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视为情报载体的范围广，对于报纸、杂志、通志、府县志、政府公告、地图、航路志、游记、日记、军事书籍、史书等，凡是公开的纸质出版物均纳入收集的视野，明治初期尤其如此，表24便是最好的证明，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也是一样，上述长期驻军和驻在武官等的活动便是例证。虽然谍报的重点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异，但日军自始至终都极其重视公开情报的收集。
其二是收集的情报涉及的语种很广。只要有价值，汉语方面的公开情报毋庸置疑，其他语言的也广收博觅。这种情况在早期尤为明显，因为其他列强对中国各方面的调查“研究”要比日本早得多，方法也先进得多，早已积累有大量成果。本来就奉行“拿来主义”的日本更是重视这类公开情报。
如表24所示，陆军省这段时间获得的很多重要资料源自英、法、德、俄等国的出版物，如俄国版《满洲地方图模写》、法国版《云南纪行》、法国版《支那民兵》、英国版《支那报告书》、英国版《北清纪行》，而《支那兵力》竟然来自1880年的德国报纸。表中的大量地图，虽然没有注明出处，但只要是用近代绘图法绘成的，可以肯定，基本上都源自欧美人测绘发行的地图。(www.xing528.com)
即使是后来，欧美的公开情报仍然是日军获取中国情报的重要窗口，例如，甲午战争前后日本驻英国使馆武官通过当地报纸掌握清廷向英国、德国订购军舰的详情[28]。并且时至20世纪30年代，日军仍借助欧美公开情报解读中国的对外政策、借款、购买飞机和武器等情况。
其三是收集的内容涉及范围很广。从公开情报的内容上说，日军无论什么领域的情报都会收集，但不同时期重点有异。从其整个谍报活动的历史看，19世纪是以收集静态情报为主，因为这段时间，日本对华谍报还属于摸底阶段，因此收集得最多的是包括地图在类的兵要地志、方志，是对整个中国及重要地区、省市概貌进行“普查”的综合类基础性情报。表24所载绝大多数资料以及《支那地志》《东洋灯台表》《寰瀛水路志》（第三至第七卷）等就是这种谍报的代表性成果。
进入20世纪后，日军的注意力转向政情、军情、外交、经济、交通、民情、舆情等方面的动态情报。这样，报纸等公开发行物成为最好的获取途径，华北军、关东军、台湾军甚至还以固定报告的形式专门摘译报纸内容上报。各地驻在武官、使馆武官及其辅佐官也从公开情报中获取时政要闻。因此，同样是通过公开情报收集情报，进入20世纪后，动态情报成为谍报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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