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以军人或军事组织这一公开或者半公开的身份活动，秘密地，有时甚至是公开地获取情报。在这方面，日本驻华使馆武官自不待言，驻在武官、特务机关、应聘将校、长期驻军、短期侵华日军、来华船舰的谍报活动尤具代表性。
使馆武官的公开活动
1928年参谋本部制定的《谍报宣传勤务指针》就谍报手段作了详细说明，其中有：“作为谍报工作的准备，最需要的是密切与情报来源的联系。……尽可能与官方人物、一般实权人物或其他能够成为谍报来源的人，迅速而广泛深入地加深交往情谊，适时接近。此为要中之要。”[40]这无疑是对日军至今在华谍报经验的总结。
如前所述，使馆武官的谍报优势就是能够公开与军政要人接近。日军历任使馆武官都充分利用此身份四处活动，竭力与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员交往，刺探情报。进入20世纪后，由于军阀混战，政局多变，更给使馆武官浑水摸鱼创造了良机。他们或以关心、同情革命为名，或以援助、帮助为诱饵，或充当热心的倾听者、献计者，千方百计接近、笼络各类军政要员。而中方人物也各有各的打算，有的可能只是礼节上的敷衍，有的是想从日方得到某些切实利益，有的是想利用日方获得一些对手的情报。“与日本的外交官和领事等相比，军阀更愿接近日本军人提供情报。因为军阀们盘算，通过提供情报将日本的对华政策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要想达到这一目的还是与掌握实权的军人接近更加有效。”[41]
作为日军在华最高代表，使馆武官利用这种优势在收集情报方面最早尝到巨大甜头的是福岛安正。福岛1883年任驻华使馆武官，凭借过人的公关能力，当上了清政府的军事顾问。清政府在兵部衙门安排了办公室，派11人供其使用，此举完全是引狼入室，福岛“在此期间专心调查清国实力”，“利用中国官吏11人逐渐摸到头绪，终于打通了与兵部衙门的联系”，将“各省总督、巡抚、将军、都统每季呈给兵部的报告”等清廷内部文件弄到了手[42]，获得大量机密情报。其根据收集的情报编写的《神机营沿革志》《清国兵制类聚》等获得参谋本部的高度评价。
1887年起任使馆海军武官的世田亮吉在此方面也尝到过很大甜头。当时正值清朝大力建设海军之时，世田运用在美国海军学校学得的知识，严密监视清朝海军建设动向，除了收买内奸外，还利用其身份公开“访问”“参观”北洋海军设施，如通过“参观”北洋舰队主力定远、经远两舰了解舰队的教育训练实力。在任四年，世田“专心研究构成日清战争清国的根本力量、位于草创期的军情，成功地完成了基础研究工作”[43]。
甲午战争后，日军更重视这种情报来源。如前所述，参谋本部从1900年起就明确要求武官积极与中国要人交往，参谋本部选定的各任驻华武官基本上也都是“中国通”（见附录二）。他们熟知中国的交际文化，擅长与中国人建立“人脉”。利用身份的优势，他们频繁来往于各类军阀、政客之间，使“内部消息”成为最重要的情报来源。
本庄繁担任驻华使馆武官期间的出色表现，前面已经述及，以下再列举数例说明其他武官在此方面获得的成功。斋藤季治郎1916年5月至1918年11月第二次任驻华武官，表30是其1917年11月22日至30日发给参谋本部的部分电报，据表可知，在这短短九天内，斋藤发出的13份极秘电报中至少有10份的内容来自中国政府要员，普通电报也是如此。
表30 驻华使馆武官斋藤季治郎来自中国要人的情报举要（1917年11月）
资料来源：“支那ノ部”，1917年，外務省記録—1門政治—6類諸外国内政—1項亜細亜—各国内政関係雑纂。JACAR：B03050027500、B03050027800。
有关获得这些情报的途径，表中多数电文的表述很清楚，是斋藤亲自获得的，如“支极秘第159号”等，但也有些仅说明是“据……言”，如“支极秘第162号”等。斋藤的电文对来自第三者的情报都有明确说明，如“支极秘第157号”“支普第58号”，因此，仅说明“据……言”的这类电文也应该是斋藤亲自获得的。从表中看，斋藤的情报来源或为北洋政府最高层的领导，或为中央机要部门要员，有的情报还同时来自两人，情报的内容均为中央政府组织、人事等。斋藤似乎是天天与他们见面谈论政局，政要们也好像把他这个“局外人”作为商谈的知己。这种交谈总会透露出不少内幕，带来大量重要信息，内部消息成为斋藤的主要情报来源。
斋藤是陆军武官，同时在任的海军武官增田大佐1916年的电文中也有“据某军事参议官言”“本日据参谋本部课长范腾霄（海军留学生）言”等表述[44]，说明海军武官在此方面也不亚于陆军。驻华武官交际面之广、与中国政要交际程度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身居首都的驻华武官不仅在中央政府官员中长袖善舞，对于地方要人也能深入渗透。以驻华武官东乙彦少将为例，在1919年3月31日至4月20日的短短三周内，就有三份关于湖南省购买兵器的“极秘”电报，来源为“据湖南督军在北京军事处长杨少将言”“据湖南来京的督军处员某某谈”[45]。情报源自湖南来京的地方官员，东乙彦能够直接或间接从其口中多次得到所需信息，渗透能力之强可见一斑。
在使馆武官的报告中，诸如以上之例比比皆是。以这种途径获取的情报，成为日本军方的十分可靠的“优质”情报来源。
驻在武官、特务机关的（半）公开活动
驻在武官在中国的存在是非法的，但是，进入20世纪后中国政局一直混乱，社会持续不稳，加上不少军阀也想利用驻在武官接近日本军方获得某种利益，对这种谍报员的存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其公开或半公开活动提供了方便。因此，与甲午战争前极力隐匿身份相比，甲午战争后的专业谍报员根据具体情况，有时并不忌讳自己的军人身份，甚至公开出入于各场合，以宴请等手段结交中国军政人员获取情报，以至于有人称之为“宴席谍报”[46]。
而日军派遣的驻在武官一般都是“中国通”，他们有些担任过使馆武官，有些是“留学生”“研究员”出身，有些做过应聘将校，有些长期率舰在华活动，深谙中国风土人情，交往渗透能力极强，在中国各界广结人脉，这也为其公开或半公开活动提供了方便。
驻在武官公开露面活动在甲午战争刚刚结束时就十分明显。当时中国上下希望变法自强，包括向日本学习近代军事。趁此机会，日军向中国派遣了大量应聘将校，同时也派军人公开深入中国内地，与地方要人联络感情，收集情报。1898年奉命赴四川的井户川辰三便是一例。井户川来华后公然身着日本军服乘船至武汉，代表日本军方与张之洞会谈，其后才易装进入四川，仍代表军方拜访总督奎俊，谈军事交流事项，并且就此在重庆活动到1899年，曾带程光新等至日本视察军事。回重庆后仍不断与奎俊接触，为其出谋划策，获得信任，1902年前后被聘为成都武备学堂教官。在重庆期间，井户川以“重报”为名发回大量情报，作为日本陆军的第一个长期驻四川谍报员，井户川的情报对参谋本部了解当时的四川政情、军情、民情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辛亥革命爆发后，由于政局剧烈动荡，驻在武官等更是大肆活动。如前所述，本庄繁担任驻华使馆武官期间与中国军政要员频繁交往，其实本庄任上海驻在武官期间就显露出这方面的“才干”。1911年7月，本庄来沪上任，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参谋本部等立刻派遣大量谍报员进入各地侦察，本庄也奉命进入革命党内部，参与宋教仁、陈其美、黄兴等的活动，获取情报，其间在上海与南京之间来回达数十次[47]。此时，受黑龙会主干内田良平指派来上海参加革命党活动的北一辉也积极参与其中，革命党人不会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两人都向自己的上司发回了大量革命党方面的情报。例如，当时的参谋本部负责人宇都宫在1911年11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上海本庄来电报告，与黄兴儿子见面，言一周以内占领江南机器局及吴淞，然后占领南京。”[48]本庄繁后来也回忆说：“当时黄兴已从汉阳来，与陈其美、黄一欧等有联系，故比较容易弄到情报。”[49]在现存的史料中也仍能看到本庄报告革命党人行动和革命领袖行踪的密电。
本庄不仅自己收集情报，还在革命阵营中发展了奸细。据参加辛亥革命的一些日本人回忆，当年他们回国后，为了探知参谋本部的意向，拜访已经回到日本任第二部支那课长的本庄时，发现参谋本部在革命军中安插了间谍，对革命军及其行动十分了解。本庄也当面承认在革命军中有情报网，并且还想利用他们做眼线[50]。辛亥革命期间在革命阵营和反革命阵营中都有日本军人在活动，本庄只是普通一例。
像本庄这样高调活动的驻在武官比比皆是，如1916年起任南京驻在武官的多贺宗之中佐奉参谋本部之命，就中国参与世界大战问题一直直接游说南下南京的冯国璋。而上海驻在武官松井石根中佐则跟本庄一样，活动在国民党要人之间刺探情报。
1918年，参谋本部在中国东北、西北建立过大量特务机关。如前所述，这些特务机关都是公开收集情报的，即使1922年前后大多关闭或转入秘密活动后，奉天特务机关仍一直公开活动。
当然，这种公开了身份的谍报员有时也会受到驱逐。1911年后，济南一直有驻在武官，1914年日军侵占青岛后乘机公开活动，1922年日军撤退后其存在变得引人注目。1923年1月，参谋本部伊波少将来华“视察”，在济南与督军田中玉会谈。田中玉对日军撤离后驻在武官宫内大佐继续留下表示不快。伊波解释说，宫内留下仅是因为归国后的人事安排等未解决，如果对此有疑虑可以断然撤除，但希望接受研究国情或学习语言的武官，并且特地说明他们与“驻在武官”性质完全不同。其实，正如济南总领事代理藤井1923年1月的报告所说，参谋本部这时已经决定将宫内撤回[51]，依波所言只不过是顺水人情，而他要求接受的所谓“性质完全不同”的“研究国情或学习语言的武官”，恰恰性质相同。参谋本部随后偷偷派出的樱井正信少佐实际上仍是“驻在武官”。新上任的樱井当然不会像前任那样招摇过市，而山东当局对这种隐匿身份者，在未掌握充分确凿谍报证据的情况下，也难以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30年代前后，驻在武官依然利用各地军阀之间的矛盾，以种种利益相诱惑，纵横捭阖于各利益集团之间，企图从中渔利而扩张日本的势力。如驻广东武官和知鹰二利用西南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公然游说于广西等军阀中间，收集情报，策划种种阴谋[52]。再以海军驻在武官须贺彦次郎中佐为例，如前所述，他1930年起驻武汉时就发回了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大量情报，而情报的出处往往是“行营要人谈”、中央或地方的“要人谈”，还有“共产党关系者谈”，甚至武汉行营在8月28日至31日收到的各地军机电文，9月3日就被译成日语发往军令部[53]。这种“要人谈”很有可能就是须贺直接“拜访”要人的结果，而众多机密电文，则可能来自内奸。1932年须贺转驻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后，发回的情报仍然大量来自政府内部。仅以1932年6月18日至10月26日发出的“绝密”等电报为例，此间的52份电文均为情报，其中注明“据要人谈”“据来源可靠的消息”“据西山派要人密报”的就有10份，均为国民政府内部消息、军政要人言论、派系斗争内幕[54]。其他电文虽未说明出处，但从内容看大多也属于内幕消息，来源应该相同。无论在武汉还是在南京，须贺都能依靠“要人谈”等获得大量内幕情报，没有极强的交际渗透能力是不可能做到的。需要强调的是，日本的大使馆设在上海，上海使馆设有海军武官，南京的须贺应该属于“驻在武官”性质。
更有甚者，这些实际上违法的驻在武官在中国活动时有时还能得到官方要人的帮助。如南京驻在武官菅沼恕人1931年7月至福州、厦门“视察旅行”数日，公开“参观”了马尾要港司令部、马尾造船厂、海军兵营、福州海军学校、莲柄港灌田局。能如此公开行动，“万事均委托中国海军方面”，就是说是通过中国海军方面安排的。正如菅沼所说，“参观”中国南方海军基地马尾是数年来的心愿，能如愿以偿让其感到“幸甚”。对于他是如何获准“参观”的不得而知，但中方的善意仍然被利用来收集情报，他的“视察”报告数周后就到达了军令部。报告对马尾军港司令部简况、马尾造船所简况（各工厂工人数、产品）、海军练营（营长姓名、出生地）教官和新兵人数、新兵的素质（家庭出身、作为军人的意识、兵饷）、福州海军学校概况（各科学生数量、学习和见习时间、学习科目）进行了详细描述[55]。可以肯定中方不提供这样一个机会，他就不可能获得如此准确的第一手资料。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东三省的沦陷，日军在华北、西北、内蒙古的特务机关大多公开挂牌活动，肆无忌惮地收集情报，为日军侵华做准备。在当时，这些行为就受到中国舆论的猛烈抨击。
长期驻军的（半）公开活动
华北军、关东军、汉口派遣队、青岛守备军也利用各种特定条件公开或半公开进行谍报活动。具体而言，主要有四种途径。
一是利用演习、训练权，在驻地及周边地区公开进行演习、训练，由此获取情报。这是驻军收集情报的优势，也是关东军、华北军的惯用伎俩。如前所述，华北军制定《支那驻屯军教育要领》，规定下属部队每年要进行若干次野外演习、训练，并且赋予了调查、研究当地兵要地志等的任务。这种制度化、日常化的演习和训练，一直进行到七七事变爆发，成为华北军收集当地兵要地志等情报的重要手段。
跟华北军一样，关东军自成立之日起就很重视通过实地演习等研究当地的兵要地志，收集相关作战资料，尤其关心各兵种如何在东三省严冬气候下进行作战。关东军还利用东北地广人稀、容易避人耳目的特点，常常强行越过“守备”地域演习、训练，以此收集情报。经过二十多年演习、训练，关东军对“守备”区域的相关情况基本上都了如指掌。
二是在“守备”区域内随时随地公开收集情报。这一点青岛守备军最有代表性。日军侵占的八年期间，将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都纳入了“守备”范围。为了培植日本的经济势力，把青岛建设成日本掠夺和转运华北等地资源的基地，守备军参谋部动员下属一切军事和“民用”部门，以青岛为根据地，围绕各自负责的领域长期调查研究。调查无孔不入，涉及政治、行政、财政、经济、农业、林业、畜产业、水产业、工业、矿业、商业、贸易、铁路、水运、港湾、卫生、气象、通信等领域，形成大量报告。青岛守备军能够对山东长期精查，完全得益于其公开或半公开活动。
三是利用与官方的关系对中方地区进行半公开调查。关东军这方面的活动最为活跃，典型事例是1918年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后，关东军据此在东北组织的兵要地志和军用物资调查。因为这类活动还获得了当地官员的帮助，1922年3月，日本政府高桥是清首相甚至要求为东北的几个地方官员颁发勋章[56]。张作霖统治东北期间，关东军以对付苏联为借口进行种种调查活动时，张往往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还会与日方联合进行。张作霖被暗杀后，关东军的调查行动才被明确禁止。有关这一点，田中隆吉在东京审判中曾提及过[57]。
四是通过与中国要人交往获得。各地驻军司令官等军官总是以驻军司令部的名义，积极与当地朝野要人、军政官员、报社记者等结交，刺探情报。(www.xing528.com)
如表27所示，华北军“机密费”的三项开支中，占第二位的是“秘密交际”费。20世纪前半期的天津是北方朝野要人云集之地，华北军司令部正位于此地。华北军历任司令官尽量利用这一“地利”，通过宴请等手段结交各界名流，笼络感情，在杯盏交错中获取情报。如表27所示，华北军每月都有此费用产生，有时甚至超过“秘密侦察”的费用，其交际之频繁可见一斑。在1927年的机密费中，这种费用仍然占第二位[58]。“交际”在秘密活动中显然一直处于重要地位。
从华北军司令官发给参谋本部等的密电中，可以看到司令官的“交际”能量很强，并且由此获得情报。仅以1917年11月29日至12月2日为例，“秘”字“天电”第108、110、112号分别报告了司令官与“陆宗舆的时局谈”“周自齐就时局对本职的谈话”、访问黎元洪询问政变的情况等[59]。能够轻易接触这些中国政界的核心人物，并且随意交谈，没有平时“交际”的基础，是无法做到的，华北军司令官交际上的能量完全不亚于驻华使馆武官。
从前文表15看，汉口派遣队的谍报开支也有不少用于这种“交际”。此表是1918年4月至9月谍报费的用途，其中有派遣队司令官拜访湖北督军、援粤总司令张怀芝时给督军府等衙门警卫的赏钱，也有派遣队司令官至长沙、常德“出差”时的开支。由此可以知道两点：一是司令官不时会造访当地军政大员。汉口的要员自不待言，司令官如果是公开去长沙、常德“出差”，出于“礼节”也必定会“拜访”当地要人。而这种访问必然是去套取情报的。二是司令官去这些衙门时总会对警卫等人施以小恩小惠。这种笼络人心的做法很可能就是在为今后利用这些人收集情报铺路。
在1917年前后汉口派遣队司令官发回国内的密电中，不乏湖北“王督军”对中央政府政策的态度和举措、湖北军队的行动等方面的报告[60]，也有的电文称“据由武昌将军府获得的情报”[61]，这类情报都有可能是“访问”所获。
五是利用中国政府的软弱隐忍，强行进行各种公开或半公开调查。这主要是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军、关东军在内蒙古、西北、华北地区实施的兵要地志与军用资源等调查。如前所述，华北军在策划“华北自治”的同时，出于侵占和“开发”华北的目的，在关东军、满铁等支持下展开过“绥远省特别调查”和“嘱托班大调查”等，后者动用了近两百人。这些调查很多受到了中国当地政府、警察的阻止，如铁道调查班报告说调查期间“中国官宪的压迫之烈超出预想，铁路当局也对调查极度拒绝，道路与水源调查班也有类似经历”[62]。但是，中国官方除了阻止以外并未采取进一步行动。
在内蒙古一些地区，由于“蒙奸”、“汉奸”的出现等原因，关东军的调查更加肆无忌惮，其下属山海关、赤峰、承德、张家口、多伦、张北、德化、绥远等特务机关，都是公开挂牌活动，在实施分裂“谋略”的同时，收集当地的政情、民情、军情，调查兵要地志和经济状况，为关东军的进一步侵略提供情报和建议。
作为收集情报的全新手段，关东军还动用飞机对中国西北、华北进行谍报活动。例如，1935年4月，作为侵略华北的举措之一，关东军擅自开始满洲至华北之间的自由飞行[63]，由此可以随时无端侵略华北领空，进行空中间谍活动。1936年，伪满航空公司在军方指示下也积极开辟西北航路。华北军和东北军通过航拍获得了很多重要的兵要资料。
日舰的公开活动
如前所述，日舰利用不平等条约或者通过肆意解释这些条约，获得了很多在华自由行动的“权利”。
依靠这些“权利”的保护，在平时，日舰可以以“巡航”为理由堂而皇之地进入任何一个军舰能够驶入的水域，以“警备”作借口从容调查当地的航道和港湾水文兵要，侦察港湾兵备状况和相关设施，而中国各级政府即使知晓也难以应对；日舰沿途停靠一些大港时，也可以公开“礼节”性地拜访当地要人，甚至宴请款待当地名流进行“亲善”活动，以此获得各种情报；日舰每到一港，还可以派出士兵登岸公开“参观”“视察”当地市况、公共设施、工矿企业、风土人情，有时甚至还安排长途“行军”，由此收集当地的兵要地志、军情、民情、经济状况等。日舰数十年留下的巨量“警备”“巡航”“参观”“视察”报告和水文兵要地志等专题报告就是最好的佐证。
在遇有重大事件时，日舰则能随时接近相关地区或城市，甚至以保护外侨为名派兵登陆，近距离监视、侦察事态的发展和变化，获得丰富的第一手资料。长期以来，日舰提交的有关中国沿海、沿江相关城市历次变故形势的巨量报告，便是这种公开谍报的成果。
驻华使馆武官和应聘将校在公开或半公开收集情报方面具有很多优势，与此相比，日舰则有以下特点：一是日舰数量众多，每艘军舰都构成一个谍报主体，每个舰队就构成一个谍报群体。日舰的对华“警备”活动始于1884年，自1905年末组建专门在中国水域“警备”的舰队后，参与“警备”的日舰不断增加，最多时20多艘停泊或游弋于中国领水，在舰队司令部的领导下统一实施谍报活动。组织严密、数量众多的军舰凝聚成的谍报力量远远超过使馆武官和结构松散的应聘将校。二是日舰公开活动的地域范围非常广，移动便捷。沿海沿江，只要客观条件具备，军舰都能驶入，在长江支流，日舰甚至上溯至中国腹地。因此，日舰公开谍报的地域范围和移动能力远远超过使馆武官和应聘将校。三是驻华使馆武官和应聘将校公开的只是身份，在收集情报时大多靠秘密获取，而日舰往往可以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地收集情报。从公开或半公开谍报的角度看，日舰也是收集中国情报的主要力量。
应聘将校的公开活动
如前所述，甲午战争以后，应聘将校成为日军对华情报的主力。作为一种新出现的谍报主体，应聘将校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够在身份公开的前提下利用工作关系收集情报。
利用在中国政府内任顾问的机会获取情报方面，最著名的是坂西利八郎，但“鼻祖”还是近代日军间谍的“祖师爷”福岛安正。如前所述，福岛1883年任驻华使馆武官期间担任清政府军事顾问，获得接触清政府要员以及机密文件的良机，刺探到大量军情。福岛在1899年来华极力游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军政要人接受日本派遣的教官和顾问，大概就是因为有如此亲身经历，在谍报上尝到过巨大甜头。
1898年日军开始向中国派遣应聘将校后，在1903—1911年的近10年间，每年应聘将校都在50—100人左右，大量的日本军人由此进入中国。如表22所示，这些人长期以来受聘于中央和地方的军政部门，充当各级军政要员的顾问，就职于各类军校、军队等要害部门，利用工作之便和获得的信任，随时随地能够轻易获得中国中央和地方政情、军情、民情、财经、教育等方面的情报。正是看中应聘将校这方面的优势，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为应聘将校建立起谍报制度，并且赋予每个应聘将校以具体任务。因此，就如特洛伊木马一样，进入中国的应聘将校都带有特殊使命。
应聘将校中有不少担任中央或地方军政要员的顾问。既然是高薪所聘，政要们就有可能随时向这些顾问咨询军事、外交、政治、社会、经济等问题。由此，顾问们可以知道政要们正面临何种问题，正在考虑何种对策，从而掌握军政动态以及中央或地方军政要员之间的关系等。如前所述，青木宣纯和坂西利八郎在清末民初都长期担任过中央政府的相关顾问，两者在任袁世凯军事顾问时都深得信任，袁世凯咨询的不仅是军事问题，也常有政治问题等。日俄战争结束后不久，陆军大臣寺内正毅曾指出坂西的报告过于偏重政治问题。坂西的回答是，由于袁世凯也征求外交、政治方面的意见，自己只是如实报告讨论的问题。就是说，这些情报都是中方主动送上门来的。
不仅在袁世凯当政时期，坂西等在担任北洋政府其他政要军事顾问期间，也因身居政治中心而能轻易获得核心情报。前文曾经说到坂西公馆1917年发出的各种电文数量极大，仅“坂极秘电”就达日均一电。外务省1916年的电报集中有大量来自青木、坂西两公馆的电文，这些电文应该是参谋本部提供的，其中有些明确说明了情报来源。表31是1916年11月11日至30日两公馆发出的部分电报。据此可知，在短短的20天中，两公馆就发出了大量来自中央政府要员或机要人员的情报。从电文表述上可以判断，有些情报是中方主动访问时所获，但是像来自办事员或秘书的情报，应该是日方主动探听的。因为这种身份的人员不可能直接向他们咨询相关问题，而日方主动打听时，对于天天在总统身边的顾问，既有可能是碍于情面难以拒绝，也有可能是放松警惕和盘倒出的。
表31 坂西、青木两公馆密电来源（1916年11月11—30日）
资料来源：“大正5年11月10日から大正5年11月18日”“支那ノ部”，1916、1917年，外務省記録—1門政治—6類諸外国内政—1項亜細亜—各国内政関係雑纂。JACAR：B03050018600、B03050027600。
以上电文的内容主要为中央与地方政局内幕与动向、各派系的争斗情况、中央与地方的人事变化、有关军政要人对时局的言论和态度等。因为情报来源非常敏感，坂西在电报后面往往会注明“以上务请绝对保密”。
袁世凯及其北洋军阀政要重用青木和坂西，当然是希望其充当与日本陆军之间的沟通桥梁，同时了解日本的各种信息。不过顾问和教官却也是双刃剑，其不利的一面就是使得一些重要信息泄露。这样，坂西公馆“与公使馆附属武官室相比，是陆军收集情报和实施中国政策的另一个据点”[64]。
相比之下，担任张作霖、张作相、张宗昌、冯玉祥、孙传芳、唐继尧等军阀顾问的应聘将校，所处地位不及坂西、青木“显赫”，但也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参谋本部所期待的作用，随时收集情报；而分布于军校等其他领域的应聘将校，虽不易获得军政部门的核心情报，但也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随时收集当地的军情、政情、民情、经济状况、兵要地志。因为具有身份上的优势，可以公开收集情报，再加上人数众多、分布范围极广、应聘时间普遍很长，应聘将校成为军方长期、稳定、丰富、可靠的情报来源。
正因为如此，军方会千方百计向中方推荐教官或顾问人选，有时甚至是强迫中方“邀请”。例如，1913年奉天军第28师冯德麟师长建炮兵团时，以个人名义聘日军炮兵大尉渡濑三郎传授炮术。炮兵建成解雇渡濑时，关东都督福岛安正派参谋长福田向奉天将军张锡銮抗议，张锡銮认为这是冯德麟个人所为，应该与冯直接交涉。福田不仅不理，反而蛮横地要求奉天、吉林、黑龙江各都督衙门和第27、28师也各聘用一个日本军事顾问。张锡銮迫于其淫威勉强答应，关东军马上派出军事顾问，并且给他派来的还是两人，一是町野武马少佐，一是菊池武夫中佐（两者后来都成了张作霖的顾问）。福岛此举的目的正是要在东北各核心部门安插耳目，收集各种情报，以便阻止辛亥革命的浪潮波及“日本的特殊权益地带”东三省[65]。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1929年，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在即将赴华任职的使馆武官和谍报员会议上发表讲话说：“从来陆军在华谍报最精确而且最迅速，能够抓住事件的核心，几乎作为最高权威，成为我决定对策的根据。”强调今后仍“要深深渗入中国人尤其实权者中去，由此侦察时局的变化和政治外交的真相，此极为重要”。作为举措之一就是继续派遣“应聘将校”，因为“能得到中国重要人物信赖的日本人特别是军人的存在，会给我们进行对华工作带来巨大方便”，“希望为此特别努力”。军务局长在发言中也强调要选拔优秀者，积极派遣中国政府需要的顾问或学校教官[66]。军方高层如此寄予厚望，看重的也正是其独特的谍报优势——能得到中国重要人物信赖的军人可以顺利获得核心机密，同时也说明应聘将校早已成为日军对华谍报体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短期战争期间的公开活动
近代以来，日本在甲午战争、镇压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北伐战争等期间多次派兵侵华，并且每次都利用出兵的时机有组织地收集情报。
由于处于战争等非正常状态，日军能够在占领地区肆无忌惮地公开调查，收集情报。这种公开调查，一是由参谋本部或陆军省派出的专业调查队或调查员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例如，每次出兵都进行的兵要地图调查、镇压义和团运动期间的各类调查都是典型之例。二是由侵华部队进行，日军侵占山东期间动用整个部队实施的各种调查研究便是一例。
有关调查内容，因为兵要地图的测量，技术要求高，又特别耗时耗力，是平时最难获得的情报资料之一，日军在历次侵华期间总要倾力对占领地区的兵要地图和海图进行公开测绘，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派出的测量队规模都达到数百人。在入侵山东期间，日军甚至派飞机从空中进行测量。对于占领地沿海海域，日军也必定派遣船舰测量海图，调查水文兵要资料。
对于占领地的卫生兵要、气象兵要、航空兵要、地理兵要、物产资源等，日军亦倾力调查研究，甚至还通过实地演习，有针对性地进行“特种研究”，获取对华作战资料。镇压义和团运动期间对华北外军的研究和对山海关的调查，入侵山东期间对资源和航空兵要等的调查、横渡黄河作战演习都是典型之例。
因为是公开调查，可以利用一切有利条件规范从容进行，由此获得的资料全面细致、准确丰富，为进一步侵华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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