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体系研究及制度建设成果

应聘将校谍报制度的形成

据1939年日本军方组织编辑的《外邦测量沿革史草稿》“外邦测量的阅历”所述：“在外国测绘的起源，始于1887年以后日本的测量官作为教习受聘于南支那地区。”[310]明治时期的测量官都隶属于军队，如果记载无误，这应该是日本军方向中国派遣教习的最早记录。

日军向中国大规模派遣顾问、教官始于20世纪初。甲午战争后中国各级政府采取措施变革自强，日本乘机游说中国相关要人接纳其派遣的教官、顾问帮助改革，获得成功。在这些教官、顾问中，有大量现役军人，这就是所谓的“应聘将校”[311]。

日方如此积极推荐顾问等，是因为此举既可使受聘者成为日中交流的渠道，借此强化与中央政府或当地军事等方面的联系，使其向日本靠拢，培养亲日派，又可使邀请者统治地区的军事建设效仿日本，以便今后控制和利用，更能够乘机收集到各种情报[312]。

1898年，步兵大尉大原武庆受聘任武昌武备学堂教官和张之洞的军事顾问，是应聘将校的开端。在日本军政要人的大力推动下，此后不到数年，北京、天津、保定、安庆、武昌、南京、杭州、成都、贵阳、福州、广州等地都连续出现了应聘将校，应聘将校由此大量进入中国各地。

应聘将校来自各个部队、各个兵种，要将他们组织起来有效地展开谍报活动就必须制定相关制度。应聘将校绝大多数隶属陆军，以下就陆军方面制定的相关制度加以考察。

自开始出现应聘将校后，陆军省就制定了一些管理规定。1902年随着派遣人数的剧增（见表21），陆军省对1900年的规定进行修改，于1902年9月重新颁布《外国政府应聘者内规》[313]，对应聘者的申请方法、应聘后的组织关系、待遇、应尽的义务等作了以下规定：陆军军人准备接受外国政府之邀时，须向陆军大臣提出申请和提交招聘合同草案，陆军大臣根据申请与参谋总长协商后奏请天皇批准；在聘期间应聘者编入编制之外，停发薪酬，姓名由退役者名簿中删除；应聘者在聘期间碰到解约或延长聘请以及薪酬变更等问题都需要立刻向陆军大臣汇报，陆军大臣再与参谋总长协商；应聘者出发和归国以及到达应聘地后都需向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汇报；应聘者不管所属何处，凡应聘上的工作都必须受参谋总长的指挥监督；参谋总长对于应聘军人应聘期间的工作成绩，每年3月上旬向陆军大臣通报。据此可知，应聘军人无论来自何部门，从正式受聘之日起都必须受参谋本部直接指挥监督。参谋本部是专门负责谍报工作的，它关心的“工作成绩”自然是谍报成绩。这样，应聘将校自受聘之日起就被赋予了谍报使命。

为了进一步明确应聘将校的谍报职责、细化行为规范，同年10月，参谋本部又制定了《应聘将校下士须知》《海外派遣者报告规定》《将校下士受外国聘请的手续》[314]。

《应聘将校下士须知》共八条，第一、四条明确了应聘者与参谋本部的组织关系：“应聘者是经过天皇圣裁的，其责任之重大不言而喻。不管其兵籍在何处，本部完全负责对其指挥监督，与本部工作有密切关系，必须领会本部意图行动。因此，应聘者牢记你就等于是本部人员，就是国家重要人员中的一员。”“应聘者……除一般事项外，有关应聘工作上的重大事项也不可以任意处理，必须经总长同意后才能行动。”与此前的规定相比，《须知》进一步强调了应聘者完全隶属于参谋本部，一切行动都须领会其意图，接受其指挥监督。

《须知》还规定了受聘者在任地的组织关系：“数人受聘于同一地时，到任离任报告或其他各种请求报告都须经资格老、军衔高者上呈。另外资格老、军衔高者须就同一地方将校下士的工作成绩和平时表现，附上自己的意见，于每年2月底前报告参谋总长。”各地的应聘将校往往都不止一人，此条确保了对相关人员谍报工作的有效监督。

对于谍报任务和提交报告的方法，《须知》第三条也作了规定：“有关军事上的事项自不待言，其他各国的行动或时时发生的事件，只要是认为有必要的都要向本部报告，不可懈怠，并且附上自己的意见。报告的提交手续则根据《海外派遣者报告规定》。”当时电报费用十分昂贵，《须知》规定另辟特别费用用于向本部电报紧急情报。

《须知》还专门解释了将应聘者从军籍中暂时除名的原因：“深深考虑到外交上的关系，尽量不失秘密精神。”当时其他列强也想通过向中国派遣军事教官或顾问扩张自己的势力，日军此举意在防止军人身份的暴露而引起其他列强的嫉妒和拆台。

《海外派遣者报告规定》则要求：“1. 凡受命派遣至海外者均须向参谋总长提交报告。2. 为了确保报告收发，发出的材料按照下列之例附上送达单，在本部由主要负责人在该单上盖章签收后送还。3. 同一地方有数个派遣人员时，资格老、军衔最高者把报告集中起来提交。不过，特别受命而作的报告不在此限，但也一定需要通过资格老、军衔最高者提交。”所附“送达单”样本的格式为“证明某某人某某报告第○○号今已收到。某年某月某日”，并且要求收件者在单子上盖上印章。以上规定不仅明确了应聘者向参谋本部提交报告的义务，而且规范了报告的收发方式和流程，送达单的使用则可以强化对报告的流程管理。

《将校下士受外国聘请的手续》规定了军人接受聘请的手续，要求受聘者通过所管长官向陆军大臣提交申请，在获得允许的同时，由本人向参谋总长提交批文和出发申请。据此，参谋本部可以及时掌握应聘者信息并加以利用和管理。

以上三个规定的出台，标志着应聘将校谍报制度的初步建成，为参谋本部在中国有效组织应聘将校实施谍报活动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1902年12月，陆军省致函参谋本部，希望挑选“在乡军人”即预备役、退役、后备役军人应聘，理由是应聘到外国者都是现役军人中特别优秀者，随着应聘者的增加会给军队工作带来负面影响，因而建议从在乡军人中挑选优秀者参加应聘。参谋本部大致同意，1903年1月，陆军省通知各师团长也可以挑选在乡军人。不过，为了保证应聘者各方面的质量，作为附加条件，要求调查这些人在军队中和回乡后的日常言行举止，并且需要若干名现役军官和联队长做担保，最后还要得到师团长的认可[315]。以上变化在同年10月军方修改后颁布的《外国政府应聘者内规》中得到了体现[316]。这样，应聘者除了现役军人外，也开始扩大到退役、预备役和后备役军人。

对于受聘来中国工作，军中感兴趣者渐增，而参谋本部那时主要是从东京附近的军队中挑选人选，驻扎在外地的师团长非常不满，要求扩大人选范围。1903年2月，在例行召开的师团长会议上，与会者特地讨论了这一问题，参谋本部当场应允，表示今后将根据各师团长提交的希望应聘者简历制定候选者名单，从中挑出人选[317]。受聘者由此扩大到各个师团。

1908年8月，发生了川喜多大治郎事件[318]，日方开始严格控制选拔标准。1909年1月，陆军省在准备派遣新聘教官时，向参谋总长发文建议：“以后有必要根据外国驻在员之例，慎重任命人选而加以派遣。作为准备，预先使各所属长官根据附件要旨选定候选人，2月末将候补名单，附上考科表抄本（下士需考科表抄本和军籍抄本）上呈本省。”[319]

同年2月，陆军省下达《清国政府应聘武官候补者选定要旨》，要求各方面照此执行。新规定要求“候选者需身体强健，勤劳精干，操行高尚，学术优异”。这一标准与《外国驻在员规则》“第二章　驻在员的选定及补缺”的第1条完全相同[320]，陆军省上述建议曾提到“根据外国驻在员之例”挑选，看来参照的正是该条。选拔应聘将校的标准由此进一步得到明确。

同年9月负责应聘将校派遣工作的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宇都宫向次长提交新制定的《清国应聘将校服务内规》[321]，进一步强化对应聘将校的管理。

这样，由1902年初步形成的应聘将校谍报制度，经过近十年运作，从选拔机制、组织关系、管理方法、报告制度等方面得到不断完善，为充分有效地发挥应聘将校的谍报作用奠定了基础。

应聘将校的人数与任职部门

除了1909年以外，1900年至1922年来华应聘将校人数如表21所示（见本书第291页）。因为所依据的资料，有些应聘者仅标明应聘起始时间，无具体受聘时间或合同期满日，还有一些人甚至未标明聘用时间（包括贵志弥太郎、嘉悦敏等影响较大者）。因此，表中的数据并不准确，并且会大大少于实际人数，但至少能反映出1922年前应聘将校人数的基本情况。

表21　应聘将校历年人数表（1900—1922）

资料来源：“清国傭聘本邦人名表”，1908、1910、1912—1914年，調書—外务省政務局。JACAR：B02130224800、B02130226400、B02130227900、B02130228100、B02130228300。“支那傭聘本邦人人名表”，1915、1917年，内閣—単行書。JACAR：A04017265300、A04017265500。“支那傭聘本邦人名表送付の件”，1916、1918年，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JACAR：C03022450500、C08021491500。其他年度根据南里知樹编《中国政府雇用の日本人日本人顧問人名表と解説》统计。

说明：“后备役等”包括预备役；“准军人”指原隶属于军方的技术人员、陆地测量师、翻译、嘱托等。他们与军方有直接关系。

从该表可知，始于1898年的应聘工作一直持续不断，并且在1906年至1910年达到高峰，1908年甚至达到114人。1911年后，因川喜多事件、中国招聘政策的变化[322]、中方对日本吞并朝鲜产生的警戒[323]、辛亥革命引起的大动荡等影响，每年的受聘人数锐减至20多人。不过1918年起又有所恢复，超过30人。

1923年后的状况因缺少资料难以统计，但根据零散资料可知，各年度基本在10人以上，20年代后半期基本在20人左右，1930年和1931年甚至多达30多人[324]。据研究，仅蒋介石政府在此期间就邀请了60个日本军人担任军事教官[325]。这说明聘用日军教官在20年代末又出现一个高峰。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降至冰点，受聘者接近零。其后，随着中日关系的改善，中国又开始招聘工作，1935年至少有现役军人16人受聘来华，1936年仍保持有4人，应聘人数又有恢复的趋势。

再看应聘将校的任职部门及其分布的地区。表22是1900年至1922年应聘将校任职部门的分布统计。据此可知，军队、军校、政府和警察机关、普通学校等部门均有应聘将校，而且以军事部门为主。应聘者任职部门的人数变化，依据表22，可以1911年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招聘最多者为军校，其次为普通学校，再次为警察机关，政府机构和军队也有一些。在后期，受聘军校、警察机关、普通学校者锐减，尤其是普通学校，1916年后基本为零，而受聘于政府机构和军队者明显增加。

表22　应聘将校任职部门分布表（1900—1922

资料来源：同表21。(www.xing528.com)

说明：“军校”包括警务学校、武备学堂、巡警学校、陆军学校、陆军小学、武备小学堂、讲武堂、将官学堂、军医校、测绘学校等，“（军）政府”指中央或地方（军）政府、（军）公署等，“其他”包括医院、兵工厂、铁路管理、兽医等。

有关表22应聘将校任职的具体部门，在辛亥革命前，直隶、安徽、两江、两广、湖广、四川、贵州、东三省、浙江、山东的总督或巡抚都聘请过应聘将校担任军事顾问。作为军校，福建、武昌、南京、浙江、安徽、成都、广东、贵州、福州、北洋陆军、黄埔等武备学堂，北洋、广东、武昌、南京、武昌防营等将弁学堂，北洋陆军、江南、龙州（南宁）、南宁、东三省、福建、广东等讲武（学）堂，北洋、两江、两广、南京、总督府（北京）等督练（公）所，保定、长沙、两广、广东、虎门、成都等陆军速成学堂，陆军部、陆军部京师、两广、广东、成都、南京等陆军测绘学堂，北洋、武昌、北京、南京、福建等军医学堂，北洋、保定陆军马医学堂，都聘请过应聘将校担任教官。其他如北洋宪兵学堂、北洋陆军电信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堂、浙江陆军炮工学堂、保定陆军电信学队、武昌海军学堂等也聘用过。除了军校以外，很多警务学堂，例如北京、天津、山西的警务学堂，北京高等巡警学堂和宁波巡警学堂，辽阳和营口的巡警总局，直隶总督的警务部门等也聘用过应聘将校。在此期间，湖北兵工厂亦有应聘将校担任技师。

辛亥革命后至1920年前后，应聘将校就职于军政机关者增加，除了大总统府和陆军部有应聘将校长期任军事研究员以外，吉林督军、黑龙江省督军、奉天督军（将军府）、东三省巡阅使、江苏都督府（督军署）、湖北督军署、贵州督军署、云南省公署、福州督军公署、闽军司令部等都聘请过日军现役军人任军事顾问。应聘将校任教官的军队则有陆军第28师、参战军训练所、边防军教练所等。应聘将校就职的军校都集中于北京地区（如陆军大学、测量学校、陆军兽医学校、内务部警察学校），杭州、福州、营口等数个城市也聘请过，而使用应聘将校的警察机关则集中在东北地区，与1911年前形成鲜明对比。

从以上状况可以看出，1922年前，除了西藏和西北几个省区以外，中国各省基本上都延聘过日本军人担任顾问或教官，并且沿海省市、湖北、云南、河北以及东北地区都是长期聘请。

1922年后应聘将校的任职情况难悉其详，但就职于军政机关者仍不在少数，在北洋政府总统府和各级军阀机构，在各大军阀（例如袁世凯、黎元洪、冯玉祥、孙传芳、张作霖、张作相、张宗昌、唐继尧等）身边基本上都有日本军人担任过顾问。作为军事教官，应聘将校也活跃于民国政府军政部、陆军大学、东北边防军、东北讲武堂、东北航校、两广航校等，并且在20年代末尤为引人注目，中国的东北、华北和东南沿海仍是他们活动的主要舞台。

总之，尽管应聘将校的人数及其任职部门与地域分布的状况因时而变，但不变的是，从1898年至1931年，在中央和地方军政核心部门，在各级军政要人的左右，在军队，在各类军校，在警察机关，总游荡着他们的身影。

谍报实施状况

如前所述，参谋本部要求应聘将校收集中国军情、在华列强动向、突发事件等上报。其实这只是一般要求，是应聘将校的共同任务，此外，参谋本部还会布置特别任务。

例如，1918年土肥原贤二大尉、斋藤稔中佐受聘于黑龙江督军两年，前者的任务为：“尽量调查黑龙江省军事、内政、地理、交通等，尤其是密切注意、探知列国势力在北满洲的项目，努力使帝国占据有利位置。”[326]后者的任务是：“尽量调查吉林省军事、内政、地理、交通等，尤其是密切注意、监视列国势力在北满洲的项目，努力使帝国占据有利位置。”[327]1926年受聘于山东督办张宗昌的小野弘毅中佐接到的指令是：“在不妨碍本职工作的范围内，尽可能努力侦察张宗昌管辖区内的军事、内政、交通、财政、经济、地理资源以及各国势力等事项。”同年受聘于孙传芳的步兵中佐冈村宁次接受的指令，除了将“张宗昌”改为“孙传芳”以外，其他内容与小野中佐的完全一样[328]。以上训令的重点都在于对任地内综合情报的收集，是根据具体的地域特点布置任务。

参谋本部也根据受聘者的工作特点或擅长的专业下达指令。军校是了解受训军官军事能力的窗口，1926年受聘任中国陆军大学教官的林部工兵少佐和河崎步兵大尉接受的指令是：“调查中国陆军将校的一般军事能力，特别是有关用兵能力、特长、短处等。”[329]1925年应唐继尧之聘任云南省公署医务顾问的沟口军医接受的任务有：“尽可能努力详查云南省附近风土病和有关军事卫生价值的各种资源、设施的事项。”[330]1926年受聘于山东航空教练所的航空兵大尉近藤兼利的任务是：“调查航空地志，收集航空情报（包括外国势力和民间航空状况）。”[331]次年受聘为东北航校教官的航空大尉冈田已三夫的任务是：“调查各航空事项，特别是对华、对俄作战时我国航空队需要使用的参考资料；调查东三省外国势力（主要是航空方面事项）侵入状况。”[332]以上的谍报指令都非常有针对性，充分发挥了应聘将校的职位特点和专长。

参谋本部也常布置临时任务。例如，1909年任奉天讲武堂教官的贵志弥次郎受命暗中帮助日军在东北秘密测绘，后被中方发觉提前回国；1910年参谋本部在中国进行大规模“战用物资调查”时，除了派遣专业谍报员外，也下令相关应聘将校参与，并另外给予调查费[333]。长期以来，诸如此类的临时性任务是十分普遍的。

据此可知，除了共同任务以外，参谋本部还会根据应聘地、应聘之职以及应聘者专长等，因人而异布置特别任务。仅上述几例的谍报指令，就涉及军事能力、内政、交通、财政、经济、资源、兵要地志、航空兵要、卫生兵要等，而应聘将校遍布于中国各地各领域。因此，就整体而言，应聘将校担负的任务范围极其广泛。

应聘将校任务的实施状况通过其报告可窥知一二。如前所述，“凡奉命派遣至海外者均须向参谋总长提交报告”。从实际情况看，受聘将校一直是根据情况随时提交报告的。表23为义和团运动期间部分应聘将校发回的报告。

表23　应聘将校给参谋本部的报告举要（1900、1902）

资料来源：“清国公使館付武官及同国派遣将校報告（1）”，1900年，陸軍省大日記—公使館附武官報告併諸外報。JACAR：C10062368400、C10062368500。

1900年来华应聘将校仅八人，据表23可知至少其中五人从任地以特定名称按编号发回了报告，有些还发回号外或特报。使用固定的名称和编号，说明报告者的谍报活动完全是日常性的。1902年参谋本部为应聘将校制定统一的谍报制度后，这种谍报活动完全到位，表中立花小一郎、高山公通、铸方德藏的编号报告便是证明。再以1909年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邀在武昌任教官的寺西秀武为例，辛亥革命于10日夜爆发后，他在11日下午四点、六点、七点连续三次向参谋本部发电报告当地状况，并且第一次报告就认为“事态重大”[334]，使得参谋本部第一时间获得了这一重大情报。如此迅速频繁地报告革命情况，除了敏锐的感觉外，也与日常培养成的高度“工作”责任心有关。

因为报告有编号，由此可以从一个侧面判断应聘将校对谍报任务的投入程度。仍以义和团运动期间为例，表23中斋藤季治郎是1899年9月后应邀来杭州的，至次年3月15日，其冠以“秘报”报告已是“第202号”[335]，差不多一天一报，收集情报似乎成了其主业。报告的内容包括江浙政界、军界要人变化和动向、财政状况、教案、“团匪”活动、中央消息等。表中的稻村新六尽管受聘于上海的普通学校，但身在国际都市仍可获得丰富的情报。稻村在1899年1月4日发出的“秘报”是“第3号”，12月6日发出的为“第167号”，照此计算基本上两天一报，从表23可知，其1900年也差不多达到同样程度。稻村的报告涉及南方数省的土匪活动、外国军舰来沪状况、江南兵备、广州湾中法纠纷、清国在建的和已建的铁路概况等。此外，他还调查了江浙兵要状况，弄到官方精密的《江苏省地图》[336]。

其后，随着通信条件的进步，应聘将校的报告频度更高，以受聘于北洋政府的坂西利八郎为例，其1917年从1月起至12月2日发出的“坂极秘电”就达到“第337号”，约一日一电。坂西在此期间发出的还有“秘”报、“坂特电”以及书面报告，如果再算上这些，则更为可观。

应聘将校本应专心为中国聘任机构服务，但通过以上例子可以看到，他们却“不务正业”，做起了间谍的勾当，“忠实”地完成着参谋本部的谍报任务，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比专业谍报员还要专业。

应聘将校的谍报优势

作为20世纪初出现的全新谍报主体，应聘将校的大量出现和长期派遣，无疑给日军在华谍报活动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如表21所示，1903—1911年的近10年间，每年应聘将校都在50—100人左右，至1937年总人数肯定超过千人。如此多的人数，是参谋本部凭自身财力无论如何也派不出的。与1898年以前日军的谍报活动相比，应聘将校人数上的绝对优势自不待言，在以下方面的优势也是一目了然的。

一是身份优势。应聘将校身份特殊，属于中方延聘，借此身份能公开活动，由此大大拓展了日军收集谍报的空间。1898年前日军在华情报主要依靠驻在将校等秘密进行。这种偷偷摸摸的情报工作局限性很大，并且有一定的危险性，而教官和顾问身份特殊，如前所述，他们长期以来受聘于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的军政部门，服务于各级军政要员身边，就职于各类军校、军队等要害部门，即使采取保密措施，他们也完全可以利用工作之便和获得的信任，随时随地轻易了解和掌握中国军队的素质、装备、兵力以及地方或中央的军情、政情、民情，加上当时国人的保密意识低，更易获取情报。坂西公馆就是典型之例。1903年，作为参谋本部员的坂西利八郎受聘担任袁世凯的军事顾问达六年，深得其信任，与北洋军阀其他要人也关系密切，1908年一度回国，1912年再次来华后先任袁世凯政府顾问，1917年又任黎元洪总统的军事顾问，同时任此职的还有一直担任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的老牌特务青木宣纯。据坂西制订的分工方案可知，军事顾问事务处分研究部和情报部，前者设在青木住宅，后者设在坂西住宅，即所谓“坂西公馆”。两处都在青木的指导下由坂西具体负责。研究部为回答大总统的咨询或提建议而进行研究，由冈村大尉任主任。情报部收集军事情报供研究之用，同时也收集中国政治和外交情报，负责与日军中央机构和中国各地情报机构联系，土肥原贤二大尉任主任[337]。由于可以公开收集情报，并且接触到中央政府的核心信息，“坂西公馆”成为日军收集中国情报最大的前线基地，成为日本政府极其重要的情报来源，为日本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338]。仅以1917年用电报发给参谋本部的情报为例，就有“极秘”“坂极秘电”“秘”“坂特电”等，数量极大，仅“坂极秘电”从1月起至12月2日就发至第337号[339]，平均一日一电。正如日本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坂西总是放在心上的，首先是日本的国家利益。不管他与袁如何结为‘至交’，如何得到‘信任’，坂西的本心毕竟在于侵略中国”[340]。因此，坂西他们如此疯狂地收集情报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坂西等位居要职，当然能轻易获得机密情报，与坂西相比，不少应聘将校虽然从事“普通”工作，但也照样能收集到高价值的情报。仅以兵要地图为例，明治初期以来，日本军方一直派人来华测绘兵要地图，由于是秘密测绘，行动起来困难重重，而在中国测绘学校工作的教官则可以利用教学或实习的机会获得相关资料。例如，1908年前任教于南京两江陆军测绘学堂的应聘将校，就曾获得“南京附近两万分之一图”等交给参谋本部；1913年起任教于北京测量学校航路班的海军少佐加藤长太郎，利用带领学生至连山湾测量实习的机会，对葫芦岛、连山湾港口的水文兵要地理状况以及该湾的陆上建筑和道路等进行了详细调查，并且绘制出葫芦岛地形图，连同对该港作为军港价值的分析一并上呈给军方[341]；1930年受聘为东北军校水雷教员的日军教官也利用工作之便，绘制长山岛地图，在图上标好栈桥、瞭望所、官兵宿舍、舰队部（司令部）、士兵集会所、蓄水池、陆战队宿舍、储煤场等的位置交给日本海军常驻旅顺谍报员[342]。由此可见，无论是否身居要职，应聘将校都能充分发挥各自的身份优势获取重要情报。应聘将校的谍报活动无疑使日军所获情报从量到质都得到了巨大飞跃。

二是地域分布优势。日军中央情报机构派遣的专业谍报员因各种因素制约毕竟有限。在甲午战争后几年中，日军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固定谍报机关仅有上海一处，故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武昌、杭州、安庆的情报都来自应聘将校（见表23）。这时应聘将校刚刚出现，就显示出了地域分布广的优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初，汉口也无专业谍报员，寺西秀武成为最主要的情报来源，其有关革命的第一报，比驻华使馆武官青木的电报还要早，应聘将校的存在有效地填补了日军的谍报盲点。

后来，尽管参谋本部等不断增加在华谍报机关，但它们主要集中在东三省、华北、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在广大内陆地区设立谍报机关对日军而言是想做而做不到的，一来内陆非通商口岸，难以派遣；二来地域辽阔，财力难以负担。应聘将校的出现使得日军得将谍报网顺理成章地深入到这些地区。如前所述，除西藏等极少数省份以外，应聘将校遍布中国各地，甚至内陆地区。例如，早在1902年至1904年，就有现役日军七人进入成都，1902年也有现役日军三人进入贵阳，蒙古咯喇沁王府1903年起则聘用过现役日军担任过军事教练，而南宁仅在1908年就有应聘将校12人。这些地方当时几乎没有日本人，其中一些地方尽管偶尔也出现过日本间谍，但因外国人的身份过于醒目，行动困难，难以久留，很难深入收集像样的情报。相比之下，应聘将校不仅久居这些地区，十分熟悉当地情况，更可以利用身份自由行动。

在众多应聘将校中，有些人甚至多次出入某些偏远地区，成为通晓该地区情况的专家。以在保定军校等工作过9年的嘉悦敏为例，辛亥革命后曾三度赴云南，出入蔡锷和唐继尧军中参与军事，甚至被委任为参谋长，直至1916年才归国。“在我军人中……精通中国云南状况者，盖自君始。”[343]应聘将校的广泛分布，有效地弥补了专业谍报员的不足，使日军的谍报网覆盖至中国大部分地区。

参谋本部还充分利用应聘将校的这种优势，将他们的住地开辟成其他谍报活动的根据地。如日俄战争以后，参谋本部组织的测量队常年在长城以南秘密测量，测量员都是单人或数人结伴潜入中国的，并且不断变换地方活动，人生地不熟，困难重重。应聘将校分布广的特点恰好能发挥这方面的作用。参谋本部每次派出测量员时，都指定以临近目的地的应聘将校住地为根据地，要求随时策应和提供一切帮助。测量队数十年来在中国盗测的成果显然离不开各地应聘将校的种种帮助。

三是时间上的优势。正如1928年参谋本部制定的《谍报宣传勤务指针》所指出的那样，“谍报任务以连续不断进行效果最大。因此，从事谍报任务者在其位置时间越长，对情况越熟悉，经验越丰富，取得的成果越大”[344]。应聘将校恰恰具有这一优势，他们在某个地方或职位就职，短则数年，长则十多年，与驻在武官等在一地任职数年相比，有十分充裕的时间从容深入连续收集情报。例如，坂西利八郎在华任总统顾问十多年，经历了西原借款、袁世凯称帝、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等重大事件，长期以来为参谋本部提供了北洋政府的大量重要情报；多贺宗之1902年任保定将弁学校总教习直至1910年归国，辛亥革命时受参谋本部派遣来北京、福州、南京进行谍报活动，1917年后被聘为江苏督军顾问长达六年，获得大量有价值的情报；1902年，佐久间浩应安徽省巡抚之聘请至安庆武备学堂执教，“在职五年，其深厚的汉籍素养深得中方信任，陆军当局也得以把握此间消息”[345]。陆军兽医野口次郎三1905年至1912年就职于保定陆军马医学堂。军马是战争的重要工具，日军自日俄战争后就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展开长期深入的调查[346]，受聘来华的兽医自然承担了这方面的情报工作。多伦诺尔附近牧场是北洋政府新军的重要军马基地，野口通过长期的调查和资料积累，写成《多伦诺尔附近牧场概况》[347]，详细报告了该牧场的位置、面积、地理特征、牧马数量、马的品质、外国产和伊犁产马数量、气候、动植物等，具有极高的情报价值。因此，遍布于各地的应聘将校成为参谋本部长期稳定的情报来源。

《谍报宣传勤务指针》将应聘将校列为“隶属于参谋本部或者受其领导”的“平时谍报机关”。从应聘将校的功能和发挥的作用看，绝对“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