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后的活动及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体系研究

尽管电报技术出现比较晚，用于谍报的历史更短，但日军对此先进技术的利用早已十分重视，1886年合并海军省的军事部后新成立的参谋本部，其下属海军部掌管外国谍报工作的第三局第一课还负责“外国密码电信”[67]。该课具体工作不得而知，但将“外国密码电信”纳入工作范围足以说明已经开始重点关注。

据研究，日本海军在甲午战争前就着手研究如何利用电报获取中方情报。1894年6月海军大臣西乡从道盯上的是日本通往中国的国际通信电缆，具体的方法是将清政府收发的电报转送到海军省的外廓机构加以破译。西乡请与日本海军关系密切的琼斯·马修兹·詹姆斯负责此事。詹姆斯6月14日面见伊藤总理和陆奥外相说明了自己的计划后，在东京设立了中心站（key station），将清政府收发的所有密码电报转送到海军省。中心站表面称外国商馆，伪装成中立国的情报活动。东京的准备工作完成后，詹姆斯到上海设立中继基地，选定负责人，不仅委以上海的情报工作，还要求其将芝罘、天津的电报转送到中心站。其后詹姆斯至芝罘选定谍报员，要求他们监视北洋舰队动向以及煤炭、弹药的搬运状况，截取舰队收发的电报，然后再到天津选定一商馆老板为谍报员，要求其监视清军运送状况和对朝鲜、旅顺、威海卫的军需物资运送情况。在中国布下了谍报网后，詹姆斯于7月12日回到日本继续这方面的工作[68]。中心站具体发挥的作用无法得知，但甲午战争一结束，詹姆斯就获得了日本政府颁发的勋二等奖，这个奖可能与他的密电破译有关。

其实，在甲午战争前日本外务省已获得中方密电码。据当事人之一、甲午战争前后任陆奥宗光外相秘书官的中田敬义1938年回忆，1886年中国海军访日时，电码本被一个叫吴大五郎的日本人弄到手并交给了官方。当时的汉语还没有用罗马字母拼写，故电码本就是一本在常用的汉字旁边标上了数字1、2、3、4的字典。甲午战争临近时，为了弄清到手的是否就是电码本，日方想出一计。1894年6月22日，陆奥外相给中国驻日大使汪凤藻送去一封由中田已经翻译成汉语的信函，次日汪用密电给总理衙门发了一份长信。日方电信专家认为里面肯定有陆奥的信函，于是根据那本电码本仔细研究，找到关键文字，结果彻底破译，发现中方使用的电码与那本电码本完全相同，没有任何变化。“这样对方的电文我方均能解读，非常方便”，为日方在战争和战后谈判占得先机提供了极大方便[69]。(www.xing528.com)

以上说明日本早已盯上并且成功利用了“技术情报”，不过此后日军对这一情报手段的开发利用处于停滞状态，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