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时代岭南文化的区域性及交趾与中原的沟通联系

第一节　传说时代岭南文化的区域性及交趾与中原的沟通联系

一、岭南史前文化的地方特征及其表现在“越文化圈”中的共性

虽然重峦叠嶂的高山峻岭阻挡了古代岭南的对外交流，但土地肥沃，江河密布，气候湿热，动植物资源丰富的优越的生存环境，却使得这一广袤的地区很早就生息繁衍着原始人类，如1958年5月在广东曲江县马坝镇西南的狮子山狮子洞中发现了距今约13万年前的“马坝人”，同年在广西柳江通天岩发现了“柳江人”，1960年在广东灵山县(今属广西)郊区的东胜岩、葡地岩、洪窟等石灰岩溶洞中发现了“灵山人”，越南北部泰魁地区的山洞里发现了直立人的牙齿和部分下颌，它们出现在山洞化石年代形成的角砾岩里，⁽²⁾在谅山发现了更新世中期的新文洞猿人，⁽³⁾在度山(清化省)发现了旧石器初期的遗址，⁽⁴⁾1964年，越南沈海又发现了智人的牙齿化石。⁽⁵⁾这些都说明早在距今几万甚至几十万年前的远古时期，岭南大地就有了古人类的生存和繁衍，他们在这一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中，经过长期的共同的生活，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一个独具特色、自成一区的史前岭南文化体系，反映在考古发掘的原始遗迹上，就是干栏式建筑，广泛使用蚌器，渔猎采集业发达，等。干栏式建筑是因为潮湿多雨的气候而产生;蚌器的广泛使用和渔猎采集经济的发达，是当地气候温热、动植物资源尤其是水产资源丰富造成的必然结果。⁽⁶⁾这些均体现了史前岭南地区原始社会文化典型的地方特色。

越人是古代长江以南地区的一个重要土著族群，殷商之初开始见诸文献记载，西周时期更为常见，有所谓越、扬越、于越等等之称，春秋之末越王勾践灭吴称霸之后，“越”名大显于世，战国晚期又有“百越”之名，泛指古代江南地区的一支主体居民。《吕氏春秋·恃君览》:“扬汉之南，百越之际……多无君。”高诱注云:“越有百种。”《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汉书·高帝纪》注释“百越”引服虔曰:“非一种，若今言百蛮也。”可见百越族群非指单一的族体，而是包括众多支系，主要活动在从今江苏、浙江经福建、广东、广西，至越南中北部的广大地区。同时，今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四川、海南、台湾等地区也有分布。

根据上述百越族群的散布区域，学术界指出越人主要是由以上地区的原始先住民经过漫长的发展而形成，早在史前新石器时代，他们就创造了自己特有的文化体系，粗具族体形成的端倪。⁽⁷⁾近来也有学者认为，在原始社会阶段，越人的文化分布有三个中心:一是以浙江良渚文化为代表的氏族部落，它和后来的“于越”的文化发展相吻合;二是福建的原始氏族部落的新石器文化，它是“闽越”的文化来源;三是两广(包括今海南，笔者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它是“南越”、“西瓯骆”文化的始祖。⁽⁸⁾所谓“南越”、“西瓯骆”，更确切地说，并非仅局限在“两广”地区，而应包括交趾地区在内，即当为历史概念上的岭南地区。《水经》卷37《叶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记》云:“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史记》卷113《南越尉佗传》“西瓯骆”条《索隐》姚氏案《广州记》云:“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骆侯，诸县自名为骆将，铜印青绶。”《旧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引《南越志》曰:“交趾之地，最为膏腴，旧有君长曰雄王，其佐曰雄侯。”《安南志原·宫室篇》曰:“雒王宫，在三带州。旧志云:昔未有郡县时，有雒田，随潮水上下，垦其田者为雒民，统其田者为雒王，副贰者为雒将，皆铜印青绶。”《太平寰宇记》卷170《岭南道·峰州》亦引《南越志》云:“人称其地曰雄地，其民为雄民，旧有君长曰雄王，其佐曰雄侯，其地分封各雄将。”上述文献中所出现的“雒”、“骆”、“雄”，其实也是同名异字，“雒”、“骆”二字在古代可以通用，《释文》“雒”字注:“雒音洛，本作骆。”至于“雒”与“雄”，正如马司帛洛所考证:《交州外域记》中的“雒”，《广州记》中的“骆”是对的，而《太平寰宇记》转抄《南越志》系将“雒”误为雄。⁽⁹⁾《史记·赵世家》张守节《正义》引《舆地志》云:“交趾，周时为骆越，秦时曰西瓯。”学术界虽然对于骆越、西瓯为同族异称，还是异族异称，尚存有争议，但就二者各为百越族群的一支，则多无异论。⁽¹⁰⁾宋人罗泌《路史》计百越者有:“南越、越裳、骆越、瓯越、瓯隑、欧人、且瓯、供人、海阳、目深、扶摧、禽人、仓梧、蛮扬、杨越、桂国、西瓯、损子、产里、海癸、九菌、稽余、仆句、比带、区吴，所以百越也。”⁽¹¹⁾近人罗香林先生所列百越民族者，亦包括骆越、西呕(瓯)在内。⁽¹²⁾

正由于越人分布地域的广泛，所以各地区的文化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如广西桂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所出土的大批形制奇特的石铲，仅在同属古岭南地区的今越南北部有所发现。⁽¹³⁾又如法国女考古学家科拉尼(M．Colani)于1926—1927年在古属岭南地区的交趾今越南北部和平省所发现的从旧石器晚期向新石器初期转变(也有学者将之视为中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文化遗存——和平文化(从距今约1万年前持续到距今5000—6000年前)，其最初的定义是:“和平文化是用数种原始技术打制的器具所构成的一种文化，代表这种文化的特征的，有常在一面制作的工具、石锤、横剖面似三角形的器具、圆石板、短斧及杏仁形器物，并有相当数量的骨器。”⁽¹⁴⁾该遗址的“石器多用整块砾石或砾石石片制成，采用一面打击的加工技术，器形不甚固定，以杏仁形、盘形工具和短斧为主，另有少数刃部磨光的长方形石斧，不见一般中石器文化所具有的薄石片石器或细石器(着重号为笔者所加)。”⁽¹⁵⁾基于“和平文化”所具有的这些自身特质，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它是在东南亚本土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越人分布区域的文化共同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仍以和平文化为例，其出土的磨制石器及绳纹陶器，在制作技术和外观形状上都类似于越人其他活动区域即今中国南方的早期磨制石器和早期陶器。⁽¹⁶⁾具体而言，这一文化遗址与其同时代的越人的其他重要文化遗址如浙江余姚河姆渡、江西万年仙人洞、广东南海西樵山、广西柳江沿岸台地、邕江及其上游支流沿岸各遗址等，不仅具有相似的自然地理背景——都分布于沿海、沿江台地或石灰岩山地洞穴、岩棚，而且这两类文化的打制石器都以砾石为原料，器类以砍砸器和刮削器为主，磨制石器又都是先打琢再加磨，相似之处也很明显。⁽¹⁷⁾所以张光直先生认为: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实际上属于同一文化区域。⁽¹⁸⁾而且，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一文化遗址所发掘的有段石锛，则直接来源于我国越人的创造，它是古代中国南方新石器文化的重要特征，法国学者埃德蒙·索兰指出:“有段石锛不是在印度支那发生的，而是在中国大陆的东南部发生的。”⁽¹⁹⁾正如朱俊明先生所指出:“而在我国和中南半岛古代的文化关系上，我国南方越人本来的文化和他们吸收改造其他中国文化形成的另一些中国越文化，不断给这一半岛的古文化带去了许许多多的新因素。”⁽²⁰⁾根据以上所述的考古发掘，我们说地处越人活动区域的古代岭南，其文化在凸显自身地方特色的同时，亦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越文化圈”的共同特征。

岭南史前文化的一致性，以交趾一隅而言，说明早在远古石器时代今越南中北部就与中国南方的两广有了密切的联系和交往，由此印证史前时期的两地便有了通道，而此通道当正为中国南方原始居民向越南中北部迁徙流动的道路之一，因为“民族的迁徙是早期中国与东南亚地区非常重要的交通方式，其原因固然因为地理上的山水相连，但这整个区域本来便是古代人类迁徙的主要路径，在长时间的迁徙过程中所形成的民族联系，自然地成为彼此来往的交通管道”。⁽²¹⁾从那时起，中国南方的原始族群便顺着此道源源不断地进入越南中北部，与当地土著居民逐渐融合而成为远古交趾地区史前文化的共同创造者。所以有学者云:“中国南部和西部的各个小民族的问题，是民族学中最为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由于迄今这个问题的许多方面尚未解决。同时，这个问题是了解东南亚及其邻国历史和文化的关键。”⁽²²⁾“在探究早期东南亚文化创造者问题时，特别重要的是弄清中国南方民族与东南亚民族的关系，因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之密切，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与东南亚民族的关系所不能比的，而这种密切的关系正是从原始社会时期就开始的，它对于认识东南亚的历史和文化，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并具体指出:自距今大约一万年前的东亚大陆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开始:“从中国华南地区的广西、广东和福建，有陆路和海路，可以进入中南半岛的越南和东南亚海岛地区。一次又一次的移民潮，正是通过这些陆海线路，把大批的原始族群的移民，送到了东南亚。这些新的移民带着原居住地的文化，适应东南亚地区的环境，逐渐成了东南亚新石器文化的主角;其中一些移民，与当地原始居民结合，形成新的族群，共同创造着当地的文化。”⁽²³⁾越南学者陶维英说:“今日壮族的祖先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西瓯人。现今我国越北的岱依族人也和壮族同一个祖先。因此，岱依人是古代西瓯人的后裔。”⁽²⁴⁾(www.xing528.com)

而其表现出的“越文化圈”的共同特征，尤其是骆越人与百越族群的亲缘关系，则揭示了任何一个人群共同体都不会是单一族类形成，而是很多族类聚合而成⁽²⁵⁾的客观规律，反映出越南古代居民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古代居民之间的血肉相连。20世纪初，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认为，越南民族起源于中国浙江省北部的越国。他的学生鄂卢梭指出:“沙畹在他的《〈史记〉译本》里面，受一种透彻的历史见解之指导，曾附带提出一种假定。以为安南种族同建国于浙江北部而亡于纪元前四世纪的越国，应有关系。”鄂卢梭不仅接受了其师的这一观点，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纪元前三世纪时，福建同安南的居民，曾有一种密切的关系”，“越的名称，在纪元前四世纪中，尚为一国的国名。此国的都城在今之绍兴，我以为此越国的士民同南越的士民，似属同种，由是与安南人也是同种。”⁽²⁶⁾吕士朋则指出:“今日的越南民族，其主体源自古代的骆越，其少数民族，大都是古代西南夷及南蛮的遗裔。骆越是中国古代东南土著民族百越的西支，而西南夷及南蛮，则属于中国古代西南土著民族的系统，他们的发源地都在中国大陆。”⁽²⁷⁾越南著名历史学家陶维英也认为:“在越国衰亡以前，于江南地区的某一个地点，有一支以捕鱼和越海为业的越族人。常年在季风时节，乘着北风前往南方沿海一带，这些地方大概为海南岛、越南红河和马江诸三角洲，胆大的甚至更遍迹于整个南洋群岛地带。然后他们又趁东南风来临时，归航故乡。在此种积年累月越海的过程中，他们常把自己跟雒鸟(古代的一种候鸟，笔者注)相比拟……因此，在他们的心理上逐渐产生一种他们与雒鸟之间密切相关的意念，过后这种意念就变成为图腾观念，以致使得他们把雒鸟认为是图腾。这种图腾的名称，在以后又逐渐转变为氏族的名称。……经过无数次这样的往返越海以后，在江南的越族人已在越南北部红河和马江诸三角洲留下来一些零散的殖民，然后这些殖民渐渐地就愈来愈多了。到了越国被楚国灭亡以后，在来自北方的人之南下的逼迫下，他们的酋长率领整个部落逃往南方的上述地区，尤其是逃往他们久已熟悉的土地宽广、肥沃的红河地带。当时，北部海湾尚与内陆衔接，而三角洲地区还是泥淤之所，因此这些移民绝大多数都居住在北宁以北的红河沿岸和底江沿岸。至此，他们必然仍保持着氏族姓雒的旧名，正因为这样，从此中国典籍遂称他们为‘雒越’。”⁽²⁸⁾如果说以上学者的看法尚带有一定的推测性的话，那么，反映在前述考古遗迹中越南原始文化与我国东南沿海史前文化的共性，则为之提供了确证。而且，近来也有学者从人类学等方面进行研究，佐证了他们的推断，如指出，在体质上，越南民族属于直发，黄肤的南蒙古种，其头形、鼻形指数以及身高等，大致与我国闽、粤人民近似。⁽²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在强调岭南文化的地方性及其所表现出的“越文化圈”的共性的同时，亦不可忽视中原文化在其中的影响，所以蒋廷瑜、蓝日勇两位学者在论及广西先秦青铜文化时曾说道:“广西的青铜文化是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发生的，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中原青铜器的传入而来。”⁽³⁰⁾裴安平先生根据今天连接南部中国与越南的自然地理走势以及相关的考古发掘，勾画了殷商时代中原与交趾文化交流的路线:“西路交通线:由湖北至湖南，入广西再下越南，这就是西路线的基本走势，在这里，湖南因境内共有沅水、资水、湘水三大南北流向的长江支流而构成该线的关键环节，自古为中原至交趾的重要通道。进入广西境内以后，由于那里早期铜器的发现地点和数量均不比湖南，故有关岭南段的交通状况不可能仔细推敲，但是兴安、武鸣二地出土的商式铜器则清楚地指示了它的基本走势。兴安地处桂北，……一条沿资水上源由湖南的新宁至广西的资源，再至兴安，走的是越城岭的西麓。另一条沿湘江上源，由湖南永州至广西全州，再至兴安，走的是越城岭的东麓，两道合于兴安后，即可沿漓江或柳江支流南下。……武鸣地处桂南，南距南宁不远……由此出发，顺左江而上，即已进入越南北部。”⁽³¹⁾这一古老的交通脉络承载着三代时期中原华夏文明南传交趾的历史沉韵。若由此而追溯更远时期的石器时代，又何尝不能得出同样的结论，如前文所述广西桂南地区及越南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所出土的大批形制奇特的石铲，其中有一部分就与中原文化有联系。⁽³²⁾

二、传说时代交趾地区与中原的沟通联系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境壤毗邻。在其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管是直属中国的郡县时代，还是若即若离的藩属时期，均受到了中国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在民族渊源、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还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与中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长期以来，中国各民族人民源源不断地迁移流徙到这一地区，不仅直接开发了这块土地，而且逐渐融合演变为当地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学者V.珀塞尔曾指出:“我们获得的最早而又最可靠的资料，是中国与其西南接壤国家的交往，从时间上看，当首推安南。”⁽³³⁾我们在前文所揭示的岭南文化的地方特征，及其反映在“越文化圈”中的共性，说明由于地缘上的关系，早在远古时期，越南中北部的居民构成及其史前文化的发展就已经受到了与之临近的中国两广、东南沿海地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可以肯定，历史的演变绝非仅仅如此。实际上，当远古交趾地区在与古岭南区域内及其东部地区发生经济文化联系的同时，亦与中原内地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文化往来，只是拘于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相隔遥远的中原内地与交趾地区的沟通交流自然是极其有限的，所以远古中原内地史前文化对交趾地区的影响也就必然显得相对薄弱。这样，交趾地区原始文化的中原特征便暂时潜隐在岭南和“越文化圈”的文化特征之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中原内地与交趾地区的联系和交往日趋频繁，于是古代交趾文化的中原特征也就逐步凸显出来，并在秦汉时逐渐被整合到“华夏文化圈”中。

根据文献记载，早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我国中原内地就与交趾发生了沟通联系。《淮南子·主术训》说:“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大戴礼·五帝德》曰:“宰我请问帝颛顼。……孔子曰:‘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曰高阳……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跻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只励。”《史记·五帝本纪》亦云:“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跻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尚书·尧典》记载:“分命羲仲宅旸夷，曰旸谷……申命羲叔宅南交……分命和仲宅西土曰昧谷，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史记·五帝本纪》也说:“(帝尧)分命羲仲，宅郁夷，曰旸谷。……申命羲叔，居南交⁽³⁴⁾。……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墨子·节用》曰:“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北降幽都，东西之日所出入，莫不宾服。”《韩非子·十过》说:“昔者戎王使由余聘于秦……穆公曰:‘寡人不耻而问道于子，子以俭对寡人，何也?’由余对曰:‘臣闻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铏，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宾服。……”《新书·修政语》曰:“……是故尧教化及雕题、蜀越，抚交趾。……”《淮南子·修务训》云:“尧立孝慈仁爱，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东至黑齿，北抚幽都，南道交趾。”又《史记·五帝本纪》云:“南抚交趾、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吕氏春秋·慎行论·求人》曰:“……(禹)南至交趾、孙朴、续轮回之国，丹粟漆树，沸水漂漂，九阳之山，羽人裸毛之处，不死之乡。”此外，《礼记》、《国语》、《楚辞》等中国历史载籍中亦有关于上古神话时代之交趾的记载。越南一些史籍也说:“昔黄帝建万国，以交趾远在百粤之表，莫能统属，遂界于西南隅，其部落十有五焉，曰交趾、越裳氏……皆《禹贡》之所不及。”⁽³⁵⁾“安南自古交通中国。颛顼时，北至幽陵，南至交趾。尧命羲和宅南交。舜命禹南抚交趾。”⁽³⁶⁾“黄帝时，建万国，以交趾界于西南，远在百粤之表。尧命羲氏宅南交，定南方交趾之地。禹别九州，百粤为扬州域，交趾属焉。”⁽³⁷⁾“安南，自羲和南交言之，皆在帝天光宅之下。”⁽³⁸⁾更有安南诗人云:“溥天玉帛归尧舜，比屋弦歌学孔颜。”⁽³⁹⁾诚然，神农、颛顼、尧、舜等是传说中的人物，其南抚或南至交趾的真实性难以确证，但这些记载却透露了早期中原与交趾历史关系的曙光，折射出了早在周秦以前，中原地区就已经与南方的交趾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文化联系，并在一定范围内反映了中原内地与史前广泛地理概念上的中国南方边疆交趾地区的往来联系，“因为是传说时期，所以，如果把岭南和中原之间的联系和交往看做是某帝某王或某时之事，自然不完全可靠;但如果把它们看做是某个较长历史时期内发生的现象，则是可能的事实。从考古资料可以知道，这种联系和交流，从远古的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那些记载“正是通过传说的形式，曲折地反映了这些事实”。⁽⁴⁰⁾这也就为我们探索中原与交趾历史关系的源头提供了线索和依据。正如越南著名历史学家陶维英先生所言:“传说固然是荒诞无稽之谈，但也并非完全是由人们的想象而捏造出来的。人们只能在某一基础上来捏造、想象，因此，传说原是从一定的客观实际出发，必然也经过犹在幼稚状态的人类的心理所创造、想象和神仙化，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个客观实际。我们对传说进行分析和批判，以求得出由传说中演变来的客观实际，也就是找出各个传说的历史意义。”⁽⁴¹⁾而且“这些文献为春秋战国至汉代的人所写，可能反映的正是这个时代乃至更远时期内地同交趾交往的情况”。⁽⁴²⁾

越南一些史书古籍，根据中国的文献记录，参以本国的流风遗迹和民间故事传说，除也有颛顼南至交趾，尧命羲叔宅南交，尧、舜、禹“南至交趾”或“南抚交趾”的记载外，还流传不少关于越南民族始祖出自神农之后的传说。如《大越史记全书》卷一《鸿厖纪·泾阳王》下就注云:“讳禄续，神农氏之后也。”同卷《鸿厖纪·貉龙君》文末吴士连赞曰:“神农氏之后帝明，得娶仙女而生泾阳王，是为百粤始祖。王娶神龙女，生貉龙君。君娶帝来女而生育，有百男之祥。此其所以能肇我越之基也欤!”越南《四字经》也说:“自鸿厖氏，曰泾阳王。系出神农，首肇封疆。”这些传说虽不尽可靠，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越两国民族自古以来血肉相连的亲缘关系。陈修和先生认为:“根据这个传说，越南人民和中国人民有着共同的祖先。”“根据中、越两国的史料，在原始公社时代，我们两国人民早就有兄弟般的血肉相连的关系了。”⁽⁴³⁾而且，古代越南人亦自认为是炎帝神农氏子孙，阮朝所建的“历代帝王庙”，其神位的安排正中为伏羲氏，左神农，右黄帝，左一室泾阳王、士王。又先医庙正中祀大昊伏羲氏神位，并设炎帝神农氏神位于左，黄帝轩辕氏神位于右。即使在偏僻的南方平顺省和多县也建立了神农庙，祀炎帝、黄帝、后稷三位。他们公认神农是始祖，所以特别建庙，示不忘本。⁽⁴⁴⁾尽管这些都是神话传说或民间风俗，但却说明了悠久的中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对南部边疆交趾地区的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自古以来中越两国民族血脉相依的渊源关系。

我们以上所作出的看法或者说推测是以一定的文献资料作为依据而得出，它使我们窥探到了古代中原与交趾交通往来的朦胧状态。但须指出，这些材料都是由周秦至汉代的内地史家文人转录或传抄而成，不仅距离传说中的神农、颛顼、尧、舜等年代久远，而且以其自身而言，拘于当时历史地理条件所限，亦未到过交趾，对于交趾的了解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极其有限。所以说，探究远古时期交趾与中原的直接沟通联系，尚缺乏客观、准确的文字材料，但追究周秦时期中原内地通过蜀、滇以及南方楚国的媒介作用而与交趾地区发生的经济、文化联系，则既有相关的考古发现和文物，也有确凿可信的文献记录为我们提供了斑斑可考的史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