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王朝在交趾地区建立统治秩序及刺史部设置的研究成果

第二节　西汉王朝在交趾地区统治秩序的确立及交趾刺史部的设置

汉武帝经略岭南，始自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讨伐闽越的军事行动，至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因岭南之地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厓)、儋耳九郡七十余县，历时二十余载而完成，全面确立了在交趾地区的郡县制度，完成了秦朝之后国家统治秩序在南部边疆的重建，促进了多民族统一国家整体在南部边疆的巩固和发展。

一、即其部落而建的交趾三郡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灭南越国后，于其地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其后一年，即元封元年又新开今海南岛，置珠厓、儋耳二郡，《汉书·贾捐之传》云:“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故共在岭南地区设九郡⁽⁴¹⁾。《汉书》卷6《武帝纪》说:“……遂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也载:“……南粤已平，遂以其地为儋耳、珠厓、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显然，汉代岭南郡县建制较秦代更趋细密。其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大致相当于今越南北部及中部地区。关于交趾、九真二郡，《水经》卷37《叶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记》:“越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民，后汉遣伏波将军路博德讨越王，路将军到合浦，越王令二使者赍牛百头，酒千钟，及二郡民户口簿，诣路将军，乃拜二使者为交趾、九真太守，诸骆将主民如故。”由于南越赵佗所置交趾、九真郡的具体地望已无从考证，所以学术界多依据这一段唯一的史料记载而以汉武帝时期的同名二郡去复原南越国的交趾、九真两郡，笼统地认为汉武帝所设的交趾、九真二郡即为沿袭南越国的交趾、九真两郡而来，因骆越部落而置，对于日南郡的设置，亦未见前辈学者有溯源之说。笔者不敢妄作评论，只就自己的一点陋识，摭拾相关史料，对汉武帝交趾三郡的设置提出些许粗浅的看法。

方国瑜先生曾就汉晋时期我国西南地区行政区划的建置特点总结道:“郡县区划是在部族区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以部族区域为郡县区域，以部族分合为郡县分合:这是所谓‘羁縻统治’‘即其部落列郡县’的特点。”⁽⁴²⁾交趾三郡的设置同样类此，如越南学者陶维英便指出:“汉朝在该地(交趾)实行郡县制度，而以雒越人的每一部落居地改置为一县，每一雒将兼领县令之名，并在中国太守的监察之下来主治人民。”⁽⁴³⁾这从《后汉书》卷116《南蛮传》所载:“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不难得出一致的结论。正由于部族区域和郡县区划所具有的这种紧密联系，故可从当时交趾地区部落散立状况得知郡县设置的梗概，大抵每一郡县都是根据过去旧有的部落而置。

(1)九真郡。最早见于史籍记载的与中原地区发生政治往来的古交趾地区的原始部落是“越裳国”。《韩诗外传》云:“(周)成王之时……越裳氏重九译而献白雉于周公，曰:‘……吾受命国之黄发曰:“久矣天之不迅风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于兹矣，意者中国殆有圣人，盍往朝之。”于是来也。’”《尚书大传》亦载:“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成王以归周公，曰:‘德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不施焉，则君不臣其人。吾何以获此赐也?’其使请曰:‘吾受命吾国之黄耇曰:“久矣，天之无烈风注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有则盍往朝之!”’周公乃归之于王，称先王之神致，以荐于宗庙。”⁽⁴⁴⁾《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也有近乎一样的记载:“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成王以归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不施焉，则君不臣其人。吾何以获此赐也?’其使请曰:‘吾受命吾国之黄耇曰:“久矣，天之无烈风雷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有则盍往朝之!’”周公乃归之于王，称先王之神致，以荐于宗庙。”越南史书《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卷1《鸿厖纪·雄王》也写道:“周成王时，我越始聘于周，称越裳氏，献白雉。周公曰:‘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命作指南车，送还本国。”各书所载，内容大同小异，可以认定早在西周以前，远古交趾地区就已经出现了部落组织，“黄发”或“黄耇”应为部落首领。

我国历代文献关于越裳居地的记载，多指秦汉以来中国政区概念上的交趾地区或说安南的中、南部，具体而言即以汉九真郡为中心，并南及日南郡南部的象林县地。《水经》卷36《温水注》说:“《交州外域记》曰:‘九德县属九真郡，在郡之南，与日南接……(三国吴孙皓时)定为九德郡……’《林邑记》曰:‘九德，九夷所极，故以名郡。’郡名所置，周越裳氏之夷国。”三国及晋之九德县(郡)由汉之九真郡析出，既然九德郡因“周越裳氏之夷国”的“九夷所极”而得名，那么，汉代九真郡之由来无疑亦与越裳氏有着密切关系。对此，后来的史书，作了更加具体而明确的说明。《元和郡县图志》卷38《岭南道四》“州”条云:“州，古越地，九夷之国，越裳氏重九译者也。在秦为象郡，汉平南越，又置九真，吴归命侯天纪二年，分九州之咸县，置九德县……隋开皇十八年，改为州，取咸县为名也。大业三年，改为日南郡，武德五年改为南德州……贞观元年，改为州，兼管羁縻州……管县二:九德、越裳。越裳县，本吴所置，因以越裳国以为名也。”《太平寰宇记》卷171《岭南道十五·州》也载:“州，古越裳氏国，九译所通，秦属象郡，二汉属九真郡。”据此，汉九真郡主要以越裳居地而置似无可疑。但需注意本段史料中所言隋日南郡与汉日南郡的区别，否则就会牵强附会地认为古人将越裳分布区域完全置于汉日南郡界内，其实隋之日南郡较汉之日南郡，其地已北退至汉九真郡境内。当然，如罗香林先生指出:“越裳居地，虽以汉九真郡为中心，然地连九真南部的汉日南郡，即汉末至唐之林邑国地，古昔亦似为越裳种人所分布。”⁽⁴⁵⁾《水经》卷36《温水注》云:“浦西，即林邑都也，治典冲。去海岸四十里，处荒流之徼表，国越裳之疆南，秦汉象郡之象林县也。”可见，越裳部族的分布向南已达及林邑界。杜佑《通典》卷188《边防》“林邑条”谓:“林邑国，秦象郡林邑县地，汉为象林县，属日南郡，古越裳之界也。在交趾南，海行三千里。其地纵广可六百里。”又《册府元龟》卷957《外臣部·国邑类》载:“南蛮林邑国，古越裳之界也。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北连九真。”《太平寰宇记》卷176《四夷道五·南蛮一》“林邑国”条曰:“林邑国，本秦象郡林邑县地，汉为象林县，属日南郡。按日南郡，古越裳之国也。”以上诸史皆言越裳居地南及日南郡内，后来的《文献通考》、《明史》、《大明一统志》等诸多史籍亦多沿袭此说。罗香林先生以史为论:“汉象林县即今安南南部之广和。象林县既为古越裳之界，则知古越裳种人之分布地域，实南届今日安南广和城一带也。”⁽⁴⁶⁾

古今学者对于古“越裳国”的方位，长期以来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迄今仍无定论。较为传统或普遍性的看法是越裳位于泛交趾地区或说安南地，如清人师范就认为:“安南于唐虞为南郊，于周为越裳。”⁽⁴⁷⁾近人罗香林先生、蒙文通先生等亦主越裳为古交趾说。蒙文通先生在批判了越南学者所提出的“越裳”即中国的“越章”地(今江西境内)⁽⁴⁸⁾后云:“余是以宁墨守越裳在交趾之凿凿古说，而无取于不根之谬论也。”⁽⁴⁹⁾但也有不少学者或认为:“越裳氏的根据地即今印度支那的老挝，而它的领域似乎包括今日缅甸、暹罗、安南的大部分。”⁽⁵⁰⁾方国瑜先生亦指出:越裳氏在今老挝，并言:“普洱府南邻越裳，西通缅甸……”⁽⁵¹⁾由此而可知越裳氏分布之一斑，或主张:“越裳国主要是在今老挝地区，另外还包括越南中部、缅甸东北部和泰国北部的一些地区。越裳即掸，越裳国就是掸国。”⁽⁵²⁾或说:“越裳并不是一个有明确的国界而且只局限于一隅之地的民族群体，他们是一个广泛分布于中南半岛北部的以古越民族群体为共祖的人们共同体，其活动范围是东至交趾之南，西至益州(或后来的永昌郡)徼外，包括了今天越南中部以西，老、缅、泰三国北部，其中心范围应在老挝、泰国北部、缅甸东部、中国云南南部及西南部相连的这一大片。”⁽⁵³⁾无论是从狭隘的交趾一隅而言，还是就今天意义上的跨国界的广阔区域而论，有一点则并无二致，即西周以前至少包括交趾地区南部(即约相当于汉九真郡及其南至林邑界地)在内的区域已存在部落组织——越裳国。而且，西汉王朝“即其部落”设置了九真一郡。

(2)日南郡。如果说越裳部落的分布区域尚不能仅仅局限在九真一隅的话，那么下面我们所要谈及的这一部落区域，则可确定无疑地界定在汉日南郡内。《史记》卷113《南越尉佗列传》记载:西汉初，南越赵佗在文帝的书信中讲到“其(南海郡)西，瓯、骆、裸国亦称王。”所谓“称王”，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实际仅指部落首领而已。此处将瓯、骆、裸国三者并举，且言各自有王，知当时南海郡的西面尚存在其他势力强大的部落组织。学术界对于“瓯”、“骆”当为同族异称还是异族异称，长期存在争论，至今仍未定论，但就“骆(越)”部落而言，则一致认为主要分布在交趾地区的北部(即汉交趾郡，详见后文)。然而，文中所提及的“裸国”，究竟又分布于何处呢?“裸国”一名，最初出现在《淮南子·坠形训》中，文曰:“自西南至东南方，结胸民、羽民、灌头国民、裸国民、三苗民、交股民……”即流传早在远古传说时代，在模糊概念中的泛南方地区已有裸国民，交股民等部族活动的踪迹。“交股民”，或当《山海经·海外南经》所描绘的分布于古交趾地区的“交胫民”。对于“祼国民”的具体活动区域，后来的史书有了更加明确的勾勒。《三国志》卷53《吴志·薛综传》言:“日南郡男女裸体，不以为羞。”《晋书》卷97《林邑传》云:“其人皆裸露徒跣，以黑色为美。”《水经》卷36《温水注》载林邑有:“徐狼外夷，皆裸身，男以竹筒掩体，女以树叶蔽形，外名狼，所谓裸国者也。”林邑，即汉日南郡象林县地，史书明确记载:“林邑国者，本汉日南郡象林县地。”⁽⁵⁴⁾可见，自秦汉及其以前早已存在的部落——裸国，主要分布在汉日南郡南部象林县地，亦后来的林邑地，直至魏晋时期依然存在。又据《水经》卷36《温水注》引《林邑记》曰:“……朱吾以南有文狼人，野居无室宅，依树止宿。鱼食生肉，采香为业，与人交市，若上皇之民矣。”并指出“(朱吾)县南有文狼究”为文狼人居住的地方。“朱吾”即汉代日南郡下的朱吾县地，所谓“朱吾以南”也就是文章标题中的林邑地。其实，有关“文狼”族类一名，并非到《林邑记》成书的五世纪才被时人所知，根据《后汉书》卷86《南蛮传》早在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九真徼外夜郎蛮夷举土内属，开境千八百四十里。”按:夜郎为秦汉时期西南夷的一部，史载:夜郎国“东(南)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⁵⁵⁾西汉降伏夜郎后，于其地设牂牁郡，则牂牁郡的统治范围基本上等于夜郎人的分布区域，约相当于今贵州西部和曲靖以东的云南东部地区，而“九真徼外”当确指汉日南郡，其北邻九真，为汉代南部边疆的极境，古“夜郎夷”即或有远迁于此的，亦当不可能达到让东汉王朝“开境千八百四十里”的规模，所以《后汉书》中的“夜郎”应为“文郎(狼)”之误，致误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文’与‘夜’两字形状的相似而造成的。”⁽⁵⁶⁾综观以上史料所载，显然可知，“裸国”就是“文狼人”的部落，它以林邑为核心居地，并遍及日南郡境，汉日南郡区划当正因该部族区域而形成。

本为古交趾地区南端汉日南郡地的一个极其落后的“文狼”部落组织“裸国”，却在唐代史家的笔下，毫无考证地变成了古交趾地区北部的一个部落组织——文郎国⁽⁵⁷⁾。《通典》有文曰:“峰州(注云:今理嘉宁县)，古文郎国(注云:有文郎水)之地。”⁽⁵⁸⁾唐代峰州(主要位于今越南富寿、永福省一带)由汉代交趾郡的一部分演变而来，而州治嘉宁县则为汉交趾郡“麊泠县地”。⁽⁵⁹⁾由此可见，杜佑已将“文狼人”活动区域人为地移到了古交趾地区的北部，即汉代的交趾郡内，并将“狼”改为“郎”。与杜佑同时代或后来的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似乎看到了杜的错误，但却不加考证，仍不免落入杜的窠臼，仅在“文郎”两字上做文章。如《旧唐书》卷41《地理志·峰州》:“嘉宁，(峰)州所治。汉麊泠县地，属交趾郡。古交朗夷之地。”《元和郡县图志》卷38《岭南道五·峰州》亦载:“峰州，古夜郎国之地。按今新昌县界有夜郎溪，秦象郡之地。汉平南越，置交趾郡之麊泠县地也。吴归命侯建衡三年(公元271年)，分交趾立新昌郡。”无论是“交朗”还是“夜郎”，其实均系作者有意的改动，然而结果却与杜氏“异曲同工”。相较于《旧唐书》、《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的撰写者乐史对于杜佑的错误可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虽然他继续步杜佑之后尘而记载道:“峰州(注云:承化郡，今理嘉宁县)，古文狼国，有文狼水。”“文狼城在新昌县。《林邑记》云:‘苍梧以南有文狼人，野居无室宅，依树止宿。渔食生肉，采香为业，与人交市，若上皇之民。’此盖其地，因以名也。”又云:“嘉宁县(注曰:五乡)，州所理。汉麊泠县地，属交趾郡。麊泠，古文狼夷之地。”⁽⁶⁰⁾为了迎合杜氏，乐史甚至不惜将原本《林邑记》中“朱吾”一地主观地篡改为“苍梧”，但同时他却又在参酌前代文献的基础上而自相矛盾地提到:“朱吾以南，又有狼野人，居无室舍，依树止宿。食生肉，采香为业。与人交易，若上皇之民。又有狼人，保身犹耻，无蔽衣。夜与贾人交易，暗中嗅金，便知好恶。”⁽⁶¹⁾乐史把本是互为牴牾的两说并存于己著的前后，并将杜说中的“郎”还原为“狼”，正体现了他对杜氏之说的怀疑，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乐史最终依旧是在真理与谬误间徘徊。针对唐代学者关于文狼人的记载和前代文献的出入，法国著名汉学家马司帛洛认为:“《林邑记》记载:日南郡朱吴(吾)县有野蛮人曰‘文狼人’，野居无室宅，依树止宿，食生鱼肉，采香为业。由于有文狼野人居住，所以县南有一条河称为‘文狼究’。但是一些粗心大意的编辑，在抄录《林邑记》这段记载时，却把苍梧郡代替了人所不甚熟悉的朱吴(吾)县，并且这种混淆传给了唐代的地理学家，使得这些地理学家对该地(文狼)的地理位置产生了错觉，而置于苍梧郡以南，即交趾郡以北，更由于文郎与夜郎之混淆而使得人们认为文郎是峰州……同时人们又把‘文狼’名字变为越南史学家所惯用的‘文郎’名字。”⁽⁶²⁾马司帛洛指出唐代学者将文狼置于峰州的错误，无疑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他所认为造成这一错误的原因，却不尽正确。由上文我们已清楚地看到，并非因为前代学者的疏忽而引起唐代地理学家的“错觉”，相反，正是由于唐代学者的错误，才导致了后来学者的以讹传讹。当然，对于杜佑何以云峰州为古文郎国地，则尚待考证。

越南古书根据中国史籍的记载，将最早出现在我国唐代文献中的所谓“文郎国”寓于神话故事之中，并辅以作者个人的主观想象，从而使得本属史实的古交趾地区的一个原始部落——文狼(郎)人部落(或裸国)变得扑朔迷离，面目全非。如越南无名氏著《越史略》卷一《国初沿革》曰:“昔黄帝既建万国，以交趾远在百粤之表，莫能统属，遂界于西南隅，其部落十有五焉。曰交趾、越裳氏、武宁、军宁、嘉宁、宁海、陆海、汤泉、新昌、平文、文郎、九真、日南、怀、九德，皆《禹贡》之所不及。至周庄王时，嘉宁部有异人焉，能以幻术服诸部落，自称碓王，都于文郎，号文郎国，以淳质为俗，结绳为政，传十八世，皆称碓王。”“碓”似“雒”，或系形近讹写⁽⁶³⁾，雒也作骆，《释文》“雒”字注:“雒音洛，本作骆。”又《大越史记全书》卷1《外纪·鸿厖纪》记载:“壬戌元年初，炎帝神农氏三世孙帝明，生帝宜，既而南巡至五岭，接得婺仙女生王，王圣智聪明，帝明奇之，欲使嗣位，王固让其兄，不敢奉命。帝明于是立帝宜为嗣，治北方。封王为泾阳王，治南方，号赤鬼国。王娶洞庭君女曰神龙，生貉龙君。君娶帝来女曰妪姬生百男，是为百粤之祖。一日谓姬曰:‘我是龙种，尔是仙种，水火相克，合并实难。’乃与之相别，分五十子从母归山，五十子从父居南，封其长为雄王，嗣君位。雄王(注云:貉龙君之子也，都峰州，今白鹤县是也)之立也，建国号文郎国(注云:其国东夹南海，西抵巴蜀，北至洞庭湖，南接胡孙国，即占城国)。分国为十五部，曰交趾、曰朱鸢、曰武宁、曰福禄、曰越裳、曰宁海、曰阳泉、曰陆海、曰武定、曰怀、曰九真、曰平文、曰新兴、曰九德，以臣属焉。其曰文郎，王所都也。置相曰貉侯，将曰貉将(注云:貉将后讹为雄将)，王子曰官郎，王女曰媚娘，有司曰蒲正，世世以父传子，曰父道，世主皆号雄王。”《岭南摭怪》亦载:泾阳王儿子貉龙君娶妪姬为妻，期年而生百卵，百卵化成百男。一日，龙君谓妪姬曰:“我是龙种，水族之长;你是仙种，地上之人。虽阴阳气合而有子，然水火相克，种类不同，难以久居。今相分别，吾将五十男归水府，分治各处。五十男从汝居地上，分国而治。登山入水，有事相闻，无得相废。”“妪姬与五十男居峰州(今白鹤县是也)，自相推服，尊其雄长者为主，号曰雄王，国号文郎国。东夹南海，西抵巴蜀，北至洞庭湖，南至狐狲精国(今占城是也)。分国中为十五部(一作郡):曰越裳、曰交趾、曰朱鸢、曰武宁、曰福禄、曰宁海(今南宁处是也)、曰阳泉(一作海)、曰陆海、曰怀、曰九真、曰日南、曰真定、曰文郎、曰桂林、曰象郡等部，分归弟治之。置其次为将相，相曰貉侯，将曰貉将，王子曰官郎，女曰媚娘，百司曰蒲正，臣仆奴隶曰稍称(一作奴婢)、臣曰瑰。世世以父传子，曰逋导。世世相传，号为雄王而不易。”⁽⁶⁴⁾通过以上材料可以看到，越南古籍中关于“文郎国”的记载不乏神话演义的色彩。所以，本系转录《大越史记全书》所谓“雄王”事迹而成“雄王建国”故事的《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亦不免加以按语曰:“所称娶仙女事实甚怪诞，姑存之以传疑。”并云:“旧史貉龙君娶帝来女曰妪姬，生百男，俗传生百卵……此况百卵乎?果然则何以异于禽兽，尚可为人乎?虽吞玄鸟卵，履巨人迹，亦未甚怪诞如此者。此殆与蛇身人首，人身牛首同一荒渺无稽者乎?”⁽⁶⁵⁾所谓“文郎国”“自泾阳王壬戌年(公元前2879年)受封，与帝宜同时，传至雄王季世，当周赧王五十七年癸卯(公元前258年)终，该二千六百二十二年。”⁽⁶⁶⁾18世雄王每位在位约150年，这在上古社会是绝不可能的事，由此可见它的神话传说色彩。越南学者陈重金也指出:“纵观自泾阳王至雄王18世，君王凡20易，而从壬戌年(公元前2879年)计起至癸卯年(公元前258年)，共2622年。若取长补短平均计算，每位君王在位约150年，虽系上古时代之人，也难有这么多人如此长寿。观此则可知道，鸿庞时代之事，不一定是确实可信。”⁽⁶⁷⁾其关于“文郎十五部”的记载，不仅互有出入，而且多为纂者的杜撰和编造，法国著名汉学家马司帛洛认为:“其中大部分名字，早在唐代时就已经有了;福禄和怀两个地名，一直到七世纪末才有的;那些在以前曾有的名字，直到唐代，仍然沿用。而这一类的名字是由于与各代而特别是七世纪末的州、郡、县名混淆起来而成的，同时增加了传说中的名字，如文郎、越裳。”“这些名字是由越南创造出来的。”“越南史学家们从传说中选择了一些地名，而每人又随心所欲地选择了十五个名字以凑成袭传所指的十五部之数，因此，方才产生这样相异的名册。”⁽⁶⁸⁾越南学者陶维英也指出:越南史籍所载“文郎十五部”除越裳、文郎两个名称之外，“都是从秦朝至唐朝所沿用的郡、州、县名”。“我国古代的历史学家们为了赋予传说中的文郎国以具体内容，他们就从唐代以前的地名中选出一部分来，一是凑足传说中十五部之数，二是如何使这十五部能够包括我们祖先在雄王时代繁衍生息的全部地域。”⁽⁶⁹⁾另一位越南学者也说:“十五部之名，有些名出于唐朝或者晚点。这点很容易理解，当时封建学者在尚未找到雄王时代的正确名称之时，想确定文郎国的疆域，暂用当时的名字以便确定雄王时代领域之存在。”⁽⁷⁰⁾对于“文郎国”的疆域，越南史家也评曰:“旧史载文郎国西抵巴蜀，北至洞庭湖，无乃过其实欤!”⁽⁷¹⁾综观越南史籍关于文郎国的记载，我们说从《越史略》记载:黄帝既建万国，交趾地区散为十五部落，周庄王时，嘉宁部落统一诸部落，建号“文郎国”，到《大越史记全书》和《岭南摭怪》编撰者笔下拥有十五部(或郡)疆域辽阔的文郎国，越南史家“言之凿凿”地完成了文郎国由“统一而强大的部落组织”变异为实体国家的伟大“创造”!他们不仅创写和逐步完善了“文郎国”的传说故事，而且特别“有心”地将之转化为历史，“把神话传说来加以理性的诠释。这样，神话(传说)就变做了历史。一经写入简册，本来的面目全非，人们渐渐只相信记载在简册上的历史，传说的神话就日渐消亡了。”⁽⁷²⁾于是，本为虚无缥缈的“文郎国”，也就慢慢地被那些极具张力的文字雕琢成了人们心中膜拜的“信史”。今天，当我们理性地去考察越南史家，笔下所描绘的“文郎国家”真实面目的时候，可能禁不住要问那些越南先贤们到底是如何巧妙地完成这一“杰作”的呢?

对此，我们不妨再重复前引中国史籍关于郡县之前古交趾地区的其他记载。《水经》卷37《叶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记》云:“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史记》卷113《南越尉佗传》“西瓯骆”条《索隐》姚氏案《广州记》云:“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骆侯，诸县自名为骆将，铜印青绶。”《旧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引《南越志》曰:“交趾之地，最为膏腴，旧有君长曰雄王，其佐曰雄侯。”《安南志原·宫室篇》曰:“雒王宫，在三带州。旧志云:昔未有郡县时，有雒田，随潮水上下，垦其田者为雒民，统其田者为雒王，副贰者为雒将，皆铜印青绶。”《太平寰宇记》卷170《岭南道·峰州》亦引《南越志》云:“人称其地曰雄地，其民为雄民，旧有君长曰雄王，其佐曰雄侯，其地分封各雄将。”

以上文献均将“雒(骆、雄)民”(或称骆越)之地置于交趾，可见雒人聚居区亦为汉代以前当地的一个重要部落，汉交趾郡即就此部落而设。也就是说以上几则史料是关于古交趾北部地区社会情况的描述，如果我们将之与中、越史籍中关于“文郎国”的记载结合进行一番对照，则古“文郎国”的历史真相便可大白于天下。首先，越南史家在因袭中国史籍关于“文郎国”记载的基础上而完成了他们所“打造”的“文郎国”的空间定位。我们已知最早记载“文郎国”的是中国古籍，越南的几部关于“文郎国”记载的古书《越史略》、《大越史记全书》、《岭南摭怪》均成书于明代。从《大越史记全书》所记载的貉龙君之子雄王，都峰州，建号文郎国，及《岭南摭怪》“妪姬与五十男居峰州，自相推服，尊其雄长者为主，号曰雄王，国号文郎国”来看，显然都是取材于唐代杜佑《通典》中的“峰州，古文郎国之地”。而《越史略》所记载的“嘉宁部有异人焉，能以幻术服诸部落，自称碓王，都于文郎，号文郎国”，则又明显是由我国后晋刘昫等人编撰的《旧唐书》所记载的:“嘉宁，(峰)州所治。汉麊泠县地，属交趾郡。古交朗(文郎)夷之地”发挥而来。据此可见，古代越南学者正是在参阅了中国先前史家有关文郎国地的记载后，才“确定”了泱泱“文郎大国”的地望界定。其次，越南史家所炮制的“文郎国”是凭借移花接木的“高超”手段而实现的。虽然《通典》、《太平寰宇记》等中国唐宋史籍已有“文郎国”的记载，但却仅列名目，而未作描述。《林邑记》中所记载的尚过着“野居无室宅，依树止宿，渔食生肉”几近茹毛饮血的“文狼人”，理然是不能胜任建立文郎国家这一重担的。如此以来，出现在我国文献中的古交趾北部地区的一个既掌握了原始农耕技术，社会生产处于相对领先地位，而且又有了社会阶层分化雏形的“雒”人部落自然就成了越南史家最理想的选择对象。于是，他们便将“文郎国”名附体在这一部落之上，并将中国史书中所记载的本为部落首领的“雒王”、“雒(骆)侯”、“雒将”巧妙地改编为“文郎国”的“雄王”⁽⁷³⁾、“貉侯”、“貉将”等君臣之列，且又通过依托古交趾地区所存在的文郎(“郎”本当作“狼”，即裸国)、越裳两部落，以及秦汉直至唐代中央王朝在交趾地区所设置的郡县之名，“周密”地绘制了一幅具体的“文郎国”“版图”。

以上就是我们见诸越南史籍所记载的疆域辽阔的文郎国家的全部“创作”过程，当我们揭开这层神秘的掩蔽之纱的时候，不禁诧然，越南史家颇费心机浓笔重墨之下而造就的所谓“文郎国”，其实不过是借助古交趾地区“雒”人部落的原型，经过复制产生的“国家”幻影而已，并非当代越南一些学者所大肆渲染的那样:“文郎国”是“越南第一个国家”，“文郎国的首领是皇帝(雄王)，皇位是父传子，子传孙的世袭制”⁽⁷⁴⁾;“越南进入青铜时代，距今约有四五千年。……在青铜发展的时代，越南的历史进入了雄王时期——文郎国时代。……文郎部落的首领在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他挺身而出统一了骆越各个部落”，建立了越南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文郎国⁽⁷⁵⁾;“东山青铜器在平原和山区都有所发现。东山文化的主要特征在文郎国各地都带有普遍性。铜鼓从越南向北传到滇(云南)、蜀(四川)地区，向南传到马来亚半岛和椰岛之国(印度尼西亚)”⁽⁷⁶⁾。它既不是越南历史上的一个疆域辽阔的泱泱大国，更不是东南亚历史上的经济文化中心，所以不乏尊重历史客观事实的越南学者认为:“《大越史记全书》把雄王时间(正确说应该是‘鸿庞’)定在公元前2870年开始，正是在十五世纪争取独立胜利之后，在充满自强的气氛中定下来的，想证明越南有悠久的历史起源，和封建中国并驾齐驱。我们黎初的祖先参考唐宋史书和我们民间传统，依照我国和华南长期的实际联系，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编造出一个鸿庞时代而后称为雄王时代。”⁽⁷⁷⁾美国一学者也指出:“文郎国”的创造，是由于越南人国家意识的出现而导致的将国家的形成时间溯向更远的时代，“这种新的意识在文化分界上表现出来，以中国史书上所记载的越裳与中国划清界限。这种划分又进一步表现在一个新的国家形象上——一个以国王的名称命名、有固定世系数的国家(译者注:指文郎国)出现了”。其实质不过是“十四世纪越南所想象的古代政体”。⁽⁷⁸⁾

(3)交趾郡。对于交趾郡，我国文献均将“雒(骆)民”(或称骆越)之地置于交趾，相关史料，笔者在前文已多有引述，不再赘言。所以，史学界普遍认为的汉交趾郡即是以骆越部落而设，是符合事实的，只是骆越部落的分布并不仅仅局限于交趾一郡，她以交趾郡为核心聚居区，同时亦散落到周边其他地区，故《后汉书·任延传》载:任延出任九真太守时，郡有“雒越之民”。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郡县之前的交趾地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由北向南逐渐形成三个主要部落——骆越、越裳、裸国(文狼人)，后来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正是基于此而建立。

二、汉王朝在交趾三郡的因俗而治

汉武帝经略岭南的最终目的，无疑是要把这一地区统一到西汉王朝的国家版图之内，巩固汉帝国在岭南的稳定统治，维护其南部边疆的长治久安。为此，汉武帝在岭南地区每深入一步，都不失时宜地推行在本质上与内地郡县制度并无二致的边郡制度⁽⁷⁹⁾，旨在通过循序渐进的措施逐步将岭南地区纳入到全国一体化的行政体系之中，以维护和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史载:“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依其故俗治，无赋税。”⁽⁸⁰⁾汉武帝从边疆民族的特殊性出发，根据他们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实际，在确定其对中央王朝臣属关系的前提下，对这些地区实施因俗而治的管理办法，基本保持他们原有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不变，并在设置郡县守令的同时，保留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原有的地位，封他们为王、侯，实行郡县守令与部族土长并治的双轨制，也就是一种“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⁸¹⁾的施政方针。但需指出的是，汉武帝在岭南九边郡的设置过程中，却并未完全依循上述边郡政策一成不变，而是在其内部依据实际情况而南北有别。对其北部靠内地区(即今两广)，尤其是地处南越国统治中心的南海郡，这些地区自秦始皇统一以来，就是中央王朝在岭南统治的重心，“南海犹多秦吏”，⁽⁸²⁾又经南越国近一个世纪的大力经营，相对而言，与中原内地保持更为紧密的往来关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较之南部的交趾地区也要高得多，所以早在汉武帝收服南越国之前，就一心要使其“一用汉法，以新改其俗”，⁽⁸³⁾比内诸侯，那么统一后的情况，便可想而知，因此我们今天几乎很难得到有关汉武帝分封岭南北部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蛮夷君长”的史料记载，就连南越降将的封侯，其封邑亦不在本土，如随桃侯赵光的封邑在南阳，湘成侯居翁的封邑在堵阳，瞭侯的封邑在下邳，安道侯的封邑在南阳。⁽⁸⁴⁾且他们“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⁸⁵⁾即只得以享受优厚的物质待遇，表示一种恩宠的荣誉虚衔而已。由此，我们不难推测，汉武帝在岭南北部的四郡基本实行了与内郡一致的统治政策。但对于岭南南部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则基于秦以来中央王朝控制的相对薄弱，以及经济文化发展的相对落后，故多以其旧俗治，政治上“诸骆(雒)将主民如故”。⁽⁸⁶⁾虽置郡守，但在郡守的监管之下仍以骆(雒)将兼领各县令长之职，掌治其民。这由东汉马援平定“二徵起义”后，“悉定郡县为令长”，⁽⁸⁷⁾便可洞知当时的景况。经济上无须承担国家赋税，只要求蕃酋土长定期向太守上贡象征臣服的少量方物土产，“食邑九真、交趾、日南者，用犀角长九寸以上，若玳瑁甲一，……准以当金。”⁽⁸⁸⁾唐人李吉甫认为汉九真郡无编县的名称来由是:“盖夷僚所附，免其徭役，故以无编为名。”⁽⁸⁹⁾《安南志原》也云:“汉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以其地为交趾、九真、日南三郡，领县二十二。……是时，虽置郡县，而犹仍其俗，不习汉文书，第羁縻耳。”汉武帝治理交趾地区的这种酌依其俗、灵活制宜的羁縻政策，不仅有利于郡县制度的贯彻实行，也有利于这一地区的平稳过渡。它一方面凭借朝廷委派的郡守、都尉等“流官”监视、牵制当地少数民族首领的行为，同时又利用少数民族降附首领的威望，通过“以夷制夷”巩固中央王朝对南部边陲的统治。既有利于中央王朝的管辖和治理，又有利于交趾诸部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三、交趾三郡辖区

有关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区域及所属各县的大体位置，中外学者虽有不少著述，但因资料的缺陷且年代久远，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往往存有较大的出入，迄今仍无定论，如越南学者陶维英在其《越南古代史》、《越南历代疆域》两著中关于交趾三郡各县地域的见解与我国学者所绘制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交趾刺史部”中相应郡县的地理位置，就是如此。拘于学识所限，笔者主要依据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秦、西汉、东汉时期)，参阅陈佳荣等学者所编的《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等著作，结合今天越南的政区变化和自己学习的心得，对交趾三郡的辖区作一概述。

(1)交趾郡辖区。《汉书》卷28下《地理志》:“交趾郡，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开。……县十:羸、安定、苟屚、麊泠、曲昜、北带、稽徐、西于、龙编、朱鸢。”

羸县。主要包括今越南河内市及其西北一带。《水经》卷37《叶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记》曰:“(羸)县本交阯郡治也。”《后汉书·郡国志五·交趾》注引《交广春秋》曰:“交州治羸县，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移治苍梧广信县，建安十五年治番禺县。”该段记载显然是把交趾郡和交趾(州)刺史部混为一谈。文中将“交州”之称置于元封五年之前，这是以后来的史实去复述前时史事的一种错简，因为刺史的设立是在汉武帝元封五年，当时全国共置十三刺史部，习惯上以州名之(详见后文)，所以文中的“交州治羸县”应为交趾郡治羸县。而后所谓“元封五年移治苍梧广信县，建安十五年治番禺县”，则确是就交趾(州)刺史部治所而言。《旧唐书》卷41《地理志》也载:“汉交趾郡守治羸。”又据十县的排列位置，当可断定交趾郡治在羸县。

安定县。大致位于今越南兴安省省会兴安市以南与南定省省会南定市以北一带地区。

苟屚县。在今越南永福省及其北部地区一带。

麊泠县。都尉治。《水经》卷37《叶榆水注》:“麊泠县，汉武帝元鼎六年开，都尉治。”县境相当于今越南富寿省(原永富省)富寿地区。⁽⁹⁰⁾

曲昜县。大致位于今越南海阳省及其以东地区。

北带县。约相当于今越南北宁省地区。

稽徐县。大致相当于今越南兴安省以北、北宁省以南的地区。

西于县。大致相当于今越南河内北部、北江省西部、永富省东部、北省南部一带地区。

龙编县。也作龙渊，《水经》卷37《叶榆水注》:“建安二十三年立州之始，蛟龙盘编于南北二津，古改龙渊以龙编为名也。”县境约相当于今越南北江省及其以东地区。《旧唐书》卷41《地理志四》曰:“汉交趾郡守治羸，后汉周敞为交趾太守。乃移治龙编。”意言东汉顺帝时，交趾郡移治龙编。又《太平寰宇记》卷170《岭南道十四·交州》亦云:“龙编县，汉交趾郡守治羸，后汉周敞为交趾太守，乃移治龙编。……唐武德四年，于县置龙州，领龙编、武宁、平三县，贞观初，废龙州，以武宁、平县入龙编，割属仙州，十二年，废仙州，以龙编属交州。佛迹山。乌延水。朱鸢江，卢循之寇交州，刺史杜慧度率军水步晨出南津，以火箭攻之，烧其船舰，一时溃散，循赴水死，即此也。……万春台，故老云大同六年交趾李贲窃号作此台。”佛迹山，亦名仙游山，位于今越南北宁省仙游县境内。陶维英据此认为:唐代的龙编县可能由晋代的龙编县发展而来，不仅囊括了汉代的龙编县地，也包括今越南北宁省的仙游、慈山等地区。⁽⁹¹⁾也就是说唐代龙编虽为汉县名，但其地域较汉龙编县境稍大。

朱鸢县。县境大致位于今越南河内南面和兴安省北部地区。(www.xing528.com)

根据以上交趾郡各县区域，大致可确定汉代交趾郡境约相当于今越南和平省以北地区，其中心区域则在今越南首都河内市一带。

(2)九真郡辖区。《汉书》卷28下《地理志》:“九真郡，武帝元鼎六年开。……县七:胥浦、居风、都庞、余发、咸、无切、无编。”

胥浦县。郡治。《水经》卷36《温水注》引《(汉书)地理志》曰:“九真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开，治胥浦县。”约相当于今越南清化省地区。

居风县。在今越南清化省北部地区。

都庞县。亦位于今越南清化省北部，更于居风县之北。

余发县。约为今越南清化省东北部地区。

咸县。约相当于今越南义安省省会荣市的北部地区。

无切县⁽⁹²⁾。都尉治。在今越南宁平省地区。

无编县。在今越南清化省以南、义安省演州以北地区。

综上所述，可推断汉代九真郡境约相当于今越南和平省、宁平省、清化省及义安省一带地区，其中心区域在今清化省一带。

(3)日南郡辖区。《汉书》卷28下《地理志》:“日南郡，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开，更名。……县五:朱吾、比景、卢容、西卷、象林。”

朱吾县。《旧唐书》卷41《地理志》云:“汉武……置日南郡，治于朱吾。”《太平寰宇记》卷171《岭南道十五·林州·林邑》曰:“林邑县，州所治。汉武开百越于交趾郡南三千里置日南郡，领县四，治于朱吾。”但《水经》卷36《温水注》却引应劭《地理风俗记》曰:“日南，故秦象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开日南郡，治西捲(卷)县。”古今不少史家、学者多认为朱吾为西汉时日南郡治，也有认为朱吾是两汉日南郡治，如伯希和等，但亦有学者将西卷(捲)县作为两汉日南郡治，如《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撰者在绘制两汉交趾刺史部、交州刺史部的辖区范围时，即均以西卷(捲)县作为日南郡治。对此，笔者以为，朱吾县的确曾在一段时期内被作为西汉日南郡治，这除有《旧唐书》、《太平寰宇记》等史籍的记载可为证据外，从《汉书·地理志》前述交趾、九真二郡均将郡治列于各县之首，也可得到佐证。西汉末，虽然中原内地动荡不安，但交趾三郡与西汉中央王朝之间扔保持着牢固的臣属关系(对此，后文将有专门叙述，此处暂略)，为维护和巩固汉中央王朝对交趾地区最南端的日南郡的统治，加强在该地区的控制力度，于是西汉统治者将日南郡治移迁到了朱吾县南部的地处日南五县之中心点的西卷(捲)县，以便于前后兼顾。王莽代汉立新之后，改日南郡的西捲县为日南亭⁽⁹³⁾，亭“是西汉王朝边防设施中最基本的单位”⁽⁹⁴⁾，王莽以西捲县作为日南郡的军镇要塞，也正说明了在此之前西捲县已经取得了该郡军政中心的地位。东汉建立以后，遂将日南郡治长期固定在西卷，所以《续汉书·郡国志》将西卷县置于各县之首。关于朱吾县的区域范围，大致位于今越南广平省省会洞海市以南、广治省以北地区。

比景县。又作北景。《水经》卷36《温水注》说:“自卢容县至无编，越烽火至比景县。日中头上，影当身下，与影为比，如淳曰故以比影名县。阚骃曰比读荫庇之庇，影在己下，言为身所庇也。”县境约在今越南广平省省会洞海市以北及至河静省地区。

卢容县。《水经》卷36《温水》曰:“卢容水出西南区粟城南高山，山南长岭连接，天障岭西，卢容水凑，隐山绕西卫北，而东径区粟城北，又东，右与寿冷水合……自四会有入得卢容浦口。”《注》云:“晋太康三年，省日南部属国都尉，以其所统卢容县，置日南郡，及象林县之故治。《晋书地道记》曰:郡去卢容浦口二百里，故秦象林郡(原书案孙云笺曰:当作象郡)象林县治也。”县境约在今越南承天—顺化省一带地区。

西卷县。又作西捲。《水经》卷36《温水注》引:“应劭《地理风俗记》曰:日南，故秦象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开日南郡，治西捲县。”又引《交州外域记》曰:“从日南郡南到林邑国四百余里。准径相符，然则故城西捲县也。”县境主要在今越南广治省地区。

象林县。《水经》卷36《温水注》云:“(林邑)国越裳之疆南，秦汉象郡之象林县也。东滨沧海，西际徐狼，南接扶南，北连九德。”象林县为西汉日南郡最南一县，也为西汉王朝的最南界，辖境大致相当于今越南广南省、岘港市(中央直辖市)地区。

根据以上所言日南郡各县区域的大致范围，基本可确定日南郡境约相当于今越南中部河静省、广平省、广治省、承天—顺化省、岘港市、广南省一带地区。

东汉时期，交趾、九真二郡的领域范围与西汉时期基本一致。唯光武帝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马援平定“二徵”之乱以后，析西于县分置封谿、望海二县，所以《续汉书·郡国志》载交趾郡领县十二，较《汉书·地理志》多出二县;又《续汉书·郡国志》载九真郡领县五，较《汉书·地理志》减二，这是因为东汉初都庞、余发二县被调整省并之故。⁽⁹⁵⁾而日南郡，则由于东汉末献帝初平年间(公元190—193年)象林县的脱离(建国林邑)，以致东汉帝国的南境向北退缩(详见后文)。

四、交趾刺史部的建立

随着西汉王朝四边开疆拓土的成功，汉帝国的版图较之秦代及西汉初期有了很大的扩展，郡县的建置大为增加，至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征服朝鲜以后，西汉郡国总数已达108个，相较于秦代49个郡级政区(内史及四十八郡)，翻了一倍还多。⁽⁹⁶⁾面对如此一个民族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于巩固国家统一、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生产都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可说是直接关涉汉王朝存亡命运的重大问题。为加强对地方的有效控制，保证中央政令上传下达以及地方下情上汇的通畅，汉武帝借鉴秦代的“监郡御史”之设，于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在全国设置十三个监察区，即十三刺史部，“监御史，秦官，掌监郡，汉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秩六百石，员十三人”。⁽⁹⁷⁾《续汉志》也云:“秦有监郡御史，监诸郡;汉兴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诸州，无常官。孝武帝初置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⁹⁸⁾刺史以“六条问事”，颜师古注引《汉官典职仪》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继治冤狱，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贵，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祅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⁹⁹⁾位卑权重的刺史专门负责纠察地方诸郡长官的不法行为。

西汉十三刺史部之划称，遵循“夏周之制”，即沿袭《尚书·禹贡》、《周礼·职方》中之旧名，其中十一刺史部便是因《尚书·禹贡》、《周礼·职方》中的州名而取号，唯改其中的梁州为益州，雍州为凉州，⁽¹⁰⁰⁾即冀州刺史部、兖州刺史部、青州刺史部、徐州刺史部、扬州刺史部、荆州刺史部、豫州刺史部、益州刺史部、凉州刺史部、幽州刺史部、并州刺史部。由此，西汉时虽在行政制度上并无州制，但因沿袭载籍旧名，故仍以某州刺史部称呼除京畿以外的全国地方行政区域，习惯上又以州而代称之。交趾、朔方因既非“《禹贡》九州之域，又非《周礼》职方之限”⁽¹⁰¹⁾，为新置之部，称作交趾刺史部、朔方刺史部，故应劭《汉官仪》曰:“交、朔独不称州。”《汉书》卷28《地理志·注》引《胡广记》也云:“汉既定南越之地，置交趾刺史，别于诸州，令持节治苍梧。”交趾、朔方二部虽不称州，但同在十三部刺史之内，因此历代史家也习惯上多以州名之，如班固言:汉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¹⁰²⁾又在南海、郁林、苍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等七郡下注曰“属交州”⁽¹⁰³⁾故人们常称西汉十三州。

汉武帝因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等岭南九郡而置交趾刺史部，这不仅仅只是反映了该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地理、民族等方面的共同性已为西汉王朝所认识”，⁽¹⁰⁴⁾更主要的是说明了经先秦以来岭南与中原之间长期的经济、文化往来，二者已结成一个不可肢解的整体，它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对于汉帝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整体巩固的战略地位，已日益得到中央王朝的认可和重视，所以古人有云:“汉武帝元鼎二(按:‘二’，当作‘五’)年始并百越，启七郡，于是乃置交阯刺史，以督领之。初治广信，所以独不称州。时又建朔方郡，已始开北垂遂辟交阯于南，为子孙交(基)阯(址)也。”⁽¹⁰⁵⁾黎正甫先生也指出，西汉王朝之所以新增交趾、朔方二部，“盖胡越二者久为汉患，武帝平之，费力甚大，且此二地为南北重镇，故对之特别注意也。”⁽¹⁰⁶⁾尤其是以交趾而名此部，更体现了西汉统治者要加大岭南经营力度，向纵深发展，全面推及交趾地区的决策倾向。

交趾刺史部既缘于岭南与中原内在的整体性而建，同时它的设置又推动了两者整体发展的不断加强，除边关，撤哨卡，置郡县，岭南重归中央王朝的统辖，并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更趋紧密。从此以后，本质上与西汉内郡并无差异的交趾三郡，在中央王朝的大力经营下，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以及儒家思想文化不断传入交趾三郡，促进了交趾地区经济文化的更快发展。

五、汉武帝经略岭南的深远意义

汉武帝经略岭南，既是西汉王朝整个开疆拓土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是汉代中国统一之盛事，对于两汉南部边疆的形成、稳定、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它也是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步骤，不仅巩固和推进了秦朝所开拓的岭南疆土的范围，更奠定了南部中国历史疆域的重要基石。但因诉诸武力的岭南征伐，与汉初立国以来所奉行的休养生息、偃武修文的治国之本相冲突，所以就在汉武帝决定对岭南用兵之时，便遭遇了不少的阻力。一些人以“穷兵之祸”为由，反对汉武帝出征越地，在中央以太尉田蚡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自秦时弃不属，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¹⁰⁷⁾在地方以前述淮南王刘安为代表的“狭隘利益集团”亦认为:“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勿能服，威勿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这些人或因一叶蔽目，看不到岭南统一的深远战略意义;或出于一己私利的盘算，担心自己被拖入战争而受到削弱，所以诋毁经略岭南有害无益，背逆了社会前进的时代潮流。然而时势的要求，并非彼等所能阻挡，这是中原内地与岭南“边夷”之地长期以来所结成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整体联系发展的必然要求。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自然也不会屈服于这一压力，他为了“存抚天下，安辑中国”⁽¹⁰⁸⁾，顺应时势，积极经略，广置郡县，从政治上巩固了岭南与中原经济文化上的整体性，此为祖国统一之盛事，亦为汉帝国历史整体发展所趋。正如王夫之所论道:“淮南王安之谏伐南越……读其所上书，讦天子之过以摇人心，背汉而德己，岂有忧国恤民仁义之心哉!越之不可不收为中国也，天地固然之形势，即有天下者固然之理也。”⁽¹⁰⁹⁾尤其，汉武帝不仅仅只是凭借军事上的优势，依靠武力统一岭南地区，而更重要的是继之以合理的方式经营管理这一地区，实施一系列积极有效，符合当地客观实际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促进了汉代多民族统一国家整体的建设和发展，为汉帝国南部边疆的形成和巩固奠定了基础，也为今岭南两广、海南地区始终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奠定了基础。因此说，不少历代史家笔下所谓的“穷奢极欲”、“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实则功不可没。

汉武帝经略南疆，统一岭南，在促进该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就其互惠意义而言，也同样丰富了中原内地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尽管汉武帝在远略岭南，郡县交趾的过程中，根据这一地区百越聚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于内地的边疆民族特性，对其采取不同于内郡的经济管理政策——不征赋税，但“不立征调”的岭南边疆的区域经济如同它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王朝一样，并没有独立于汉帝国统一的经济体系之外，交趾“田户之租赋，裁取供办，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¹¹⁰⁾即西汉政府通过征收当地的奇珍异产，充当地方贡物。汉武帝还在南海郡、交趾郡的羸县设圃馐官，专门征收美味佳果，在交趾郡置橘官长，“主贡御橘”，甚至于皇宫内“建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有甘蕉二本”。⁽¹¹¹⁾自此，岁贡地方名产，进献当地佳果，成为岭南特定的一项差役，岭南地区的大量名优特产诸如橘、橙、龙眼、荔枝、杨梅等，源源不断地汇入中原内地，“南越交趾植物，有四裔最为奇。周秦以前无称焉，自汉武帝开拓封疆，搜来珍异，取其尤者充贡，中州之人，或昧其状，乃以所闻诠叙，有裨子弟云尔。甘蕉……交广俱有之。”⁽¹¹²⁾“杨梅……东方朔《林邑记》曰:林邑山杨梅，其大如杯椀，青时极酸，既红味如崖蜜，以酝酒，号梅香酎，非贵人重客不得饮之。”⁽¹¹³⁾“橘，白华赤实，皮馨香，有美味，自汉武帝交趾有橘官长一人，秩二百石，主贡御橘。”⁽¹¹⁴⁾“龙眼树，如荔枝……《东观汉记》曰:单于来朝，赐橙、橘、龙眼、荔枝。魏文帝诏群臣曰:南方果之珍异者，有龙眼、荔枝，令岁贡焉。出九真、交趾。”⁽¹¹⁵⁾诚然，上层统治者出于贪图经济利益、满足宫廷奢侈生活的需要，对岭南物产的强征搜求，不可避免会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岭南“十里一置，百里一堠，奔腾阻险，死者继路”。⁽¹¹⁶⁾汉武帝建扶荔宫，“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株稍茂，然终无华实，帝亦珍惜之。一旦忽萎死，守吏坐诛死者数十，遂不复茂矣。其实则岁贡焉，邮传者疲毙于道，极为生民之患”。⁽¹¹⁷⁾但它在客观上，因自上而下的示范作用，加之五岭南北边关、哨卡的撤除，必然推动岭南与内地的经济交流，丰富内地人民的物质生活，所以甚至出现“民间厌橘柚”。⁽¹¹⁸⁾

非但岭南的奇珍异物、名优特产对西汉王朝的统治者充满经济利欲，而且它那独具一格的地方文化，同样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受到统治阶层的青睐，史载:“是时既灭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谩怠，故衰耗。’乃命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焉。”⁽¹¹⁹⁾“上还，以柏梁烖故，朝受计甘泉，公孙卿曰:‘黄帝就青灵台，十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后天子又朝诸侯甘泉，甘泉作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烖，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高度未决，其东侧凤厥，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唐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乃立神明台，井幹楼，度五十余丈，辇道相属焉。”⁽¹²⁰⁾体现在祭祀习俗、建筑风格上的内地汉文化同样受到南部边疆岭南越文化影响。总之，当岭南地区再度回归多民族统一国家整体政治版图之后，随着与中原经济文化往来联系的不断加强，岭南独具特色的地方经济文化也以强劲的互动态势涌入中原内地，从而为内地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增添了多元的色彩。

岭南与西南夷地区⁽¹²¹⁾，是矗立在汉帝国南部、西南边疆的两块门户相依、息息相关的边防重地。所以，无论是汉武帝对岭南、西南夷的开拓，还是对它们的统一，二者都是关联互系，推此及彼。一方面，汉武帝为出奇取胜，制服南越，采用唐蒙之议，于南夷夜郎地区设郡置县，发卒治道，揭开了经略西南夷的序幕。而同时，汉武帝远征南越，不仅将岭南地区收归汉帝国统一的版图之中，而且推动了西南夷地区的统一进程。《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记载:“及至南粤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乃发巴蜀罪人当击南粤者八校尉击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中郎将郭昌、卫广引兵还，行诛隔滇道者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粤，南粤已灭，还诛反者(指诛且兰)，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南粤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莋侯，冉皆震恐，请臣置吏。以邛都为越巂郡，莋都为沈黎郡，冉为文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使王然于以粤破及诛南夷兵威风谕滇王入朝。”《史记》卷123《大宛列传》也曰:“是时，汉既灭南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请吏入朝。于是置益州、越巂、牂柯、沈黎、汶山郡。”由于汉王朝在征服南越的战争中所显现出的势不可挡的军事力量，对西南夷各部族产生了强烈的震慑作用，所以纷纷主动献土内属，“请吏入朝”，汉武帝对西南夷三十余载的经略，伴随着南越之战的结束而顺利完成，促进了汉帝国西南边疆的形成，正可谓一战双收，大大推进了全国统一的步伐。

随着汉武帝岭南统一的实现以及由此而促成的西南夷经略的成功，蜀、滇、交趾之间曾经一度“冷落”的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存在的交通联系，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形成汉代西南对外交通的又一动脉，如《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传》注引《魏略·西戎传》说:“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可见，交趾地区与益州郡之间有着便利的交通线路。自此，“从印度洋而来的海船抵达交趾后，可由红河北上，到达滇池地区，然后经五尺道或零关道，直抵蜀郡;由蜀而北，有褒邪道‘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直接进入汉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关中地区的长安、洛阳。”⁽¹²²⁾这些交通线路的恢复和发展，对于推动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自然不在话下，同时也因此更加密切了交趾、蜀、滇三地之间长期存在的经济、文化交流联系，终极后汉，亦未停断，如史载:“许慈，字仁笃，南阳人也。师事刘熙，善郑氏学，治《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建安中，与许靖等俱自交州入蜀。”⁽¹²³⁾由此更加强了三地与中原内地的关系，促进了汉中央王朝与其南部、西南边疆的交趾、滇之间的整体发展。地境相连的交趾、滇，分属西汉帝国的交趾、益州二刺史部，都处于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彼此的交往联系得到了强大政治保障，所以更趋紧密。随着交趾、滇之间往来交流的不断巩固和发展，及其与中原内地联系的逐步加强，两地与中央王朝的整体性发展趋势也就越加凸显出来，因此西汉后期，尽管由于中原内地的局势动荡而暂时阻隔了中原王朝与两地的政治联系，但两地的地方官员却仍能恪遵“臣节”，如西汉末曾一时为避免战乱波及而闭境自守的交州牧邓让，即于东汉初主动“率七郡太守遣使奉贡”。⁽¹²⁴⁾又如平帝末担任益州郡太守的文齐，亦不妥协于割据蜀郡的公孙述的威逼利诱，始终维守汉郡之名分，后得知光武帝即位，“乃遣使由交趾贡献河北”⁽¹²⁵⁾。当时因蜀道不通，所以只好遣使“间道”由交趾，转桂林、长沙赴洛阳。⁽¹²⁶⁾这既反映了是时交趾、滇两地间的交通往来，更体现了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地区整体性发展的日益凸显。

总之，自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至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经二十余载而完成的对岭南的经略，虽其根源在于中原内地与岭南“边夷”之地长期以来所结成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整体联系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汉武帝以他超前的胆识、果断的魄力，顺应时势，一统南疆，全面确立在岭南的郡县制度，扩大了国家的疆域，促进了汉代多民族统一国家整体在南部边疆的巩固和发展，从政治上加强了岭南与中原内地经济文化上的整体性，对岭南后来两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所以，汉武帝的这一历史壮举颇受后人称赞，“孝武皇帝愍中国罢劳，无安宁之时，乃遣大将军、骠骑、伏波、楼船之属，南灭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万之众，置五属国，起朔方，以夺肥饶之地。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臂。单于孤特，远遁幕北，四垂无事，斥地远境，起十余郡，功业既定。”⁽¹²⁷⁾东汉杜笃作《论都赋》赞云:“……是时孝武因其余财府帑之蓄，始有钧深图远之意，探冒顿之罪，校平城之仇。……南羁钩町，水剑强越，残夷文身，海波沫血。郡县日南，漂概朱崖。部尉东南，兼有黄支。连缓耳，琐雕题，推天督(天竺)，牵象犀，椎蚌蛤，碎琉璃，甲玳瑁，戕觜觽。于是同穴裘褐之域，共川鼻饮之国，莫不袒跣稽颡，失气虏伏。非夫大汉之盛，世藉廱土之饶，得御外理内之术，孰能致功若斯!故创世于高祖，嗣传于孝惠，德隆于太宗，财衍于孝景，威盛于圣武……”⁽¹²⁸⁾等等，纷纷称颂汉武帝经略岭南是国家统一之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