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性军事谍报形式与对象

日军中央情报机构获得情报后，还会在长时间内以某种相对固定的形式和载体连续报知相关对象。长期性报知形式有两种，一是以专名专刊报知，二是以某固定的专题报知。

专名专刊形式是将所获谍报加以编辑、整理后，以固定题名连续编号定期或不定期印发的形式。固定的专题形式是指长期以某个特定谍报对象为固定目标而专门报告的形式。以上两种报知形式各个时期都很普遍。

参谋本部

（1）专名专刊形式

据现有资料来看，参谋本部最早印发的谍报汇编专刊是《外国事情》。1889年9月，参谋本部总长炽仁下令将所获中国情报编印给各部队。命令说：“尝详查邻邦军情地形报告抄录，随时编集。炽仁以为此非独本部而知，亦可使全军将官知晓。宜将此颁发各联队，乃至以印刷代笔写，题曰《外国事情》而刊行，应需保密。”据此可知，参谋本部已经“随时编集”所获“邻邦军情地形”的情报分发，但将谍报汇总编辑成专刊，“以印刷代笔写”发给各部队，这是第一次。因为都是谍知所得，总长还命令各联队长对此刊严加保密，以免影响外交关系和今后的谍报工作[21]。虽然不知道其具体内容，但可以肯定“邻邦军情地形”是以中国为主。《外国事情》大概共出了18期，至1898年仍列于部队的“秘密书籍”目录中。甲午战争后，参谋本部于1896年7月起又编辑“秘密书籍”《海外情报》分发各部队等，至1897年6月共印发22期[22]，其内容应该与《外国事情》相同。

日俄战争结束后，参谋本部编辑“秘”级《时事摘要》分发有关机构。该刊第六号的印发时间为1906年4月12日，第七号为同月20日[23]，估计最早发行的时间在1906年初，间隔时间为一周左右。刊名虽为“时事”，实际上都是各地谍报的摘要，从第六、七号来看，均为福建、广东、浙江谍报员关于当地政情、军情、民情等方面的报告，虽然不能说该刊登载的都是来自中国的谍报，但应以中国为主。

此后，随着对海外谍报力量的加强，加上通信和交通的发达，参谋本部第二部印发的情报专刊大增，1918年前后就有5种。其详情如表33所示。

表33　参谋本部第二部编发的谍报刊物及分发对象一览表（1918）

资料来源：“情報刊行物の件”，1918年，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JACAR：C03022451100。

据表可知，除《海外特报》《各国军要览》《各国要览》不详外，参谋本部编印的情报汇编专刊，发放对象有所不同，有些甚至会印发至军校及各后勤工厂。海军省、外务省等的现存档案中也有大量的以上专刊，应该也是参谋本部主动发送的。从印发时间看，除了《各国军要览》《各国要览》以外，表中的其他刊物均为长期连续印发，而《参谍》《海外事情》《海外特报》《海外诸国近况》是定期的，《参谍》基本上一日一报，《海外诸国近况》则是年度综合报告。

《参谍》出现的时间应该在1911年或更早，当时并非一日一报，如1911年9月19日为第22号，10月12日才是第29号，但遇到重大变故时也会一日数报，如武昌起义第一报10月11日下午4时20分由武昌寺西中佐发出后，参谋本部在12日根据来自武昌等地的谍报连续印发第29、30、31号，13日印发第32、33、34号通报武昌起义状况，并且此间又印发了“特报”第一、二号，对来自各地的谍报进行概括总结[24]。此后逐渐稳定下来，基本上是一日一报。从《参谍》平时的内容看，大多是中国政情、军情、民情。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相关谍报大增，为了易于区别，参谋本部将专门登载中国方面谍报的《参谍》添加“支”字标示。如参谋本部1917年2月27日印发给外务省的《参谍》“支”第647号是来自汉口和天津有关中德关系的谍报，2月28日的《参谍》“支”第648号则是来自天津、云南、北京的各种谍报[25]。

《参谍特报》是由《参谍》派生出来的，如前所述，辛亥革命爆发时出现了第一、二号，开始是作为谍报综述，后来也登载专题报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特报剧增，参谋本部将中国谍报单独列出附加“支那”编号，如1918年6月30日的《参谍特报》是“支那第16号”，登载的是总统选举状况[26]。1919年6月7日的《参谍特报》为“支那第54号”，9月25日的是“支那第66号”，分别登载了各国对华武器销售专题报告与西南政情[27]。

《海外特报》的出现大概也是在1914年，应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关。特报常以《海外特报附录》形式专载中国方面的情报。如1914年5月28日的“附录”是中国修改约法和政界状况专题。约从1917年起，“附录”一直以“支那状况”为题，对中国近一个月之内的政情、军情、民情、财经等加以综述。如1917年10月初编印的《海外特报附录　自十月一日至十月二十五日支那状况》，内容有“中央政界情况”“财界情况”“四川、云南各省状况”“湖南、两广各省状况”“政府的西南政策”等专题[28]。

在1914年前后，参谋本部还印发过《有关时局的支那特报》，因为有编号，因此也应该属于连续印发的谍报汇编专刊。如1914年11月5日印发的第13号，内容是日军侵占青岛后当地的形势[29]。该特报的出现可能与日军侵占青岛有关。

1922年7月，参谋本部决定停刊《参谍特报》《海外特报》《海外事情》，以《参情报》取而代之。《参情报》收录的谍报来源为：（1）大（公）使馆武官及海外驻在武官等的报告；（2）报纸杂志书籍中所需情报；（3）除以上外，属于第二部编辑的资料。

《参情报》分甲、乙两种，不定期发行，每发生一次事件编辑一次，如果延续时间长的话，则分若干次编辑。甲种和乙种不仅都有各自的连续编号，还根据国别（中、俄、欧、美）再加以编号。对于需要保密的，则注上“秘”字；对于急件，则用桃红色封面。

有关印发对象，甲种是分发给师团司令部以上部门（主要是过去分发《参谍特报》的部门），乙种分发到各大队（主要是过去分发《海外事情》的部门）。根据参谋本部制定的标准，分发的军事部门为：参谋本部甲种42份、乙种43份，分发给总长、次长、各部、陆军大学等；陆军省甲种9份、乙种18份，具体分发给军事局、兵器局、经理局、作战资材、政史编辑等；陆军大臣下辖各部门甲种12份、乙种15份，分发给东京和大阪炮兵工厂、兵器总厂、航空部、技术本部、马政局、筑城部、陆军运输部等；教育总监部甲、乙种各8份；教育总监部下属学校甲种9份、乙种14份，具体为步兵学校、骑兵学校、炮兵学校、士官学校、工兵学校、户山学校等；各师团、台湾军、朝鲜军、关东军、青岛军、支那驻屯军等甲种38份、乙种405份；驻外使馆武官和驻在武官甲、乙种各18份，具体为驻华、驻美、驻欧等武官以及北京、南京、上海、奉天等地驻在武官；海军方面甲种6份、乙种15份，具体为海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大学。此外，该刊物还分发给外务省甲、乙种各3份。以上共计甲种161份、乙种555份[30]。

《参情报》是以“支”代表中国谍报的，如参谋本部1922年9月24日编印的《参情报》“甲第42号”标题为“奉天军的军事整顿计划”，因为是关于中国的谍报，故标注了“支第三”，即关于中国的第三号报告。有关中国的谍报，大多是动态性专题报告，涉及的面很广，有政情、军情、民情、思想等。

在《参情报》的基础上，参谋本部又进一步编辑出了《参情报月报》《参情报密月报》《参情报时局报》。《参情报月报》和《参情报密月报》至晚从1927年就开始编印，每月一期，登载有各国最新的政情、军情、外交、财政等情报，不同的是后者的保密程度更高，并且每期都用“支那情况”作为目录主标题之一，专登中国情报。就具体内容而言，均以1927年两种月报的第一号为例，《参情报月报》载有中、英、美、法政治、外交、军事、财政等最新谍报。有关中国的是京津、湖北、广东的政情与福建的形势等。《参情报密月报》的“支那情况”载有中俄、中英关系等。《参情报时局报》属于不定期连续编号的时局专刊，登载各国时局方面的最新情报。最早编印时间不明，至1930年初编印至第4号，出现的时间大概为1929年。

20年代末还出现了专载中国情报的“秘”级《支那时局报》，并且一直持续到七七事变爆发。现存较早的是1929年参谋本部编发的，如1929年2月18日第7号，标题是“对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预测性考察”[31]。该刊是不定期连续编号，遇有重要情报时会连日印发。究其内容，1929年主要是各地军阀矛盾与抗争、军队的动向、各地战况，九一八事变后则以中国军队的部署和动向、各地军情与政情为主，1935年前后则常出现共产党和红军的状况以及华北“自治”运动进展的报告。

1932年1月，参谋本部以《参情报密报》取代《参情报密月报》，不定期编号发行。参谋本部为此报制定了两个“使用规定”：“1. 希望避免死藏，灵活使用辑录的情报。2. 用后烧毁。”[32]显然，参谋本部在希望充分活用这些情报的同时，做好保密措施。另外，该刊不再采用甲乙分类和国别分类，而是根据需要将各国谍报都同时编入。以1935年的第9号为例，该期登载有中国、苏联、土耳其、法国、意大利等国谍报，有关中国的是满洲“讨匪”状况、北支的共产党和共产党军队、四川的反蒋情况。

（2）固定的专题形式

长期以固定的专题形式印发所获情报是参谋本部的另一个常用报知形式。这些专题以军事和兵要地志方面的为主。

在早期，中国的炮台状况是常见的专题。自1878年海军曾根俊虎中尉绘制中国沿海炮台图后，参谋本部也很重视此类军事设施资料的整理汇总，并且经常根据最新情报汇编成“中国沿海沿江炮台一览表”等分发给海军方面和外务省，直到20世纪初，仍有印发。如参谋本部1910年6月汇总各地谍报编印了《清国要塞概览》，以一览表和示意图形式说明了在中国沿江、沿海侦察到的所有炮台和要塞[33]。海军方面和外务省长期以来也在收集此类谍报。如一·二八事变期间日海军侵略上海时，携带的作战资料中也有《支那要塞一览表》[34]。通过这种长期的交流互补，各方面掌握的情报越来越准确全面。

中国军队的总体概要则是贯彻始终的专题。从明治初期开始，陆军省就以图表形式印制中国军队的概况，如表24所示，1878年起编出的中国军队图表有《支那各地兵备拔萃》《支那各省兵备表》《清国十八省绿旗兵备表》《清国配兵略图》《清国戌兵表》等，这类图表一直不断更新印发，1898年日军各部队保存的秘密文书中都有《清国陆军配兵表》《清国配兵图》。进入20世纪后，参谋本部仍然保留这一做法，如前所述，参谋本部给各谍报主体下达的谍报计划要求每年提交一次中国军队调查报告。根据各地报告，参谋本部一年一次或多次整理成中国军队一览表分发给军方各部门和外务省。其内容往往列有各省部队名称与番号、军官姓名、兵数、枪支数量、火炮数量、附录等，有关中国各地军队的基本状况由此可以一目了然。20年代后期，中国军阀混战频繁，相关状况变化很快，因此参谋本部会综合最新谍报一年数次编印此表。如外务省1927年的文件集中保留有参谋本部2月和6月两次印发的《支那军队一览表》。在七七事变前的1936年，参谋本部依然在分发最新编成的《支那军队一览表（昭和十一年二月下旬调查）》，甚至还新增加了《10月末支那军部署概要》这种以月为单位的调查汇编。以如此密度编印中国军队一览表，显然与日军加快侵略中国步伐密切相关。

中国空军建设也是日军重点调查的对象，至晚从1924年起每年汇编一次此类谍报，以《最近支那的航空状况》《支那航空现状》或《支那航空一览表》等为名印制发给有关方面。《支那航空现状》长达数十页，其内容包括北方、上海、南京、福建、两广空军发展状况，外国势力对中国航空业发展的影响等。《支那航空一览表》则列有各地飞机的数量、机种、性能等概况。

如前所述，参谋本部一直编辑中国各地的兵要地志分发给部队等。1925年6月，参谋本部曾经就中国部分地区兵要地志的保管和处理方法通牒陆军省：“本部编印的下列资料至下一期修改之前，请妥善保管，有关处理方法请听从本部指示。”这里说到“下一期”，虽不知具体的时间，但至少说明参谋本部会按期更新兵要地志。参谋本部提到的这批资料包括1922年编印的《江苏省兵要地志》、1924年的《福建省兵要地志》、1925年的《安徽省兵要地志》与《湖南省兵要地志》。从地名可知，以上基本上都是中国的重要地区。

对于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地区、东南沿海地区，日军在华各谍报主体，如华北军、关东军、台湾军等数十年来都是反复调查的。参谋本部获得最新资料后，肯定会适时重新编辑印发。因此，这些地区的兵要地志基本上成为固定的专题，经常更新印发。

1927年至七七事变期间，参谋本部编印过大量兵要地志，据现可查知的，1928年编印的《长江下游地方兵要地志拔萃（江苏省、安徽省）》在1922、1925年，1929年编印的《浙江省兵要地志概说》在1912年，1937年编印的《山东省兵要地志概说》在1923年，1935年编印的《福建省兵要地志》在1924年，都已经编印过。有关上海、江苏地区的，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的8月16日，参谋本部又再次以《上海及南京附近兵要地志概说》之名编印给参战部队。从其内容看，既有以往的内容，也有同年4月份刚刚侦察获得的“中支那通信网图”等。

以上所举只是普通之例，参谋本部长期以来一直注重所获情报的报知，并且尤其惯于编辑成专刊，擅长于制成表格形式后长期通报。诸如此类的形式使情报得到了充分有效的使用。

海军系统(www.xing528.com)

（1）专名专刊形式

海军方面负责谍报工作的是海军军令部，但隶属于海军省的水路部也承担相关工作。在以专刊定期报知方面，水路部很早就着手印发航道水文情报，从1876年起，先有《水路杂志》发行，刊登的中国情报有“清国税务营造所总营造司发行的航海告示”等[35]，次年刊行《水路提要》，1879年又发行《水路报告》，并且印制数百册分发给海军部门和船舰等。

以上刊物基本刊登了新获得的内外航道信息，但《水路杂志》逐渐偏重于登载对内外航道水文状况的研究性报告，而《水路报告》则重点登载一些动态性很强的信息，如各国尤其是中国灯台、浮标增减的最新信息和最新发现的暗礁等影响航行的因素[36]。以1879年11月的第8号《水路报告》为例，“此报告为清国光绪五年九月六日、公历1879年10月20日上海税务营造处第105号告示”，具体内容为汕头海面新设礁石标记的介绍[37]。

从1886年2月起，水路部又发行《水路告示》取代《水路报告》，刊号仍延续后者的序号，内容也基本相同。因为登载动态性很强的信息，《水路告示》的发行周期很短。如1886年全年发行的《水路杂志》为第106号至第118号，共13期，差不多一个月一期，而《水路告示》从第231号发行至第280号，共50期，月均四期以上[38]。约自1915年起，水路部还增加了《紧急水路告示》，如1915年2月23日的《紧急水路告示》第9号为22日旅顺要港部司令官发回的关于秦皇岛至旅顺港航道解冰通航的报告[39]。这种紧急报告保证了情报的及时报知。

1922年，水路部又开始发行月刊《水路要报》，直至1943年。《水路要报》由“时报”“记事”“航海报告集萃”等部分组成。“时报”主要为内外航海告示等动态信息，“记事”为相关部门或船舰对航海事项的实验、观察、研究报告，“航海报告集萃”选载一些船舰有关特定航道的航海报告。该月刊每期都会登载中国领水的水文情报。以1925年为例，1—2月登载的中国“时报”有：“关于上海港则第40条”“关于支那东岸厦门港双锚泊”“厦门港外沉船”“支那东岸山东高角南方海面的鱼栅”“秦皇岛入港目标与标识”“支那海东岸汕头附近目标及其他”“支那海Stewart堆”等。登载的“记事”有“温州港近况”“扬子江口潮汐与潮流（其一、二）”等。《水路要报》成为及时向海军船舰等报知中国领水水文信息的重要载体。

水路部编印以上刊物后，开始时主要分发给海军部门及其船舰以及其他政府机构，如1886年，水路部印发《水路杂志》分发给相关部门1520份，印发《水路告示》提供给海军船舰1518份、海军各机构466份、其他政府部门51份。

后来，水路部还将这类刊物提供给了民间航运业。对日本海军省而言，海外江河湖海水域辽阔，收集相关情报极其耗时耗力，仅靠自身力量，人力、财力等都远远不够，而航行于海外各地的民间航运公司则可以弥补这一不足，而且，利用民间组织收集情报更具有隐秘性。水路部看到了民间航运公司的巨大优势，在提供相关信息的同时，作为交换条件，要求它们提供在外航行报告，内容包括航路概要、航路表、速力表、气象表、水流、气候、港湾状况等。这一做法在编印《水路要报》后逐渐日常化，为水路部及时广泛获取国外水文情报分发给军方开辟了重要情报源[40]。

海军军令部以专名专刊形式编印所获谍报则见于1900年之后。它们有些是专载中国情报的，如《支那特报》《特别情报》《支那时局特报》《支那时局月报》，有些是登载多国情报的，如《海谍报》。

《支那特报》属于“极秘”级，基本上根据来自中国谍报员的书面报告整理而成，始见于1914年，应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或日本出兵青岛相关。其内容早期为中国政局、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策法令、官制、组织结构、人事任免等，甚至还有矿物资源方面的报告，但随着中国参战问题的出现，主要登载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参战态度、军政要人的动向、各政治势力的争斗状况等。1918年世界大战结束后，所载内容大多为中国政局、外交、军事情报。

《支那特报》为不定期编号印发，编印周期完全根据需要而定，如1914年7月底发行至第31号，1916年底发行至第91号，而1917年11月13日已经发行至第112号，1918年也基本达到这一程度。

从现已掌握的史料看，《支那特报》在1919年仍见发行，但进入20年代后情况不明。重新出现为30年代初，可能是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对华形势复杂化而加以恢复的。这一时期的《支那特报》仍然不定期编号发行，登载的主要有中国军情、政情、经济状况等。以1933年为例，第5号“北支方面支那军队与东北海军编制表”，第8号“在热河各军及东北军新编制表”，第17号“北支那军队编制表”[41]，第18号“厦门海军部航空处”，第38号“支那空军近况”[42]，均为军情；第11号“张学良下野前后北支那概观”则为政情；而第20号“有关废两改元”、第26号“美支棉麦借款成立”是经济情报。从发行期号看，1933年共发行43期，1935年为24期，其后两年均为19期[43]。

无论是早期的还是晚期的，《支那特报》的分发对象除了海军内部外，也包括外务省和陆军方面。

《海谍报》属于“秘”级，第1号始于1914年8月25日，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应该是针对大战特设的情报汇编专刊，内容主要为大战信息，均为来自各地的密电。同年9月日本出兵青岛后，有关中国方面尤其是华北军情、政情方面的谍报也有出现。1916年后，随着中国参战问题的凸显，关于中国的谍报增多，甚至还出现了专载中国情报的《海谍支报》，报告中国中央和地方政情、军政要人动态、对于参战的态度等。如1916年10月5日的第167、169、171号为龙济光在广东、陈宦在四川的动向等[44]，1917年2月14日的第204号为中国朝野对于参战的态度[45]。

《海谍报》一直到20年代末仍能看到，由于另有登载中国谍报的专刊，所载中国方面的谍报大为减少。《海谍报》的分发对象与《支那特报》相同。

《特别情报》1916年的第1号印发时间为3月22日。日军有编号的情报报告等通常是从每年1月初开始编号的，以上情况说明，《特别情报》是从1916年3月下旬才出现的。

《特别情报》登载的均为海军系统谍报员与船舰从中国发回的电报，属于“极秘”级，当时中国正处于南北政争之中，所载基本上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政情、各党派政争状况、各党派对参加世界大战的态度与行动、对日感情、各地军队动向等，如1916年的第1—10号分别为梁启超的政局观、广东驻军北上、袁世凯称帝动向、北京军政要人动静、南方反袁行动、广州反袁民情等，谍报分别来自广东和上海驻在武官以及北京使馆武官[46]。

1916年12月25日，《特别情报》印发至第246号[47]，说明发行频度极高，进入1917年后仍见印发，其后情况不明。《特别情报》的分发对象与《支那特报》相同。

《支那时局特报》属于“秘”级，大概出现于1927年或更早。与上述《支那特报》等不同的是，登载的情报均来自陆军方面和外务省，而分发对象仅为海军内部，是一种内部通报资料。当时正处于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故如名所示，所载内容均为南北政情、军情、民情。如1927年的1月21—24日的第9—25号是顾维钧内阁的施政方针、安国军高等参议等的决定、在华英军的动向、汉口民众对英态度、各地排英状况等[48]。该特报停刊时间不明。

《支那时局月报》始见于1932年，每月一期，直至1937年6月。其内容以中国时局的最新动态为主，每期首先登载“时局概观”、前一个月的“重要记事”，另兼军事、经济等最新情报。如1933年第1—3号，除了“时局概观”“重要记事”以外，还有“排日状况”“北支支那军状况”“剿匪状况”“段祺瑞的南下”“宋子文的北上”“反蒋气氛的酝酿”“汪精卫归国复职与对日策略”“蒋介石处理北支政策”“抗日军费与借款”等[49]，反映了中国时局的最新动态。

此外，军令部的长期编号综合性刊物《军令部秘报》《军令部常报》自20世纪初以来也不时登载中国情报，除海军外，也分发给陆军和外务省等。

（2）固定的专题形式

海军方面也以专题形式长期印发所获谍报。与陆军方面一样，这些专题以军事方面的为主，常见的有中国海军船舰概要、中国领水的灯台和航路状况等。

对日本海军而言，中国海军尤其是军舰是其最重要的对手，故十分重视对这类情报的通报。如前所述，1881年，海军省根据曾根俊虎所获情报最早印发《清国军舰一览表》，当年就印制了两百份分发。此后根据最新谍报不断更新印发，如在甲午战争前的1893年以《清国军舰帖》为题大量印发[50]。甲午战争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中国海军力量未予重点关注，不过20年代后又重新重视，尤其是对东北海军和国民政府海军，常将两者军舰概况列表印发给海军内部和陆军方面等。

有关中国领水的灯台状况，水路部早在1874年至1878年间就掌握了《支那及朝鲜海岸灯明台设立处》《清国灯台广告书》《清国各处灯台表》等，并且将这类信息附于相关水路志后面印发，1883年起则根据同年英国海军和中国海关刊行的灯台表，单独整理出《东洋灯台表》印发。此后该表一直单独印发，1886年已经发行至第三版，水路部印发100份发给海军船舰，约从1913年起则每年根据最新资料编印一次。《东洋灯台表》成为水路部定期印发的重要航海资料。

《东洋灯台表》的内容包括中国沿海和长江航道的灯台等信息。例如长江，1913年编印的灯台表列出了从吴淞口至长江上游以及各支流约70处的灯台或浮标的经纬度、结构、等级、灯质、灯光力、照光器、高度、高潮时高度、烛光数、光达距离、雾警号。此后，随着情报工作的深入，除了新增或重建的灯台以外，还增加了灯标、挂灯等。

因为连年修改重编，《东洋灯台表》所载内容越来越细致深入。仍以长江为例，1913年所列灯台等约70处，1918年增加到106处，1926年则增至174处，净增近70处。依靠这种不断调查、修改、编印，中国水域航道上的大小引航标志被及时报知给相关对象。

航路志是军舰的眼睛，日本海军自明治初期起就十分重视收集和编辑航路志，1881年开始系统翻译欧美出版物，辅以自身获得的情报，编印成《寰瀛水路志》，其第三至第七卷即为中国部分。随着所获情报的深入和扩大，水路部一直对中国部分加以修改补充，并且不断重新印发，逐渐成为专题。以长江为例，1884年刊行的第四卷《支那东岸之部》第八编的主要内容就是长江航道部分。1894年水路部在《寰瀛水路志》第四卷第二版第八编的基础上，加上1891年英国出版的《中国海水路志》第三卷“追补”（主要是英国测量船及舰船在华调查报告）和水路部《水路杂志》相关内容，将长江部分单独分出出版，称《支那海水路志》第四卷。该卷主要介绍长江口至夔州（今四川奉节地区），包括吴淞江、鄱阳湖、洞庭湖的航道状况，对一些地段的水位涨落、水势、航行法、灯台及立标、浅滩急流、相通的支流、渡口、气候等有比较详细的描述。1906年，水路部根据最新资料，又对《支那海水路志》第四卷进行了扩充改版，1916年将其更名为《扬子江水路志》，分三卷陆续出版（1916年第一卷《下扬子江》、1917年第二卷《鄱阳湖及中扬子江》、1917年第三卷《上扬子江》）。

经过不断更新，长江航路志的内容趋向全面。1924年，水路部决定摈弃长期依赖欧美航路志编志的做法，确立了以水路部的资料为主编志的方针[51]，并且于次年就编出了新版《扬子江水路志》。该志分三卷，第一卷为《扬子江水路航泊总记》，第二卷是《下扬子江及汉水》（1926年出版），第三卷为《中扬子江及上扬子江》（1927年出版）。新航路志的内容极其细致。以长江上游为例，对比一下1917年版和1927年版可知，后者增加了水标、水表图、航路标识、航行规则、系留与锚泊、泊地表等重要航行信息；对于一些湖泊，甚至连可能影响航行的鱼栅位置也作了仔细介绍。

以上航路志每次重新编印后，水路部都及时分发给日舰，为其来华活动提供最新的航行资料。而日舰则对新航路志的相关内容加以核实和修补，为今后的修订做准备，使之更趋全面准确。当然，海军方面日常固定报知的专题非常多，以上所举只是普通之例。

从上述事实可知，与陆军方面一样，海军军令部等也十分重视情报的报知，并且惯于编辑专刊或制图、制表通报，使情报得以有效报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