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交州刺史部研究：交趾三郡经略岭南

第一节　秦始皇经略岭南

一、秦王朝出征岭南及交趾地区的归一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但此时的现状与始皇嬴政所追求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¹⁾的多民族统一大帝国的梦想尚有一定的距离，姑且不说雄踞北方的匈奴，就是散居着百越族群的岭南之地亦未归统于秦帝国的版图之中，虽然不像北胡那样成为秦中央王朝北部边疆的直接威胁，但“好相攻击”⁽²⁾的岭南粤(越)人自然也会损及秦王朝南部边疆的稳定，尤其是自远古经夏商周以至春秋战国，岭南与中原日益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亦在客观上促使秦始皇必然将统一的步伐继续向南推进，如《淮南子·人间训》所谓秦始皇因贪图“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等奇珍异宝而出兵岭南的记载，正体现了岭南越地经济对于秦王朝经济的重要补充作用，以及双方经济联系的加强。这样，既为了扩疆拓土的需要，也为了满足经济利益的欲望，所以，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在北伐匈奴的同时，亦积极着手准备出兵岭南的战争。

我国史籍关于秦始皇初征岭南的起始年代，没有明确记载，学术界对此也颇有争论，大致存在四种主要观点:①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②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③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④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³⁾我们姑且不用对学者们各持己见的说法作一是非曲直的评论，但可以肯定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不久，即开始了挥兵南下的征途，并经过一番艰难曲折的战争，最终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平定了岭南之地。史书载:秦始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⁴⁾据考证，除“结余干之水”的一路秦军是在攻占闽越之地后，即从福州出发，沿着海边的通道往南走，入今广东潮安一带，由是抵达揭阳岭(古代福建直达广东的要道)，以援助进攻岭南的军队外，其余四军各逾五岭⁽⁵⁾中之一岭而向岭南进发，第一路军从今湘桂交界的越城岭南下，向岭南西部越人腹地进攻;第二路军从今湖南江华县的萌渚岭推进，指向广西贺县;第三路军越过湖南郴县(今郴州市)与宜章县之间的骑田岭而向广东西北部突进，沿武水南下，入北江，直取岭南重镇番禺;第四路军则从江西南部大庾岭进入广东北部会攻番禺。⁽⁶⁾虽然是大兵压阵，但由于路途遥远，交通梗塞，军粮供给不上，加之远征而来的秦军对于岭南的山川形势、自然地理环境很不熟悉，“起兵而不知其势”，必然导致“战则为人禽，屯则卒积死”⁽⁷⁾。所以当遭到当地越人凭借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而进行有组织“相置桀骏以为将”的顽强反抗时，备受偷袭困扰的秦军遭受了损兵折将的重大创伤，然而一时的挫败并没有改变秦王朝统一岭南的决心，面对不利的局势，秦军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战略战术，易积极主动的攻势为防御自保的守势，他们充分利用这一缓冲的战争相持阶段，一方面熟悉、了解、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加紧解决战争中所暴露出来的意想不及的问题，如下令开凿灵渠，以保证军粮的供应等。经过周密的筹划，当一切准备就绪时，秦军便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进攻，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又命令任嚣、赵佗“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⁸⁾这次进攻，秦军击溃了岭南越人的反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随即挥戈继续南下，征服活动在交趾地区的骆越族群，占领今越南中北部地区。于是，自先秦以来，就与中原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的交趾地区，伴随着秦始皇岭南之役的结束，而囊括到了秦帝国统一的版图之中，正所谓“车轨文书海外同，安南原在版图中”⁽⁹⁾。史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灭六国，统一中原，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¹⁰⁾。“北向户”一地，裴駰《集解》意指《吴都赋》所谓:“开北户以向日”，颜师古言其地在日之南，即汉之日南郡。⁽¹¹⁾太史公将秦代这一广袤疆土的概貌陈述于始皇灭六国的公元前221年之中，学术界已多有前贤通过考证是年秦王朝疆土所及的三十六郡，从而指出它的“失真”性，如据王国维先生考证，当时的百越之地中，今浙江、福建一带的会稽、闽中两郡，系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废越东海王及闽越王后所置，包括在三十六郡之内;而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则在统一当时南境以外的地方，不在三十六郡之内。⁽¹²⁾也就是说，秦始皇二十六年时的秦朝疆域，其南界最远只达到今福建(闽中郡)境内，而广东、广西、越南中北部等地，即古岭南地区，则是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统一岭南之后，才囊括到秦王朝的版图之内，所以有学者云:太史公“‘南至北向户’之说，似乎是把后来史事放早了年代的一种错简”⁽¹³⁾。的确，司马迁此说与历史的真相存在一定偏差，但这并非“一种错简”，实则是司马迁受春秋战国以来“天下一统”传统思想的影响，又因中原即“天下”观的束缚，所以在撰书的过程中，为“统一”的需要，而将发生在后来的开边事件，置于了秦始皇“一六合”的公元前221年之中。

二、秦王朝经营岭南及其在交趾地区的治理

秦始皇平定岭南的战争，虽不可避免地给当地广大人民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灾难和痛苦，制造了民族隔阂，并成为加速秦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如西汉武帝朝臣主父偃所言:“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南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秦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灭世绝祀者，穷兵之祸也。”⁽¹⁴⁾《汉书·严助传》载淮南王刘安上书汉武帝，也曾论及秦王朝对越用兵之事，谓:“臣闻长老言，秦之时尝使尉屠睢击越……乃发适戍以备之。当此之时，内外骚动，百姓糜敝，行者不还，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从，群为盗贼，于是山东之难始兴。”主父偃、刘安试图以前朝之鉴来阻止汉武帝对外用兵，其中固然不无故纵危辞之病，但亦的确反映了战争的破坏性。然而，历史发展的统一趋势，并非王侯将相所能左右，而战争则往往为这一历史运转过程中最直接的实现方式，由此而论，秦统一岭南的战争是不可回避的，而且它在客观上加强了中原内地与边疆，以及岭南自身各部族之间的民族交往和融合，尤其是秦王朝为巩固既得成果，而采取的一系列有利于巩固统一的措施，亦促进了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从此掀开了该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篇章。因此，秦始皇统一岭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

(1)设郡置吏。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就如何实现长治久安而于国家体制问题向群臣寻求对策，丞相王绾等献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镇)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即继续沿袭西周以来的分封制，赐封诸王子为燕、齐、楚等国诸侯王。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唯廷尉李斯反驳道:“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秦始皇也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于是，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罢侯置守，郡县天下。”⁽¹⁵⁾建立由中央王朝直接管辖的郡、县二级地方行政体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¹⁶⁾随着疆域的扩大，秦王朝亦将这一制度推行到了鄙远的边疆地区。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略取岭南后，便在这一地区设置南海、桂林、象郡，岭南被纳入中央王朝内外一致的政治体系之中，成为秦帝国的地方行政区划之一，受到中央王朝的统一管理和控制。从此，“中国对越南，由上古时期自然的交互涵化的状态，逐渐发展成为政治力的支配现象”。⁽¹⁷⁾史书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¹⁸⁾“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扬越，置桂林、南海、象郡。”⁽¹⁹⁾桂林郡，郡治在布山县(今广西贵港市)，大体包括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大部;南海郡，郡治在番禺县(今广州)，大体包括今广东省大部;象郡，郡治一说在临尘县(今广西崇左县)，一说临尘为林邑之讹，当在今越南境内⁽²⁰⁾，而云其地境，学者们更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班固《汉志》“日南郡”下注云:“故秦象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开，更名。”自班说之后，我国历代史籍有关象郡地望的记载，虽多存出入，但无外乎均是在班《志》的基础上而有所伸缩变化而已。⁽²¹⁾近代以来，自法国著名汉学家马司帛洛作《秦汉象郡考》⁽²²⁾一文，认为象郡只有西汉郁林郡及牂牁郡的一部分，首次对班说提出否定以后，史学界不少中外学者根据史籍记载，就象郡位置进行了各自的考证，虽迄今尚有争论，但对其已包括今越南中、北部地区则几成学界共识。⁽²³⁾(www.xing528.com)

在岭南设置郡县的过程中，考虑到岭南地处边鄙，叛服难料，为巩固和加强中央王朝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与统治，秦朝在基本依据山川形势而确定岭南三郡行政区划的同时，又突破了南岭山脉的自然分界线，辅以犬牙相入的方案。谭其骧先生根据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一张反映西汉初期长沙国南界与南越国北境犬牙相入地理形势的地图，指出:汉初长沙国与南越国“两个诸侯王国之间的边界，应该是沿袭秦代的长沙郡与南海、桂林二郡之间的郡界而来的。……那末秦王朝在划分郡界时为什么不按照自然区划以五岭为界，而要把五岭以南的一部分土地划归长沙呢?这决不是无意识的。秦代的郡是一级行政区，全国只分成三四十个郡，有些郡的辖境可以达到相当于今天一个省，甚至还大于一个省。因此，在那些边远地区，若完全按大山大川来划分郡界，一旦天下有事，这些山川所形成的险阻，岂不正好为地方割据势力所利用?秦始皇、李斯等想必是有鉴于此，采用了‘大牙相入’的郡界划分法。在平定南越之后，便把岭南的桂阳举划归了岭北的长沙郡这无疑是一项有利于巩固统一、防止割据的重要措施”⁽²⁴⁾。

秦王朝在岭南设置郡县以后，接着便在这一地区委任官吏，进行统治。《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曰:始皇“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²⁵⁾。所谓“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反映了秦在岭南设郡置县之后，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委命原来的土酋担任地方官吏，代表中央王朝管理当地政务，这在交趾地区体现得更为具体。《水经》卷37《叶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记》曰:“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史记》卷113《南越尉佗列传》司马贞《索隐》引《广州记》云:“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骆人。有骆王、骆侯。诸县自名为骆将，铜印青绶，即今之令长也。”雒王、雒侯、雒将是部落首领，“雒民”为部落居民，部落的公有田地称为雒田，正如一些越南学者所提出的那样，“雒将是部落的酋长，雒王必定是部落联盟的首领，而雒侯是部落联盟的军事领袖或者辅助雒王的官职。这是原始公社社会末期阶段所具有的政治组织和等级制度”⁽²⁶⁾。“雒”、“骆”、“貉”、“碓”是古人音译当时居住在越南红河流域的“Lak”部落的称呼字。古人称族人之首领多曰王，如苗王、瑶王。故“雒王”是古人对Lak族首领的称呼。⁽²⁷⁾秦王朝统一交趾地区，虽未动摇当地土酋原有的地位，但却依照内地郡县之制，委任他们担任地方命官——令、长。《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县令、长皆秦官长，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汉制: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比五百以上者皆铜印黑绶，比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黄绶。”对于前载“铜印青绶”，黎正甫先生说:“汉承秦制，秦时象郡诸县如内郡县，今云‘铜印青绶’，殆表其秩千石至六百石之间也。”⁽²⁸⁾即秦王朝通过委官置吏，已正式对交趾地区实行统治。除委命当地部族首领担任地方长吏以外，秦王朝更多的是通过凭借委任在岭南的中原官吏，实行对岭南的直接统治，“南海犹多秦吏”，⁽²⁹⁾不仅郡尉一职如此，其下，由赵佗闭境自守时“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³⁰⁾可知，同样类此。

(2)修筑交通道路。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为巩固国家的统一，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垂直控制，统一伊始，便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兴修由京城咸阳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³¹⁾形成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平定岭南，设置三郡以后，接着便于次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³²⁾即开始修筑“秦所通越道”，亦称“新道”。⁽³³⁾秦筑通越新道，实则是以秦之前穿越在五岭之间的自然古道为基础扩筑而来，所以，唐代杜佑云:“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峤。时有五处:塞上岭，一也;今南康郡大庾岭是骑田岭，二也;今桂阳郡腊岭是都庞岭，三也;今江华郡永明岭是甿渚岭，四也，亦江华界;白芒岭是越城岭，五也。”⁽³⁴⁾南宋周去非也作如是说:“自秦世有五岭之说，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岭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之汀，入广东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逾大庾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连，三也;自道入广西之贺，四也;自全入静江，五也。”⁽³⁵⁾后人分别考证为:一条自福建入广东揭阳，⁽³⁶⁾一条自江西南安(今江西南康)逾大庾岭入广东之南雄，一条自湖南郴州逾骑田岭入广东之连山，一条自湖南道州(今湖南道县)入广西之贺县，一条自湖南全州(今属广西)入广西之静江(今桂林)。⁽³⁷⁾

翻检我国浩繁史册，我们大凡可以发现，自古中原内地的交通多因巩固统一而拓展，而边疆四裔交通却多由实现统一而开启。以地处南方边陲的古岭南地区而言，古有史者就云:“自秦皇帝并天下，伐山通道，略定扬粤，为南海、桂林、象郡。”⁽³⁸⁾可见，“古代中国与南越之交通路线，则始于秦汉之用兵”⁽³⁹⁾。如沟通湘江支流与珠江漓江水系，成为五岭南北交通大动脉的灵渠，其开凿的最初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秦军的运粮问题，秦始皇“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地”⁽⁴⁰⁾。又如秦水军由番禺追击越之逃遁君臣，到达今越南顺化沿海地区，“则又为古代中、越海上交通辟一新径”⁽⁴¹⁾。我国文献没有留下关于秦军或利用陆路，或利用水路征伐交趾的明确记载，《淮南子》卷18《人间训》曰:秦军“杀西呕君译吁宋”，《汉书·闽越传》又载:“故瓯骆将左黄同斩西于王。”对此，沈钦韩指出:“《淮南子·人间训》有西呕君，《闽越传》斩西于王，即西瓯也。”⁽⁴²⁾即认为西于王就是西呕君的后代。又《汉书·地理志》“交趾郡”下有西于县，《后汉书》云:“西于县，故城在今交州龙编县东。”所以有学者说:“西于王活动中心当在今越南的北部地区”，并由此而推导出“秦军杀死西呕君之地，应在今越南北部”。⁽⁴³⁾但也有学者将西呕(瓯)居地界定在“今广西柳江以东，湖南衡阳西南，下至今苍梧封川，北达今黔贵界上”。⁽⁴⁴⁾如果说我们尚不能从“西呕”与“西于”之间是否存在的族体传递关系中来确定秦军已远征及交趾境内的话，那么今天在越南中北部所发掘的相关考古材料，则使我们的探究变得有迹可循，如前文已有述及的发现于越南北部的东山文化遗址，其出土的铜镜、铜钺、铜剑等青铜制品，既有属于汉代的，也有一些属于秦代。⁽⁴⁵⁾尤其是在东山县的大块所出土的铜戈等青铜兵器，与朝鲜乐浪所发现的同类器物近乎一致，而且铜戈上还刻有文字，可以清楚地识别出为秦代的遗物，同时，该地出土的铜矛，亦常见于我国湖南长沙、安徽寿春以及河南洛阳等地的秦代墓葬中。⁽⁴⁶⁾此外，在越南北部乃至中部的江流域及日丽江流域所发现的许多中原兵器，如铜矛、戈、剑、刀等，也是“秦军进军越南时遗留下来的”。⁽⁴⁷⁾正如陶维英指出:“从秦军的作战条件来看，无疑是一支强大的军队，并有粮道可通，秦军是有条件进入雒越的。根据地理情况，秦军既已进入郁江，仍然可以继续深入到左江。……交通条件仍然许可秦军更进一步的深入，由左江和其穷江而深入我国东北地区，即深入到雒越。”⁽⁴⁸⁾陈修和先生也认为:“秦军于占据番禺之后，越君臣出海逃遁，秦将派楼船之士追击，遂乘风而达象郡(作者所认为的象郡即汉日南郡)。”⁽⁴⁹⁾揆诸史实，其论可谓允当。总之，以上所发掘的考古材料，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秦王朝进军交趾的战争场面，它以实物的形式证实了秦王朝因为军事战争的需要而开启了构筑中原与交趾两地交通的政府行为的肇端，更有学者评价道:“终秦一世，无论陆路、水路乃至海路，所取路线，基本上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越交通之基础。”⁽⁵⁰⁾这可说是无须辩驳的历史真理。

贯穿中原与岭南之交通线路的开辟，不仅对促进南北民族迁徙融合，经济文化交流，推动岭南地区的开发提供了便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秦朝及其以后历代中央王朝加强对交趾地区的政治控制，实现在南部边疆的长治久安，建立稳固的统一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此，我们可用法国学者鄂卢梭对于五岭之中最为西端的越城岭(亦即第五岭)及灵渠在沟通五岭南北水陆交通上的认识，而一言蔽之，“此道在历史中常见著录，运粮给岭以南作战的中国军队，是从此路经过。秦在纪元前三世纪时如此，汉在纪元前112年平南越时亦如此，纪元后42年马援南征，唐代南征，亦皆如此。近年黑旗兵的粮道，也在此处。如此看来，此第五岭同兴安渠(即灵渠)在历史地理战术政治方面，皆极重。”⁽⁵¹⁾

(3)移民戍边。移民戍边是秦始皇经略岭南的重要举措之一，它既是巩固国家统治的客观需要，也是维护、扩大经济利益的必然要求。《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所谓“以适遣戍”，《集解》引徐广曰:“五十万人守五岭。”这是见诸史书记载的秦王朝首次向岭南移民的官方行为，其后陆续有之，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⁵²⁾表明秦王朝在取得了岭南的统治权后，为巩固既得权益，继续调派中原民力前往岭南修城筑郭，以作维护统治的军、政据点。吕思勉先生曾指出:“⁽⁵³⁾史记》所谓筑越地者，盖谓筑城郭宫室也。中县民初至，必不能处深山林丛，势不能不筑宫室以居，城郭以守。”①清代越南入京使臣在路过兴安县时，描述道依然能见秦城旧址，“兴安县之西四十里，秦城在焉，有秦王庙，始皇帝二(‘二’当作‘三’，笔者注)十三年筑，以限越者。遗址石瓮尚存”⁽⁵⁴⁾。由于岭南之地“少阴多阳，其人疏理，鸟兽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为及时补充戍边力量，秦王朝除先前“谪发”的“赘婿”、“贾人”等外，“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⁵⁵⁾。此外，出于稳定军心的需要，秦始皇答应了赵佗“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的请求，“可其万五千人”⁽⁵⁶⁾。让她们与戍守在岭南边疆的士卒结成配偶，既免除了离家千里之迢的将士的思乡之苦，又安定了将士们的戍边之心，从而为维护中央王朝在岭南的稳固统治提供了有力保障。随着军事斗争的逐渐结束，经济生产便成为燃眉之需，驻扎在岭南士卒的第一要务也即由戍边转向殖边，于是，大量的戍边士卒便成了岭南开发的主力军。虽然，众多因“谪戍”而迁移到岭南的中原居民，由于主观上的被迫“秦民见行，如往弃市”，⁽⁵⁷⁾而怀有离叛之心，但客观上却促进了当地民族融合，增强了岭南经营的生产能力。当然，伴随政治上的统一，中央王朝于此广置郡县，加之交通道路的开辟，这些都为民族迁移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可以肯定，除了政府有组织地向岭南移民外，自然也有不少中原内地的人民通过民间自发性行为迁徙流落到了岭南，只是少见于史籍记载而已。大批中原移民落籍定居岭南，不仅直接开发了岭南，而且对古岭南地区的治理以及促进当地移风易俗，推动该地区的华化进程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有史家就交趾一区而云:“自初为郡县，吏卒中国人多。”⁽⁵⁸⁾秦末南海尉任嚣嘱赵佗绝境自保时曾讲道:岭南“颇有中国人相辅”⁽⁵⁹⁾。西汉初，高祖刘邦在赐封赵佗为南越王的诏令中也说:“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佗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之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⁶⁰⁾《水经》卷36《温水注》引《交州外域记》亦言:“秦余徙民，染同夷化，日南旧风，变易俱尽。”越南黄高启所著《越史要》云:“秦始皇命屠睢来侵，复遣任嚣、赵佗发五十万人戍五岭，此为北人南来之证据。……惟杂居与结婚故，故化生极速，生聚亦极繁。”近代学者张文和先生也就任嚣、赵佗领谪徙之民五十万流寓岭南而评曰:“因什居关系，土著暂通汉语文，习俗亦渐开化。”⁽⁶¹⁾入迁岭南中原移民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诚然，历时二世而亡的秦王朝对古代岭南的经营未能得以深入和持久，岭南地区与中央王朝的臣属关系也较为松散。但是，秦王朝对岭南的短暂经营却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岭南地区自秦代开始，便成为多民族统一国家整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此掀开了岭南地区各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篇章。故黎正甫先生评价道:“以秦始皇之雄才大略，首先统一中国，为中国民族开疆拓地，为中国版图粗立规模，虽国祚短促，要其功不可没也。且其统一大业甫创成，即能注意边疆，最先略取今之越南，收入版图。乃后代帝王不能守而弃之者，当有愧于秦皇矣。”⁽⁶²⁾尤其是秦王朝在岭南所推行的设郡、置吏、通道等一系列积极有效的经营措施，不仅为后来的两汉王朝在岭南的治理提供了范式和奠定了基础，而且给岭南社会产生了广泛、深刻、久远的影响，加强了古岭南地区与中原内地的整体性发展，推进了岭南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往来联系。正如有学者所言:“始皇三十三年设象郡所代表的意义，便是秦朝的政治势力已过岭南。自此以后，在中国主流汉文化的政治影响下，越南汉文化的特征逐渐明显，成为汉型文化圈中的重要份子。”⁽⁶³⁾岭南入秦，非但中原华夏文化以更大的规模，更高的浪潮传入岭南，同时，在统一的国家政治版图之内，岭南各族人民也有不少流转中原，甚至有参与到了中央王朝的政治活动之中。相传，秦时交趾慈廉人李翁仲“身长二丈三尺，器质端重，异于常人，少为县吏，为督邮所笞，叹曰人生当如是耶!遂入中国学书史，仕秦始皇，使将兵守临洮，声振匈奴，秦以为瑞，及卒，遂铸铜为像，置咸阳宫司马门外，腹中容数十人，匈奴至秦见之，犹以为生”。⁽⁶⁴⁾《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前编卷1也有记载:“旧史辰我国交阯慈廉人李翁仲，身长二丈三尺，入仕秦为司隶校尉，将兵守临洮，声振匈奴，及老归田里卒，始皇以为异，铸铜为像，置咸阳司马门，腹中容数十人，潜摇动之。匈奴以为生校尉，不敢犯。后至唐赵昌为交州都护，常梦，梦与翁仲讲《春秋左氏传》，因访其故宅，立祠祀之。逮高骈破南诏，常显应助顺骈，因重修庙宇，雕木为像，号李校尉祠。”这虽系传说，但却反映了秦统一岭南后，岭南各族人民与中央王朝之间有了更加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