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州刺史部平稳过渡与东汉交趾地区治理

第二节　交州刺史部的平稳过渡与 东汉初对交趾地区的治理

一、交州刺史部的平稳过渡

王莽新朝政权后期，全国的反抗运动如火如荼，中原地区更是动荡不安。时任交州牧的邓让，为避免战乱波及交州，于是率领所属各郡闭境自守，暂时断绝了与中央王朝的政治往来。公元25年，东汉建立，光武帝刘秀在逐步平定中原内地的动乱之后，便开始了统一边疆地区的行动。建武五年(公元29年)，时已基本剪灭荆州割据势力，屯兵荆州要会津乡的征南将军岑彭，素“与交阯牧邓让厚善”，因“与让书陈国家厚德，又遣偏将军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诏令。于是让与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长沙相韩福、桂阳太守张隆、零陵太守田翕、苍梧太守杜穆、交阯太守锡光等，相率遣使贡献，悉封为列侯，或遣子将兵助彭征战。于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²⁸⁾《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也记载:光武帝建武五年十二月，“交阯牧邓让率七郡太守遣使奉贡”。这样，东汉王朝不费一兵一卒而实现了交州的和平统一，交趾地区与中原王朝政治隶属上的整体联系也因此继续得到有力维持，如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²⁹⁾次年九月，“日南徼外蛮夷献白雉、白兔”⁽³⁰⁾，等等。东汉中央王朝在和平实现交州刺史部的统一之后，便及时地展开了对南部边疆的有效管理与积极经营。

二、锡光、任延在交趾地区的守边安民

东汉王朝是凭助声势浩荡的农民起义运动而建立起来的，历时近十年的战争，虽然摧毁了新莽政权，但也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人口锐减，经济凋敝。身经疆场的刘秀，自然明白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对于巩固东汉政权的重要性。所以，他不仅以身作则，力行勤俭，而且“广求民瘼，观纳风谣”，了察民情，关注地方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为此，他非常注重地方官员的人选，“初，光武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宫房无私爱，左右无偏恩。建武十三年，异国有献名马者，日行千里，又进宝剑，贾兼百金，诏以马驾鼓车，剑赐骑士。损上林池御之官，废骋望弋猎之事。其以手迹赐方国者，皆一札十行，细书成文。勤约之风，行于上下。数引公卿郎将，列于禁坐(犹御坐也)。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自临宰邦邑者，竞能其官。若杜诗守南阳，号为‘杜母’，任延、锡光移变边俗，斯其绩用之最章章者也。”⁽³¹⁾所谓“任延、锡光移变边俗”，就是指担任九真、交趾二郡太守的他们在治理南疆交趾地区的卓著政绩。

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东汉王朝和平统一交州刺史部后，即派遣任延出任九真太守，锡光继续留任交趾太守。光武帝之所以确定任延、锡光作为东汉九真、交趾二郡首任太守的人选，应该说是经过了一番考察后才作出的决定。因为他们不仅才识过人，如任延年十二即为诸生，“学于长安，明《诗》、《易》、《春秋》，显名太学，学中号为任圣童”。⁽³²⁾而且又都有政绩可供稽考，如西汉末平帝时，担任交趾太守锡光，就以“教导夷民，渐以礼义”而著称;任延，更始元年(公元23年)年仅19岁的他即被任命为会稽都尉，到任后，任延“皆聘请高行如董子仪、严子陵等敬待以师友之礼，掾吏贫者，辄分奉禄以赈给之，省诸卒，令耕公田，以周穷急，每时行县，辄使慰勉孝子，就餐饭之……郡中贤士大夫争往宦焉”。⁽³³⁾考量二人的才能、政绩，显然是光武帝边吏选拔的理想人选。赴任在遥远疆陲的广大边吏，他们是一群肩负着屏藩国门之特殊使命的官僚群体，所以光武帝亦尤为重视边吏的选拔。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放心授权边吏便宜行事的特权，“边吏力不足战则守，追虏料敌，不拘以逗留法”。李贤注曰:“汉法，军行逗留畏软者斩，追虏或近或远，量敌进退，不拘以军法，直取胜敌为务。”⁽³⁴⁾当然，任延、锡光也没有辜负光武帝期望，他们在为官一任的数年中，为促进交趾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越南郡县时代我国历代王朝治交边吏的楷模。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www.xing528.com)

(1)铸作田器，教民耕稼，促进边地经济发展。尽管交趾地区自秦皇汉武的经略之后，便成为了秦汉帝国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因秦朝国祚甚短，经营并没有得以深入和持久，西汉初，赵佗割据岭南，直属南越国的交趾地区又一度脱离了西汉帝国的政治版图，汉武帝平南越，广设郡县，置交趾刺史部，开始了交趾地区实质性的全面经营，然而不久西汉帝国即由盛入衰，出于固本的需要，统治者不得不收缩边疆地区的经营力度，加之地处僻远，交通梗塞，所以交趾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比较滞缓，直至东汉初任延出任九真太守时，九真还是“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阯，每致困乏”⁽³⁵⁾，《东观汉记》也云:“九真俗烧草种田。”⁽³⁶⁾当时的九真郡社会生产尚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状态，百姓生活贫困。相比而言，交趾郡因地处红河平原，自然条件优于九真郡，而且自秦朝以来或因政府组织，或由民间自发迁徙的众多中原移民凡进入交趾地区的，绝大部分定居在了交趾郡，这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交趾郡的开发水平，可以推测，当时的交趾郡小范围内，尤其是中原移民相对集中的零星区域应该已经懂得了牛耕和使用铁器农具，所以交趾郡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九真郡，并有粮食出口九真，但总体上亦未摆脱丰歉系于天时的生产状态，故《广州记》曰:“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骆侯。”⁽³⁷⁾任延到任九真郡后，“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³⁸⁾锡光在交趾郡内亦教民稼穑，推行牛耕。于是“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³⁹⁾通过任延、锡光二人积极教导、传授内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生产经验，以及中原内地移民的示范和推广⁽⁴⁰⁾，促进了交趾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当地的粮食产量，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如《水经》卷36《温水注》引俞益期致韩康伯书言:“九真太守任延，始教耕犁，俗化交土，风行象林，知耕以来，六百余年，火耨耕艺，法与华同。……米不外散，恒为丰国。”

(2)明人伦，定婚娶，整齐风俗。任延、锡光治理九真、交趾二郡，在教民耕稼、制作农具，发展边地经济，奠定一定物质基础的同时，亦积极推广中原华夏文化的伦理规范，改进当地民俗。《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记载:“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聘，令长吏以下各省俸禄以赈助之。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是岁风雨顺节，谷稼丰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又言:“初，平帝时，汉中锡光为交阯太守，教导夷民，渐以礼义，化声侔于延。”卷86《南蛮传》也说:“光武中兴，锡光为交阯，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资治通鉴》亦载:“锡光者，汉中人，在交趾，教民夷以礼义;帝复以宛人任延为九真太守，延教民耕种嫁娶。”⁽⁴¹⁾可见，任延、锡光对于传播中原儒家思想文化，改变当地尚流行的原始群婚制度，为整齐交趾地区的社会风俗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建学校，施教化，导之礼义。我国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教化的固邦作用，其主观愿望当然是试图通过宣扬君臣之礼，传授伦理纲常，以维护帝王至高无上的“合法”权威，但在客观上，也对促进社会教育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西汉自武帝起，即“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汉末“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立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⁴²⁾锡光、任延分别出任交趾、九真二郡太守后，亦于当地“建立学校，导之礼义”。⁽⁴³⁾或云:“教导民夷，渐以礼义”⁽⁴⁴⁾，“建立学校，导之经义。”⁽⁴⁵⁾任延、锡光在交趾地区的这种兴教育、重教化的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中原华夏文化在当地的传播和延伸。在此之后，汉文化向交趾地区的传输，除民间自发性的渗透外，也有了政府自觉的行为，从而促进了交趾地区教育文化事业及人才培养的发展，所以后人说“领(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⁴⁶⁾

任延、锡光在担任九真、交趾二郡太守几年中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功绩卓著，影响深远。他们不仅深受当地人们的崇敬和爱戴，如当时流行于九真郡的民间俗语云:“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所以“多名子为‘任’”。任延离任时，“九真吏人生为立祠”。⁽⁴⁷⁾而且也备受后人称赞，非但我国史书讴颂“岭南华风，始于二守”，越南史籍也多援引我国史书，给予二人很高评价，有言:“……锡光治交趾，任延治九真，建立学校，遵仁依义。汉唐时，尝贡进士明经者，李琴、张重、姜公辅是也。”⁽⁴⁸⁾也有称:“岭南文风，始二守焉。”⁽⁴⁹⁾我国学者张秀民先生赞曰:“锡光教导民夷，渐以礼义，我国文化正式输入于交阯者，盖始于光与任延，故言交阯良牧者，必首称二守焉。”“汉九真郡，处交阯、日南两郡之间，依山滨海，地多山林，居民以射猎为业，盖尚不脱渔猎社会遗风。任延为守，始提倡农业，铸作田器，教民牛耕。俗化交土，风行象林。其后九真一岁三稻，安南至今仍为产米之区者，盖延教耕之赐也。延又明《诗》、《春秋》，乃建立学校，导之经义、制冠履、定嫁娶礼法，故其后清化‘士尚文学，代出英才’(原注《大南一统志》卷十六)，则延诗书之遗教也。呜呼!其利泽深远矣!”⁽⁵⁰⁾吴凤斌亦指出:“任延锡光在交趾九真(当为九真交趾)地区实行的‘教民耕稼’、‘嫁娶礼法’和‘建立学校’等措施既利于人民又有利于生产，有其积极的进步作用。……他们在开发和发展交趾、九真地区的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⁵¹⁾越南学者明铮也说:“到公元一世纪初，锡光驻交趾、任延驻九真时，才积极地把中国的耕作经验传播到我国来，铁犁和耕牛的使用推广了，灌溉使生产率大大提高了。生产力状况改变成新的了。”⁽⁵²⁾总之，任延、锡光在交趾地区所采取的积极的经营开发措施，维护了东汉帝国南部边疆的稳定，巩固了东汉中央王朝在平稳过渡后的交趾地区的有效统治，“徼外蛮夷夜郎(文郎)等慕义保塞，延遂止罢侦侯戍卒。”⁽⁵³⁾促进了交趾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加速了它与中原内地的郡县一体化进程，为马援南征后交趾地区被逐渐纳入东汉多民族统一国家整齐划一的统治秩序之中奠定了基础。

当然，我们在充分肯定任延、锡光治理南疆所推行的“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建立学校，遵仁依义”⁽⁵⁴⁾的举措，对于导引中原内地文化的南传及其延伸，促进交趾地区的移风易俗及社会文明的进步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的同时，也应看到，作为意识形态范畴的社会风俗的变迁，往往需要一个长时段的潜移默化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所能达到的，正如周振鹤先生所言:“在文化传播方面，个别官吏的教化只能是墨渍式的，只有移民的文化扩散作用才能是席卷式地起到改变风俗的作用。”⁽⁵⁵⁾从这个角度来讲，任延、锡光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在交趾地区推行革其俗，变其礼的整齐风俗的改革措施，是有赖于长期以来中原移民在交趾地区的浸润作用的，故《后汉书》、《三国志》均在分别陈述:“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语言，渐见礼化。”“汉武帝诛吕嘉，开九郡，设交趾刺史以镇监之。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结徒跣，贯头左衽。长吏之设，虽有若无。自斯以来，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稍使学书，粗知语言，使驿往来，观见礼化。”而之后言:“光武中兴，锡光为交阯，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⁵⁶⁾“及后锡光为交趾，任延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娶。”⁽⁵⁷⁾正体现了这一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