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体系研究：汉口派遣队的任务与行动

派遣队的谍报组织与任务

辛亥革命时，日本政府借口保护日本领事馆和侨民，向汉口和北京派兵。派至北京的称“北京驻屯步兵队”，隶属于华北军，1912年1月派往汉口的则称“中清派遣队”，后称“中支（那）派遣队”，通称“汉口派遣队”（以下简称“派遣队”），兵力为步兵一个大队（四个中队），整个驻扎期间有650—700人。派遣队在汉口驻扎达十年之久，一直到1922年7月才根据华盛顿会议协议撤回国内。

这支深入中国腹地的日军“规模虽不大，但其任务也包括周边地区的谍报”[190]。1911年12月参谋总长奥保巩给派遣队下达了四个任务，其中之一就是“实施谍报任务”。根据同时制定的《中清派遣军谍报任务实施要纲》可知，派遣队负责的谍报地区为“黄河以南的中、南清一带（山东省除外）”，具体谍报项目有：“有关清国官军和革命军的事项（兵力、编制、部署、行动、兵备充实程度、兵员武器弹药等的补充、两军的其他内情等），有关各国军事的事项（驻军的兵力、编制、部署、行动、军队与清国官军革命军的关系、其他军事设施等），有关当地状况的事项（政治、经济状况等），有关地理事项（修改补充既成地图、收集地图、调查地理资源、修改补充兵要地志）。”[191]

据此可知，参谋本部要求派遣军调查的范围很广，除了军事外，政治、经济、兵要地志、物资资源等也均在列。对于所获情报的报告时间和方式，“要纲”要求定期编号提交，遇有紧急情报则以电报等方法迅速报告。

以上谍报地区的划定很笼统，有些与华北军交叉。为了明确分工，1914年3月，派遣队司令官白川义则与华北军司令官见面时，专门讨论了双方谍报区域的分工。由此可见双方对谍报工作的重视。

派遣队的谍报工作，由司令部下属调查科专门负责[192]。该科的一些谍报员以后成为所谓中国通，如1919年4月从云南调入的板垣征四郎，1920年4月调入与板垣共同收集情报的石原莞尔，两人在汉口一直工作到1922年3月。

调查科在派遣军负责的地域一般是派驻谍报员，设立谍报机关收集情报，因故无法派遣的地区则安插“通信员”。“通信员”一般是收买汉奸或利用在当地经商的日侨充当。如1914年8月派遣中山赴四川建立谍报机关，同时在云南、贵阳、叙州、大理各设“通信员”一人收集当地情报，1916年2月派小泽寅吉少佐驻长沙、派河本大作大尉驻成都活动，1919年贵阳则有能村预备役少佐负责收集情报。

从表15可以看到，调查科为获得情报用尽了手段，汉口的俱乐部被用作收集情报的机关，海关、报社则被作为收集情报的窗口，不少日侨、中国人、美国人被发展成谍报员。这些人的职业分布很广，有退役军人、商人、报关员、公司职员、船长、传教士、无业人员，其中九江、城陵矶等地的情报提供者应该就是所谓“通信员”。调查科的谍报网分布范围之广可见一斑。

表15　汉口派遣队谍报费主要用途表（1918年4—9月）

资料来源：“機密費使用に関する件”，1919年，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JACAR：C03022479700。

为了统一和规范谍报员的调查活动，司令部对于静态性调查项目，还制定了《兵要地理调查纲要》这类调查指南加以指导。

虽有统一的调查纲要，在给谍报员分配任务时，司令部仍是分别下达训令。如1914年8月中山谕吉大尉赴四川的任务是：（1）到任后辅助派遣队司令部在该地区已经安插的通信员收集情报，并负责将其报告传递给司令部。（2）按照司令部的调查纲领实施兵要地志调查。（3）尽量详细调查中国新旧两军各军队使用兵器的种类、人数、有无预备武器、兵工厂制造能力。报告须在10月下旬到达本司令部。在任期间可根据需要通过“旅行”视察情况、调查兵要地理[193]。(www.xing528.com)

由此可见，派遣队在谍报的组织和管理上十分细致，对谍报员负责的地区、具体谍报任务和报告时间都有明确指示。

谍报报告的种类和内容

对于所获情报，派遣军司令部通过书面报告和电报发回国内。日常书面编号报告，开始有“中支那派遣队秘密报”，如1915年7月1日的“南浔铁道状况报告”编号为“第17号”。后来名称改变，主要有“秘”字“中支常报”、“秘”字“中支那特别报”、“中支那普通报”。报告提交的频度很高，以1917年为例，4月19日报告河南巩县兵工厂债务状况的“中支常报”为第32号[194]，4月21日报告河南巩县兵工厂状况的“中支那特别报”编号为第2号[195]，5月1日报告赣粤沿线综合状况的“中支那普通报”为第57号[196]，由此可见这段时间各种书面报告加在一起月均20份左右。

派遣队侵入汉口期间，无视中国的反对，擅自架设了无线电台。这样，所获紧要情报可以直接发回国内。派遣队开始以“中支秘电”，后来以“中支情报”等为代号发送电文。电报报告的频度比较高，以1919年为例，4月16日报告贵阳购买武器情况的“秘”字“中支情报”，已经是第89号[197]，几乎达到一日一电。此外，遇到紧要情况时，“中支常报”等也会以电报发出，如1916年前后围绕袁世凯政争的情报、1917年围绕各地军阀购买武器的“中支情报”大多是电报发出的。

派遣队派在各地的谍报员获得情报后一般是上报派遣队，但如果情况紧急，也会发电报直接与参谋本部等联系。如一直驻长沙的小泽寅吉少佐1919年就直接电告参谋本部长沙军阀购买武器的状况[198]。

如前所述，派遣队的调查任务包括政情、军情、兵要地志、军用资源等各个方面。以下是派遣队司令部在1917年至1919年间上报的部分资源报告：

白水河铜山现况、有关日华制油株式会社、湖南省矿业界现状、四川矿业现状、汉口民间马蹄铁业概况（以上1917年报告）、湖北省荆南道十县地方重要矿产简明表、湖北省产诸矿物的成分、江西省南部诸矿山、武汉的铁工厂、汉口输入的铜、有关沙市石油公司、四川省油田视察报告、武昌模范大工厂红□（原文此处为□）厂甲乙丙丁四机现况、汉口三镇各工厂表、有关扬子江沿岸矿物调查困难状况、清国江西省矿山调查报告（以上1918年报告）、湖北象□矿山现状、湖南全省矿山的英支合办问题、民国六年湖南财政厅调查的全省矿山一览表、武昌自来水道荷兰借款说、湖南水口（原文此处为□）矿山的美中合办问题、河南省郑州设立中国棉业株式会社（以上1919年报告）[199]。

据此可知，派遣队在湖北、湖南、四川、河南等地重点调查了包括石油资源在内的各种矿藏，对于其他资源，包括与军马相关的马蹄铁业在内的各种工厂，甚至自来水这样的水资源也都调查过。

当然，这些报告仅仅是派遣队长期以来资源调查成果的极少一部分，但透过它们仍能了解到派遣队在军用物资调查方面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并且以此类推派遣队在其他方面的调查状况。

派遣队驻地及其负责的谍报地域为中国腹地，对于这些地区，除了日本海军常派军舰进入相关水域调查外，参谋本部也时常派遣单个谍报员潜入活动，甲午战前的荒尾义行就是一例，但作为大规模军事力量，日本陆军还是第一次如此长期深入。这就为广泛深入的谍报活动提供了“地利”，而中国的政治动荡和社会混乱，则又提供了“天时”。借助这些条件，派遣队大肆收集情报，成为日本陆军在中国腹地最主要的情报来源，是这一时期日军对华谍报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