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州与中原的密切交往及发展

第二节　周秦时期交趾与蜀、滇区域间的密切交往及其与中原联系的发展

由于地缘的关系，早在远古史前时期，在区域上与我国今两广地区自成一体，统称岭南的交趾，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就已经受到了中国两广及东南沿海地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历史的演进并非仅仅如此，就在交趾地区发生与古岭南区域经济文化联系的同时，亦通过各种途径与中原内地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往来交流。蜀、滇大地便是沟通其与中原联系的媒介之一。通过蜀、滇地区的桥梁连接作用，促进了自远古传说时期便开始出现的交趾与中原内地经济、文化交往的端绪，经夏商周三代的发展，至春秋战国而更加频繁、稳定，逐步呈现与中原整体联系的端倪。中原华夏文化在交趾地区长期、广泛而深入的传播，为秦汉王朝统一岭南，将交趾地区正式划入中国的版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蜀、滇先秦文化在交趾地区的渗入

尽管说，地处岭南的交趾很早就与中原发生了往来联系，并与其北部岭南地区(即今两广)的史前文化有着不可割断的历史渊源。但从现存大量考古实物和文字记载来看，受到多元文化影响的交趾地区也和与之毗邻的滇、蜀大地有着直接的经济、文化往来，并通过蜀、滇大地的媒介作用而与中原逐步形成一个整体。

蜀、越史前文化的一致性，已由近代考古之发掘得到明证。郑德坤《华西的史前石器》一文曰:“……安南史前情形，与华西的最相同，安南史前文化的前期，以华宾(Hoabinbian越名和平)、巴宋(Bacsonian越名北山)为代表，两地所得遗物，约略相同;初有打制的卵石器，法国考古学，称之为旧石器，继以打磨石器，号为新石器的原型(Protoneoutbs)，华西第一类打制石器，四十一种，三十四种和越南的完全相同;第二类打磨石器，十一种，六种和越南的相仿佛;华西这一批的石器，尚无层位上的根据，而越南各省遗址的发掘，多不胜举，都是打制石器在下，打磨石器居上，层次分明，且有地址及古生物学的佐证;其为旧石器时代尾期，可无疑义。华西第一类和第二类石器的前后层位，可由越南所得而订定之。越南新石器时代后期的文化，和华西却有点差别，琢制石器，未曾发现，磨制石器，又以双层石斧为最精，为华西所未有;但在大体上，两区的技术略同，华西磨制石器十七种，安南出土十四种;加以安南亦无石镞发现，其新石器时代后期文化，与华西第四期文化，划成一区，当可断定，这两地出土石器的差别，只可认为地方色彩而已。”⁽⁴⁵⁾郑德坤以越南北部古属交趾地的和平、北山文化遗址所发掘的石器与四川所发掘的石器进行比较，发现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早期的蜀、越文化几乎完全相同;新石器时代晚期，蜀、越两地的文化虽微有差异，然大体上两区的技术略同，故四川史前第四期文化与越南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可以划为一区，其差别仅为地方色彩而已。根据石器时代四川与越南北部所存在的密切的文化关系，可以断定，早在此时，境土邻接的蜀与交趾之间已有频繁的往来联系，并初步形成蜀、滇、交趾三地道里交通的雏形。陈修和先生说:“考夏禹以前，中国文化，尚未进入普遍利用江河之时期，又正当洪水横流，长江之航路，尚未能开辟，蜀人出海，必由滇、黔、交趾，而古代民族之生活，未脱渔猎游牧时代，对于江河，甚难利用，但历滇、黔山地以入交趾，则为渔猎游牧民族之习性，决无困阻，故史前之蜀越人民，因地理形势之便利，自然成为一区。”⁽⁴⁶⁾更有学者指出:“整个越南半岛或中南半岛包括了缅甸、暹罗、老挝、越南、柬埔寨以至马来半岛的种族主要来自这些地方的北部，这也就是说来自中国的西南。”⁽⁴⁷⁾远古蜀与交趾史前文化的联体性，通过考古实物的证明，已甚明了。而介于蜀、越交通往来之间的古滇地区，虽尚无石器时代相应的考古发现，但从它沟通蜀、越联系的链条作用来看，三地间文化的区域共同性，当无疑义。这于后来四川、云南与越南青铜文化的一致性，便可找到清晰的痕迹。

我国早期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历史过程。当我们的祖先迈过漫长的石器时代、金石并用时代，而跨入青铜时代的时候，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普天之下”的交通条件也有了极大的改善，由此而带来了“天下”四方之往来交流的迅速发展。本有地缘优势的蜀、滇、交趾三者之区域间的沟通联系，亦沿着早已存在的自然交通线路而不断得到加强。于是，产生于蜀、滇并受到中原影响的中国南方青铜文化，便源源不断地南传到交趾地区。从而推动了蜀、滇、交趾三者之间区域联系的更加发展。

关于越南青铜文化的来源和形成，西方学者做了大量研究，并基本达成共识:越南青铜文化与云南的青铜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越南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因受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而不顾历史事实，大肆吹嘘越南青铜文化起源于越南本地，甚至荒谬地提出其邻近国家的青铜文化也源于越南或深受其影响。但在此之前，他们也曾主张西方学者的普遍看法，如陶维英指出:“史前学家们认为印度支那的青铜器工艺的开端是相当于磨制石器工艺的全盛阶段，因为初期制造的粗糙铜器不能削弱石器的使用。由于看到铜器的样式并不是由石器的样式演变而来的，并且由于人们在西北所发现的铜器比起在东部和东南部所发现的铜器多得多，所以史前学家们就认为铜器的工艺传入越南和印度支那是来自西北方，即富有铜矿和锡矿的云南。”⁽⁴⁸⁾日本学者新田荣治将越南的青铜时代划分为冯原文化、东都文化、鹅莫文化和东山文化四个`时期⁽⁴⁹⁾，其中尤以后期的东山文化为典型代表，它因法国人巴诺于1924—1928年在越南北部清化省东山县东山村所发掘而得名。先就前三期的文化遗址而言，均能找到与我国四川、云南相近或相似的青铜器物，甚至有中国西南某些独有的青铜制品出现在其中，由此而论，越南青铜时代前三期文化受到中国南方青铜文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根据新田荣治给各青铜时代所确定的年代:冯原文化为公元前2000年后半叶、东都文化为公元前1000年前半叶、鹅莫文化为公元前700—前400年，据此可以肯定，到了夏商时期，中国西南的四川、云南和越南北部地区(古交趾地)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联系，较之石器时代，大大前进了一步，而显得更加密切。

商周以降，蜀地交通更为发展，《华阳国志·蜀志》曰:蜀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司马迁也云:“巴蜀……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牦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⁵⁰⁾由此可以窥见早在秦汉以前巴、蜀地区的对外交通就已很发达。于是，境邻界连的蜀、滇、交趾之间的沟通联系也由此频繁，吕士朋先生说:“其时(战国以前，笔者注)长江下游尚未开发，蜀之对外交通，以滇、黔诸地为主，而滇、黔之开发，以蜀为中心，其贸易亦以蜀为对象。滇(云南)与越北东京(河内，笔者注)接壤，自古交通频繁，故古代四川与越北东京之交通，亦是意料中事。”⁽⁵¹⁾先秦蜀地对外交通的发达，不仅为蜀、滇、交趾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铺就了坦途，也为三地与中原内地的交流往来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故《尚书·禹贡》留下了有关梁州的记录，《尚书·牧誓》、《华阳国志·蜀志》云周武王率蜀师伐纣等，均反映了商周之际，滇、蜀与中原的关系甚为密切，由此其文化也必然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这样，蜀、滇区域经济文化在影响中国古代南部边疆地区交趾经济文化的同时，又成为沟通中原与交趾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渠道。

商周及其以前，古人由于航海技术所限，中原地区通过南海海道而与交趾地区发生经济文化往来尚属不易，所以不难想象当时中原内地与边陬交趾的沟通交流更多的是凭借蜀、滇陆路而进行。对此，方国瑜先生就云南一隅作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云南与内地各省的经济联系，自来实际很密切的。从关系的程度来说，比之与沿海各国的联系重要得多。所以云南历史发展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已充分证明了。不唯如此，云南是中国西南与沿海各国联系的据点，云南与沿海各国的经济关系还不是单独的云南，而是中国各地通过云南与沿海各国的商品流通，这样的历史事实是很清楚的。”⁽⁵²⁾徐松石先生亦根据史前传说时期中原与交趾的交通往来而考证:“尧帝的宅南交，和越裳氏的北来，恐怕也是取道于四川云南方面。”⁽⁵³⁾随着蜀、滇、交趾之间以及中原与蜀、滇之间经济文化交往的不断加深，中原内地通过蜀、滇的中介而与交趾于商周时开始出现真正的政治联系。如《淮南子·泰族训》曰:“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州。”《逸周书·王会解》记载商初名臣伊尹为令四境少数民族朝贡土产而作的“四方贡献令”曰:“臣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鬋发文身(十者东夷蛮越之称)，请令以鲅之鞞、鲗之酱、鲛骨发、利剑为献;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又言:“路人(贡)大竹”⁽⁵⁴⁾，据史家考证，“路人”即交趾、九真之地的“骆越”，“九菌”即九真。⁽⁵⁵⁾《尚书·大传》记载:周初成王时，“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曰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⁵⁶⁾。“纣之地，前交趾”、“路人(贡)大竹”、“越裳朝周”等历史记载体现了商周之世，随着中原经济文化的发展，商周政权的政治影响力已远及岭南边鄙的交趾，初现中原与南部边疆交趾地区整体性发展的端倪。

迨至春秋战国，蜀、滇、交趾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联系空前繁荣，其突出表现就是产生于这一时期且最具代表性的越南青铜文化中的第四期东山文化⁽⁵⁷⁾。法国学者埃德蒙·索兰和让皮埃尔·卡伯内尔指出:“但在云南却发现一个和东山文化完全一样的青铜文化。人们可以从滇国中找到东山文化的起源。尤其是如果把石寨山文化及其铜鼓同东山文化及其铜鼓一比，就可以发现东山文化源于此。”“在四川(蜀国)发现的理番和甘孜文化可以看作是东山文化某些成分的直接来源，因为在那里发现的船形棺成了后来东山、滇国及其他地区铜鼓上纹饰母题的根据。”⁽⁵⁸⁾以具体的青铜器而言，如一种鞭形铜钺，便在云南的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及越南北部的红河下游同时有发掘;羊角钮铜铃，也在云南的楚雄万家坝、晋宁石寨山和越南北部的红河下游有出土。⁽⁵⁹⁾又如铜鼓是东山文化中最有特色和最重要的青铜器物之一，中外学者关于铜鼓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⁶⁰⁾，但基本一致的看法是越南铜鼓与云南铜鼓之间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铜鼓起源于中国南方”之说日益为人们认可。如1988年10月由云南省博物馆和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在昆明联合举办的“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古代铜鼓和青铜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关于云南是世界铜鼓起源地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与会国内外考古学者的赞同。⁽⁶¹⁾法国学者埃德蒙·索兰和让皮埃尔·卡伯内尔说道:“大量的青铜器是东山文化的最大特点。从东山文化发现时候起，戈鹭波就根据铜鼓上的‘印度尼西亚’式的场面和格调，断定青铜的冶炼并非从外地传入。但是这些最典型的图案却是展翅飞翔的鹭鸶和载有头插雉鸡翎的武将和战船。这些题材毫无当地的地方色彩，然而从云南到马来西亚一带出土的铜鼓，无论在鼓型和图案方面都与此相同。这说明在使用这些铜鼓的不同地区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礼仪方面的亲缘关系，也说明这些铜鼓是同出一源。”⁽⁶²⁾当然，我们在充分肯定铜鼓起源于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它所受到的中原文化的影响，因此我国不少学者认为:铜鼓上的各种花纹属于汉文化，铜鼓只是在汉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闻宥以此而推导说越南的东山文化是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洪声则指出:“铜鼓是属于古代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但仍是在汉文化的影响之下因中原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⁶³⁾

通过以上对中国南方青铜文化与越南青铜文化亲缘关系的阐析，我们可以察觉到:到了东山文化时期，越南的青铜文化较之前三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南方的显著甚至直接影响。也就是说，随着中国南方与越南中、北部之间交往的日趋增加，越南青铜文化中的中国特征也愈加明显。于是，可以断论:“其一，越南的青铜时代深受中国南方尤其是云南和四川的影响，到了东山文化时期，已经不再仅仅是影响的问题，而是云南和四川的青铜文化直接成为越南东山文化的来源。其二，既然东山文化源于云南和四川，那么当时必然有大量的中国青铜器进入越南北部地区。”⁽⁶⁴⁾法国学者V.戈鹭波以东山墓葬发掘的器物作为立论的依据，首次提出了“这些物品肯定是从北方和东北方的伟大邻邦中国输入的，它们显然是中国制品”。⁽⁶⁵⁾如其中所发掘的铁器——矛尖，以及同时代占围丘遗址中发掘的约公元前400年的铸铁锄头，越溪出土的战国时代的剑和其他一些青铜器，都直接来自中国。⁽⁶⁶⁾这就是说自史前石器时期及至三代，蜀、滇、交趾之间业已存在的粗具形态且无固定走势的道里交通，流经岁月变迁，沧海桑田，到东山文化初期即公元前四至前三世纪而逐步形成稳定的西南通道。具体若以今天滇越接壤的中越沿边区域而言，流经中国西南和越南北部的红河水系(我国古文献所称的叶榆水)可能就是远古时代中国西南地区与越南交通的重要通道，汉晋时期便以此为基础形成滇越麊泠(今越南富寿地区)道，“即从今昆明地区南下经个旧，在蒙自蛮耗沿红河而下，出河口至越南。”⁽⁶⁷⁾这是历史上滇越之间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交通路线。当然，远古蜀、滇、交趾之间交通线路的形成完全是在沿线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而自然产生的，同样，依凭该交通道路的沟通而发生的蜀、滇、交趾之间的经济文化诸方面联系，亦是民间自然形成。古代四川、云南的移民、工匠、商人来往于这条交通线上，交流着经济，传扬着文化，对于蜀、滇、交趾三地之间经济文化的联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以蜀、滇、交趾三地之间诸部族的相互联系作为基础，反过来又促进和加强了三地诸部族相互间以及蜀、滇、交趾的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联系，伴随着经济文化交往的逐步加深而形成了蜀、滇、交趾之间区域性的共同特征。

二、周秦时期交趾地区通过蜀、滇媒介而与中原内地的整体性发展

尽管我们在前文着重阐述了先秦岭南文化所具有的地方性特征及其所表现出的“越文化圈”的共性，论说了先秦蜀、滇文化在岭南交趾地区的渗入，但诚如笔者所提到，需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我们切不可忽视中原华夏文化在岭南先秦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广泛而深远影响。

其实，就在蜀、滇、交趾三地区域之间经济文化往来日趋频繁的时候，蜀、滇之地与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也进一步得到加强。以上文所论及的考古发掘的晋宁石寨山文化而言，就突出反映了中原文化对滇文化的深刻影响。日本学者松本信广指出:“云南在我们的想象中是在中国的边境地带，只不过是少数民族割据的地区，中国政权影响较少或可以称为鞭长莫及的地区，至于云南受中国政权的影响也是近世纪的事情，石寨山遗址的发现，真使我们感到惊奇，由此看来中国的文化从远古时代就影响到了边疆，所谓‘中国文化圈’很早以前就形成了。”⁽⁶⁸⁾与此同时，蜀、滇与中原内地之间伴随着军事征服的方式而发生更加紧密的政治关系。当时，中原正处于一个群雄争霸的时代。众诸侯国为了各自的霸业——实现建立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地无四方，民无异国”⁽⁶⁹⁾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以求“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⁷⁰⁾，各自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蜀、滇之地成为秦、楚角逐的对象。《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为求救于秦。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救苴、巴，遂伐蜀，灭之。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卷3《蜀志》也载:“周慎(靓)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拒之，败绩。王遁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其相、傅及太子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冬十月，蜀平，司马错等因取苴与巴。”

蜀被灭以后，迫于秦国的压力，蜀王室的一支经滇池南逃至交趾，并征服了当地原有的骆人部落，而代之以新的统一的部落组织。于是，随之而来的巴蜀文化在交趾地区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影响。《史记》卷113《南越尉佗传》“西瓯骆”条《索隐》姚氏案《广州记》云:“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骆侯，诸县自名为骆将，铜印青绶，即今之令长也。后蜀王子将兵讨骆侯，自称安阳王，治封溪县。”《水经》卷37《叶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记》云:“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为雒将。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越史略》卷1《国初沿革》记载:碓(雒)王都于文郎，号文郎国，“周末为蜀王子泮所逐而代之，泮筑城于越裳，号安阳王”。《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前编》:“安阳王讳泮，巴蜀人也，周赧王五十八年(公元前257年)，王起兵攻文郎(即雒王)，灭之。”学术界对蜀王子南迁的事迹及其在交趾地区的影响，已多有考究，⁽⁷¹⁾虽然关于具体迁移路线的考证不尽相同，但均证实了最迟在公元前四世纪，蜀与交趾之间已有通道。⁽⁷²⁾

秦灭巴、蜀，占领西南广大地区，接着便以此为基础经略滇、黔地区。公元前285年，秦蜀郡太守张若“取筰及其江(岷江)南地”，致力于岷江以南即南中地区的西南诸部的招徕与略定。所以，史书载:“秦惠王破滇池，此地始通。”⁽⁷³⁾公元前280年，秦“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⁷⁴⁾三年之后即公元前277年秦蜀守张若又攻拔巫、黔中⁽⁷⁵⁾。于是，“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⁷⁶⁾秦国在西南夷地区的控制区域进一步得到扩大而且趋于巩固。与此同时，楚国也在西南地区展开了激烈争夺。《史记·西南夷列传》曰:“始楚威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下原有蜀，据《汉书》改)、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十里(‘十’原误作千，从方国瑜先生说改)，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⁷⁷⁾秦灭巴、蜀，庄蹻入滇，在西南边疆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带来了中原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促进了西南边疆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把这一地区直接纳入局部统一政权的辖治之下，从而推动了政治上的大一统历程不断向前发展。同时，这一历史发展进程非但为蜀、滇与中原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铺就了坦途，也为蜀、滇、交趾三地与中原内地的交流往来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这样，蜀、滇区域经济文化在影响中国古代南部边疆交趾地区经济文化的同时，又成为沟通中原与岭南交趾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渠道，岭南交趾地区与中原内地也因此逐渐结成一个整体。

由上所言，地处岭南南端的交趾地区，自远古史前时期开始出现与中原发生经济、文化往来的端绪，经夏商周三代的发展，至春秋战国而更加频繁、稳定，逐步呈现与中原整体联系的端倪。中原华夏文化在交趾地区长期、广泛而深入的传播，为秦汉王朝统一这一地区，将之正式划入中国的版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秦汉王朝之所以能够对南部边疆的交趾设官置吏，实行直接统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蜀、滇的媒介作用而促成的中原内地与交趾地区之间整体性发展不断加强的情况下而实现的。

三、楚营岭南及中原与交趾往来交流的又一沟通桥梁⁽⁷⁸⁾

不仅蜀、滇的中介为周秦时期中原文化传入岭南开辟了径途，而且楚营岭南又为这一时期华夏文化的南传搭建了沟通桥梁。

楚立国于西周成王之时，建都丹阳(今湖北秭归)。自昭王伐楚“南征而不复”，楚国势始盛。周夷王时，楚熊渠“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⁷⁹⁾国力开始向南发展。春秋之初，楚武王开濮地，迁都于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国势日盛。楚文王尽食江汉诸姬。楚成王即位之初:“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南海臣服。”⁽⁸⁰⁾领地继续向南推进。至楚庄王时代，国势达于顶峰，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庄王北伐陆浑之戎，观兵周郊，大败晋师于邲⁽⁸¹⁾，问鼎中原。楚威王时，楚更成为“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马万骑，粟支十年”⁽⁸²⁾的雄踞江南的泱泱大国。纵观楚国由兴到盛的发展历史，虽也有率师北上，逐鹿中原的辉煌时刻，但虎踞北方的秦、晋、齐等国毕竟亦非等闲之辈，甚至在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较之楚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阻挡了楚国北进的势头，客观的周边环境也使楚国意识到南方才是自己的立国之基，所以从建国伊始，楚国便一直致力于对南方、东南地区的经营和开拓。

楚因地属南蛮，较多地吸收了蛮夷文化的成分，故西周时自称“蛮夷”，中原华夏族诸侯国也以蛮夷视之，但实际上楚国很早就受到了中原华夏文化的广泛影响。公元前516年，周王子朝争夺王位失败，乃与“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⁸³⁾。周文化开始大规模传入楚国。稍后，孔子弟子澹台子羽(鲁国人)南游至长江下游一带，跟有弟子三百人，并随身携带不少儒家经典，浩浩荡荡进入楚国。战国初期，辅佐楚悼王改革，奠定了楚为战国七雄基础的吴起，也是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人。除了中原士人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把中原文化传入南方的楚国以外，也有不少楚国人士北上中原学习华夏文化，如陈良北上中原学习周公、孔子之道，因成绩优异，超过北方学者，而被孟子赞誉为“豪杰之士”。⁽⁸⁴⁾随着中原华夏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楚国，到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境内的大多数居民逐渐转变为华夏族，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楚文化在本质上被包容到了华夏文化的总体范围之内。⁽⁸⁵⁾

这样，当楚国的势力逐渐向南推进到岭南地区的时候，中原华夏文化也通过楚国的媒介和桥梁作用，传入岭南，楚势南扩，为华夏文化南渐交趾开辟了又一条道路。战国初期，楚悼王任用吴起为相，率兵“南平百越”⁽⁸⁶⁾，占领苍梧。所谓“百越”，《通考·舆地考》曰:“自岭而南，当唐虞三代，为蛮夷之国，是百越之地。”这是见诸史书明确记载楚国向岭南用兵的一次规模庞大的军事行动，通过这次军事行动，楚国将其南疆固定到了今广西北部，然其势力范围和政治影响则已遍及整个岭南而达于交趾。我国史籍虽然没有留下关于吴起“南平百越”的详细记载，但可以肯定，吴起的岭南之战，必然在客观上促进楚国与岭南的经济、文化交流。从此，中原华夏文化和以华夏文化为主要成分的楚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蓬勃之势传入岭南地区，这从两广以及越南中北部大量相关的考古发掘即可得到证实。如广东省清远县和广西恭城县出土了大量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其中的“钲”及各种乐器都具有楚文化的特征，有些甚至与中原地区的相同。越南北部清化省东山县出土的青铜剑“也与《周礼》中所说的中国古剑同一类型”。⁽⁸⁷⁾这都说明，随着楚营岭南的不断深入，凭借楚国的媒介作用，中原与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也更加广泛、频繁。

综合本章所述，僻处边鄙的古岭南地区，虽因山川所隔，常常被视为“蛮荒”之地，然适宜的生存环境，却使得这一广袤的地区很早就生息繁衍着原始人类。生活在这一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中的远古原始先住民，经过长期的共同的劳动，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自成一区的先秦岭南民族文化体系。但由于族源上的渊源联系，岭南地区的先秦民族文化在凸显自身地方特色的同时，亦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百越文化圈”中的某些共同特征。而交通条件的限制，也并未完全隔绝古代岭南地区与外界的交流联系，所以历史上的岭南交趾地区很早以前就和与之境壤相邻的蜀、滇、荆楚之地发生了交通往来，其文化的发展也受到了古代蜀、滇、楚文化的深远影响，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区域间的一致性。尤其是中原华夏文化通过蜀、滇、楚的媒介而在交趾地区长期、广泛而深入的传播，推动了地处边陬的交趾地区与中原内地整体发展的步伐，为秦汉王朝统一交趾，将之正式划入中国的版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1)何成轩:《儒学南传史》，第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黎隆和:《越南北部第四纪化石动物的初评》，载《越南研究》1978年第46期;R.W.奥尔森:《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人类进化杂志》1986年第15期，转引自［新］尼古拉斯·塔林主编，贺圣达、陈明华、俞亚克、申旭、宋天佑等译，贺圣达审校:《剑桥东南亚史》，第5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发展史》，第2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的《越南历史》(1971，河内。北京大学东语系越南语教研室译，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一书中也提到:在平嘉(谅山省)发现了猿人的牙齿。

(4)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北京大学东语系越南语教研室译:《越南历史》(1971，河内)，第15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5)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发展史》，第2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6)何成轩:《儒学南传史》，第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

(7)江应樑:《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第360—361页，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8)冯来仪:《秦汉时期南方的越族》，湖北历史学会1962年年会论文。参见江应樑《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第361页，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9)［法］H.马司帛洛:《文郎国》，(河内)《法国远东博古学院集刊》第18期。转引自程方《秦置象郡前越南红河流域社会之探讨》，载《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第二届年会论文集》，见《印度支那研究》增刊。

(10)当然也存在不同的观点，如陈修和先生认为:“雒字系一民族之名，而此民族，非当地土著，实来自中原之洛阳附近，东汉时，洛字改为雒，此雒族或即周代洛戎之移徙于南越者;《越史略》所载周庄王时，嘉宁部异人或即由洛阳附近迁至南越之戎人”［见陈修和《越南古史及其民族文化之研究》，第26页。民国32年(1943年)12月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出版］。何光岳先生也认为:骆人系出黄帝之后的任姓，发源于陕西岐山南面周至西南的骆谷、骆谷水，因以骆羊为图腾而得名，自东周平王迁都洛邑，骆人开始南迁，交趾地区的雒人就是其南迁的一部分(见何光岳《骆越的来源和迁徙》，载中国北越民族史学会、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百越史论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

(11)转引自蒋炳钊《百越民族的消亡与现代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国百越民族史学会、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

(12)罗香林先生在《古代百越分布考》(《少数民族史论文选集》，广西民族研究所资料组1964年编)一文中罗列百越民族有:于越、瓯越、闽越、东、扬越、山越、南越、西呕、骆越、越裳、掸国、腾越、滇越、越嶲、僰国、夜郎、夔越等十七个。

(13)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第4—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4)引自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发展史》，第4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5)《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和平文化”词条，第18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16)戴国华:《东南亚“和平文化”及其与华南文化的关系》，载《东南亚》1992年第2期。

(17)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发展史》，第43—4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8)张光直:《中国南部史前文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2卷第1分册，中国台北1970年版。

(19)［法］埃德蒙·索兰、让皮埃尔·卡伯内尔著，任友谅译:《印度支那半岛的史前文化》，载《考古学参考资料》，第2期，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20)朱俊明:《中南半岛早期文化及所含中国越文化因素》，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21)(中国台湾)耿慧玲:《越南与中国的海上交通》，《越南史论——金石资料之历史文化比较研究》，第364页，新文丰出版公司2004年版。

(22)［日］白鸟芳郎:《关于苗族的种族和文化关系》，转引自伊茨《东亚南部民族史》，第5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3)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发展史》，第33—3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4)［越］陶维英著，钟民岩译，岳胜校:《越南历代疆域》，第33—34页，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25)方国瑜:《略论白族的形成》，《方国瑜文集》第四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林超民:《唐代前期洱海地区的部族社会与统一政权的建立》，1981年云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油印本。

(26)鄂卢梭:《安南民族之起源》，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九编，中华书局1958年版。

(27)吕士朋:《北属时期的越南·绪言》，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刊1964年版。

(28)［越］陶维英著，刘统文、子钺译:《越南古代史》，第135—136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29)芮逸夫:《中国民族与越南民族》，载《中越文化论集》，第124页。参见吕士朋《北属时期的越南——中越关系史之一》，第3页，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刊1964年版。

(30)蒋廷瑜、蓝日勇:《广西先秦青铜文化初论》，《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重建三十周年论文选集》(1956—1986)。

(31)裴安平:《中原商代“牙璋”南下沿海的路线与意义》，《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第71—72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引自(中国台湾)耿慧玲:《七至十四世纪越南国家意识的形成》，《越南史论——金石资料之历史文化比较研究》，第305页，新文丰出版公司2004年版。

(32)何英德、张一民:《先秦时期广西越人与中原文化的关系》，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www.xing528.com)

(33)［英］V.珀塞尔著，姚楠、董湘君译:《东南亚华人》，载《中外关系史译丛》第2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34)“南交”，裴骃《集解》云:“南方地有名交趾者，或古文略举一字名地，南交则是交趾不疑也。”见《史记》卷1《五帝本纪》。

(35)［越］无名氏:《越史略》卷1《国初沿革》，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

(36)［越］黎崱撰，武尚清点校:《安南志略》卷首《总序》，中华书局2000年版。

(37)［越］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卷1《外纪》。

(38)宋氏堂:《安南志略序》。

(39)［越］黎崱撰，武尚清点校:《安南志略》卷18《安南名人诗·再用韵呈天使》，中华书局2000年版。

(40)何成轩:《儒学南传史》，第1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1)［越］陶维英著，刘统文、子钺译:《越南古代史》，第161—162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42)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第37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43)陈修和:《中越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第7—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44)张秀民:《从历史上看中越关系》，载《中越关系史论文集》，第4页，中国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版。

(45)转引自陈修和《越南古史及其民族文化之研究》，第108页，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1943年印行。

(46)陈修和:《越南古史及其民族文化之研究》，第109—110页，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1943年印行。

(47)陈序经:《陈序经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第560页，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

(48)［越］陶维英著，刘统文、子钺译:《越南古代史》(下册)，第300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49)［日］新田荣治著，蒙宪译:《东南亚青铜文化之形成》，载《广西文物》1987年第3—4期。

(50)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51)吕士朋:《北属时期的越南——中越关系史之一》，第11页，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刊，1964年版。

(52)方国瑜:《方国瑜文集》第三辑，第388页，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53)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第168页，中华书局1939年版。

(54)《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边裔典》卷1《边裔总部》。

(55)蒙文通:《越史丛考》，第85—86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江应樑:《江应樑民族研究论文集》，第389页，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56)(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785《四夷部六·南蛮一·越裳国》，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

(57)关于东山文化的起止年代，学术界存有不同看法，但一般认为其年代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

(58)［法］埃德蒙·索兰、让皮埃尔·卡伯内尔著，任友谅译:《印度支那半岛的史前文化》，载《考古参考资料》第2期，1979年。

(59)刘小兵:《滇文化史》，第69、7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0)具体可参见蒋廷瑜《铜鼓研究一世纪》，载《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61)李昆声、张增祺:《云南青铜文化探索》，载《云南古代青铜文化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2)［法］埃德蒙·索兰、让皮埃尔·卡伯内尔著，任友谅译:《印度支那半岛的史前文化》，载《考古参考资料》第2期，1979年。

(63)［越］阮维馨著，何劲松译，梁志明校:《一些中国学者关于铜鼓的观点》，载《越南历史博物馆科学通报》(越南铜鼓科学专辑)1985年第3期。《民族考古译文集》第2期，云南省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1987年编印。

(64)申旭:《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以西南丝绸之路为中心》，第39页，云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

(65)［瑞典］B.高本汉著，赵嘉文译:《早期东山文化的年代》，载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考古、民族学研究室《民族考古译丛》第一辑(铜鼓问题)，1979年。

(66)［新］尼古拉斯·塔林主编，贺圣达、陈明华、俞亚克、申旭、宋天佑等译，贺圣达审校:《剑桥东南亚史》，第101—10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7)林超民:《汉晋云南交通概论》，载《西南民族历史研究集刊》1986年第七集。

(68)［日］松本信广:《石寨山文化之谜》，载《民族考古译文集》第2期，云南省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1987年编印。

(69)《史记》卷87《李斯列传》。

(70)《荀子·王制》。

(71)如蒙文通先生:《安阳王杂考》一文，载其《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徐中舒先生:《〈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载其《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范勇:《古蜀民族南迁考》，载江玉祥主编《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黎正甫:《郡县时代之安南》，商务印书馆民国34年(1945年)印行;陈修和先生:《越南古史及其民族文化之研究》，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1943年印行;吕士朋:《北属时期的越南——中越关系史之一》，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刊，1964年版;方国瑜先生:《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申旭:《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以西南丝绸之路为中心》，云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等等。

(72)林超民:《汉晋云南各民族地区交通概论》，载《西南民族历史研究集刊》1986年第七集。

(73)《蜀鉴》引《太平寰宇记》。

(74)《史记》卷6《秦本纪》。

(75)《史记》卷40《楚世家》。

(76)《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

(77)《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

(78)本部分写作，笔者参考了何成轩《儒学南传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二章《儒学南传的社会历史条件》中的相关研究成果，谨致谢忱。

(79)《史记》卷40《楚世家》。

(80)《史记》卷40《楚世家》。

(81)《史记》卷40《楚世家》。

(82)《战国策·楚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83)《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84)《孟子·滕文公上》。

(85)何成轩:《儒学南传史》，第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86)《史记》卷40《楚世家》。

(87)田晓雯:《交趾探源》，载李昆声主编《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五十周年论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