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交趾三郡研究：汉武帝远略岭南

第一节　汉武帝远略岭南

虽然说我国中央王朝对岭南的经略早在秦代就已开始，但实质性的经营与开发却是在两汉时期，汉武帝当政期间为其一个关键性阶段。西汉初年，民乏国困，百废待兴;内有异姓王和同姓诸侯王的割据骚乱，外有匈奴的时常侵扰。为此，虽有一统岭南之抱负的汉室帝君，也终因国力所限，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奈之下，只得暂时对“划岭而治”的南越割据政权采取以恩抚为主，辅以防范制约的温和手段，以换得南部边境的稳定。但经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近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武帝即位后，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励精图治，使西汉帝国的经济、政治及军事力量等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社会经济出现了“财阜有余”，“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¹⁾的繁荣景象;政治方面，封国势力削除，中央集权不断得到加强，帝国统治日趋巩固;军事上“士马强盛”。在既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的保障，又有了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强大的军事后盾的历史条件下，汉武帝顺应时势的要求，开始改变长期以来汉朝中央政府所奉行的退守自保的被动型边疆政策，而实行北逐匈奴、西伐大宛、南诛闽越、东击朝鲜的主动型开边计划，并获得巨大成功，加强了中原与周边诸部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联系，巩固和发展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汉武帝经略岭南、郡县南疆正是在汉代多民族统一国家建设、发展、形成和巩固这一背景之下，被汉武帝纳入到了西汉王朝统一四夷的整体部署之中。

一、汉武帝经略岭南的历史必然性

(1)经济互补的客观需要。西汉初期，随着统一安定局面的逐渐巩固，中原与周边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取之不足以更费。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²⁾又《盐铁论·通有篇》引大夫曰:“无行，东方木，而丹章有金铜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陇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积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无而通万物也。”当时，中央王朝在政治上虽一时放弃了对岭南地区的直接统治和管理，但自先秦以来民间长期形成的岭南与中原内地互惠互补的经济交流却并未因此而中断，岭南的农业生产仰给于中原铁、铜，以及牛、马、羊等生产工具的出口，而“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的岭南，也吸引着中原商贾比肩往去，“多取富焉”，⁽³⁾岭南的地方土物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原内地。此即反映了岭南与中原的不可分割与阻绝。由是观之，中原与岭南的密切联系是不因统治者的主观愿望而稍有改变的，事实上，双方在长期的经济交流中已结成“声息相通，物产相资”⁽⁴⁾的紧密整体，潜藏着人为无法破坏的一体性，所以统治者既不可能抛弃这一地区，也不可能割断与内地的联系。正是这种经济上所存在的不可分割的亲和力，成为汉代经略岭南、统一岭南的重要历史根源。

汉武帝执政之后，随着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汉王朝与周边地区在经济上的互补互惠性更加凸显出来，为了扩大政府的财源，弥补中央王朝的物品匮乏，满足经济利益的需要，因此不断强化对外经济联系。如桓宽在《盐铁论·力耕篇》中说:“今山泽之财，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驼，衔尾入塞，马，尽为我畜，鼦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时人又有如此之说:“孝武皇帝平百越以为园圃，却羌、胡以为苑囿，是以珍怪异物充于后宫，实于外厩，匹夫莫不乘坚良，而民间厌橘柚。”⁽⁵⁾班固也感叹道:“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牁、越巂，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以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⁶⁾东晋常璩亦言:“张骞特以蒙险远，为孝武帝开缘边之地，宾沙越之国，致大宛之马，入南海之象，而车渠、玛瑙、珊瑚、琳碧、罽宝、明珠、玳瑁、虎魄、水晶、琉璃、火浣之布、蒲桃之酒、筇竹、蒟酱，殊方奇玩，盈于市朝，振扬威灵，被于幽裔。”⁽⁷⁾概言之即“丰绝远之货，令帝无求不得，无思不服”。随着中央王朝和周边地区经济联系的不断加强，从内地到边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能得其所欲”⁽⁸⁾。岭南地区的商品流通随着中原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更为发达，商业贸易活动也日益频繁和多样化。这样，日趋紧密的经济联系就必然要求汉武帝重开岭南故地。

(2)大一统国家整体巩固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汉武帝经略岭南，既是缘于岭南与中原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而为，同时也是从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整体的全局利益着眼的。自高祖刘邦创汉，经“文景之治”达汉武帝即位的六七十年间，尽管帝国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帝国内部的权势之争也基本得到了解决，但边疆的严峻形势却并没有多大改观，北有匈奴不时南下骚扰，南有南越对于汉、越边界早有觊觎之心，危及长沙之境，“中国虽平，犹有四夷之患”。这种四面受敌的周边环境，不仅直接影响到西汉王朝的边境稳定，而且也对它的政基巩固造成极大威胁。具体以南越国而言，虽然，据守岭南的赵佗，自汉文帝时便承诺“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并去帝制改王称，但“其居国窃如故号名，其使天子，称王朝命如诸侯”。⁽⁹⁾即表面上对汉称王，在内却称帝如故。直至汉武帝即位初期，仍维持着一种“名为外臣，实一州之主”⁽¹⁰⁾的似是君臣关系，实则为占守一方的割据政权，基本处于独立状态。如前文已述，迫于这一时期所面临的既须固本，又要安边的双重交迫的客观内外环境，汉初统治者只求少开边衅，以保四境平安，所以明知南越首鼠两端，但也只得暂时维持现状，并授予种种特权，如自置官吏，不用汉法等，以维持汉帝国南部边疆的和平稳定。汉武帝执政以后，随着帝国整体性发展的不断加强，南部边疆与内地业已存在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也随之日趋紧密。如此，汉、越之间长期以来所维系的那种形式上的君臣关系，自然妨碍了国家统一的步伐，成为汉武帝的一大心腹之患。这也使汉武帝日益意识到岭南地区并非一块无关紧要、无所裨益的“边陬”之地，相反，它的内属与否直接关系到统一后的汉王朝国家整体能否得到巩固和发展的战略性问题。所以，无论是出于安边，还是为了固本，都必然要求汉武帝或以文治或以武功解决自己所面对的“非一世之渐”的四面边患，如班固云:“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¹¹⁾为此，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29年)，策诏诸儒制曰:“盖闻上古至治，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阴阳和，五谷登，六畜蕃，甘露降，风雨时，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麟凤在郊薮，龟龙游于沼，河洛出图书;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北发渠搜，南抚交阯，舟车所至，人迹所及，肢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¹²⁾由此可见，即位不久的汉武帝就为实现所谓上古至治及大一统的理想政治，而欲使北至渠搜远夷，南至交趾蛮方，凡“舟车所至，人迹所及”之地，无不统一到汉帝国的版图之中。故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谓大将军卫青语曰:“汉家庶事草率，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¹³⁾即决定通过出师征伐、开边拓疆的“有为”而治的基本政策，以达到帝国的完整统一，实现“远夷之君，内而不外”⁽¹⁴⁾、“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¹⁵⁾的太平盛世。因此，当汉武帝基本解除了传统的北方边疆的匈奴威胁后，便及时将目光投向了岭南地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所至。(www.xing528.com)

二、西汉王朝的出征及南越国的灭亡

汉武帝经略岭南，其肇始发端于讨伐闽越的军事行动。汉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南越国的创始人赵佗去世，其孙赵胡继位为南越王。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王郢兴兵攻侵南越，势不力敌的南越王赵胡派人上书汉武帝:“两越俱为藩臣，毋得擅兴兵相攻击。今闽越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唯天子诏之。”⁽¹⁶⁾得悉南越的求救信，汉武帝“多南越义，守职约，为兴师”，派遣王恢、韩安国两将军率军往讨闽越。闻知汉武帝出兵越地之事，淮南王刘安上疏谏曰:“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勿能服，威勿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自汉初定以来七十二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越人名为藩臣，贡酎之奉不输大内，一卒之奉，不给上事;自相攻击，而陛下发兵救之，是反以中国而劳蛮夷也!且越人愚戆轻薄，负约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积也，壹不奉诏，举兵诛之，臣恐后兵革无时得息也。”⁽¹⁷⁾刘安固守成见，仍以汉初的形势来度量当时的国势，反对对越用兵，而不见汉王朝整体发展的统一之趋，不免为浅见陋识。素有宏谋远虑的汉武帝自然不会被这种政治近视所左右，他深知此次出兵的重大意义，不仅可以收归闽越，而且还能断南越右臂，扩大对南越的震慑作用，加快南部边疆的统一进程，如此一桩一箭双雕且关涉汉王朝统一的全局性的战略大事，理然不会动摇汉武帝出兵越地的决心，正如严助向刘安所传达的汉武旨意:“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乱，非兵，未之闻也。”“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仰治。”若不出兵闽越，“则会稽、豫章必有长患”。出乎意料的是那富有戏剧性的用兵效果，“不挫一兵之锋，不用一卒之死，而闽王伏辜，南越被泽，威震暴主，义存危国”。⁽¹⁸⁾即“兵未逾岭”而“闽越王弟馀善杀郢以降”。闽越内属以后，汉武帝便积极着手收服南越的准备，一方面试图以兵威迫其就范，令“(王)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晓南粤”。唐蒙在南越吃到蜀枸酱，询问当地所从何来，曰:“道西北牂柯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京城长安后，又以此事问及蜀地商人，得知“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桐师，然亦不能臣使也”。于是上书说汉武帝:“南粤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粤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鉴于南夷夜郎不仅与南越关系密切，又有牂牁江水路的沟通，对于汉、南越交战具有特殊的军事战略地位，即由巴、蜀通夜郎，并联合夜郎顺牂牁江而下，便可取得出奇制胜之效果。基于国家统一的需要，汉武帝采纳了唐蒙的建议，“乃拜蒙以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莋)［苻］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厚赐，谕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¹⁹⁾于南夷夜郎地区设郡置县，发卒治道，以作抄击南越的军镇要垒。另一方面，也是倾向性的操作措施是想通过严助(《史记·南越列传》作“庄助”)的“往谕意南越王”，再收兵不血刃之效。大受震动的南越王赵胡顿首谢恩曰:“天子乃为臣兴兵讨闽越，死无以报德!”遣太子婴齐入宿卫。并对严助表示:“国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装入见天子。”尽管后来赵胡因国中大臣谏止:“汉兴兵诛郢，亦行以惊动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无失礼，要之不可以说好语入见。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²⁰⁾而称病不入朝见天子，这一出尔反尔的行为，自然会引起汉王朝的猜忌，但毕竟汉武帝一时也没有讨伐南越合适的理由，所以经营南越的计划暂度搁浅。诚然，汉武帝这次出兵闽越，并没有彻底实现南越内属的政治抱负，但却完全树立了汉王朝在岭南的“天威”，真正确定了南越国的藩国地位，因此说汉武帝的开边事业又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时过十余年，赵胡病死，太子婴齐归国代立。“汉数使使者风谕婴齐，婴齐尚乐擅杀生自恣，惧入见要用汉法，比内诸侯，固称病，遂不入见。遣子次公入宿卫。”⁽²¹⁾婴齐死后，太子兴继位，其母为太后。此时，南越国内的政治势力发生分化，太后樛氏为婴齐入宿卫在京城长安时所娶中原邯郸人氏，王赵兴年少，多听命于太后。但南越国的实际权力却掌握在三朝为相的吕嘉手中，吕嘉位高权重，“宗族官仕为长吏者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其居国中甚重，越人信之，多为耳目者，得众心愈于王”。⁽²²⁾虽为太后的樛氏，却处处受到吕嘉的排斥，形同“外人”，孤悬于权力圈的边缘，加之其自身行为不检，尝与霸陵人安国少季私通，“国人颇知之，多不附太后”。面对岌岌可危的被动形势，樛氏遂想借助汉朝的力量剪除异己，确保自身的权威，所以早有内属之意。而汉武帝也希望利用樛氏特殊的身份策动南越内属，达到“和平统一”的目的。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派遣“安国少季往谕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内诸侯;令辩士谏大夫终军等宣其辞，勇士魏臣等辅其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作‘决’，颜师古曰:助令决策也)”，并使“卫尉路博德将兵屯桂阳”，以接应使者。王太后“因使者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于是天子许之，赐其丞相吕嘉银印，及内史、中尉、太傅印，余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汉法，比内诸侯。使者皆留填抚之。王、王太后饬治行装重赍，为入朝具”。太后樛氏的这一行为，显然是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吕嘉，故有学者认为:“或许樛氏太后此举是想借汉朝的力量，来削弱吕嘉大权，使弱势力孤的樛氏和赵兴重掌实权，保住赵氏王宝。”⁽²³⁾当然，吕嘉也深知太后此举对自己的不利，所以数上书赵兴反对内属，但均未得到采纳，遂生谋逆之心，“数称病不见汉使者”。南越王及太后“恐嘉等先事发”，于是设下“鸿门宴”，“欲介汉使者权，谋诛嘉等”。事未得逞，王太后与吕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升级。汉武帝虽得知吕嘉不听南越王之命，阴谋作乱，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但终究不好在吕嘉公开反叛之前，派大军赴征，如吕士朋先生言:“汉武帝不患南越不破，患无故而伐藩国，示天下以不信。”⁽²⁴⁾所以，只遣韩千秋与王太后弟樛乐将两千人往入越境。汉武帝这一行动既非轻敌，亦非以为“独吕嘉为乱，不足以兴兵”，而是借机有意调唆南越国的内部矛盾，激化吕嘉的背弃情绪，因以理赢而一举剿灭南越。得悉汉兵出动，吕嘉果然狗急跳墙，先发制人，与其弟于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将卒攻杀王、太后及汉使者。遣人告苍梧秦王及其诸郡县，立明王长男越妻子术阳侯建德为王”。韩千秋率兵未至番禺四十里，便遭越兵击灭。“使人函封汉使者节置塞上(《索引》引《南康记》以为大庾名‘塞上’也)，好为谩辞谢罪，发兵守要害处。”⁽²⁵⁾吕嘉之乱正给了汉武帝一个不失天子颜面，理应出兵南越的绝好机会，而且汉武帝也早有备战准备，如为适应南越的水战形势，“乃大修昆明池，列馆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²⁶⁾并积极筹建楼船之士。加之此时，汉王朝的传统边患——汉匈关系比较平和，“汉方南诛两越，不击匈奴，匈奴亦不入边。”⁽²⁷⁾“自大将军(卫青)围单于之后，十四年而卒，竟不复击匈奴者，以汉马少，而方南诛两越，东伐朝鲜，击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²⁸⁾北部边疆的相对稳定自然为汉王朝集中力量解决南越创造了条件。

是年秋(即元鼎五年)，汉武帝发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²⁹⁾兵分四路水陆并进往讨南越，“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匯(或作湟)水;主爵都尉杨僕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³⁰⁾其行军路线，以今地言之，即伏波将军一路由湖南桂阳入广东，沿连州江(湟水)而下;楼船将军一路由江西越大庾岭而入广东;戈船、下厉两将军各率的一路，均由湖南零陵出发，“或下漓江，或下贺水，由湘江，利用灵渠入漓江至苍梧，沿西江而下。”⁽³¹⁾另又使驰义侯何遗率巴蜀罪人及夜郎兵，沿牂牁江水路抄击南越。五军齐下，同向南越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番禺挺进。虽然，我们不能说汉兵的进军完全是所向披靡，如汉武帝在敕责居功自傲的楼船将军杨僕时曾提到:“……前破番禺，捕降者以为虏，掘死人以为获，是一过也;建德、吕嘉逆罪不容于天下，将军拥精兵不穷追，超然以东越为援，是二过也(师古曰:以僕不穷追之故，令建德、得以东越为援也);士卒暴露连岁，为朝会不置酒，将军不念其勤劳，而造佞巧，请乘传行塞……是三过也……”⁽³²⁾由此可见，汉军在交战中也受到过挫折，但所幸没有遭受多大损失，而且在征战过程中，汉武帝还非常注意收拢南越国的归降力量，如南越桂林监居翁闻汉兵破番禺，谕瓯骆民四十万降，被封为湘成侯，八百三十户。⁽³³⁾苍梧王赵光与粤王同姓，闻汉兵至，降，封为随桃侯⁽³⁴⁾。粤揭阳令史定降汉，封为安道侯。⁽³⁵⁾故瓯骆左将黄同因斩西于王功，受封下鄜侯，七百户。⁽³⁶⁾粤郎孙都，闻汉军破番禺，为伏波得南粤相吕嘉，被封临蔡侯，千户。涉都侯喜，以父弃故南海太守，汉兵至，以越邑降，子侯，二千四十户。⁽³⁷⁾粤将毕取以军降，为膫侯。⁽³⁸⁾等等。这一恩抚措施，不仅减少了汉军的进军阻力，而且大大扩充了汉王朝的伐越兵源，更加速了战争的进程。所以，仅一年时光，驰义侯何遗所率巴蜀罪人及夜郎兵尚未及南越境，杨僕、路博德两军便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冬会合，攻破番禺，俘获建德、吕嘉。于是，自赵佗起传五世历时九十三年的南越国至此灭亡，岭南重新回到西汉统一多民族国家整体的怀抱之中。此间，伏波将军路博德功不可没，正如后人云:“抑余(尝)上下二伏波陈迹，而见博德之征，开交趾、日南等郡，为千古骏功。”⁽³⁹⁾宋代苏轼在交趾威武庙作《记》(《伏波将军庙碑一首》)云:“汉两伏波，皆有功于岭南之民。前伏波邳离路侯，后伏波新息马侯。南越自三代不能平。秦虽远适、置吏，旋复为夷。邳离始灭其国，开九郡。然至东汉，［二］女子征侧(贰)反，震动六十余城。世祖初平天下，民劳厌兵。方闭玉关、谢西域，况南荒何足以辱王师?非新息苦战，则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论之，两伏波庙食岭南均矣……”⁽⁴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