”[50]。明末史学家钱谦益作诗概述此事说：“谭今已死戚复南，边境危疑虑叵测。论者不引今昔观，纷纷搜摘臣滋惑。”[51]
戚继光是这场“反张”运动的牺牲品，落职后的他心生被国家抛弃后的落寞，如其组诗《赴粤途中述》：
四十年来汗血间，征鞍重度穆陵关。如今南北多良将，何日天王为赐环。
再渡长江旅梦牵，歌声子夜逐秋舷。人间苦海波犹沸，天上春风祇自偏。
倏报南天未息氛，楼船飞鹢渡江。帆头应挂故乡月，陇外不知何处云。[52]
英雄穷途的落寞与渴望被召回的愿望流露于字里行间。这位战功赫赫的武将一下子变得多愁善感起来，与此前简直判若两人。不妨作一对比：
使君少负九州名，开府天津近帝城。六博似知忧国意，一轮红日掌中擎。[53]
高台元日一登游，东向扶桑送远眸。岸隐潮声连古戍，天回春意满芳洲。鲸波突兀辽阳隔，螺岛微茫海市浮。翘首无云宫阙近，灵氛常映太平楼。[54]
前一首作于隆庆六年（1572），后一首作于万历七年（1579）。在这一时段，戚继光正是受张居正重用，如日中天的时候，据《明史》载：“居正尤事与商榷，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55]就连王世贞（1526—1590）都说：“江陵相公诚可谓社稷臣，其在翁培植非浅。”[56]从这两首诗作可以看出，他当年的心情格外开朗，眼前的一切都透露着希望与祥和。
有的学者说，晚明党争已无公理可言，这一论断是符合实情的。这些反张与护张的党争参与者，“惟务自便其私而置国事于不问，故己在事中，则攘功避过，以身之利害为可否，以心之爱憎为是非；己在事外，则妒忌成功，恶人胜己吠声结党，倡浮议以掣其肘”[57]。在反张浪潮席卷而来的时候，护张一派奋力反击，赵用贤写给皇帝的《乞恩放归兼论大臣不当分党斥及言事诸臣疏》说明了这一实情：
臣往时尝窃窥居正阴蓄异谋，故论其夺情废伦一节，豫折其端。其后怙权误国、诬上行私等事，及冯保、徐爵等皆系御史发其罪恶。仰赖皇上独奋乾断，以次捕逐，于臣原无与也。居正奸党如王篆、曾省吾、朱琏、于鲸、贺一桂、王宗载、于应昌、傅作舟、王蔚等，布满中外，相结为奸，其为决裂纪纲，何如也！岂独不闻其风耶？何不为皇上一指而破其党耶！今顾于臣等窜逐流移之三四人，皆目为比周相党，是臣等皆当斥，王篆等皆当进。明为居正报仇泄怒于臣，而惠此奸宄也，臣亦何负于国而为此陷害也！此说一行，使后之为言官者畏威自阻，相仗莫发，即有奸如山，弗闻于皇上之前矣。臣虑其骋报复于一己，而淆朝廷进退之大公也。[58]
这段文字中，赵用贤表现出了极大的委屈，意图借助皇帝的同情和支持而占据这场党争的有利地位。这种意绪在他的诗作中也有所表露：
水沉香冷博山炉，徙倚黄昏月影孤。何事衔啼不成怨，近来双眼泪将枯。（之一）
西风吹雪满河关，落日驱车游子颜。君王不道妾薄命，前席何年早赐环。（之二）[59]
赵用贤以“衔啼”描绘自己为一个饱受凌辱的弱者，以“妾薄命”描绘自己为一个不受丈夫待见的怨妇[60]，试图借助如泣如诉的情感表达博得舆论支持的用心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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