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交州刺史部研究: 交趾三郡税制与社经一体化

第二节　赋税制度的广泛推行与交趾地区社会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郡县岭南。时后五年，又因岭南九郡而置刺史部。两汉王朝以交州刺史部统一监领岭南诸郡，从政治、军事等方面加强了对南部边疆的控制，促进了岭南各地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更进一步推动了汉帝国南部边疆与中原内地之间整体发展的步伐。从此以后，在行政上与两汉内郡并无本质差异的交趾三郡，在中央王朝的大力经营下，伴随内地移民而带来的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的深入推广，以及南海贸易交通线路的开辟、巩固和延伸，交趾地区的社会经济因此而获得迅速发展，迈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一、农　业

两汉时期，一直保持着相对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的交趾地区，不仅在郡县行政长官的积极营治下，创造了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如任延、锡光在九真、交趾二郡教民稼穑，授予当地耕犁、垦辟铁器农具制作之法，鼓励开荒，马援于当地大规模兴修水利等。尤其是大量中原内地移民的开发垦殖，更直接促进了内地先进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生产经验的不断推广，扩充了中央王朝的殖边力量，所以汉代交趾地区的农业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首先，农业耕种已由“烧草种田”，⁽²³⁾“仰潮水上下”⁽²⁴⁾而垦食其田的刀耕火种、靠天吃饭的粗放型原始农作方式向精耕细作的先进生产方式转变，农业生产技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如越南学者说:“(汉代)农业生产方面转变的主要表现是:铁制的农具和牛耕的技术得到推广。自公元初期开始，在平原地区，牛耕的技术基本上代替了‘火耕水耨’的技术。水利工程仍然继续发展。在北部平原的大河两岸渐渐形成了河堤系统，挖掘了很多运河，疏通了许多河道。……已经懂得使用各种肥料，使土地更加肥沃。以上所说的各种技术措施，给农业的精耕细作打下了基础。”⁽²⁵⁾其次，农作物耕种面积扩大，产量提高，“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²⁶⁾《水经注》记载:“九真太守任延，始教耕犁，俗化交土，风行象林，知耕以来，六百余年，火耨耕艺，法与华同，名白田，种白谷。七月火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种赤谷。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谓两熟之稻也。更于草甲萌芽，谷月代种，穜稑早晚，无月不秀，耕耘功重，收获利轻，熟速故也。米不外散，恒为丰国。”⁽²⁷⁾可见，最晚在东汉时期，交趾地区已出现了双季稻，粮食产量有了大幅度提高，东汉成书的《异物志》也说:“稻，交趾冬又熟，农者一岁再种。”⁽²⁸⁾《后汉书》又载:“汉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夏六月壬午，九真言嘉禾生。”⁽²⁹⁾《东观汉记》云:“禾百五十六本，七百六十八穗。”⁽³⁰⁾虽然这是一种稀有的现象，但也从中反映了稻米产量的提高。当时，交趾地区的粮食除能接济、满足本地区之外，还越海出口到合浦郡，“(合浦)郡不产谷食，而海出珠宝。与交阯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³¹⁾畜牧业则已饲养牛、马、猪、狗、鸡等。

汉代交趾地区的人民除种植稻谷等粮食作物外，园艺业也有相当发展，荔枝、芭蕉、甘蔗、橘、龙眼、桂，各地都是，如《异物志》说:“交趾所产生甘蔗特醇好……围数寸，长丈余，颇似竹，斩而食之既甘，榨取汁如饴饧，名之曰糖，益复珍也，又煎而曝之，既凝而冰，破如转，其食之入口消释，时人谓之石蜜者也。”⁽³²⁾菖蒲、豆蔻、沙仁、薏苡等许多医疾疗病的药材也有广泛种植，《马援传》说:“援在交趾，常饵薏苡食，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³³⁾尤其如荔枝、橘、龙眼等这些名优特产，不仅是上贡的重要珍果，而且还可以充当中央王朝在当地所征收的国家赋税，由此可知，汉代交趾地区的园艺业已达到一个较高水平。

二、手工、矿冶业

随着农业的发展，一些以农产品为加工原料的手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如桑麻种植和养蚕丝织手工业，《安南志略》说:交趾两汉以来“男耕贾，女蚕绩”。⁽³⁴⁾《水经》卷36《温水注》云:“九真太守任延，始教耕犁，俗化交土，风行象林……桑蚕年八熟茧，《三都赋》所谓八蚕之绵者矣。”正因为有了两汉时期的发展基础，所以到了晋代交趾地区的蚕桑丝织业更为进步:“一岁八蚕茧，出日南也。桑则大小二钟:小桑孟春培之，枝叶繁茂。自三月至八月，皆养蚕云，收丝事织。”⁽³⁵⁾又如纺织手工业，史载:“马援在交趾尝衣都布单衣，都布者，络布也。络者言麻之可经可络者也。其细者当暑服之凉爽，无油汗气。炼之柔熟，如桩椒茧绸，可以御冬。新兴县最盛，估人率以绵布易之。”⁽³⁶⁾《南方草木状》也曰:“箪竹，叶疏而大，一节相去五六尺。出九真，彼人取嫩者，石追浸纺绩为布，谓之竹疏布。”⁽³⁷⁾结合这些记载，说明至迟在东汉时期，交趾地区的人们已经懂得了就地取材纺织制作适应当地气候条件的衣着布料。再如，《异物志》载:“文草作酒，其味甚美，土人以金买草不言贵也。”⁽³⁸⁾表明汉时岭南地区包括交趾在内，已有了酿酒业。此外，交趾三郡濒临大海，提炼海盐成为了两汉时期这一地区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之一，史载:汉时交趾“煮海取盐，其白如雪，边民服役安南者，皆盐铁利也”。⁽³⁹⁾

尽管，两汉时期交趾地区的诸多金属器物或工艺品都来源于中原内地，如法国学者O.阳士指出:东山文化遗址中所出土的许多重要的器物“是属于(中国)西汉时代的器物”。⁽⁴⁰⁾具体如出土用具最多的铜壶、铜簋，其中的扁壶、大壶，“恰如V.戈鹭波所推断的，乃是属于中国汉朝的艺术品”⁽⁴¹⁾。但是，伴随着中原内地的大量手工艺品以及不少手工业者进入交趾地区，汉代这一地区的铁、铜、金等金属开采、冶炼和加工工业也有了较大发展，如任延守九真后，“乃令铸作田器”⁽⁴²⁾，说明东汉初的交趾地区不再仅是依靠从中原内地输入铁器，而在当地官员的教导下开始对铁矿原料进行加工冶铸。又据《东观汉记》卷12《列传七·马援传》、《后汉书》卷24《马援传》分别记载:援平交阯，“以所得骆越铜铸以为马，高三尺五寸，围四尺五寸。”援“于交阯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交州记》卷2说:“越人铸铜为船。”这也反映了汉时交趾地区的骆越人已很善于制作铜器。此外，两汉交趾地区的人们还掌握了淘金和加工黄金的技术，《交州记》卷2曰:日南“卢容有采金浦”，虽其所言为晋代之事，但由前文所引《异物志》:“文草作酒，其味甚美，土人以金买草不言贵也。”即两汉岭南地区已出现用金从事商品交换的记录，无疑可推定这一认识的真实性。(www.xing528.com)

三、商业贸易

两汉交趾三郡的经济发展，不仅表现在农业、手工业等方面有显著进步，更突出的标志是商业贸易的繁荣昌盛。我们说，汉武帝经略岭南，首当其冲的因素来自经济利益的诱惑。同样，交趾刺史部的建置，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但此时已非仅仅只是因为岭南地区自身所拥有的优越自然条件，“旧交趾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⁴³⁾更重要的是，交趾地区地扼南海贸易的陆海交通要冲，直接关涉到汉帝国的舶来利益，“交趾地区是当时海外贸易的前沿阵地，地濒南海北部湾的龙编、徐闻、合浦等地皆为当时南海贸易的重要港口。……两汉时，因盛产珠宝香料的东南亚远航技术尚不够发达，近邻南海诸国的龙编便成为珠宝贸易的最大市场和南海贸易的重要港口。交趾地区也由此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的重地，故统治者重视对交趾一地的经营。”⁽⁴⁴⁾《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说:“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尽管学术界对于这段文字中所载地名的考证，结论不一，但并不妨碍我们依此记载而作出这样的认识，即随着汉武帝岭南经略的深入，在交趾地区设郡置县，于岭南建立交趾刺史部，有力维持了交趾地区的稳定，从此时起，交趾地区成为沟通汉帝国与今东南亚、南亚国家，尤其是中印海上交通不可或缺的中介链条，为促进汉帝国的海外经济文化的联系交流，以及汉威的远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汉帝国海外贸易基地的交趾地区，日益发展成与汉王朝经济整体利益息息相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但有大批来自中原内地的商人辗转于此出海，同时也应当有不少的海外商人乘船来到这一地区，与滞留在此的等待转输贩运的中国内地商人进行直接交易，“(交趾)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⁴⁵⁾交趾地区因在汉帝国海外贸易中的链接作用，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如有学者所指出:汉时由于航海能力尚有限，不能一次性远行到达目的地，每航行一段时间，就得进港补充给养、修整船只或躲避风暴，所以对海港有很大的依赖性，这样“航线上那些地理位置适中，港湾条件较好，又有便捷内陆交通的港口备受重视。”“交州港便是这样的港口”，它既有优良的港湾，又地处中国与东南亚沿海的结合部，“故在汉代中国开辟海上交通之时崛起”。⁽⁴⁶⁾

当时的交趾地区凭借它地处水陆交通要津之地的区位优势，不但在汉帝国的海洋贸易中占据特有的商业发展优势，为两汉王朝南海交通和贸易的门户，而且对于两汉帝国的整体经济利益存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新唐书·地理志》说:“交州都护制诸蛮，其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百里、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乘舶举幡，道里不可详知。自汉武以来，朝贡皆由交趾道。”《太平寰宇记》亦云:“汉西捲县，地属日南郡……其海南诸国大抵在交趾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百里或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乘舶举帆，道理不可详知。自汉武以来朝贡皆由交趾之道。”⁽⁴⁷⁾所谓“朝贡”，不过名义罢了，实则是一种商业贸易上的往来联系。由此表明自汉武帝时期起，交趾地区便担当了汉代中国海外贸易不可或缺的中转角色，成为汉帝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交趾地区亦即是因而成为当时海外商品的集散地和商人荟萃的交易之处，商业贸易获得飞速发展，郡县之后的交趾地区，已逐渐形成为西汉王朝一个繁荣的海外贸易基地。

东汉时，随着汉帝国海外交通线路的巩固和延伸，这一地区的商业贸易进一步得到发展。《后汉书》说:“天竺国，一名身毒(今印度)，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四年(公元161)，频从日南徼外来献。”又曰:“大秦国(罗马帝国)，又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⁴⁸⁾《越史要》也载:“支那(中国)艺业，首在蚕丝，故所纺织极为精巧。亚历山大王西腊辟达士，罗马得此绢而珍惜之，以转贩多，价日陡贵，大海罗马帝得领土在亚细亚之西，渐欲与支那通，迨取波斯，航路始便，一百七十九年为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帝安敦遣使跨印度洋，进我东京(今越南河内)直抵支那。”⁽⁴⁹⁾可见，由于沟通汉代中国与印度经贸往来的主要交通线——陆路西域道被切断，因此而导致了中、印之间海上交通线的更加发达，并促成了中西海上通道的形成，于是东汉王朝的海外通商区域由南海沿线地区一直延伸到欧洲，如《梁书》云:“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汉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⁵⁰⁾交趾地区在汉帝国海外贸易中的经济地位也因为其南海交通线的更加巩固、发达和延伸再一次得到提升。

所以，纵览东汉一代，不仅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各国的商人纷纷到此从事贸易活动，而且来自波斯、安息、天竺、大秦的商人也多在此驻足，⁽⁵¹⁾他们都先经由这里然后前往汉中央王朝的腹心地区。如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日南徼外蛮夷献白雉、白兔。”⁽⁵²⁾元和元年(公元84年)，“日南徼外蛮夷究不事人邑豪献生犀、白雉。”⁽⁵³⁾延光三年(公元124年)秋七月，“日南徼外蛮豪帅诣阕贡献。”⁽⁵⁴⁾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日南徼外叶调国、掸国遣使贡献。”⁽⁵⁵⁾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四年(公元161)，“(天竺)频从日南徼外来献。”⁽⁵⁶⁾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⁵⁷⁾熹平二年(公元173年)，“日南徼外国重译贡献。”光和六年(公元178年)，“日南徼外国重译贡献。”⁽⁵⁸⁾以上文字记录中的“献”或“贡献”等词眼，如前文言与其说是代表一种政治上的朝贡关系，不如说一种经济上的贸易往来，这些各国使者不仅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兼有商人的职能，而且随船而至的专职商人自然也非常多，正如范晔所总结的汉朝与西域的关系那样:西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弛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⁵⁹⁾那些携带大量本国奇珍异玩的各国商人从汉帝国最南端日南郡的象林县登陆，途经九真、交趾二郡然后北上中原内地以换取汉朝的丝绸等商品。但通常出于旅程时间或商品成本的考虑，其中必然有不少的商人即停足于交趾地区，而中原内地的商人为谋取更多的利润，也多有南下进入交趾地区，与停留在这里的海外商人进行交易活动。这样，交趾三郡不但是沟通汉帝国海外贸易的中转站，是中外经济联系的枢纽，而且成为了东汉王朝海外舶来品的重要集散地和交易区之一，正是在如此一种双重作用的推导下，交趾地区成为了东汉时期全国商业贸易最繁荣的地区之一，不仅贸易品种数量大增，这由东汉末士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流离、翡翠、玳瑁、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无岁不至”，⁽⁶⁰⁾朝贡中海外商品的数量之大、种类之多便可想而知;而且兴起了一大批商业繁盛的贸易港口城市，如地当“交州海外贸易的桥头堡，也是汉王朝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⁶¹⁾的日南郡下的西卷、朱吾、卢容、象林、比景，九真郡下的胥浦，交趾郡下的龙编等等。同时，由于交趾地区商品贸易的繁荣兴盛，其在东汉王朝经济整体中的重要地位亦日益凸显出来，所以当汉章帝元和年间(公元84—87年)，东汉朝廷因“是时谷贵，县官经(经，常也)用不足”，而深以为忧之时，尚书张林上言:“谷所以贵，由钱败故也。可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盐，食之急者，虽贵，人不得不须，官可自鬻。又宜因交阯、益州上计吏往来，市珍宝，收采其利，武帝时所谓均输者也。”⁽⁶²⁾

总之，自汉武帝平南越置九郡，设交趾刺史部统一监领岭南地区以后，随着两汉多民族统一国家整体在南部边疆交趾地区的不断巩固和发展，五岭南北经济往来交流的日趋频繁，以及中央王朝在交趾地区的经济开发力度的逐步加强和内地移民的大量进入，所以无论是其农业还是手工业，均在中原内地的直接影响下较之前代获得了更快的发展，正如越南学者所言:“在耕作方法和手工业生产方面，在公元三世纪以前，施肥、戽水等农业技术和铁制工具已从中国传入越南。一些稻种、树木、药品、金银首饰、雕刻、印刷、烧制砖瓦等手工业都来源于中国。”⁽⁶³⁾同时，因两汉王朝在政治、军事上对交趾三郡控制的加强，既维护了交趾地区与今两广及内地传统水陆交通线的畅通无阻，也为汉帝国南海海上交通线路的开辟与稳定提供了保障，于是作为两汉帝国海外交通和贸易门户的交趾地区，其商业贸易亦空前繁荣。伴随交趾地区社会经济的全面迅速发展，该地区逐渐被纳入到了汉帝国统一的经济体系之中，不但汉朝的国家货币已广泛流通于此，1924—1930年间，法国税务官巴若在越南中部的清化省(汉时九真郡界)东山县东山村的古墓群中，发掘出土了大批汉代的铜钱。⁽⁶⁴⁾1945年又在清化省的东山地区出土了大批汉代货币:“半两钱”及“五两(铢)钱”。⁽⁶⁵⁾此外，两汉及王莽时期国家所发行的小五铢钱、契刀五百币、大泉五十铜钱、货泉、货布等货币也均在越南有出土。⁽⁶⁶⁾而且，东汉王朝已在交趾三郡广泛推行国家赋税制度，如前文已引之《后汉书》云:汉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秋七月甲寅，诏复象林县更赋、田租、刍藁二岁。”“象林县处于日南郡下属的边远小县，赋税已有三种，可以推想在岭南腹地的税制就更完备了。”象林县为汉帝国南部边境的极境，冼剑民先生由此而推及的“岭南腹地”，显然是就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即今两广地区而言的。但同样，我们以之而推测人口更为殷实的位于日南郡北的靠内交趾、九真二郡，无疑亦可得出同样的结论。当然，赋税制度的推行也“反映了岭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只有在生产者获得较多的剩余产品，赋税制度才有推行的可能”。⁽⁶⁷⁾汉王朝统一货币的大量流通和使用，推动了交趾地区货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⁶⁸⁾而汉代国家赋税制度在交趾地区的普遍建立，更标志着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发生了质的变化，新的生产关系开始形成，东汉政府通过各种税制，将南部边疆的交趾三郡逐渐纳入汉帝国一体化发展的国家经济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