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体系及其重要性

1924年前的谍报活动及其报告

旅顺作为中国北方天然的不冻良港，近代以来一直被日俄等国觊觎，甲午战争日军获胜后，曾经在旅顺建“旅顺口根据地”，因三国干涉于1896年2月归还中国。

1905年1月日本海军再次占领旅顺后，根据《旅顺口镇守府条例》设立“旅顺口镇守府”，即旅顺口舰队司令部，驻扎海军和船舰，负责黄海、辽东海湾占领地区的海岸、海面的警备、防御等。1906年改名为“旅顺镇守府”，任务是对“关东州”的海岸和海面进行警备和防御。1914年降格改称“旅顺要港部”（以下统称为“要港部”）。要港司令官直属天皇，其军政受海军大臣指挥。1922年12月，“旅顺要港部”被撤除，由“旅顺防备队”取而代之，1924年12月海军省决定撤除防备队，保留下属机构“旅顺海军无线电信所”，派一支“驱逐队”留驻旅顺，另设“关东州在勤武官”长期“驻在”，负责海军与关东军等各方面的联系。

作为在中国北方港口驻扎时间长达20年的日本舰队，除了负责相关海岸和海面的所谓警戒防御外，还肩负收集谍报的重任。

要港部司令部充分利用长期驻扎旅顺、在中国领水行动自由的“地利”收集的情报。兵要地志便是调查的重点之一，主要活动有：（1）对辽东半岛相关海域系统测量。日军早在甲午战争期间就进行过，长期驻扎后，更肆无忌惮地全面测量，获得了该海域的精确海图。（2）定期组织所属舰船在中国海域进行“严寒航海”等演习、船舰及其司令部之间的无线电通信演习、昼夜射击演习等，以适应和研究中国的天文、水文地理环境，获取相关资料[218]。（3）利用船舰“巡航”等机会，对既已掌握的相关水域的航路志和灯台表等实地核查修订补充[219]，然后上报水路部作统一修改。

对要港部而言，船舰是最好的移动谍报机关，中国北方一旦出现动荡，其下属船舰就会被派往有关沿海及港口，侦察和监视军情、政情、民情，并且趁机调查物资状况和兵要地志。如两次直奉大战期间被派往天津、营口等地的船舰，不仅发回大量战况以及双方军政要人动向的情报[220]，而且还提交了详细的物资、兵要地志调查报告，例如“天津地区运输、交通及通信状况调查”“天津的物资及经济状态”“天津附近地形、气象以及大沽白河的水道状况”“天津卫生状况调查报告”“营口地方的气象与航道”“营口地方的交通通信状况”“营口的卫生与风教”“营口的经济状况”[221]。

当然，中国的军事尤其是海军状况才是其谍报重点所在。要港部平时十分关注中国海军尤其是东北海军的状况和最新动态，中外船舰在北方和东北各要港停泊和进出的动向，甚至连海盗也被列入调查范围[222]。

要港部的日常谍报报告形式有书面和电报两种，按照保密级别，有“旅要机密”“旅要情报”等。如两次直奉大战期间，司令部发回了大量情报，至1922年7月6日，书面报告“旅要机密”发至第128号，而“秘”字编号电报“旅要情报”在1922年5月3日至6月30日的两个月内则发出45份。电报的内容涉及直奉双方军队每天的动向、战况、军政要员的言行等[223]。要港部成为日本海军在中国东北的重要情报来源。

20世纪30年代的谍报活动及其报告(www.xing528.com)

日军侵占东三省后，1933年4月，海军省重新恢复“旅顺要港部”，负责“满洲国”沿岸的警备等。要港部司令部建于旅顺港，第二遣外舰队归其指挥。要港部司令官直属天皇领导，军政接受海军大臣指示，作战计划则听从军令部总长指示。首任司令官由长期在华收集情报的中国通津田静枝担任，因此，新设的要港部非常注重谍报工作。

根据与第三舰队的分工，要港部负责的所谓警备的海域，除了伪满沿海外，还包括山海关、秦皇岛、塘沽、芝罘、青岛等华北沿海地区。

上述地区的谍报自然也归要港部负责。从要港部上呈谍报报告的状况看，其谍报功能完全不亚于专业谍报机关，仅以日常书面报告为例，就有“普情报”“秘情报”“警备月报”“警备参考资料”等种类。如前所述，海军军令部约在20年代中期就统一了报告的格式，报告的目录都是用指定符号标出大类（标记为）和小项（标记为◎），然后才是标题。要港部的报告“普情报”“秘情报”完全采取了这一格式。如“普情报”1933年8月12日的第16号，目录为“国情◎一般地理（北支）海州连云港建港口”，9月15日的第21号，目录为“海军◎港湾航路　天津附近白河淤塞状况”[224]。“秘情报”1936年3月24日的第7号，标题为“国情◎财政经济贸易（北支）北支走私贸易现状”[225]。这说明要港部的谍报工作完全受军令部的领导。

“普情报”“秘情报”报告涉及的情报领域相同，均为军情、国情等，只是密级有异。另外，要港部虽位于旅顺，由于警备区域包括华北沿海地区，故关注“北支”的热情似乎高过“满洲”，以1936年的“秘情报”为例，至11月15日发报告20份，其中9份均为“北支”情报，并且第12、15、17—20号均为系列报告“北支的汽船贸易现状”。

“警备月报”属于“极秘”级，从1933年5月开始编写，报告的是当月的“警备”活动情况，其中有“警备”区域内发生的军情政情、重要河道（如白河）通行状况等。以5月1日发出的第1号为例，报告了4月份警备区域营口、山海关、秦皇岛、塘沽、芝罘、青岛日军的行动和中国各种军事武装的动向、军政要人的言行等[226]。此后每期基本如此，可视为定期情报报告。

“警备参考资料”自1933年6月开始编写，属于“秘”级，大多是要港部船舰担任“警备”任务过程中调查获得的水文兵要资料和沿海陆地兵要，如第1号“渤海湾西北部金山嘴至滦河口测深图”、第3号“海洋岛概况”、第5号“广鹿岛概况”[227]。如名称所示，这类调查均是供“警备”即作战参考的。

由此可见，30年代后要港部依然是海军方面在东北、华北的重要谍报据点，是军令部对华谍报体系中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