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接前文，嘉靖（1522—1566）中期的张居正看到仕途无望，选择回江陵老家休养，以回避时事风浪。经过三年的蛰伏期，他洞察到了官场事态的变化，等来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张居正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的这次出山，与此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个时候的他，变得更加成熟、更加老练了，随后发生的事情足以证明这一点。张居正回到北京后，借助次辅徐阶的力量，很快进入了国家政权的核心。这里需要交代的一点是，徐阶帮助张居正在仕途上的成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两人属于师生关系，这一关系是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确立的，张居正是那一年参加进士考试的考生，徐阶是录取他的主考官。在隆庆二年（1568）的下半年，徐阶不敌对手的攻击，被迫致仕，退出内阁，但张居正并没有因为恩师的离去而变得孤立无助，不知所措，这个时候的他，历经恩师几年的全力提携和悉心培养，已经具备了应付政坛风云变化的足够能力。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进入内阁并非是张居正的终极目标，他有更大的抱负，而这一抱负的实现，则要求他必须凭借掌控更大的权力。这种更大权力的获得就需要他在皇帝面前积极展示自己的才华，以便得到皇帝的赏识。就在这个时候，张居正首次向皇帝朱载垕进呈了《陈六事疏》[1]，全面透彻地为朱明王朝作了一次体检，分析了这个大帝国所陷入的困局，以引起皇帝的高度重视。这份奏疏大致包含了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官员不干实事，只会夸夸其谈。张居正援引隆庆元年（1567）“虏贼内犯”的案例展开阐述：在这一年的九月，有两股异族势力同时侵犯帝国边境，一股势力是俺答，进攻了山西大同，后又攻入交城、文水一带。另一股势力是土蛮，攻占了昌黎、卢龙、滦河等地域。在文武百官聚首朝堂商议退兵对策的时候，他们个个意气风发，一时间“众言盈庭，群策毕举”，场面着实令人振奋，但最终的结果是，雨过地皮湿，朝臣们逞一时之快，议论完之后，很快就把这件事抛在了脑后，再无人问津。
二、官员混世为官，政坛习气腐败。张居正作出的这一评判并非无中生有。朱明王朝自正统朝（1436—1449）开始，不断在走下坡路。这种局面的出现，主要是由派系斗争引发的，官员们不务正业，执著于个人权力的得失，不择手段，相互残害，搞得政坛上人人自危，担心稍有不慎，就会落个家破人亡。即使是掌控考核百官的官员，为了在夹缝中求得生存，也不敢持有明确客观的评判立场，而是想尽办法避免得罪人，甚至还去讨好这些被考核官员，把被考核官员态度含糊处理政事的做法，说成是公平得当，把被考核官员是非不分滥用职权的行为，说成是善于处理事务。
三、诏令如同废纸，政事拖沓疲软。诏令是明王朝的最高法令，体现的是皇帝的意志和国家的尊严。按照张居正的说法，这些下属机关并不买皇帝的账，以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态度应对国家政令，即使是关乎百姓命运、国家存亡的重大案情，这些行事官员也是能拖则拖，有的甚至一拖就是十几年，其结果是，案件证人因年老而黯然弃世，罪犯却长期逍遥法外，冤情不得昭雪，民愤难以平息。
四、用人机制僵化，考核制度失当。国家的昌盛最终需要依赖人才的振兴。张居正不仅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还一语道破了朝廷人事制度存有的严重缺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朱明王朝的各项制度逐步建立了起来，并不断趋于完备，但随之出现的问题是，这些建立起来的制度不能随实际情况的变化而改变，长期以来处于僵化不堪的状态，不仅没能成为朝廷管理事务的有效手段，还成了束缚国家向前发展的桎梏。正像张居正说的那样：真正优秀的人才限于门槛得不到重用，无能之辈却钻了制度的空子盘踞高位；无力任事的人把事情做坏了得不到应有的追究，能干事的人只因一次小小的失误却永远失去了做事的机会。
五、国库银两空虚，粮食岌岌可危。钱和粮食直接威胁到国家的存亡，如果失去了这两样，整个国家必然会不战自乱，迅即崩溃，这让张居正感到非常不安。隆庆元年（1567）十二月，户部尚书马森盘查内库太仓粮银的时候，给出了一组统计数字，并算了一笔账：太仓共存银两为1 304 652两，每年发给官员的俸禄超过1 350 000两、戍边军饷超过2 360 000两，再加上补发的年例1 820 000两，仅仅一年的支出至少要5 530 000两，库存银两只够用三个月；库中所存粮食为6 783 551石，每年发放的官粮、军粮加在一起就要超过2 621 500石，再加上闰月需要多发放的220 000多石，库存粮食只能够两个月的使用[2]。
六、周边战事不断，国家兵缺将寡。朱明王朝从正统朝开始，与蒙古军的战事相持不断，严重威胁着国家的安定。到了嘉、隆之际，国家安全陷入到了愈加糟糕的地步，国家军队除了要应对蒙古军在甘肃、宁夏、山西、河北等地的频繁袭扰，还要平息在山东、河南、山西一带的内乱。而国家军队的状况怎么样呢？张居正同僚们的描述是：“吾兵不多，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
张居正《陈六事疏》发露的这六个方面，处处直击朱明王朝的命门，其中任何一个方面持续发酵下去，都会让这个东方大帝国迅速土崩瓦解！(www.xing528.com)
为了挽救这个病入膏肓的帝国，在隆庆六年（1572），张居正利用朱载垕驾崩，朱翊钧登基这个皇权交替的时机，扳倒了时任首辅高拱，取而代之，成为新一任首辅，将国家大政的最高指挥权独揽手中，成为朱明王朝名副其实的掌权人。张居正的改革理想，在写给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的信中说得很清楚，即“朝廷清晏，内外乂安，悻门墐塞，百官奉职，如是足矣”
张居正在秉政十年期间，针对朝廷政局陷入的困境，全力推行政务改革：
第一，推行考成法以提高政权运转效率。考成法规定，六部和都察院须将所有要办的事情分解到各个机关部门，然后依据道路的远近、事情的缓急程度，制定相应的完成期限，分别记录在案，这些记录须一式三份，一份留在六部和都察院，作存底之用；一份送六科监察部门，等事情办完后作注销之用；一份报呈内阁，作查考之用。此外，还要设立三级督查制度，六部和都察院级别最低，负责考核的人数也最多，其职责是对所有相关官员，每月检查一次，对于他们应承的事情，做到完成一件就注销一件，没有按期完成的事情，要做到如实向六科监察部门申报，否则会以违制罪论处。六科监察部门处于中间级别，主要负责稽查六部对考成法的执行情况，每半年上报一次，对于那些没有按时完成任务的官员还要提出处理意见。内阁属于三级督查制度的最高层，负责稽查六科监察部门，对于没有按时完成任务的官员及欺瞒实情的官员作出最终处理[5]。张居正把这种层层监督，分级管控的考成法制度推行到政务管理当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就拿编撰《实录》这件事来说，《明实录》是朱明王朝极为重要的国史，一般情况而言，现任皇帝驾崩之后，继任皇帝必须在最短时间内组织官员编撰前任皇帝的《实录》。明世宗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驾崩，明穆宗即位之后，当年即着手组织《世宗肃皇帝实录》的纂修工作，旨令吏部右侍郎诸大绶、礼部左侍郎王希烈任编撰副总裁，结果这次编纂工作进展得极为缓慢，六年的时间过去了，穆宗这个短命的皇帝到临终也没有看到《世宗肃皇帝实录》的成稿。这样一来，嘉、隆两朝皇帝《实录》编撰工作的重任全部落在万历（1573—1620）朝。在当时，神宗朱翊钧年仅十岁，还是个孩子，根本无力处理这些事情，编撰《实录》的工作只得由首辅兼老师的张居正来操持。在隆庆六年（1572）九月，张居正秉承“事必专任乃可以图成，工必立程而后能责效”的施政理念，同时着手组织嘉、隆两朝《实录》的编撰工作。《世宗肃皇帝实录》编撰工作组的负责人保持不变，仍以诸大绶、王希烈任编撰副总裁，新筹建起来的《穆宗庄皇帝实录》编撰工作组，由申时行、王锡爵担任副总裁。在对两部《实录》的编撰人员作出安排之后，张居正还为编撰工作立下程限，即在每个月当中，各个编撰馆的官员必须完成撰写一年的事情，把初稿送给副总裁审查，副总裁在月末之前将修改稿上报，张居正对修改稿做删减和润色处理以成定稿，并在每年的五月期间、十月期间分别进呈给皇帝。按照张居正的推算，大约一个月可以完成一年的撰写任务，一个季度可以完成三年的撰写任务，如此慢慢累积起来，两部《实录》的撰写工作便可指日完成[6]。在张居正对编撰官员限期、限量的严苛考核之下，隆庆、嘉靖两朝《实录》分别在万历二年（1574）七月、万历五年（1577）八月相继完成。张居正推行的考成法改变了嘉、隆以来朝廷官员空言废堕的积习，得到了有识之士们的高度认可。在万历六年（1578）正月，户科给事中石应岳对考成法取得的效果评价说：“自考成之法一立，数十年废弛丛积之政渐次修举。”[7]王世贞在《嘉靖以来首辅传》中也说：“居正之为政，大约以尊主权、课吏实、明赏罚、一号令。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8]
第二，严惩重罚以整肃纲纪。对于严重违反律法的人员，张居正处置的手腕非常强硬。慈圣皇太后崇信佛教，在处决狱囚这件事情上，曾多次要求张居正停刑，除万历皇帝大婚那一年例外，皇帝母子其余几次免刑的要求，均遭到张居正的拒绝。万历二年（1574）十月，明神宗以母亲崇信佛教为由提出停刑，而张居正认为，如果赦免罪人，那将是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不仅受害者的冤屈得不到昭雪，还会造成“淹禁牢狱，徒费关防”的不良后果。为进一步说服皇帝母子，张居正借佛说理：“佛氏虽慈悲为教，然其徒常言地狱有刀山剑树，碓舂炮烙等刑，比之王法万分惨刻，安在其为不杀乎？”皇帝母子让步了，第二天即处决罪犯常安等30余人[9]。万历五年（1577）九月，慈圣皇太后谕暂免行刑，张居正认为这些囚犯皆绝灭天理，伤败彝伦，即使当下不处决，也只不过是拖延时日，最终还得老死在狱中，落得个徒费财力的结局，与其让罪犯悄无声息老死牢狱，还不如公开处决，以实现警示世人的目的。慈圣皇太后不得不再次做出让步，“今年照例行刑”[10]。万历七年（1579）十月，张居正第三次驳回慈圣皇太后停刑的要求，一次处决囚犯数十人[11]。
第三，不拘资格、不限程式以振兴人才。万历元年（1573）二月，经张居正推荐，陕西右参政兼佥事张守中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等地。张居正荐举的理由是这样的：张守中虽然是举人出身，资历不够，但他年力精壮，才猷敏练，当年担任密云兵备的时候，练兵修守非常勤劳，朝廷如果能够把这个人吸纳进来，不仅可以让他效力，以巩固边防，还可以借助不拘资格启用人才的方式，达到笼络人心，鼓舞士气的目的[12]。张居正不拘资格启用人才的理念，还可以从他在另外一件事情上的表述看出来：万历四年（1576）十月，山东抚按弹劾昌邑知县孙鸣凤贪赃枉法，万历皇帝非常恼火，认为“此人乃进士出身，何无藉如此！”授意张居正对其严惩，张居正借此机会再一次申述他用人的理念：“正恃进士出身，故敢放肆，若举人岁贡，必有所畏忌，以后用人当视其功能，不必问其资格。”[13]张居正启用人才的谋略，还体现为不拘程式，敢于破除有碍施政的条条框框。依据明代的部推规定，当国家的行政岗位缺员的时候，需要由吏部提交候选人名单，一般的情况下，名单上会有很多人，其中包括主推和陪推，皇帝根据这个上交的名单确定最终人选。在万历九年（1581）四月的一天，吏部提出总督陕西三边官员长期缺位，需要按照规定增补官员。张居正以边务重大，急需有人添补为由，强烈主张人选的确定应该直接由圣旨批出，不需要走繁琐漫长的部推程序。他的建议当即得到了万历皇帝的允准，当下拟定圣旨：“文荐改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三边军务，而以兵部右侍郎王一鹗转左，佳胤升右侍郎。”[14]为了提高内阁的办事效率，万历三年（1575）八月，不经廷推，张居正私自荐举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张四维，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马自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申时行三人加入内阁，协理政务[15]。
第四，开源节流以增强国家经济储备。在万历六年（1578）十一月，张居正试点在福建推行清丈田粮的政策，其中的主要工作内容是：丈田亩，清浮粮。万历八年（1580）九月，他又在内阁辅臣申时行、张四维，户部尚书张学颜的协助下，将这一丈田清粮政策推行到全国各地，并下令：若有强宗豪民胆敢阻挠执法，严惩不贷！[16]这次全国范围的丈田清粮运动，尽管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由于一些王府、豪强大肆阻挠，使得大量田亩得不到有效统计；还有一些地方官员为了邀功请赏，以欺骗的手段虚增田亩数量，等等，但就总体而言，通过这次清丈，多年来大量被隐匿的田亩得到了有效统计，南北直隶及十二布政司新增田亩数量1 547 058．60公顷，其中北直隶33 255．00公顷、南直隶49 898．70公顷、浙江45 896．15公顷、江西61 459．54公顷、湖广551 903．54公顷、福建2 315．00公顷、山东365 755．00公顷、山西6 100．00公顷、河南64 324．55公顷、陕西3 988．32公顷、四川264 520．00公顷、广东80 194．64公顷、广西768．87公顷、云南1 5084．34公顷、贵州1 594．95公顷；“九边”地区清丈所得田亩281 484．13公顷，其中大同70 251．19公顷、辽东32 587．70公顷、蓟辽10 817．11公顷、宣府63 110．36公顷、延绥39 755．42公顷、陕西三边18 990．00公顷、甘肃45 993．35公顷。清丈后全国新增田亩1 828 542．73公顷，比万历《明会典》所载万历六年全国（南北直隶与十三布政司）耕地面积5 182 155．01净增35．29%[17]。新增如此庞大的田亩数，无疑会为朝廷赋税收入提供稳定的保障。可以说，万历清丈是张居正振兴国家经济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举措。为了尽可能地增加国库收入，张居正还想方设法节制财政支出，凡事能省则省。隆庆六年（1572）十一月，管事太监崔敏请示为宫中购买金两珠石，张居正以“户部钱粮十分缺乏，各边求讨，月无虚日，实难支持”为由，下令停办[18]。万历三年（1575）四月，管事太监曹宪奏请购置宫中帐褥等生活用品，张居正下令裁减，与往年相比，这次购得的数量有的减去三分之一，有的还不及往年的一半[19]。万历五年（1577）五月，神宗皇帝想表达一下孝心，为两宫皇太后修缮寝宫，又在张居正阻止下停罢[20]。这里需要提到的是，张居正并非舍不得花钱而节省一切开支，事实上，遇到该花钱的地方，他出手还是非常大方的。万历九年（1581），南方一带发生严重灾荒，老百姓流离失所，靠吃树皮为生，张居正当即下令户部，要求动用各个州、县钱粮，积极赈灾救民。
第五，多方投入以加强国防。张居正除了在赈灾救民上舍得花钱，在国防投入方面同样不含糊。万历三年（1575）五月，遇到辽东蒙古军袭扰边境，张居正下令户部，立即补充军费开支，除了给驻军发放年例银两外，还在这个基础之上追加二万两白银[21]。当将士们打了胜仗，张居正会主动请命优厚奖赏，如万历六年（1578）二月，辽东驻军传来捷报，张居正请示皇帝：“今次边功出塞二百余里，斩获四百三十，彼之精锐咸就歼夷，我之损伤止于一卒，该镇立功诚为非常，俟兵部题复，臣等遵谕从厚拟赏。”[22]万历七年（1579）五月，海州、东昌等地传来捷报，张居正再次请示皇帝：“李成梁屡立战功，忠勇之节，为一时诸将之冠，加以显秩，良不为过，况系流爵，非世袭者，因以鼓将士敌忾之气，作人臣任事之忠，亦振兴边事之一机也。”[23]张居正对军事的投入，还表现为对原有军事制度的改革。在万历三年（1575）十二月，明军击败了蒙古军，但是双方伤亡都很大，万历皇帝拟责备带军将官时，张居正积极劝言：“往时损军之法太严，故将领观望，不敢当虏，苟幸军完无损而已，今辽东军杀伤至四五百人，斯乃血战，臣以为宜宽论损折，以作战败之心，而厚加恤录，以酬死事之苦。”[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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