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方利用无线电谍报收集华北军事情报

无线电测向

无线电用于军事通信以后，掌握敌方通信电台的配置状况，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军事情报。因为对敌方无线电发射机进行定位，电台的位置往往就是指挥官的所在地，电台的型号往往反映指挥机构的高低。通过电报分析，可以知道电报的去向，由此判断出指挥系统和部队部署移动状况。日军在华侦收站充分发挥了无线电谍报的这一特性，对中国军队进行了侦察。

1933年2月，关东军参谋部向陆军省上呈了一份地图，名为“根据无线谍报判断出的支那军队移动图”（见图3）。此图可以反映这类谍报活动的成果。图上注解说：“一、本图根据无线谍报标明热河省及北支军队移动状况。二、本图根据以下兆候，通过附属于部队的无线电移动状况对部队的移动作出了判断。（1）有关无线电站的开设和关闭的报告（明码和密码电报）。（2）电文中出现的收信人或部队番号。（3）根据呼出符号、电波长度和音色等。（4）发报员发报技术上的习癖。”[98]由此可知，这张绘有热河及华北中国军队移动路线的地图完全是通过对中方无线电台定位，测定其移动状况和电台呼号等绘制出来的。而相关侦收员已熟悉了“发报员发报技术上的习癖”，说明关东军使用无线电测向定位的工作由来已久。

图3　“根据无线谍报判断出的支那军队移动图”（1933年2月上旬调查）（局部）

1933年2月，正值日军全面入侵热河之时，通过以上谍报活动，日军能够掌握中国军队的移动和布防状况，获得战场主动权。

如前所述，华北军在1920年前后就开始使用无线电测向定位获取情报，后来随着相关技术的不断进步，更得到广泛使用。华北军司令部每月给参谋本部等机构上呈《特种月报》，汇报当月的无线电谍报活动情况，有关测向定位获取的情报经常附在月报后面，如1933年7月的《特种月报》附有“北支支那主要军阀电台通信诸元表”。它详细绘制了中国军队在华北地区的无线电联络系统图，即宣化附近中央军及冯玉祥军无线电台位置图，北支主要军阀电台通信各电台，第一、二、三、四军团无线电通信电台，第七军团无线电通信各电台，第十七军团无线电通信各电台，冯玉祥系统无线电通信各电台。各图均绘有指挥系统所在地与下属各部队的联络系统和呼号。如附图9所绘的指挥中心是“冯玉祥、佟麟阁（张家口）”，下属部队是“方振武（宣化）、张人杰、吉鸿昌、刘桂堂（赤城）、李忠义”[99]。由此可见，通过无线电谍报，日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掌握中国军队在北方各地的指挥系统和军队部署、移动情况，为进一步侵占华北做好军事上的准备。

台湾军在无线电测定中国军队部署状况方面也比较成功。以台湾军1933年3月和7月《特种月报》所附“要图”为例，有“支那中南部短波无线电交信系统要图”（见图4）、“贵州战乱中的无线电交信系统要图”“无线电探知的福建省内军队部署要图”（见图5）、“福建省军事关系交信系统要图”“根据特种月报绘制的江西方面匪军及剿匪部队部署要图”“根据特种月报绘制的四川省军队部署要图”“以总参谋部为中心的无线电交信系统图”“第十九路军无线电交信系统要图”等。仅从名称就能知道各图来历。以上“要图”，有的如图4所示，以北京、南京、上海、汉口、南昌、福州、广州等城市为中心绘有密如蜘蛛网的交信系统；有的如图5所示，以某省或某区域或某军队为中心绘有各部队首脑姓名、呼号、波长、指挥部所在地、交信对象等[100]。

图4　“支那中南部短波无线电交信系统要图”（1933年3月下旬调查）（局部）

图5　“无线电探知的福建省内军队部署要图”（1933年3月下旬至4月中旬调查）（局部）

1933年是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关键一年，台湾军的无线电谍报活动几乎是完全锁定了这次围剿活动涉及的地域和部队，掌握了蒋介石围剿部队的指挥系统、各部队的构成、部署和移动状况。

根据上述情况可知，日军各地的无线电侦收所在测向和定位方面已经达到很高水平，通过无线电，基本上已经能判断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军队部署和调动状况。

无线电侦收与破译

日军无线电谍报的另一目的是通过侦收中方明码和密码电文获得各种情报。明码电文只要能截收到，不难弄清其内容，一般情报价值比较低。不过，日军也能从中遴选出有价值者。如上海受信所一直截收明码电文，1930年3月截收的官方明码电文达634份，占截收总数的三分之一。1933年11—12月共截收明码电文697份，其中有情报价值的38份。再如台湾军1933年11月共截收明码电文285份，其中13份有情报价值。(www.xing528.com)

当然，情报价值最大的还是中国军政部门的密码电报。这就需要破译密码。破译的途径有两个，一是窃取我方密码本，二是从截收的大量无线电报中分析规律加以破译。1923年后，日军不断培养出掌握无线电破译技术的谍报人员，从1929年起派至中国。而国民党军队早期使用的无线电密码保密技术程度低，易被破译，并且有些密码的编排借鉴了日本的方法，这更给日军的破译提供了方便。

密码的破译建立在截收大量无线电报的基础上。华北军司令部属下天津旁受所、天津电信所等1929年5月的截收数量一共达到了1852份，1933年、1934年天津旁受所和电信所的月平均截收数更达到2000多份[101]。同一时期，台湾军的月截收数也在600—700份[102]。上海旁收所的成绩也可与天津的同行“媲美”，1933年平均每月达1200多份，1934年约达1500份[103]。如此庞大的截收量为破译提供了良好条件。

在30年代，各谍报机关的破译率都达到较高水平。华北军各侦收站1933年10个月共截收我方密码电报25090份，其中破译19235份，占总数的77%。各侦收站中塘沽站破译比例最高，占85%。1934年的7个月，各侦收站截收的密码电报数为26697份，其中破译19495份，占总数的73%，破译率最高的仍是塘沽侦收站，达84%[104]。

与华北军相比，上海侦收站的破译比例要低一些。以1933年为例，11月、12月截收的密码数量分别为948份和979份，破译数分别为326份和291份[105]，平均破译32%；1934年后此状况有所改观，1—7月份截收的8208份密电，破译了2782份[106]，破译率为34%。

台湾军因人手少，加上需要同时侦收东太平洋的美军无线电波，分散了对中国的侦收力量，但每年破译的有情报价值的密电最多时也不下千份[107]。

从以上数据可知，日军对中国军政等部门的密码破译，比例最高的达85%，最低的也有三分之一，达到了很高水平。

为了获得更多有价值的情报，日军各侦收站还根据形势，选定重点目标侦收。1933年初，关东军在热河挑起战端，同年2月，华北军各侦收站破译的有情报价值的电文不足200份，3月便跃至300份以上，4月则达到近500份[108]。这表明当时各侦收站把谍报力量完全集中到了这一战事上。

1933年初，中国处于对日政策调整期，日军在华北不断挑衅，蒋介石政府在南方积极组织围剿红军，西南各省则酝酿反蒋运动，贵州省也动荡不安。台湾军针对以上形势制定的主要“侦收目标”是：“我军以主力侦监南京和北平，以部分力量侦监广东和福建。四川缺乏有线联络工具，重要事项多用无线电，不可坐失良机，与侦收贵州内乱情报相结合，不断变换合适的侦收对象。”

此间，台湾军通过侦收和破译蒋介石、何应钦等国民党中央军事领导人与部属或各地军政领导人（如蔡廷锴、陈济棠、杨虎城等）之间的密电所获得的情报主要有：中央政府的对日态度；汪蒋合作与对日态度；中央政府对日军入侵关内的方针，以及对中日停战协定的方针；中央军、杂牌军的抗日移动及西南军的北上计划；对抗日军的资金和军需补给；对华北抗日军的后援状况；红军状况；蒋之南行与围剿红军计划；广东、福建方面状况；四川军状况；贵州内乱状况；中央对西南各省的态度；西南各派的反蒋策动等[109]。

1935年是蒋介石围剿长征途中的红军的“关键”一年。针对以上形势，同年2月，上海旁受所制定的“侦收目标”是：“一、主要是贵州、四川、云南和湖南省方面匪军状况、剿匪状况以及支那军队输送情况。二、以部分人员探明新的交信系统。”其侦收结果是“朱毛匪之动静以及对此围剿的剿匪军之状况大致摸清。有关其他情况仍未能充分发挥侦收效果”。以上情报来自破译的40份电文。其中“军事委员会”18份，“招商局”6份，“航空委员会”2份，其他均为何应钦等军事要人的电文。航空委员会、剿匪总交通处、82师、薛岳、26师郭汝栋军长兼师长、王家烈、上官云湘发出的密电也完全遭破译，军事委员会、三省剿“匪”司令部、蒋介石等发出的密电则处于破译之中。上海旁受所同时还捕捉到了一些新设电台。

天津旁受所在此期间对上海的破译工作提供过支持，向上海通报了正在破译中的第三舰队、北平军事委员会及其下属各部队、山西骑兵队、全国经济委员会、中央军属下各部队、蒋介石、张学良、宋哲元、马鸿逵和蒋鼎文等的电文解读状况[110]，试图帮助上海加快破译速度。

由此可见，日军对中国军政部门的无线电截收和破译在量和质上都达到了很高程度。由于密码电报被大量破译，中国军政核心机密源源不断落入日军各级决策部门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