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军事谍报体系研究：以人力秘密获取

指隐匿军人身份秘密获取情报。在这方面，日军派遣的专业谍报员（明治初期的驻在将校和留学生，20世纪的驻在武官、研究员等）、长期驻军、参谋本部组织的“土地调查班”最具代表性。

专业谍报主体的秘密活动

对于日军来说，“一衣带水”为其派遣大量间谍来华提供了极佳的地理条件。然而，这样的行为毕竟违反国际法。因此，明治初期除了使馆武官以军人身份公开活动外，其他军方人员来华，一是伪装成商人、旅行者，二是装作留学生，三是入境后改装成中国人。在甲午战争以前，这种谍报员构成日军对华谍报的核心力量。

1871年7月《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为日军谍报员以经商为名来华打开了方便之门。1872年夏，西乡隆盛派遣池上四郎少尉等人至中国秘密侦察，作为明治维新后第一个进入中国东北谍报的日本军人，池上就是装扮成商人潜入的。借鉴池上的成功经验，此后日本陆海军派遣的谍报员往往都使用这一方法。

除了伪装成商人外，留学也是极好的幌子，日本政府1871年派遣来华的第一批人员就是留学生的身份。1873年起陆军大量派遣谍报员来华时，也是隐匿军人身份和姓名，对外称留学生。虽然伪装成各种身份的都有，但伪装留学生、“书生”是最方便、安全的，陆军留学生的名称在20世纪20年代虽有改变，称“研究员”，对这种名称对外仍具有一定的欺骗性，而海军时至30年代仍然对华派遣所谓留学生。

还有一些谍报员，利用日本人与中国人外貌相同、中国南北语音迥异的特点，冒充中国人收集情报。按照《中日修好条规》第11条，两国商民在对方国家都“不准改换衣冠”[29]。如此行为显然违反了以上条款。但化装成中国人容易收集情报，即使碰到语言障碍等麻烦，在北方则自称是南方人，在南方则称北方人，往往能蒙混过关。因此，日军谍报员经常使用这一手段。

甲午战争前谍报员在华伪造身份的情况，通过表26可略窥一二。据表可知，他们有的改名换姓冒充中国人开店、行商甚至做苦力，有的虽然未伪装国籍，但也易名伪装职业，长期潜伏在各地收集情报。这些人有的在一地潜伏时间长达五六年，靠精心伪装，“各显神通”，在谍报方面大有“建树”。而1886年奉命来武汉的荒尾精在此方面则发扬光大，不仅开办乐善堂作掩护发展情报人员进行活动，而且通过设立分店将谍报网四处延伸，表中的樗木政章和小泽得平都是利用其分店潜伏下来的。

表26　甲午战争前日军谍报员在华伪装身份举要

资料来源：東亜同文会編：《対支回顧録》（下），第405、523、456、518、467页。東亜同文会編：《続対支回顧録》（下），第199、231页。

如前所述，驻在将校等在任期间都必须根据参谋本部规定的路线“旅行”数月。对于这种定期谍报活动，驻在将校也都是化装潜行。因为形迹可疑，这些“旅行者”被当地政府扣押者也不在少数，早期的如栗栖亮、仓辻明俊等人都有过此种经历。只是因为清政府软弱无能，最后都不了了之。甲午战争后，日军加强对华谍报，驻在武官遍布中国南北各大城市，按照参谋本部的命令，这些谍报员仍须定期“旅行”获取情报，化装成平民仍是主要障眼法。1946年，在东京国际法庭上，审判官曾经问田中隆吉[30]：日本军人奉命在中国进行谍报等活动时，是不是习惯于化装以避开中方注意？田中的回答是：确实如此，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日本人以陆军军官的身份旅行。并且说自己也这样做过[31]。田中的证言进一步说明了通过伪装身份在中国秘密收集情报是明治维新以来日军的惯用伎俩。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在华北、西北、内蒙古的特务机关大多公开活动，但像郑州特务机关还是处于秘密状态的。在华南、华东、中南等地，驻在武官、驻在员等仍以秘密活动为主。因为驻在武官大多身份“暴露”，同时也是为了强化谍报力量，参谋本部其间派出了很多身份容易隐匿的驻在员潜入，仅1936年6月就派出真方勋少佐、都甲徕大尉、山田英男少佐、大平秀雄大尉、小尾哲三大尉、冈田芳政大尉进入以上地区，在驻在武官指挥下秘密收集情报。同年，喜多诚一任驻华使馆武官时，参谋本部又派冈田酉次和佐方繁木随行来沪调查经济和兵要地理情报。参谋本部给冈田的任务是专题调查——“从财政经济上判断中国战争能力”，还为他配了两三个助手。冈田计划先遍查中国兵工厂，然后调查能源，特别是石油、煤炭、铁矿等跟军需直接相关的产业，最后调查中国的综合生产能力、产业结构及其转换至战时经济的可能性。为了深入收集情报，他伪装成三井洋行人员走访相关机构和公司，佐方则化装成平民调查上海及四郊的兵要情报。冈田的调查为日军侵占上海时顺利筹集军用物资立下了功劳[32]。

长期驻军的秘密活动

华北军、关东军、青岛守备军在所谓“守备”区域内进行日常谍报活动，基本不受中方约束，但超越了这一区域，就不得不秘密行动了。而台湾军在大陆则无所谓“守备”地区，汉口派遣队在汉口出了租界也有问题，因此，只能秘密获取情报。

在参谋本部划定的谍报地区广布谍报网是驻军秘密收集情报的重要手段。如前所述，各驻军在相关要地都长期建立有谍报机关，有时根据需要也会短期派出谍报员、通信员等重点侦察某地，具体而言，华北军在西安、归化、张家口、兰州、新疆、迪化、太原、北平、徐州、郑州、绥远、济南，关东军在长春、哈尔滨、奉天、满洲里、吉林、黑河、齐齐哈尔、山海关、赤峰、承德、张家口、多伦、张北、德化、百灵庙、库伦、绥远、西乌珠穆桂沁、阿巴嘎，汉口派遣队在汉口、云南、贵阳、叙州、大理、长沙、成都，台湾军在福州、厦门、广州、汕头、云南、南宁，朝鲜军在珲春、上海、奉天、通化、海林、绥芬河、延吉、局子街等地都先后建立过谍报机关或派驻过通信员等。在各驻军参谋部等的统一领导下，谍报员们按照既定计划秘密收集情报，成为重要的情报来源。

派遣谍报员四出秘密侦察也是驻军获取情报的重要手段。表27是华北军1911年1月至12月“机密费”用途的统计。由此可知，华北军当年“机密费”共使用洋银18807圆，日币3628日元，按用途分“秘密侦察”“秘密交际”“宪兵侦察”三部分。其中“秘密侦察”居首，一年共使用洋银9951圆，占洋银总支出的二分之一，使用日币1685日元，超过三分之一。从使用时间看，“秘密侦察”每月都有大量支出，并且从辛亥革命爆发的10月起大幅增高。此表说明华北军秘密工作的重点在于侦察，并且这种侦察每月都有，是日常性的。

表27　华北军“机密费”用途统计（1911年1—12月）

资料来源：“機密費受払の件報告”，1911年；“清駐軍機密費受払の件”，1912年。均载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JACAR：C03022309000、C03023019100。

说明：原资料未标明货币单位，“日币”应为“日元”，“洋银”应为“圆”。另外，原资料金额标至最小单位，为行文方便，均四舍五入。

以上“秘密侦察”虽无支出明细表，但通过华北军留下的数量庞大的“侦察”报告大概能判断这种费用的去处。在《收集资料目录补修订正追录》中，由华北军各方面人员根据实地调查编成的兵要地志资料约有640种，其中资料名称为“调查”的162种，“侦察”的151种，“旅行”的38种，“实查”的8种，“视察”和“复命书”的各6种，“踏查”的3种，以上一共374种，占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姑且不论标题中未出现以上词语的其他资料如何得来，仅就这部分资料而言，虽然无法得知这些调查报告形成的具体背景，但冠以“侦察”“旅行”“视察”的无疑是以旅行者等身份秘密行动所获，因为这些报告涉及的区域远远超出了规定的“守备”范围，华北军不可能派出穿着军服的谍报员公然侦察，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也绝不会允许，剩下的只能偷偷进行。“机密费”中的“秘密侦察”肯定就花在这类活动上。

华北军的这类报告，调查最远处至新疆、青海、山西、蒙古以及“南清”等地，例如作者署“支那驻屯军司令部”之名的报告有《南清地区旅行谈》（1911）、《青海周游日记》（1924）、《迪化—伊犁间旅行记》（1925），署具体人名的有步兵大尉成富利武的《多伦诺尔地区旅行复命书》（1903）、步兵中尉渡边宽的《太原地区旅行复命书》（1904）、步兵大尉末松四郎的《滦河河谷及蒙古地区侦察报告》（1906）、步兵少佐今田新喜郎的《新疆旅行报告》（1933）等。

西北等偏僻地区方便秘密行动，容易避人耳目，但即使在江苏这种人口稠密的省份，华北军也一直进行兵要地志调查，仅以1919年至1922年间为例，如表28所示，就进行过频繁调查，可以想象，这些冠以“调查”的报告一定都是秘密侦察所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告中有不少照片集，照相机在当时十分稀罕，如果谍报员以照相业为掩护——早期在福州等地的“驻在将校”正是以照相馆为据点——进行以上谍报活动还是很有欺骗性的。

表28　华北军有关江苏兵要地志的调查报告举要（1919—1922）(www.xing528.com)

以上只是兵要地理方面的调查状况，除此之外，华北军还有军用资源、军事、经济、交通等各种调查。如此广泛而频繁的调查，没有大量经费支持是难以实施的，华北军每月的“机密费”必定与这类调查有关。

“旅行”“视察”“实查”是各驻军派遣谍报员秘密侦察的惯用伎俩。除了台湾军不在中国大陆、朝鲜军在境外外，其他驻军都在中国境内，如前所述，驻军司令部实际上就是谍报大本营，一个个兵营就是一个个谍报据点。谍报员从驻地前往目的地“旅行”“视察”“实查”异常方便，中国有关方面对于这种秘密谍报活动是防不胜防的。

参谋本部“土地调查班”的秘密活动

明治维新后，日军一直通过公开情报收集中国的地图，但对此仍不满足。参谋本部成立伊始，桂太郎就组织“驻在将校”等来华秘密调查兵要地志，测绘地图。盗测本来难度就很大，加上没有统一计划，谍报员的技术和经验又十分有限，最后提交的都是缺乏精确度、比例尺各异的目测图、示意图。因此，经过十多年努力测得的十万张地图都很粗糙，无法拼合。

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期间，日军曾经获得公开测量的机会，组织专业测量队来华大肆测量，但战事结束后，日军依靠的仍然是盗测。甲午战争后参谋本部派员盗测的主要是福建、浙江、安徽等省，测量规模和参与者都很有限。

日俄战争后，日军对华盗测完全进入常态化阶段，参谋本部保留战时负责测量的机构“临时测图部”，留下113人盗测东北和蒙古地区。1907年3月，临时测图部改组为三个班，对以上地区重点进行图根三角扩张，强化对重要地点的经纬度测量。对于东北等地的测绘，参谋本部原计划1911年结束，但实际上到1913年仍在继续。以上盗测为日军完成“满洲十万分之一地图”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参谋本部又将目光投向华北地区，1907年6月指示临时测图部派遣测绘员11人组成“土地调查班”隶属华北军司令部，任务是分三期继续义和团运动期间在京津地区的测量工作，同时调查测量地的兵要地理和物资状况。以上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这是参谋本部第一次成立“土地调查班”。

根据参谋本部的指示，1908年，临时测图部还组成“南清班”，秘密测量“台湾对岸既测地区至长江口一带沿岸地区；上海经南京、安庆至武昌长江一带特别是右岸地区；上述地区山区中的主要道路”[33]。1909年起组成山东班、香港班和江苏班分别盗测山东半岛、福建既测地以南至香港和广东的沿海地区、江苏中部一年有余。1911年1月，派人以北京白河沿岸一带为主进行为期四个月的修正测量[34]，同时派员对张家口及周边地区、京汉铁路沿线等地进行盗测。

辛亥革命后，日本积极推行分裂中国的“满蒙独立运动”。参谋本部又把测量重点转向蒙古和东北，由临时测图部派遣55人潜入蒙古盗测。此工作原准备用8个月完成，实际上直到1915年都在进行。

以上测量，无论在长城以北还是以南，都是秘密进行的。对于秘密进入中国的手段，日军自我归纳为两种：一是通过日本在华武官或领事获得签证进入；二是测量员装作商人或旅游者进入中国，直接或间接获得签证后进入目标地区[35]。

为了确保秘密测量顺利进行，每个测量队开始行动前，参谋本部等都会下达“训示”，其内容之一就是详细说明进入中国后如何隐匿身份秘密行动，如何对付可能发生的问题，相当于保密和应急指南。这种保密提示每年都会根据测量地区的特点加以提示。临时测图部对于盗测者的身份也会针对不同的派遣地而定，如蒙古地区穿喇嘛服、戴佛珠比较常见，因此要求进入满蒙的盗测者，“自称经商、视察、行医、卖药，或穿喇嘛服、戴佛珠，逃避地方官宪追逼。测图被发觉时须尽力采取措施自行解决”[36]。

1913年临时测图部解散后，参谋本部从中选拔出16个技术优秀、经验丰富的测量员正式隶属于华北军司令部，组成测量队，开始全力盗测长城以南地区。为了避人耳目，秘密测量队对内、对外都称“土地调查班”。在参谋本部的直接指挥下，调查班连年潜入中国进行盗测，一直到1935年仍在活动[37]。

1913年是调查班成立后首次大规模分赴南方盗测，为确保行动顺利，参谋本部将相关驻在武官和应聘将校所在地指定为测量员的“根据地”，下令他们提供各种帮助，同时制定“给特别派遣员赴任训示”。作为秘密行动的指南，训示的第一部分“旅行的准备”具体说明了如何保证留在根据地和带到实测地的物品安全、如何藏匿图纸、如何对付海关检查测绘工具等；第二部分“在根据地的行动”，要求测量员隐匿在根据地的行踪，并就如何雇佣当地人，对其做好保密工作等作了要求；第三部分“在测绘地的活动”，则详细说明衣食住行方面如何做好伪装，如何应付突发事件以及中国官方、警察等的盘查等。

对于测量员，参谋本部要求他们表面上与军方和官方断绝一切关系，均使用化名，化装成棉花皮革商、杂货商、杂谷商、肥料商、钟表商、药商、畜牧商、木材商、书商、膏药商、粮商、画家、棉线商等行动。测量员进入中国时间都在半年左右，中间常常需要与总部以信件联系，为了防止寄发邮件时泄密，参谋总部还利用经商术语制定了一套暗语供写信时使用，例如称参谋本部为本店、驻华武官为出张所长、陆地测量部为代理店、组长为主任、组员为店员、中国官宪为批发店、中国士兵为批发商、巡警为小贩、调查事项为行商、既成图为订单、地图为账簿、测量地为经商地、一平方里为销售额、基线为小路、基线测量为大路、测绘拼合点为交易处、原图为销售账目、测图工具为商品、平面测图为部落、基点为原价、完成基点为完成合同、中国人为商人等。

自此，参谋本部每年一次制定的年度盗测计划和训示中，都会有秘密行动的具体要求和暗号表。为了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参谋本部还要求各测量组长提交实施过程报告，总结经验教训，具体说明如何对付警察，衣食住行如何见机行事，碰到危险如何化解，如何与当地官员、警察、仆人打交道，如何因地就易盗测。参谋本部在制定下一年度计划和“训示”时，则会加入新的经验，对新的问题予以警示。

尽管计划周密，盗测者还是常常被发现，甚至被抓捕，中国政府为此多次抗议。如调查班成立的1913年就有人在上海被中国警方发现随身携带的测图文件和工具，使计划败露。中方向日本交涉，抗议其侵略主权的行为。因为有重要物证，日方虽辩解是个人行为，但取消了相关行动。1925年“土地调查班”的村上鹤造化装成中国人在湖北测量时也被我军抓获，缝在衣服夹层中的30张地图也被搜出。我方据此向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提出抗议，令日方大失颜面。

1925年村上鹤造被发现后，测量员短时间内很难再在同一地区活动。1926年初参谋本部兵要地志班提出变更测量地域的建议，理由是“已经基本完成预定作战地域的测量，并且第一期测量地域中未测地区，仅为安徽省西北部、湖北省东北部以及山西省一部这些极少地区。从中国目前情况看，十分混乱，动荡何时结束无法预测，而且未测地区尤其处于内乱漩涡之中，本年度能否测完未测地区仍不得知，再说该地区也非须冒险立刻测量的紧急之地”。而东北的十万分之一地图，多为日俄战后所测，测量者中不乏生手，加之年代久远，有些地方地形地貌变化很大，原图亟须修改。因此提出移师东北，用四年时间对东北北方要地进行修正测量[38]。

调查班于是悄悄转向东北，1926年分四组对洮南、大通一带加以重测。为掩人耳目，测绘员在一些地区与关东军的“支那马调查班”同行，以调查马匹作掩护。调查班此后的活动因缺少资料无法得知，但从1930年的年度计划看，仍是修正测量哈尔滨、三姓、木兰、呼兰地区，补测呼海铁路沿线[39]。由此可见，原定四年的时间期满后，调查班仍留在东北“精耕细作”。而1931年的中村大尉事件1931年6月中村震太郎大尉奉参谋本部之命，化装成农业技师非法进入中国大兴安岭一带盗测地图，被中国军队抓获处死。此事件成为九一八事变导火索之一。，虽与调查班无直接关系，但也是因为中村奉参谋本部之命化名潜入东北盗测引起的。

表29　参谋本部“土地调查班”兵要地图测量地区及其内容（1913—1925）

资料来源：“外国ヘ陸地測量員派遣ノ件”，1922—1926年，外務省記録—5門軍事—1類国防—10項軍事調査及報告。JACAR：B07090487000。藤原彰編、解説：《外邦兵要地図整備誌》，第172—182页。

表29为1913年至1925年调查班盗测的地区和内容，除了1919年前后在东北的部分测量获得地方政府的默认外，其他均为盗测。据表可知，除了西北、西南地区外，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遭到日军的盗测。正是靠这种盗测，至1926年，参谋本部“已经基本完成预定作战地域的测量”，大致掌握了以上地区的十万分之一兵要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