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统治与南疆社会稳定——交州刺史部研究

第一节　有效的郡县行政统治与南疆社会的相对稳定

伴随郡县制度在交趾地区的确定，尤其是两汉中央王朝通过交州刺史部在南疆交趾三郡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各项政令的贯彻一如中原，郡县制度在南部边疆逐步得以深入和完善，社会相对稳定，交趾地区作为两汉多民族统一国家整体中的一部分不断趋于稳固。

一、有效的行政管理，为确保南疆稳定产生了关键影响

宋人曾巩云:“谈者谓南越偏且远，其风气与中州异，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往往车船未行，辄以屈指计归日。又咸小其官，以为不足事，其逆自为虑，如此，故其至皆倾摇解弛其忧且勤之心。”⁽¹⁾曾巩之言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客观地反映了古代岭南地区边吏选任的困难。但就两汉而言，自武帝以后所建立的刺史制度，则较好地解决了岭南边疆地区的这一吏制瓶颈问题。无论是早期“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²⁾的专职条察所辖郡国两千石守相之为的单纯的监察官员的刺史，还是后来总揽一方军政大权凌驾于郡守之上的最高地方行政长官的刺史或州牧，他们的纠察及督治，都对两汉王朝在岭南边疆地区吏治的澄清，边吏官僚体制有效运转的维持，以及巩固两汉中央王朝对南部边疆交趾三郡的有效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确保边疆稳定，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正因为刺史或州牧对所部察治的得力，加之“汉重牧守之选，崇其服章，授以符契”⁽³⁾的州郡之任在南部边疆的交州刺史部一直得到了有效的推行，如《文献通考》所云:“五岭以南，地方边陬。……爰自前代至于唐朝，多委宿德重臣，抚宁其地也。”⁽⁴⁾所以终极两汉，交趾地区一直保持着相对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中央王朝多“精选能吏”、“简选良吏”、选派“有勇略仁惠任将帅者”，出任交州刺史州牧及交趾各郡太守，一大批为官清正、恪尽职守的循吏贤官被任命到“南交”之土，如汉武帝元封(公元前110年—前105年)末，担任日南太守的邓宓，就“善于柔远，民夷怀之”。⁽⁵⁾西汉武、昭、宣三朝，出任交趾部刺史或交趾郡吏的石戴、罗宏、周章、魏朗子明⁽⁶⁾，虽不见于史籍有关其治交事迹的记载，但从当时交趾地区的相安无事，以及史书关于这一时期交趾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描述来看，该三人亦当为史家笔下所称的“循吏”。古人云:“南交自唐时已通中国，其名著于《尧典》，至秦汉隋唐而益盛。独其事散在诸史，鲜能会归于一。前后名将刺史都督之官其地者，无虑数十百人。如马援、士燮……之徒，尤表表著见。”⁽⁷⁾除前文已有论及的锡光、任延、马援、周乘、张乔、祝良、朱儁、夏方、贾琮、士燮等等之外，又如“李善，字次孙，南阳淯阳人，本同县李元苍头也。……善，显宗(明帝)时辟公府，以能理剧，再迁日南太守。……到官，以爱惠为政，怀来异俗”。⁽⁸⁾虞歆，“后汉日南太守，惠泽及民。身死归乡，有雁随棺至会稽，栖冢乃去。”⁽⁹⁾等等。他们都为两汉交州地区特别是交趾三郡的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所以即使是在东汉末“黄巾起义”之后刺史或州牧大多已由节制一方的封疆大吏发展为拥兵自守的割据军阀、“天下扰乱”的时候，交州刺史部仍是拱卫汉帝国南部边疆的柱石，继续保持与中央王朝紧密的政治隶属关系，纵使最边远的交趾三郡也不因“是时天下丧乱，道路断绝”而废除贡职⁽¹⁰⁾，并一直维持着“独交州差安”⁽¹¹⁾的相对稳定的局面。

二、相互维卫的边疆防御体系，为维护南疆稳定提供了军事保障(www.xing528.com)

如果说交州刺史部为巩固两汉帝国在南部边疆交趾地区的郡县统治奠定了基石的话，那么，矗立在其西北的益州刺史部，则为汉帝国南部边疆的稳定提供了军事地利上的保证。尤其是该部中与交趾郡境域相连、山水相依的牂牁、益州二郡，更与交趾地区共同构成了汉帝国南部、西南边疆相互维卫的防御体系，从而为维护汉代南部、西南边疆的稳定筑建了一道坚实的屏障。因此，当我们在充分肯定交州刺史部对于维护汉帝国南部边疆的稳定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的时候，亦不能忽略建立在西南边疆并与交州毗邻的益州刺史部与汉王朝南部边疆的维卫互系。

两汉益州刺史部中因西南夷部族而置的犍为、牂牁、越巂、沈黎、汶山、武都和益州七郡，牂牁郡内有句町(广南、富宁、百色)、都梦(西畴、麻栗坡)、西随(屏边、金平)、进桑(河口、马关、文山)四县与交趾郡接壤，益州郡中有胜休县(石屏、峨山、元阳、红河)、贲古县(蒙自、个旧)与其相邻，三郡交界沿边各县，既充当着交通口岸的身份，也肩负着控扼交趾刺史部、益州刺史部即汉帝国南部、西南边疆边塞要口的角色。如《水经》卷37《叶榆水注》记载:“进桑县，牂牁之南部都尉治也。水上有关，故曰进桑关也。故马援言从麊泠水道出进桑王国至益州贲古县，转输通利，盖兵车资运所由矣。自西随至交趾，崇山接险，水路三千里。”贲古位于今云南蒙自、个旧一带，西随即今云南蛮耗，进桑县在今红河上游的云南河口、屏边之地，(进桑)关隘设在水陆交通之处的今河口。汉晋往往依交通要道而设关隘，进桑立县置关，可见，“当从滇池赴交趾孔道。”⁽¹²⁾按:马援所言之事，即指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伏波将军马援平定交趾“二徵之乱”以后，得知益州郡“昆明诸种反叛”⁽¹³⁾，故上言光武帝:“从麊泠(今越南富寿地区)出贲古，击益州，臣所将越骆万余人，便习战斗者二千兵以上，弦毒矢利，以数发，矢往如雨，所中辄死，愚以行兵此道最便，盖承藉水利，用为神捷也。”⁽¹⁴⁾即请命自交趾麊泠始发，凭借麊泠水道(红河)的运输之利，溯流而上抵达进桑关，由此登陆途经贲古出兵益州郡⁽¹⁵⁾，平息当地的叛乱。马援后来虽并未到达益州郡，但益州、交州刺史部下沿边各县的军事要塞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上述史料记载，反映的是交州刺史部对于维护汉帝国西南边疆的稳定所具有的重要的战略地位，然反言之，益州刺史部对于汉帝国南部边疆的稳固，同样类此。故《水经注》中又曾说到:“尔时西蜀并遣兵共讨(徵)侧等。”⁽¹⁶⁾所谓“西蜀”，当指的就是位于交州刺史部西北面地属益州刺史部的蜀郡西部，即今四川西部。由此可见，东汉光武帝在派遣马援率大军顺岭南道向南进讨“二徵起义”的同时，亦从蜀郡西部地区调派军队由益州刺史部向东南包抄“二徵”叛军，虽无行军路线记载，但无疑必须途经益州刺史部东南界与交趾郡毗邻之县地，而且应为蜀、滇、交趾之间早已存在的传统的交通路线。综合前后所言，由此生动地透析出了交、益两州刺史部在维护、巩固汉帝国西南、南部边疆稳定中所具有的重要的相互维卫作用，正如西晋时交州刺史陶璜上书朝廷所言:“又宁州兴古接据上流，去交阯郡千六百里，水陆并通，互相维卫。”⁽¹⁷⁾按:宁州，《晋书》卷3《武帝纪》曰:“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八月……分益州之南中四郡置宁州。”《华阳国志气》卷8《大同志》说:“(晋泰始)六年(公元270年，在《晋书》所言前一年)，分益州南中建宁、云南、永昌、兴古四郡为宁州。”则宁州基本领有今云南滇东北曲靖、滇西大理、保山，以及滇南、滇东南红河、文山等地区。而兴古郡主要包括今云南南部、东南部的红河、文山地区⁽¹⁸⁾，即大体相当汉益州刺史部下益州郡、牂牁郡东南、南部与交州刺史部中交趾郡的相邻地区。凭借交、益两州而形成的汉帝国唇齿相依的南部、西南边疆的相互维卫，由陶璜之语可一言概之矣!

依持设置在南部边疆的交州刺史部，两汉王朝既有效地平息了交趾地区的一系列动乱，稳定了南部边疆的社会秩序，也巩固了中央王朝在南部边疆的统治，凭助交、益两州刺史部而构建的汉帝国南部、西南边疆相互维卫的防御体系，则又为汉代国家统治在交趾地区的不断深入提供了军事保障。而两汉帝国在交趾地区的积极经营和有效管理，更加强了中央王朝与南部边疆的整体性，促进了汉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所以，自马援平定交趾“二徵”之乱，于当地行政体制上“悉定郡县为令长”，改变自西汉武帝以来在交趾地区实行的“诸雒(骆)将主民如故”的“自治”状态，初步完成交趾边郡政治上的内郡化过程，逐渐在南部边疆推行与内郡并无差异管理政策，到东汉末建安年间，交州刺史张津、交趾太守士燮为了争取交州与其内地诸州同等的地位，以牧为称，以使交州完全参入到东汉王朝内外一致的统治秩序之中，故“共表立州”，⁽¹⁹⁾汉献帝“诏报听许，拜津交州牧，加以九锡，彤弓彤矢，礼乐征发，威震南夏，与中州方伯齐同”⁽²⁰⁾，标志着自汉武帝统一南越，郡县岭南，设置交趾刺史部，到东汉末，交趾地区经过两汉王朝300余年的经营管理，逐渐完成了它在行政统治上的整齐划一的“内郡化”过程。后人也因此将其以“内郡”相视，“安南，古越地，虽在九州之外，或以禹旧服也。自昔置刺史，若守若牧，有地有治，教化所及。”⁽²¹⁾“安南，古交趾也。唐虞三代，中国声教所暨;两汉以来为内郡。”⁽²²⁾充分肯定它在两汉政权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