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交州刺史部研究：交趾与交州的争议

第一节　交州的名与实

一、张津、士燮“共表立州”再考

西汉末平帝时，秉政的王莽奏请:“汉家地广二帝三王，凡十(三)［二］州，州名及界多不应经。……汉家廓地辽远，州牧行部，远者三万余里，不可为九。谨以经义正十二州名分界，以应正始。”⁽²⁾王莽泥古，一切制度要以经义为本，州部之制同样如此，故提出“以经义正十二州名”。王莽更定的十二州名见于扬雄《十二州箴》的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益州、雍州、幽州、并州、交州。⁽³⁾这样，由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而置的交趾刺史部，开始正式以交州为称。东汉自光武帝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之后，交趾部以州称，便成为常制。《续汉书·百官志五》云:“建武十八年复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顾颉刚先生指出光武帝所置十二州刺史部，因仍王莽之制度⁽⁴⁾，则知交州名列其中，所以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在列举十二州所领郡国时，说“交州部七”。又于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郡下也概括云:“右交州刺史部郡七。”总结以上所述，诚如顾颉刚先生之言:王莽时改交趾为交州，称交趾牧或交州牧，可无疑义。东汉一代亦名为交州而不为交趾，与王莽同而与西汉异，也不成问题。⁽⁵⁾

但是，《晋书》卷15《地理志》却云:“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张津为刺史，士燮为交趾太守，共表立为州，乃拜津为交州牧。”又苗恭《交广记》:“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南阳张津为刺史，交趾太守士燮表言:‘伏见十二州皆称曰州，而交独为交趾刺史，何天恩不平乎?若普天之下可为十二州者，独不可为十三州?’诏报听许，拜津交州牧，加以九锡，彤弓彤矢，礼乐征发，威震南夏，与中州方伯齐同，自津始也。”⁽⁶⁾二者似言到汉献帝建安年间，交趾刺史部才改称交州，加之《后汉书》的“纪”、“传”中亦多有“交趾刺史”的称呼，所以学术界便有了交趾立州时间的争论。

对此，顾颉刚先生通过八个方面的理由考证认为:“《晋书》及《交广记》的话乃是一种假说，决不是史实。《交广记》的作者原采本地传说作记，并未考之史书，故有此误。《晋书》又沿用之，误便成再误。”他们把交州之名移到建安二年(或八年)，太迟了。⁽⁷⁾而关于《后汉书》“纪”、“传”中仍出现的“交趾刺史”的记载，顾先生也认为:“交趾与交州所以纠缠不清的原因，只由于旧名的沿用不改。……王莽和光武帝虽改交趾为交州，但这只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文书往来的名称而已，人们说话或写字时满不是这样的。因此，‘交趾牧’和‘交趾刺史’这类话就屡见而不一见了。”⁽⁸⁾顾先生的这一论断几乎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笔者认为仅拘泥于史籍文字上的冲突、讹误，以及所谓习惯上的流俗称谓，而否定《晋书》、《交广记》两书记载的可靠性，并将《后汉书》中“交趾刺史”的称呼简单的归结为不过是沿用旧称不改，似乎尚需考虑，或许我们从两汉交趾(州)刺史部的内涵演变过程来考察这一现象，可能会作出更趋合理的解释。

众所周知，西汉的刺史或州牧“居无常治”，无固定治所，平时“巡行所部郡国”，“岁尽”则“诣京师奏事”，就其职位则属于中央派遣在外执行朝廷任务的中央官，论其职权，只负责所部郡国地方长吏的察举弹劾，而无处置权。这一时期，交趾刺史每年巡部的临时驻所是在苍梧，“持节治苍梧”，即如《古今注》言:“常以春分行部，郡、国各遣一吏迎界上。”谢承《后汉书》云:“旧刺史行部，不渡涨海(南海)。”⁽⁹⁾也就是说在此等待交趾三郡太守的工作汇报，而不直接进入交趾地区。东汉建立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光武帝即位之初，即规定刺史对部内郡国长吏的任免“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史之吏”，“有所劾奏，便加退免”。⁽¹⁰⁾刺史开始有了对自己所部郡国长吏的处置权。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又“初断州牧自还奏事”，改由计吏诣京奏事，如《续汉书·百官志五》言:“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考殿最，初岁尽，诣京师奏事，中兴但因计吏。”《东汉会要》也载:“孝武初置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成帝更为牧，秩两千石。建武十八年，复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属司隶校尉。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考殿最，初岁尽，诣京都奏事。中兴但因计吏，皆有从事史假佐。”⁽¹¹⁾而且刺史或州牧有了固定的治所，故《续汉书·郡国志》云:“交州治龙编。”综上所言，自东汉初期开始，刺史或州牧就其职位而说，已转变为凌驾于郡国守相之上的地方官吏，但以其职权而论，则仍属中央在地方的派出机构，并无总揽一州的行政、司法和领兵权，也就是说此时的州仍是作为监察区域而存在，而没有发生质的改变，或言交趾刺史或云交州刺史，本质上并无二致，所以也就无怪乎《后汉书》中依旧多有出现“交趾刺史”的记载。

东汉末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四方扰乱，阖境不宁。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刘焉上言认为:当时“四方兵寇”，是由于“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辄增暴乱”，所以建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清选重臣以居其任”。⁽¹²⁾于是“朝廷遂从焉议，选列卿、尚书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¹³⁾“州任之重，自此而始。”⁽¹⁴⁾从此，州由监察区演变为位于郡、县之上的一级地方行政区，秩级二千石的州牧，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东汉王朝“封疆大吏”。但是，汉灵帝中平五年的州任改革，尚且有资望重轻的区别，正如顾颉刚先生自己所指出: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刘焉所请改置牧伯，仅以重臣为限，凡未任重臣之州官则仍称刺史，而交州是其一。⁽¹⁵⁾东汉的交州，具体说交趾三郡，自光武帝时期马援平定“二徵之乱”后，虽亦时有动乱发生，但规模都比较小，而且很快就得到了平息，所以一直处于相对安定的局面。州牧既因乱事而改置，那么相对安定且地处南疆的交州，自然也就没有引起朝廷过多的关注，故仍以刺史为称。尽管说不论是牧还是刺史，权任都在向节制一方具有统县职能的地方军政长官转变，只是名与实的差别而已。但于州任自身看来，这种有其实，而无其名的处境，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合法地位。由此而言，张津、士燮“共表立为州”，其本义不在请求改交趾为交州，而是为了取得州牧的头衔，以获得中央王朝正式畀与的合法的节制本州的行政与掌兵之权。如果我们仅将视线专注在“立州”二字上，则与历史的真相大相径庭了。当然，至于建安二年或八年，何为确切，则还有待新的史料的发现来确证。(www.xing528.com)

以上我们阐释张津、士燮“共表立州”这一历史事件的合理性，尚且只是表层性的，究及根本，则在于交州与东汉王朝整体发展的必然结果。自汉武帝统一岭南，置交趾刺史部，至东汉末，交趾地区经过两汉王朝300余年的经营管理，无论于经济、文化方面，还是在政治上，都逐渐被整合到了汉帝国统一的王朝秩序之中。经济上国家赋税制度已普遍推行，史载:汉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秋七月甲寅，诏复象林县更赋、田租、刍藁二岁”。⁽¹⁶⁾象林县为交趾地区最南端的一个小县，尚且征收三种赋税，可以推想交趾三郡的国家税制已较完备;文化上，“交州七郡，岁举孝廉，与中州齿”。⁽¹⁷⁾“人才得与中州同选”⁽¹⁸⁾;政治上改变了“诸骆将主民如故”的状态，“悉定郡县为令长”，基本确定了整齐划一的统治。据此而论，汉灵帝不以交州刺史为牧，理然背离了历史的发展。张津、士燮表言:“伏见十二州皆称曰州，而交独为交趾刺史，何天恩不平乎?若普天之下可为十二州者，独不可为十三州?”就是为了争取交州与其他州同等的地位，以牧为称，从而使交州完全参入到东汉王朝整齐划一的统治秩序之中，而汉献帝“诏报听许，拜津交州牧，加以九锡，彤弓彤矢，礼乐征发，威震南夏，与中州方伯齐同”。也正间接地反映了张津的初衷。但归根而言，交州牧自张津始得以“与中州方伯齐同”，就如汉末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另一交州刺史李进向汉献帝的上言“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登仕朝廷，皆中州之士，未尝奖劝远人”⁽¹⁹⁾，“请依中州例贡土”，于是自进始交州“人才得与中州同选”⁽²⁰⁾一样，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所使。

二、周敞“求立为州”之实质

又《晋书》卷15《地理志》另有载:“顺帝永和九年交趾太守周敞求立为州，朝议不许，改拜敞为交趾刺史。”黎正甫先生同样着眼于“立州”二字，并以文中记载的时间之误，即汉顺帝永和年间只有六年(公元136—141年)，142年正月改元汉安元年，汉安三年四月又改元建康(公元144年)，所以永和九年实为建康元年，是年顺帝卒，冲帝即位，据冲帝本纪所载，当时担任交趾(州)刺史的为夏方，而非周敞。由此两个方面，而认为《晋书·地理志》所载完全不符事实。⁽²¹⁾我们说黎先生指出《晋志》中“永和九年”的时间之讹，这是不容置非的，但对《晋志》所言的完全否定，则可能尚需考虑。为此，我们不妨以其他相关资料作一对照。《太平寰宇记》卷170《岭南道·峰州》引《南越志》云:“顺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周敞为交州刺史。”《安南志略》又载:“(周敞)字子敬，吴人也。永和元年，守交趾，上书云:‘交土既远，处九围之外，北望京师，若瞻云汉，宜有方伯，为国南藩，遂拜敞交州刺史。’”⁽²²⁾结合两书所言，我们似乎可以推定《晋志》中的“九”当为“元”之误。

为正确理解周敞“求立为州”之举的实质含义，我们有必要了解顺帝永和年初交趾地区的形势。史载:汉顺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十二月，象林蛮夷叛”。⁽²³⁾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怜等数千人攻象林县，烧城寺，杀长吏。交阯刺史樊演发交阯、九真二郡兵万余人救之。兵士惮远役，遂反，攻其府。二郡虽击破反者，而贼势转盛。(三年)会侍御史贾昌使在日南，即与州郡并力讨之，不利，岁为所攻，围岁余而兵谷不继，帝以为忧。”⁽²⁴⁾可见，汉顺帝永和年间之初，交趾地区爆发了继“二徵”之后最大的动乱，“海滨皆震”⁽²⁵⁾，刺史不可镇制，惊及朝廷。面对这一局面，时任交趾太守的周敞效仿前汉后期之故事，请求改交州刺史为州牧，提高刺史的军政地位，加强他掌控一方的节制权力，以平定交趾地区的动乱。由此而论，《晋志》中所言:周敞“求立为州”之事，即《安南志略》所云:“交土既远，处九围之外，北望京师，若瞻云汉，宜有方伯，为国南藩”，也就如前文所说，周敞的本义不在请求改交趾为交州，而是为了取得“秩二千石”的州牧职衔，以获得中央王朝授予的节制本州的行政与掌兵之权。尽管东汉中央王朝没有答应周敞的请求，但却以其接替樊演担任交州刺史，一年后即永和三年(公元138年)被张乔取代。至此，《晋志》所言周敞“求立为州”的历史真相则已明矣。也正因为有此“立州”未准之事，所以才有后来建安年间张津、士燮再一次“共表立州”的记载。

三、东汉晚期国家政区调整中的交州之“名亡实存”

汉献帝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复《禹贡》九州。”⁽²⁶⁾李贤《注》引《献帝春秋》曰:“时省幽、并州，以其郡国并于冀州，省司隶校尉及凉州，以其郡国并为雍州，省交州并荆州、益州，于是有兖、豫、青、徐、荆、扬、冀、益、雍也。”《后汉书·百官志五·州郡》刘昭《注》引《献帝起居注》也云:“建安十八年三月庚寅，省州并郡，复《禹贡》之九州。……省交州以其郡属荆州，荆州得交州之苍梧、南海、九真、交趾、日南，与其旧所部南阳、章陵、南郡、江夏、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凡十三郡。益州本部郡有广汉、汉中、巴郡、犍为、蜀郡、牂牁、越巂、益州、永昌、犍为属国、蜀郡属国、广汉属国，今并得交州之郁林、合浦，凡十四郡。”又《资治通鉴》载:汉献帝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庚寅，“诏并十四州，复为九州(十四州，司、豫、冀、兖、徐、青、荆、扬、益、梁、雍、并、幽、交。复为九州者，割司州之河东、河内、冯翊、扶风及幽、并二州皆入冀州;凉州所统，悉入雍州，又以司州之京兆入焉。又以司州之弘农、河南入豫州，交州并入荆州，则省司、凉、幽、并，而复《禹贡》之九州矣。此曹操自领冀州牧，欲广其所统以制天下耳)。”⁽²⁷⁾根据各书所载，交州在东汉末的政区调整中当已被省并，但事实上这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自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后，就已形成曹、孙、刘三方鼎立对峙的局面，其时跨有荆、扬、交三州的孙氏并不受制于名存实亡的东汉王朝。因此，地属孙氏政权的交州实际上一直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