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军事谍报收集与公开情报研究

在收集有关中国的公开情报方面，日军最初的精力大多用在地图、海图、地志、通志等基础性资料方面，因为凭自己的财力、人力和技术，当时根本无法获得，只能依靠欧美和中国的公开情报。

从相关史料看，海军省秘史局等在1873年就购得《支那东岸图》，翻译出《支那水路志》《支那海岸上海至北部朝鲜海边航海图》《上海港之图》等[6]，并且在1873年入侵台湾前译出了《台湾水路志》[7]。

在外谍报人员是收集公开情报的主要途径。1875年，日本开始向驻外使馆派遣武官，福原大佐被任命为驻华公使馆武官，古川中尉等随行。正如福原自己所说，“集欧洲人之说，根据其纪行探究”，购买欧美的公开出版物翻译或以此为线索收集情报是其基本任务。其到任后就为陆军文库购买了法国版《中国地图》等[8]。当时中英之间的矛盾和中国派军人去德国留学的消息也是他通过报纸获知后报告国内的[9]。

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对外城市，是各种信息交汇之地。军方此前常委托日本驻上海领事馆购买“地理、兵制图书”，充实陆军文库[10]，古川随福原来华后，军方改调其驻上海，任驻在武官，任务之一就是收集中国和各国报纸，翻译其中有价值的信息发回国内。

1878年参谋本部成立后，管西局长桂太郎对获取中国兵要地志资料十分重视，仅1881年希望购买的通志就涉及直隶、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四川、甘肃、广西[11]。中国绝大部分省的通志都是其购买对象，其通过通志研究中国各省兵要地志的强烈愿望昭然若揭。

为了“调查清国地理”，桂太郎还让古川在上海购买中国各地地图以及地志等，如1879年购买的就有《南京府图》《杭州府图》《自吴淞至上海图》《自镇江至宁波图》《自长江口至南京图》《汕头近旁海图》《舟山岛图》《上海宁波近旁海图》《厦门近旁图》《澳门近旁图》《温州近旁图》《台湾岛全图》《福州湾图》《福州湾近旁图》《福州境略海图》等[12]。以上都是中国沿海重要城市或港湾地图。

除了兵要地志类资料，来华谍报员还有收集其他公开情报的任务，购买报纸就是其中之一。前述桂太郎起草的《管理将校须知》有关费用管理的规定中就有“报纸购买费”，说明购报已是谍报的常规任务之一。

现存史料也可证明这一点，如1874年起一直在中国收集谍报的大原里贤大尉，1883年就在上海购买过《万国公报》等报纸提供给参谋本部，而古市秀龙1882年来上海后主要任务就是购买报纸摘译后作为情报发回国内，直到次年病死于上海[13]。

海军的谍报员也同样如此，曾根俊虎是海军中早期来华的最活跃的谍报员。从其1883年6月开列的一年谍报费用清单看，就有不少费用花在购买书籍和地图上，例如，有关中国的海图、“支那各图”、《申报》《沪报》《普法战记》《支那各港外国人姓名录》《支那地名录》等[14]。曾根引人注目的谍报成果与这些公开发行物的大量积累是分不开的。

如前所述，船舰也是日军对中国进行谍报活动的主要力量，日舰来华期间十分注重收集当地报纸、书籍、地图等公开出版物以获得情报。如1879年日进舰来华期间购得最新版《广东地图》上呈海军省。1885年起日舰进入中国领水常年“警备”后，这种活动更加频繁。1885年4月来华的是清辉舰，该舰在华购买英文和中文报纸各一种带回，并且专门就此向海军卿川村作了报告[15]。此后来华军舰都会如此。甲午战争前夕的1894年初，在上海监视中国军舰的赤城舰也通过《申报》和《北支那日日新闻》的报道了解过北洋舰队的行踪以及中俄关系[16]。

正因如此，日军通过公开情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了巨大收获。表24是1876年至1883年陆军省《年报》上所登载的各年度翻译、编纂、刊行的中国方面的资料名称。据此可知，陆军省这段时间翻译、编纂、刊行的中国资料为地图、方志地志、重要省市概览、军事资料、报刊资料等。有关这些资料的来源，地图方面，日本此时对中国的谍报活动才刚刚开始，虽然也开始盗测，但几乎都是目测示意图，根本无力实测，因此除了名称中有“实测”“路上”的以外，其他地图都是通过购买公开出版物等途径获得的。

表24　陆军省《年报》所见翻译、编纂、刊行的中国方面资料（1876—1884）

资料来源：“記録材料·陸軍省第一年報附維新以来諸沿革”，1875；“記録材料·陸軍省第十年報”，1884年。均载内閣—記録材料。JACAR：A07062038100、A07062039300、A07062040400、A07062040600、A07062040800、A07062041000、A07062041200、A07062041400、A07062041600、A07062042400。(www.xing528.com)

文字方面的资料来源，如表所示，每年都有很多“翻译”，尤其是1880年以前。这些资料当然来自报纸、军事资料、方志地志、旅行记等公开发行物，其中的《申报》几乎年年都有，属于长期翻译的对象，1887年仍能看到参谋本部在购买，同时购买的还有《北清日报》[17]。

表中的“编辑”类文字资料，虽属于军方自编的，其内容可能会含有谍报员发回的相关报告，但肯定也参考了翻译的过去的资料。如当时参谋本部重点编撰的三大地志之一《支那地志》，在编写时参考的书目达数十部，有正式出版的书籍，如《大清一统志》和英国人著《亚洲全志》，也有欧美人的纪行报告，直到1892年，参谋本部的编辑课长仍在要求购买《朔方备乘》，供编辑《支那地志》之用[18]。该地志内容包括中国自然地理、政治制度、经济贸易、物产、交通、军事、教育、宗教、风习等各个方面，每志均洋洋万言，堪称“中国纵览”或“中国大全”。

通过表24可以看到，在明治维新后短短的十多年内，虽然交通和印刷业还很不发达，但陆军方面通过公开发行物已经迅速掌握了中国的大量兵要地志资料和地图。仅就地图而言，大到全中国地图、地区图、各省市图，小到城郭图、河流图，甚至还有炮台图和造船场图，可谓无图不收；从涉及的地域看，西至新疆伊犁，南抵广东，北到中俄边境，可谓无处不收。

海军方面亦有重大收获，例如《寰瀛水路志》和《东洋灯台表》。前者由水路部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欧美发行的各国航道志，从1881年开始翻译印制。其中第三卷至第七卷为中国卷。如1884年刊行的第四卷《支那东岸之部》第八编译自1874年英国海军大佐查莱斯·博劳克编辑发行的《中国水路志》第三卷，同时参考了中国版《海路图说》《大清一统图》、英文版《中国通商指南》、中国有关条约等[19]。《东洋灯台表》1883年由水路部根据同年英国海军和中国海关刊行的灯台表以及长期获得的相关资料独立整理而成[20]，后来也一直独立印制，并不断得到增改更新。航路志、灯台表都是从水上进入中国必备的最基础资料，日军早期正是通过公开情报掌握的。

甲午战争后，虽然实地获得情报越来越容易，并且日军也更注重实地侦察，但公开情报尤其是报纸仍被作为获取情报的重要途径，如海军军令部1895年底考虑继续连年购买《文汇报》[21]，在华警备的军舰则每年都购买《申报》等[22]。陆军方面，华北军从1902年初就开始报告来自报刊的情报，1905年底又开始以《新闻翻译》为名，从评论、军事、交通、杂事四个方面摘译报刊要闻；关东军也一样，从1907年开始以《通信摘报》摘译报纸、政府公报上以关东三省为中心的中国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社会方面的时事要闻。两者每月的“机密费”中，都有购买报刊的专款。

即使谍报网广布、谍报活动日常化之后，各驻军仍有专人负责翻译报刊，如关东军1926年调整参谋部工作时，指定翻译官通过报刊等收集情报、研究舆情以及相关对华政策等。台湾军也是如此，有专门摘译中国报刊有关南方省市时政、军事要闻的《南支旬报附录》。

驻华使馆武官一如既往地注重来自报刊等的公开情报。陆军使馆武官20年代的日常报告有“支常报”，源自报刊等公开发行物的情报一般都列在其中，并且出现频度很高。例如，林弥三吉1924年5月的“支常报”连续多号都是报纸报道[23]。

武官辅佐官30年代独当一面后也是如此。表25为九一八事变前驻北京海军武官辅佐官酒井武雄从报刊中获取的情报。“燕普”是其固定普通报告的代称，从编号看（6月20号的编号原文如此），1931年该类报告中有不少源自报刊，内容涉及军情、舆情、社会状况。其他海军辅佐官也一样，如冲野1934年9月的“燕普”类报告，第19号“白河现状”为海河工程局公布全文的翻译，第20号“新疆状况”译自《大公报》，该号的“附记新绥汽车公司”译自《北平晨报》，第21号“民国22年度黄河水灾报告附最近水灾情况”译自《大公报》[24]。连续三份报告都源自公开发行物，可见报刊在情报收集中具有重要位置。

表25　使馆武官辅佐官情报“燕普”类中源自报刊的报告（1931）

资料来源：“北平武官情報（19）”，1931年，海軍省公文備考類—⑩公文備考等—公文備考。JACAR：C05021544200—C05021544400。

各地的驻在武官、特务机关亦同样重视公开情报。如在南京国民政府的陆海军驻在武官发回的国民政府的法规、章程、组织条例等，30年代初在武汉的陆海军武官发回的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大量情报，很多就来自当地的各种报纸；而1932年4月派驻南京的须贺海军中佐上任后有关陈绍宽海军部长辞职的第一号电报也是来源于报纸消息[25]。武汉的驻在武官有时还会使用当地日系报纸《汉口日日新闻》的报道。当时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往往有很多特权，能够弄到一些更准确的消息，由此发掘情报也是理所当然的。出于对公开情报的重视，有些特务机关，例如满洲里特务机关还专设“新闻报”即“报纸报告”，长期摘录东北各地报刊登载的中苏政治、军事状况上报[26]。

尽管来自公开情报，驻在武官有时甚至将自认为紧要的情报以“秘”级电报发回国内。仅以1933年部分驻在武官为例，南京高桥坦4月17日报告中国陆、海军用飞机统一分别涂色以示区别的“秘”“南京电134”，广东和知鹰二8月3日报告广东空军将成立第六大队的“秘”“广第577号”，10月24日报告蔡廷锴号召扩大空军建设的“秘”“广东电721”，济南中野英光2月17日报告马鸿逵军在河南移动状况的“秘”“第44号”，4月6日报告兰州军队向陕西移动的“秘”“第136号”，均来自报纸[27]。从报告内容看，确实具有很高的情报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