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东北谍报体系研究成果

关东军的谍报组织

关东军是近代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相关地区日军的统称。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通过战争取得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南满铁路（长春至大连）及其支线以及铁道沿线两侧和沿途火车站的附属地、在租借地和附属地的行政权与警察权、平均每公里铁路驻兵15人的驻兵权。依据以上特权，日本将辽东半岛租借地划为“关东州”。

据此，日本政府以保护“关东州租借地”和南满洲铁道为借口，派遣军队驻扎于租借地和铁道沿线，在辽阳设军事机构——关东总督府负责指挥。1906年9月，日本政府取消总督府，在旅顺设立关东都督府取而代之，1919年又废除关东都督府，设关东厅管理行政，设关东军司令部于旅顺管理军事，关东军司令部下辖的守备队和师团统称为关东军（为了行文方便，本书将1905年起驻扎东北的日军都称为关东军）。

根据《关东军司令部条例》，参谋本部亦是关东军的领导之一。这样，作为日军“平时谍报机关”的关东军，在谍报方面必须听从参谋本部的直接指挥。关东军司令部参谋部负责谍报，至20年代末设有作战课（第一课）和情报课（第二课）。

有关参谋部的谍报职能与职责，1917年关东军曾经制定过《关东军谍报勤务规程》，从制度上进行了规范，1926年又进行过修订。修订后的规程分“总则”“参谋部的职责”“谍报将校的职责”“财务管理”四章，另附有“参谋部分工区分表”[80]。

第一章“总则”规定了关东军实施谍报的区域和内容。关东军负责的地域范围为：“1. 东三省（但是，吉林省牡丹江河盂［包括牡丹江河盂］以东的地区以及敦化、柳河镇、兴京、凤凰城、大孤山一线以南的地区属于朝鲜军）。2. 内蒙古东部及外蒙古车臣汗。3. 俄领黑龙州及后贝加尔州。”如前所述，关东军与朝鲜军负责的区域，是1922年由参谋本部划定的，一直保持未变。

其谍报内容，“主要以帝国对东三省、北支那以及远东俄国作战和国防上的需要为出发点而实施。实施的方针和计划另行制定。另外，有关具体细部，则根据《军事调查参考书草案》（参谋本部编）”。

第二章“参谋部的职责”规定了参谋部在谍报的计划、组织、领导、报告、整理分类等方面所承担的职责。主要有：（1）制定谍报计划并加以统一指导。（2）拟定给谍报将校和临时派遣的谍报员的命令及指示。（3）向参谋本部等提交谍报报告。报告形式和日期则以参谋本部制定的《支那军事调查报告例规》《兵要地志及军用资源报告例规》为准。（4）定期召开谍报会议。“为了统一领导谍报工作，每年一次（大概在5月）召集谍报将校（召集的范围视需要而定），举行谍报会议。”为了顺利开好会议，参谋部负责谍报工作的参谋须事先根据参谋本部当年度提出的谍报指示和上一年关东军谍报工作的实施成果，制定本年度谍报实施要领及相关细部讨论方案，提交给参谋长。（5）对收集到的情报资料分类整理。资料分两大类，一是可以用作判断即时动态状况的资料，二是基础性综合资料。具体项目则分为军事、内政、外交、交通、地理资源、财政经济、其他。根据需要还可以对这些项目做更细的分类。

第三章为“谍报将校的职责”。对“谍报将校”的定义是，参谋部派遣的从事谍报工作的将校（包括执行谍报任务的宪兵将校）。有关谍报将校的职责为：（1）谍报将校根据命令和指示所规定的要领执行特别任务。（2）谍报将校根据《支那军事调查报告例规》向参谋长报告侦察或收集的情报。（3）谍报将校与相邻的机关始终保持联系，如果有情报方面的需求，则直接向相邻的几个或最高机关通报。不过，如果是提意见建议，则须经关东军司令部提出。（4）谍报将校直接使用的联络员与密探等的分布情况以及给他们的命令等，需要随时向参谋部报告。密探等的分布有变化时也须汇报。（5）谍报将校在每年12月末以前提交该年度的工作概况总结，并附上对今后的工作意见。

与此文件相配套的是参谋部1926年制定的《关东军军事谍报实施计划》。《关东军谍报勤务规程》“总则”说“实施的方针和计划另行制定”，就是指这一计划。该计划根据上述规程的分类方法，将谍报项目分为军事、地理资源、交通、外交、财政经济、内政、其他七大部分，在此基础上对每部分的具体调查项目以及各项目的调查要点作了极其细致的说明，同时明确规定了各类报告的提交时间（详见附录三）。

参谋部的《关东军军事谍报实施计划》《关东军谍报勤务规程》和参谋本部的《对支军事谍报计划书》《支那军事调查报告例规》《兵要地志及军用资源报告例规》等都是关东军谍报工作的纲领性文件，长期以来一直指导着日常谍报工作，是关东军全面有效地贯彻执行谍报任务的根本保证。

在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制定谍报计划的同时，关东军也致力于组织建设。表11是1926年参谋部的谍报组织情况。据此可知，关东军的谍报分工十分细致明确。参谋部设主任一人负责领导整个关东军的谍报工作，包括在华资源、马匹调查。有关中国情报，专设一名参谋主任主管；有关兵要地志，则设专人和辅助人员负责；此外还有翻译官通过报刊等收集情报，研究舆情以及相关对华政策等。

表11　关东军参谋部谍报分工表（1926）

资料来源：“関東軍諜報勤務規程送付の件”，1926年，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JACAR：C03022739000。

参谋部下专设有两个调查班。其中“支那马调查班”早在1918年至1923年间就存在过，1925年在陆军省的指示下又重新设立，配备有7名将校，以马匹调查为主，辅助调查兵要地理和资源。资源调查班在1920年前后也已经出现，配备有两名专业人员，以调查军用资源为主，辅助调查兵要地志及中国马匹。两个调查班一直在满蒙展开大调查，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

1927年2月，关东军司令部向陆军省等提交《有关调整关东军司令部调查机关组织结构的意见书》，要求对参谋部的调查力量重新整合，建立新的综合性调查部。具体理由有三个：一是现在的两个调查班“每班各自配备了专职人员和经费，分别行动，从调查上来说并不经济”；二是与配备有多名将校的马匹调查班相比，资源调查项目众多，任务繁重，但负责调查者现仅正主计一名，很不相称；三是各种专业性调查局限性很强，无法为战时做全盘考虑。因此建议设立“调查部”，统一调查军用资源、马匹、兵要地志以及与军需工业动员相关的项目[81]。

以上建议得到部分采纳，马匹调查班1927年后提交的报告内容已经扩大到其他军用资源、兵要地理（见表12），说明调查组名称虽没有变化，调查内容已经大大扩大。

另据九一八事变时任关东军参谋的片仓衷证言，1928年起先后任职于关东军的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以参谋部调查班为中心研究过“满洲占领地行政”，为日后统治东三省做调查研究[82]。此调查班的具体情况还有待细究。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为了尽快稳定东北形势，并且向蒙古东部、华北、西北等地扩张，对各级情报组织进行强化和扩大，同时，成立特务部在参谋部的主导下负责东北产业、资源的调查与“开发”。

谍报会议的作用则得到进一步发挥，参谋部充分利用谍报会议分析形势，总结经验，交流情报，统一谍报方针，布置新任务。

1932年9月，关东军召集下属部队参谋长举行过一次大型谍报会议，专门就谍报手段等进行技术培训，指导与会者及时准确收集情报的方法。参谋长提示的谍报要点有：“谨慎查实情报的来源，迅速捕捉到蛛丝马迹，抢在敌方前面行动。”“对兵匪的谍报只知道匪首、兵力（武器的种类、人数）、位置所在是不全面的，而且要考虑出适当方法精细调查研究兵匪的类别、存在因素、亲戚姻缘关系、财产、军需品的补给系统等。”“要密切与满洲国官宪和居民联系，利用他们收集谍报，同时可资谍知他们的阴谋。”“谍报网要针对要害之处缜密设置，不仅是我军驻屯地附近，而且要在整个警备地区遍布谍报网。要想事前谍知对方，企图占得先机尤须如此。”[83]

鉴于今后的工作重点是迅速铲除“满洲国”内的各种抗日力量，恢复“治安”，并且为今后作战作准备，1933年6月关东军司令部又召开特务机关长和下属部队干部谍报会议，布置了两个谍报计划，并且进行了分工。

一是“以恢复治安为目的的用兵期间的谍报计划”。该计划的根本方针是“本期间关东军谍报的重点在于巩固满洲国，尤其是治安恢复工作，兼以努力对华、对苏谍报”。要旨有：“1. 本期间使用各种手段弄清匪贼（包括反满抗日分子）的产生、聚集、离散的途径以及对其援助、庇护的个人或团体的动向等，负责维持治安的军队和各机关须占先机，防患于未然，获得处理的余地。2. 对华对苏谍报，除了依据以往的方针外，还要努力侦察对满扰乱行动的策源系统和潜入路线等。3. 师团长、骑兵集团长、独立守备队司令官以及混成旅团长根据该部队警备和作战的谍报需要，可以领导警备地区内的军谍报机关和宪兵。”

在对华谍报方面，参谋部做了以下分工：（1）师团、骑兵集团、独立守备队、混成旅团、宪兵队负责各自警备地区的谍报工作。但第8师团和第14旅团除了自己的警备地区外，还负责根据停战协定划定的中国军队不布防地区（以喜峰口、遵化、玉田、林亭口一线为界）的谍报收集，了解中国军队是否遵守协定。（2）各部队需将自己的谍报网覆盖到相邻的地区。（3）哈尔滨、绥芬河、黑河、海拉尔、满洲里特务机关主要负责对苏谍报，但也兼对东三省谍报。（4）齐齐哈尔、吉林、奉天、赤峰、承德特务机关主要负责对东三省谍报。具体分工为，齐齐哈尔机关负责黑龙江省，吉林机关负责吉林省，奉天机关负责奉天省，赤峰机关和承德机关（多伦机关受承德机关领导，负责热河省西部）负责热河省。（5）赤峰、承德、多伦机关还负责对华（北平、天津、河北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外蒙谍报。具体是，赤峰机关负责察哈尔省北部、外蒙东北部；承德机关负责河北省北部、察哈尔省南部、绥远省和外蒙；多伦机关负责察哈尔省南部、绥远省和外蒙。以上地域分工十分明确，完全覆盖了关东军的势力范围。

为了提高各谍报机构对各种抗日武装力量的谍报能力，参谋部还编写了参考资料，详细说明了进行这类谍报时的注意事项和经验教训。

二是“兵要地志方面的作战准备事项”，即收集兵要地志做好战备准备。该计划的“方针”是，“迅速完成兵要地志方面，尤其是主要设想战场的各种调查。希望为今后作战做好准备，不留遗憾”。有关调查、研究事项为：“1. 为了达到以上目的，结合本次事变经验，更从今后作战出发，特别需要调查研究的事项如下：在主要作战地区以及直接相关地区，有些与作战直接需要相关的事项，以往的调查并不充分。兵要地志调查，希望首先就这些事项进行彻底调查，使得利用时不留遗憾。”“2. 资源（指直接作战用资源）调查，以适应满洲现状的手段补充以往调查之欠缺，特别是伴随着各作战计划的实施，在收集方法上制定具体措施，观察满洲国经济组织的新机构、这次事变所需军需等资源的流动状态以及金融关系。”“3. 对下列事项或重新开始调查，或补充以往的不足。（1）蒙古兵要地志（军参谋部担任）。（2）人、马卫生兵要地志（军军医部长和兽医部长担任）。（3）航空兵要地志（军参谋部担任）。（4）气象兵要地志（同前）。（5）给水兵要地志（同前）。（6）劳力资源（军参谋部和后勤部长担任）。”

除了以上谍报任务外，参谋长在会上还强调，有关中国和“满洲国”的各种情报，由于过去获取情报的局限性和形势环境的变化，需要增补、修正和更新，以便为“今后的作战做准备”[84]。

关东军的这种谍报会议后来越开规模越大，1935年甚至召集在华谍报武官集聚伪满开会，并且未事先请示。陆军省因此不满，认为其动作过大，会招致内外意想不到的反应，要求今后召开此类会议，须事前获得批准[85]。

作为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关东军的最后一次谍报会议，按照计划应该在1937年7月1—2日在新京召开。此次会议目的为：“1. 策定关东军年度谍报与宣传计划，同时使计划的精神得以贯彻普及。2. 普及防谍工作要领之精神以及实施方面的注意事项。3. 普及治安工作宣传计划。”与会者除了关东军司令部和参谋部要员、下属各特务机关长和各部队负责人以外，参谋本部、陆军省、朝鲜军司令部、华北军司令部、张家口机关、珲春机关、北平武官、北平机关、上海武官、通州机关也将派员参加[86]。

因为临近七七事变，此会是否按期举行不得而知，仅从与会者看，关东军的谍报会议已经发展成为在华谍报机关负责人的联席会议了。这种会议对协调统一日军各谍报系统的在华行动应该有一定的作用。

关东军的下属谍报机关

（1）下属部队的谍报制度与活动

对于关东军而言，下属部队和谍报机关是其谍报系统中的核心构成部分。就下属部队而言，关东军尽管在东北一些重要城镇建立了谍报机关，但谍报网的覆盖面毕竟有限，利用驻军可以有效地扩大谍报网，大大增强谍报的深度和广度。关东军当初的编制是六个独立守备队、一个师团、旅顺重炮兵大队和宪兵队等，共一万多人，驻扎在南满铁路及其支线沿线两侧重要地段和沿途火车站等地。南满铁路及其支线纵贯东三省南北，沿线经过很多重要城镇，驻扎在这里的部队，正是关东军用来收集情报的特殊谍报机关，因此在关东军专门用于情报活动的“机密费”中，有属于下属部队的“谍报机关费”“密侦费”等日常支出[87]。

关东军制定的《守备队勤务教则》对守备队平时和战时必须履行的职责、付诸实施的方法以及工作要点等作了详细规定和说明，其中相关部分还说明了如何针对不同的任务进行侦察，更有第10章“密探使用方法”，说明了如何选用和指导密探来保证守备任务的完成[88]。显然，收集情报也是守备队平时的任务。

关东军每月提交一份汇报部队当月状况的《月报》。据此可知，与华北军一样，关东军下属部队平时也进行“教育”和“演习”训练，并且同样趁机调查和研究当地的地形、气候、卫生等兵要地志。例如1907年1月《月报》报告的第十师团寒冬教育研究的项目是：在海城附近试射野炮测试其严寒状况下的性能，枪炮对冻土的穿透力，冻土开挖法，在冻土上挖修工事或拖拉炮车的声音传出的距离，静夜单个步兵和整队步兵在冻土上发出的声音传出的距离，寒气对弹道的影响[89]。这完全是在调查当地独特的兵要地理对作战的影响。

关东军并不满足于在所谓附属区“演习”，还利用一切机会越界行事。仅以中日签订共同防敌条约后的两年为例，关东军借机越界进行的较大规模调查至少就有两次。

1919年初夏关，东军将57名军官组成四个班，以“研究雨季行军为目的”进行“旅行”。四个班的行进路线分别是齐齐哈尔至哈尔滨之间的水上路线、札兰诺尔至来库之间的水上路线、哈尔滨至车陆之间的陆上路线、哈尔滨至漠河之间的陆上和水上路线，行动时间短者20天，长者达50天，活动范围横跨大半个黑龙江省。因事先征得当地政府首脑鲍督军的同意，此次兵要地志的调查完全是公开进行的[90]。

同年年底，参谋部又制定计划，准备在来年1月组织下属部队实施由掏鹿经海龙、兴京至抚顺的“长途耐寒行军”训练。训练方案提出后受到中国当地政府和日本外务省反对，因为行军途经地区并非关东军的守备地，而这些地方中国军队正在剿匪等，容易引起问题。关东军决策层认为如果因中方反对而停止，会开一个不好的先例，故而决意实施，并且扩大了演习规模。

根据参谋部制定的《长途耐寒行军实施要领》可知，此次“长途严寒行军的目的在于……在严寒季节对长途行军的要领进行实验”，参加者约500人，由相关步兵联队、炮兵联队、工兵大队、守备队、支那马调查班、第16师团司令部、宪兵队抽调人员组成，从出发至解散共34天，“行军”中需调查研究的项目有：（1）朝鲜人现状及其对日本军队的态度。（2）中国官民对日本军队的态度。（3）沿途道路、居民住地以及邻近地形状况。（4）行军实施概况与意见。（5）两匹马拉辎重车辆的利弊。（6）给养状况。（7）卫生状况（含气象表）。演习结束后这次演习的负责人必须提交以上报告[91]。

由此可见，这种“耐寒行军”的“实验”目的是获得在东北冬季作战所需的兵要地志资料，研究沿途物资供给状况和民情等。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前的数十年中，连年通过这种演习训练收集情报，为日后侵占和掠夺东北打下了基础。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司令部进一步利用各部队大规模收集情报。关东军每年度召开的谍报会议其下属各部队情报参谋必定参加，与特务机关的负责人一起交流情报，接受新的谍报计划。为了使各部队更有效地完成任务，如前所述，1932年9月关东军参谋部还专门召开下属部队参谋开会，进行谍报培训。

事变后利用部队调查最多的是兵要地志。兵要地志一直是关东军在东北调查的主要项目，事变前的调查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故大多情况下是偷偷进行的，即使有时得到张作霖政府的默认，调查的地域和规模也有限，因此从整体状况看，事变前的调查缺陷很多。1932年关东军制定《昭和八年度关东军兵要地理与军用资源调查规程》进一步规范和细化调查活动。兵要地志调查涉及的地域范围极广，动用各地部队是最有效的方法，一直到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关东军仍在进行此类调查。

以下仅以1933年的部分调查为例来看关东军下属部队调查兵要地志的情况。1933年6月，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下令第十师团长广濑调查吉林省东北部兵要地志，目的在于收集作战用资料和对产业开发进行考察。调查项目有9个，包括地形与用兵研究、测绘兵要地图、作战对河流的利用、当地气候对作战的影响、主要资源种类数量流动状况、宿营给养交通状况、水源与卫生、产业开发研究等。以上调查必须在11月底前形成报告[92]。

同年7月，关东军司令部又下达《骑兵集团西部地区兵要地志调查实施计划》，命令骑兵集团分五个调查队，用十天至一个月的时间分别对洮安地区、兴安岭、西乌珠穆沁、东西札鲁特贝勒府进行调查。每个调查队基本上由一个骑兵中队、一个无线电小队和一个机关枪分队等组成，有些还配有汽车队随行[93]。

以上调查，规模大，项目多，地域范围广，只有动员大量的人力方能在短期内完成，而关东军下属部队的参与则保证了这类任务的顺利实施。

根据以上事实，完全可以说，关东军的下属部队无论是在九一八之前还是之后都是关东军在东三省收集情报的主要力量之一。

（2）九一八事变前的特务机关

设立谍报机关是关东军收集情报的主要手段。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派出“谍报将校”先后建立和领导过长春、哈尔滨、奉天、满洲里、吉林、黑河、齐齐哈尔等特务机关。这些机关大多是1918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时设立，1922年后有些关停过，但随着日本在东北不断扩张，其活动又日渐活跃。

长春谍报机关。1906年由守田利远中佐建立，是关东军在东北最早建立的谍报据点。守田1899年就奉参谋本部之命至东北侦察过四个月，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1902年驻芝罘期间又收集过东北的资料，并且于1906年编成《满洲地志》公开出版，可谓“东北通”。1906年9月，他任关东都督府陆军部参谋，出任长春谍报机关长。当时长春是日俄势力的交界处，地位非常重要。

守田的主要任务是，侦察俄国在北满的设施、怀柔蒙古王公、调查资源、操纵马贼[94]。在情报收集方面，从1906年12月发回“情报运第1号”以来，他连续发回大量同名编号报告。报告的内容起初多为中俄边境俄军的动向，但随着俄国压力的减低，完全集中到中国情报上。

其间，他在长春城内秘密设立测量部和“关东都督府派出所”，利用日本浪人和汉奸20余人四处测绘，调查吉、黑两省兵力与物资，与马贼联系，调查其势力范围内的金矿，与蒙古王公往来渗透日本势力，各种活动十分猖獗。当地官方发现后无法处理，上报北京政府，中方于1910年底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方抗议，要求撤除以上谍报据点、停止谍报活动[95]。守田不得不于1911年春离开前往奉天，由目标较小的日下操接替，1912年日下撤回旅顺，在司令部谍报主任参谋领导下工作[96]，长春机关至此关闭。

哈尔滨特务机关。哈尔滨是中东铁路上的重镇，自明治初期以来，日军不断派谍报员潜入侦察中俄形势，日俄战争前后更是如此。1914年8月，参谋本部派遣桥本虎之助至哈尔滨“驻在”[97]，尽管其后状况不详，但可以看作是哈尔滨最早的日军谍报机关。

1917年2月，为了准备出兵西伯利亚，参谋本部派遣黑泽准中佐至哈尔滨设立谍报机关，隶属关东都督府陆军部。1918年3月，中岛少将继任，6月武藤少将接替。浦盐派遣军成立后，哈尔滨机关归该军领导，石坂少将任机关长。1920年8月《特务机关勤务规定》制定后，改称北满洲机关，10月又改归关东军司令部领导，习惯上称哈尔滨特务机关。

哈尔滨机关的具体任务，通过关东军参谋长1920年11月给石坂善次郎中将下达的“训令”可窥其全貌。训令指定的谍报项目有：（1）军事事项，包括兵力配置和移动，军队编制、现员、兵备充实之程度，官兵的补充方法，动员方法、平时的准备、兵器材料之状态，有关军队和国民给养的各机构、仓库、工厂设备，军需品工厂和战时工业动员方面的情况，军队教育和内部状态、战斗能力、交通设施、高等职员的调动及其履历、有关中国巡警保卫团及马贼情况，其他军事上必要事项。（2）各国政情、民情，包括俄国与中国官方、民间各派别的思想动向与行动，各国官民与俄国、中国官民的关系，各国官民的政治及经济方面的设施或其计划。（3）其他，包括内政、财政状况，移民、殖民以及劳动者的迁移，朝鲜人状况，与扩张日本势力相关的事项。（4）兵要地志，包括地形、物资、运输与交通、气候风土。

训令还划定了哈尔滨机关负责的谍报区域为“北满”一带，要求根据《关东军谍报勤务规程》规范行动，与其他特务机关密切联系[98]。

从以上任务看，哈尔滨机关收集的情报以军事为主，但也涉及政情、民情、财政、移民和兵要地志。这一时期东三省北部的谍报机关基本上都受哈尔滨机关的指挥，因此，其他特务机关的任务也应该与此相同。

1921年3月，关东军参谋长滨面又助少将接替石坂出任机关长，亲自指挥谍报工作。1922年末滨面离任后，由于对苏关系进入相对平稳的阶段，哈尔滨特务机关地位迅速下降，松井石根大佐接替滨面后缩小了机关规模，将办事处改称“松井公馆”，平时穿便装行动。1923年2月高桥中佐上任后，机关称“高桥公馆”，手下有秦大尉等。高桥之后有一段时间专任谍报将校空缺，1924年9月关东军强烈要求恢复，理由是奉直大战后各派和苏联开始在北满角逐，奉系则更多加入中国政争，为了日本的利益，急需收集这方面情报[99]。

参谋本部于当月就决定派遣一名佐尉级将校来哈尔滨任机关长，同时增加机关的“机密费”[100]。自此至1937年，该机关一直存在（见附录二），并且在九一八事变后成为对苏情报战的主要据点。

奉天特务机关。成立时间有1916年之说[101]，不过1912年1月，高山公通大佐就在此活动，任谍报机关主任，同时在奉天收集情报的还有佐藤中佐。同年9月，守田利远大佐接任，一直活动到1915年2月[102]。因此，设立时间应为1912年。

参谋本部和关东军重新重视奉天是在1920年6月派贵志弥次郎少将常驻以后。当时张作霖的威望和权势显著上升，并且从1919年开始掌握东北的军事大权，在内政、外交、财政等方面也开始具有绝对发言权。张作霖的根据地“奉天成为南北满洲的中枢，亦成为政治中心”。有鉴于此，关东军决定派少将军衔者出马“在奉天重新成立强有力的谍报机关”。

关东军参谋长滨面给贵志下达的训令，指定了谍报区域，要求根据《关东军谍报勤务规程》规范行动，并与其他特务机关密切联系。在同时下达的“指示”中，则强调“谍报的目的是为策定军事上各种计划而调查必须的资料，故调查务须绝对正确，并且做到没有遗漏”。参谋长还提出了八点指示。有关谍报，在军事方面，须调查东北军队缺员的实际状况、与缺员补充的关系，官兵的教育素养以及日常生活状态，军队的团结力，军官任免黜调等内情，各年度军费概要，巡警和保卫团的素质及作战能力；在政情方面，须严密关注奉天官方的动向，尤其是张作霖有关日本各种利益的言行；在思想方面，须调查受苏联影响产生的思想倾向[103]。

贵志上任后，在下属铃木少佐、石光嘱托等人帮助下公开活动，游说于奉天军政要人之间，笼络感情，收集情报，甚至代表军方与东北地方政府打交道。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机关还专门购买了一辆汽车用于活动，这在当时来说不可谓不招摇。

与哈尔滨机关进入20年代后谍报力量削弱不同，作为关东军和参谋本部在中国东北的主要谍报据点，奉天机关始终受军方的重视。自贵志之后，参谋本部为该机关配备的机关长几乎都是少将军衔（见附录二），而九一八事变前的机关长菊池武夫、日下操、秦真次、铃木美通、土肥原贤二都是对华谍报的高手。他们在任期间发回大量情报，仅以1926年3月任机关长的日下操为例，同年12月22日发出的书面报告“奉常报”已达第260号[104]。按照惯例，新上任者提交报告时一般都重新编号，由此判断十个月内他发回的“奉常报”至少有260份。作为系列报告，应该还有密级更高的“奉秘报”等编号报告和电报报告。仅“奉常报”就达到如此数量，其发回的情报之多可见一斑。

奉天机关除了情报活动外，还展开种种所谓“谋略”，兴风作浪，东北每次发生政局动荡，都能在背后看到其影子。九一八事变后，该机关又参与了向华北扩张的种种阴谋，直至1937年12月才停止工作。

满洲里特务机关。1917年2月，关东军派遣酒叶要中尉驻满洲里时，已经有近野中尉在此活动[105]，因此这一谍报机关的设立应该早于1917年[106]。酒叶中尉到任后受哈尔滨机关主任黑泽指挥，谍报任务应该跟哈尔滨机关一样。从1921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为止各任机关长的情况见本书附录二。

该机关20年代初提交的谍报报告，现存的有“新闻报”，内容摘自东北各地报刊，涉及苏联、中国的政治、军事状况[107]。报告有编号，说明是长期性的。除此之外，还应该有其他种类的谍报报告。

齐齐哈尔特务机关。是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设立的，地位与奉天、吉林并列的特务机关。有研究认为，该机关设于1931年，首任机关长为林义秀大尉[108]。不过，林义秀1929年11月23日就从齐齐哈尔发出谍报“齐地资报第4号”，报告嫩江冬季结冰状况。“齐地资报”应该是“齐齐哈尔兵要地志与资源报告”的缩称，报告有编号，说明林义秀不是临时来此侦察，而是长期驻扎。11月发出的谍报编号为“第4号”，有两种可能：一是1929年林义秀全年发出的此类报告特别少，到11月只发了四份；二是林义秀刚刚被派驻此地。从特务机关上呈报告的频度都很高这一点来看，至11月的报告仅四份，说明刚刚到任。1930年2月，林义秀仍在此发出了“齐地资报第4号”，报告昂昂溪谷物进出状况[109]，更加证明他是长期派遣。因此，该机关的设立时间是1929年或更早。从报告名称看，林义秀的谍报重点在于兵要地志与物资资源方面。到1934年，该机关一直在从事谍报活动（见附录二）。

吉林特务机关。1918年成立，初期机关长为斋藤恒中佐，此后一直派驻有谍报员进行活动（见附录二）。老牌特务铃木美通中佐、大迫通贞中佐等都先后担任过机关长，是关东军的重要谍报据点。

黑河特务机关。1918年秘密设立。首任机关长为由上治三郎，1920年3月为长野义雄。神田正种在任时，因中方的监视和限制，于1924年撤销[110]。1932年后恢复，一年后关闭。

此外，关东军1913年12月在开鲁和奈曼王府设立过“谍报机关”收集蒙古情报，1919年前后在郑家屯和锦州也设有谍报机关[111]，估计开办时间都很有限。

以上机关分布于东北各重要城镇，在关东军参谋部的统一指挥下，按照《关东军谍报勤务规程》、具体“训令”和“指示”，在各自负责的区域内从事情报活动，成为关东军在东北各地的重要情报来源。

（3）九一八事变后的特务机关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为了调查和监视东北抗日团体、民众、东北军、原东北军政要人的动向，收集苏联情报，进一步派兵遣将，调整布局，强化东北各地的特务机关建设。与此同时，又将扩张的魔爪伸向内蒙古和华北，先后在山海关、赤峰、承德、张家口、多伦、张北、德化、百灵庙、库伦、绥远等地建立特务机关，收集情报，大肆实施所谓“谋略”，进行各种分裂活动[112]。由于特务机关众多，行动地域互有交叉，为避免谍报盲点，参谋长在1933年6月的谍报会议上，还就各机关的活动地域进行了分工。

奉天特务机关。九一八事变前该机关就是关东军在东北对华谍报最重要的谍报机关。事变期间，在机关长土肥原指挥下，该机关成为侵略东北的尖兵。事变后，挑起事变的罪魁祸首之一板垣征四郎少将曾在1932年8月至1933年2月亲自任机关长，实施其侵占东北的阴谋。板垣因故离任后，1933年10月，鉴于奉天机关在伪满政权建设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关东军又将土肥原重新调回任机关长，具体任务有：“1. 负责收集奉天和大连的各种谍报，同时按照关东军的既定方针对奉天省诸机关进行内部指导。2. 有关作战行动、警备等直接与军队有关的谍报和谋略事项应该跟其地驻屯军高级指挥官密切联系。”

参谋长也给予了指示：（1）调查奉天省匪贼、反满分子、中国方面进行的各种反“满”工作，特别是沿海地区的扰乱“满洲国”活动、宗教和类似团体以及“满洲国”要人的动向等；收集有助于指导军方治安工作和“满洲国”政治的资料。（2）积极引导奉天和大连的外国人，同时调查其动向，尤其是政治、经济、思想、宗教方面的阴谋诡计；还须努力注意共产党员的动向，侦察其策略阴谋。（3）指导“满洲国”各机构，依据关东军方针进行内部指导。（4）进行谍报时须严加保密，与在满洲各相关机关、在中国各谍报机关等密切联系。（5）获得谍报后须形成报告向关东军司令部报告，向在华各谍报机关通报[113]。

从以上任务看，尽管已经侵占了东北，但关东军在收集各种谍报方面仍对奉天特务机关寄予了厚望。

承德特务机关。作为向中国西北和蒙古扩张的重要据点，承德备受关东军重视。1933年1月，参谋本部中国课长酒井隆将松室孝良大佐调至关东军司令部，负责对内蒙的“谋略”。同年2月，关东军举行情报主任会议，决定设承德、赤峰特务机关，在策应热河作战、离间东北军的同时，加强对蒙古的怀柔。日军占领热河后的1933年4月，机关成立，首任机关长松室孝良大佐[114]，下辖通辽特务机关（机关长田中久少佐）、锦州特务机关（机关长松井源之助）。

同年10月，二阶堂秦治接替松室。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是：（1）负责谍报任务的范围为热河省、兴安西分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外蒙古。（2）考虑到今后作战，收集在察哈尔省、绥远省以及外蒙古的作战资料。（3）收集目的在于使察哈尔、绥远和外蒙古逐渐采取亲“满”态度所需的材料。（4）在收集热河省谍报的同时，依据既定方针对热河省各机构进行内部指导，为使我军的政治指导切实可行，随时献计献策。（5）领导赤峰、多伦、乌珠穆桂沁特务机关。

参谋长则提出了具体要求：（1）为了便于指导今后作战，收集以下情报：察哈尔、绥远两省以及外蒙古的军队，各种武装团队的兵力、组织、装备、布防、士气、团结程度、思想、训练状况、对日各种战备情况。（2）以使察哈尔、绥远和外蒙古逐渐采取亲满态度为目的，调查其政治、经济、教育、交通、通信、宗教、习惯、民众思想、第三国际活动及政治工作，收集苏联等外国在政治、经济、航空等方面活动的资料。（3）调查热河省内的匪徒、反满分子、中国方面进行的各种反满工作；调查汉人与蒙人的关系、各王旗与居民的关系、民团情况等，以便军方对“满洲国”作出恰当的政治指导。（4）对“满洲国”加以内部指导，拉拢杂牌军；研究如何促进华北政权采取亲“满洲国”的态度。（5）考虑到今后作战，收集察哈尔、绥远两省以及外蒙古的兵要地志资料[115]。

从以上任务可以看到，承德机关为日军对西北和蒙古实施谍报与“谋略”的重要据点。在谍报方面，需要收集政情、军情、民情、思想、经济等各方面资料。至1936年，此机关一直在进行活动，历任机关长都是从事中国谍报的老手（见附录二）。

齐齐哈尔特务机关。该机关1929年建立后一直在从事谍报等活动，九一八事变后，鉴于该地区抗日活动活跃，关东军1933年10月又将老牌特务松室孝良调来任机关长。

松室的任务是：（1）负责黑龙江省和兴安东分省的谍报工作，黑河特务机关受其领导。（2）考虑到今后作战，收集作战资料。（3）作战行动和警备等直接关系到军队的谍报事项，接受该地军队最高指挥官的领导，对苏谍报接受哈尔滨机关领导;对当地“满洲国”各机关加以领导，收集其情报并提出建议。

参谋长则指示：（1）严密调查研究反满分子和匪贼的情况，以帮助维持治安，防患于未然；根据情报所拟的对策须向司令部汇报，并与当地军、警密切联系。（2）考察黑龙江省和兴安东分省的军事、政治、社会、经济一般状况，收集有利于指导“满洲国”的资料[116]。随着当地抗日力量的削弱，1934年8月松室卸任，该机关也随之关闭。

山海关特务机关。热河事变后中日订立《塘沽停战协定》，将长城以南定为非战区域，关东军借口监视停战状况，在非战地域内的山海关、通州、塘沽建立特务机关，由奉天特务机关指挥[117]。

1933年10月，山海关特务机关建立，仪我诚也任机关长。主要任务有：（1）监视中方有无违反停战协议的行为。（2）研究如何将停战地区乃至北支那逐渐纳入亲“满洲国”的地区。（3）努力侦察北支方面策划的搅乱“满洲国”的行动，防患于未然。（4）对驻山海关的“满洲国”机构进行指导。（5）工作上须华北军和驻北平陆军武官密切联系。参谋长也在此基础上给予了更加具体的指示[118]。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为了便于对其“指导”，山海关特务机关迁至自治政府所在地通州。因为该机关作用重大，后任的机关长竹下义晴大佐、细木繁中佐都是对华谍报专家。

多伦特务机关。日军支持下的伪军占领多伦后，关东军于1933年6月设立，受承德特务机关领导，首任机关长浅田弥五郎少佐在热河作战期间曾任林西特务机关长，主要任务是收集当地军政情报，扶植亲日政权，建立向蒙古渗透的跳板。察东特别自治区在关东军扶植下成立后，该机关负责其军政工作，同时收集内蒙军政情报，调查当地南京政府以及其他抗日力量的活动状况。第二任机关长为宍浦直德大尉，曾任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的副官。1934年4月宍浦卸任后，植山英武少佐等先后担任机关长。

在关东军的察哈尔工作中，该机关是推进军政工作的中心机构[119]，各任机关长收集的情报对于军方决策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浅田的报告《多伦附近的情况》提出的不少建议，对初期向内蒙渗透帮助很大。关东军司令部曾经将此报告印刷分发相关机构。

西乌珠穆桂沁特务机关。为了对内蒙进行渗透，培植亲日势力，1934年5月，关东军司令官派宍浦直德大尉赴西乌珠穆桂沁王府建立特务机关，在承德特务机关的领导下对察哈尔省和东蒙古进行谍报和谋略工作。

有关训令要求其按照“1934年度对支谍报计划”和1934年4月情报主任会议上下达的“有关谍报方面细目的指示”进行活动。关东军派驻东乌珠穆桂沁的派遣员接受其领导。同年5月，关东军又派中井古满雄驻林西，作为该机关驻林西的谍报员，负责乌珠穆桂沁与赤峰、承德等之间的联系，起中间站的作用。

宍浦接受的调查任务是：（1）各王侯所拥有的军队的兵力、组织、装备、素质以及提高该军队战斗力的手段和利用方法。（2）各王侯、喇嘛僧侣、一般民众的对日“满”、对华、对苏思想及其动向。（3）考虑到对华、对苏作战，调查察哈尔省和东部蒙古的兵要地志和资源，并且研究上述地方与日“满”进行经济“提携”的具体方案。（4）苏联在此地区的各种活动[120]。(www.xing528.com)

1935年4月，宍浦又被派往西苏尼特王府开设特务机关，拉拢德王，收集当地情报。宍浦化名石田三雄，自称是善邻协会理事，进行活动，以避开宋哲元军的监视。其行动得到德王的认可，甚至获允安装无线电台。关东军与德王的日常联系由此建立。

阿巴嘎特务机关。与关东军的其他特务机关不同，这一机关由浪人盛岛角芳奉命建立。盛岛1912年起就寄居坂西公馆，为坂西利八郎跑腿，1921年起长居张家口，设“盛岛公馆”收集蒙古情报，此间结识德王，并且积极向关东军司令部引荐，认为只有德王才是日军“蒙古工作”的对象[121]。

利用“民间人士”深入蒙古内部，可以避人耳目。1934年5月，关东军参谋长下达“指示”，命令盛岛驻扎于阿巴嘎贝子府，建立特务机关，在承德特务机关长的领导下，根据事先的计划，对察哈尔省阿巴嘎大王府、阿巴嘎札萨府东、西苏尼特王府、那林庙地区、东蒙古等地区进行侦察，调查各王侯所拥有的军队的兵力、组织、装备、素质，各王侯、喇嘛僧侣、一般民众的对日“满”、对华、对苏思想及其动向，外蒙古人对日“满”的看法与生活状况，苏联在此地区的各种情况。盛岛的报告一般情况下通过承德机关上呈，但紧急情报也直接送交关东军司令部。1936年3月，该机关转移至百灵庙。

除了以上特务机关外，关东军在1933年3月左右设立过赤峰特务机关等，因缺乏史料，难悉其详。另外，关东军还建立了很多以收集苏联情报为主的谍报机关，它们是海拉尔特务机关（1932年设立）、安东特务机关（1933年设立，下设虎林、饶河分机关）、富锦特务机关（1934年成立，后迁至佳木斯）、三河特务机关（1935年设立）、兴安（王爷庙）特务机关（1937年春设立）等，都由哈尔滨特务机关负责指挥，在对苏联谍报时，也会收集当地的抗日情报。

如前所述，关东军1937年曾经举行过谍报会议，参加会议的特务机关有哈尔滨、绥芬河、黑河、海拉尔、三河、奉天、山海关、王爷庙、德化、安东、密山、齐齐哈尔、满洲里、吉林、大连、承德、绥远、延吉、锦州，共达19个。从名单看，不少设在内蒙古的并未参加，因此，实际数量还要多得多。这些特务机关分布于中国东北、西北、华北、蒙古地区，成为关东军谍报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不过，从职能上说，这一时期建立的特务机关，除了收集情报外，往往把更多的精力用在“谋略”上，扶植亲日势力，建立傀儡政权。

谍报报告的种类、内容、频度

自关东总督府成立后，关东军就开始以电报和书面形式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发送各种情报。以下仅就书面报告的种类、内容、频度进行考察。

《月报》与《旬报》。与华北军一样，关东军也需要向陆军省等提交由参谋部编写的《旬报》和《月报》，分别报告当旬和当月军内状况、驻地情况、驻地卫生和气象。

《月报》一般由“军队状况”“地方状况”“教育事项”“财务事项”“卫生事项”“当地卫生状况”“马匹事项”“杂件”八个部分组成，其中的“地方状况”是报告驻地内的政情和民情，“当地卫生状况”除了当地的流行病、常见病发病状况外，还报告气象概况，“马匹事项”则报告当地牲畜传染病、常见病的动向。

以1907年7月的《月报》为例，“地方状况”报告了当月宽城子、辽阳、貔子窝等地“马贼”的活动情况。“卫生事项”等报告了下属部队人员与马匹疾患状况与统计，地方流行病状况与人数，当月晴天、阴天、雨天天数，最高和最低气温以及月平均气温[122]。这种定期报告，既能报告刚刚发生的情况，也能为有关部门研究当地卫生、气象、兵要等积累丰富资料。

《旬报》当初的报告项目与《月报》相同，如1907年3月第三旬《旬报》主要由“军队事项”“地方动向”“教育事项”“财务状况”“卫生事项”“马匹事项”构成[123]。

20年代前后，《旬报》转为单纯的定期情报报告，被分为“支那”和“俄国”专刊。有关“支那”的报告项目主要有“军事”“内政”“财政经济”“交通”“高级文武官员任免”“重要法令”“杂件”等，每期根据内容择项报告。情报来源为关东军参谋部以及下属特务机关、宪兵队等。以9月24日发出的《九月第三旬报》（支那）为例，目录所列项目有：○军事（杂）张作霖有关军纪风纪的训令。○内政（政局、法警）（1）热河都统解决条件。（2）张作霖对北京政局的态度。（3）有关中国官宪逮捕无护照俄国人。○财政经济（1）黑龙江省财政困难一例。（2）有关煤铁公司事业缩小。○重要法令（高级文武官员任免）有关阚朝玺及马龙潭的新职务。○杂件　第三次吉林省议会举行会议于将来的对日倾向。以上情报分别来自参谋部、奉天机关、吉林机关、齐齐哈尔机关、关东军宪兵队[124]。因此，这一时期的《旬报》实为关东军汇总中国各方面情报，定期上报的载体之一。

“情报摘要”。1905年9月，“关东总督府参谋长”就开始向参谋本部等不定期发回有编号的“谍报报告”，主要报告俄军状况。1906年后，报告的名称改为“情报摘要”，同年12月29日的报告编号为“第193回”，可见1906年发出的同类报告达193次。报告内容则逐渐偏重于中国方面，如“第193回”报告的是吉林省主要军政人员名单和简历、吉林四大豪商概况、吉林官宪对日态度等，情报出自长春机关守田中佐[125]。

从现存史料看，1907年仍有同类报告出现，此后状况不明。“情报摘要”应该是关东军早期常规谍报报告的主要形式，是参谋本部等了解东北军情、政情的重要渠道。

《通信摘报》。关东军十分重视通过当地中外报刊收集情报，至迟从1907年起，“关东总督府参谋长”就以《通信摘报》的形式专门报告这类情报。

早期的报刊摘要以俄国为主，后来逐渐增加中国的内容。每期的目录分为官员任免、军事、政情、交通运输、产业等项目，摘译中俄两国的报道。1911年以后，《通信摘报》完全摘译有关中国的消息。以1913年7月29日发出的《通信摘报》第38号为例，目录的大类为“支那行政”，下列14个标题，包括东三省行政上的举措、中央政府的相关态度与训令、东三省的财政状况等。再以8月7日的第40号为例，目录的大类为“支那时事”，下列六个标题：（1）黎副总统近况；（2）临时政府弹劾；（3）中国的现在与将来；（4）日本的对华政策；（5）南支那的动乱；（6）借款。以上两期的内容摘译自北京和东北各地的主要中外文报刊和政府公报，如《北京每日新闻》《吉长日报》《顺天时报》《奉天公报》《东三省公报》以及路透社电讯等[126]。

从《通信摘报》的内容看，关东军关心的不仅是中国军事，地理范围也不局限于东三省，对于中国南北政况、财政经济等都密切关注。

摘报的提交时间没有定规，如1907年9月27日提交的编号为第159号，说明同年至此已经发出159期，而1913年8月初仅发出40期，显然是根据需要随时编译发出的。

从报告内容和频度都可以说，《通信摘报》也是这一时期关东军报告中国情报的重要渠道，为参谋本部等提供了大量情报。1913年以后，未见此类报告出现，报刊翻译情报可能被此时出现的“谍第某号”类报告中的固定栏目“报刊翻译”取代。

“参谍”（“关参谍”）类报告。大约从1910年以后，关东军参谋部的所有谍报报告，统一以“参谍第某号”（1919年关东军司令部设立后改称“关参谍”）编号发送，直至七七事变爆发。

这类报告还可以细分为两种，一种是进一步另行编号自成系统而有固定格式的准定期综合报告，另一种是随时发出的无固定格式的报告。

就前者而言，1918年前有“谍第某号”类的报告。这类报告有独立的编号，由目录和正文构成。目录通常以“支那”或“蒙古”为大标题，标明该期报告的地域范围，然后是分类标题，常有“军事”“内政”“时事”“经济”“交通”“报刊翻译”等，最后是小标题。以1915年12月11日的“参谍第222号”为例，另行编号为“谍第103号”，目录“支那”下面的分类标题是“内政”“交通”“蒙古”“时事”“报刊翻译”。小标题分别为“奉天设立政治研究所”“锦县支那官公所重要职员”“关丰铁道敷设说”“吴俊升讨伐蒙匪”“东蒙旅行者发自洮南的近信拔萃”“段上将军专任说”“支那军队对时局的警戒”“第28师长冯麟阁不得志”[127]。

“谍第某号”类报告有时也有专题报告。如1913年11月14日发出的“谍第468号”大标题为“支那蒙古”，下列三个专题；一是“赤峰的新事业其一、电信电话其二、团练局的组织与现状”；二是“征蒙军的前景其一、占领经棚其二、什巴尔台方面状况”；三是“蒙军状况”。不过，即使是专题报告，最后仍附有“报刊翻译”[128]。这说明译报是每期必报的内容。

“谍第某号”类报告频度极高。以上所举两例都是年末的报告，从编号看一个是第103号，一个是第468号，说明当年的报告都达到了百份以上，尤其是后者，甚至达到了468号。由此可以说，这类报告是当时关东军的主要谍报报告。

“谍第某号”类报告约从1918年左右被“普通报”和“特报”取代。“普通报”和“特报”均有固定格式，也另有自己独立的编号，报告的内容与“谍第某号”类相同，涉及各个领域，都属于综合类报告。

现存最早的“普通报（俄国时局）第一号”是1918年1月14日发出的，“参谍”的编号为第22号。至同年6月，“普通报”已发至“第28号”。1918年这类报告的主要内容为俄国时局在东三省的影响，但从1919年开始，基本上都是中国情报。格式也与“谍第某号”类报告相同，即由目录和正文构成。目录为分类标题，常有“军事”“内政”“时事”“财政经济”“交通”“杂报”等，分类标题下面是小标题。

以1919年9月13日发出的“普通报第35号”（“关参谍第452号”）为例，目录为：○交通　中日合办东蒙汽车公司成立○时事　有关满蒙除外 ○杂报　有关日本人的心理[129]。再如1921年6月发出的“普通报第23号”（“关参谍第382号”），目录为：○军事　松花江警备舰队调查○内政　张经略使给库伦活佛的训令、活佛代表上呈张使的出师文、张作霖电辞蒙疆经略使、奉天召开第一次军事会议、中国某要人就各省自治问题的谈话、张经略使对外蒙政策○财政经济　日华合办事业与美国人投资的前途○杂件　奉天报纸对日英同盟的报道、张都统来奉、孙吴两督军的谈话[130]。从以上两例的编号可以推测，参谋部这一时期每年提交的“普通报”达到50份左右。

与“普通报”同时存在的还有“特报”，属于专题报告，每期均围绕一个专题加以报告。如1919年6月17日的“特报第9号”（“关参谍第270号”），专题是“南满洲抵制日货运动”；1920年8月28日的“特报第29号”（“关参谍第598号”），专题是“奉天军出动及铁道运输状况”；1921年12月2日的“特报第49号”（“关参谍第748号”），标题为“有关吉林军队不稳说”[131]。根据以上各例编号可知，这类报告每年也有50份左右。

对于情报来源，“普通报”和“特报”均有注明，与《旬报》一样，基本上都来自关东军参谋部以及下属特务机关、宪兵队等。

“普通报”“特报”类报告在20年代初消失，但短短几年中仍为日军中央决策部门提供了大量情报。

在“参谍”（“关参谍”）类报告中，除了以上所列“谍第某号”“普通报”“特报”这类常规固定报告以外，还有大量随时发出的报告。这些报告涉及各个领域，既有军事方面的，如1928年6月25日的“关参谍第25号”为“锦州机场侦察报告拔萃”，1930年4月12日的“关参谍第8号”为“热河兵要地志”[132]；也有交通运输、资源方面的，如1925年5月21日的“关参谍第82号”为“岛大佐支那铁道视察报告”[133]，1927年8月16日“关参谍第53号”为“松花江的水上运输”“鹤立岗碳矿视察报告”等。

“参谍”（“关参谍”）类报告的提交频度，在1920年前后极高，从上述一些报告的编号看，一年基本都达到400号以上，有时还达到700多号。可以说，此类报告是关东军长期以来向参谋本部等提供中国情报的主要载体。这种情况后来随着“关常报”“关特报”和专业类报告“关常资”“关参马”等的出现才明显减少。

“关常报”“关特报”。均为参谋部发出的编号报告，出现的时间应该在20年代中期。“关常报”主要报告东北的基本军情、政情、民情、社会状况，如1928年7月7日的第82号为“奉天军军情调查”，9月18号的第86号为“孙传芳谈时局、张宗昌的将来”[134]。从编号看，报告提交的频度非常高，月均10份左右。七七事变前后仍能看到此类报告。

“关特报”多为军事动态和突发事件报告。如1930年6月底的第14号报告的是“最近东北支那陆军的部署”，1933年1月20日的第1号则是“关于山海关事件”[135]。虽是特报，报告频度也不低，如1931年11月7日发出的“边疆保安总司令张海鹏所属军队”，编号为第41号[136]，月均4份左右。

“关常资”类报告。为参谋部发出的经济资源类编号报告，现存报告见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形成的时间应该在20年代后期，专门报告东三省的经济、资源调查结果，如1931年2月的第5号为“满洲水稻米的收集利用法”[137]。从名称看，应该还有同类报告“关特资”。

“关参马”类报告。1918年陆军省成立“支那马调查班”，隶属于关东都督府，调查“满蒙”马匹等，直至1923年才解散。1925年，关东军参谋部又恢复这一组织，起初的调查重点在于马匹，后来随着对兵要地志和军用资源调查的重视，如表12所示，报告的内容基本上三者并重。

表12　关东军“关参马”类报告举要（1925—1929）

资料来源：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JACAR：C03022706900、C03022757800、C01003742100、C01003742200、C01006072100、C01003742500、C01003742300、C01003742400、C01003814100、C01003814000、C01003866500、C01003866600、C01003866400。

调查班根据事先制定的年度调查计划分组赴各地调查，凡调查一地均要提交一份报告，同时还要提交年度综合调查报告。1925年成立的调查班报告均以“关参马”为名编号上报。在调查开始的1925年，至10月12日报告编号为“关参马第15号”[138]，说明至此已提交有15份相关报告。此后，报告的次数逐渐增加，1927年11月6日调查班提交的“铁岭、法库、康平、昌图、开原五县马匹资源、兵要地志、军用家畜资源、一般资源、车辆调查报告”，编号为“关参马第40号”，说明同年报告至少已达40份。1930年4月26日，调查班提交的报告“呼伦贝尔兵要地志”为“关参马第10号”[139]，说明调查班仍在调查。

正如表12所示，作为专项调查报告，“关参马”类报告为军方高层提供了大量有关东北物资资源与兵要地志的情报。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更是成立各种谍报机关、调查组织，肆无忌惮地进行全面调查，谍报报告的分类更加细致，产生了“关特地”“关参调”“特务部发”“关参资甲”“关参地发”等新的报告种类。例如，1933年1月25日发出的“关特地第3号”报告的是“热河方面朝阳—热河道沿线机场侦察要图”。1月18日的“特务部发第63号”上呈的是“东边道临时国防资源调查报告”。7月20日的“关参调127号”报告了“北满铁路东部沿线物资调查资料”。1934年4月18日的“关参资甲第21号”则是“热河省的煤炭与金矿调查”。1936年12月23日的“关参地发第690号”为“察哈尔兵要地志”[140]。报告种类的细化，为谍报的后期处理提供了方便。

以上就关东军各时期的主要书面谍报报告的种类、内容和频度作了粗略考察。毋庸置疑，关东军的报告并不止于书面方式，电报也是主要手段。关东军下辖专业通信队，拥有各种通信设施和专业人员，发送电报十分便捷。对于动态性强、时效要求高的情报，关东军当然选择电报传递。至1931年，关东军主要以“关参发某号”“关参第某号”“关电第某号”等为代号发出各密级情报，报告频度十分高，遇到中国有重大变故时更是如此。如1922年5月29日“秘”字“关参发”为第173号，1924年12月9日“秘”字“关电”为第652号，1931年10月2日的普通级“关参”则达第548号[141]。

仅仅是通过书面报告就能看到，作为日常工作，关东军自成立之日起就有组织、有系统地定期或准定期发回大量谍报报告，报告的内容涉及军情、政情、民情、兵要地志、军用物资等各个领域，并且，越往后期，报告的种类越多，专业分工越强。长期以来，正是通过以上报告，关东军为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情报，为侵略中国奠定了基础。

重要谍报活动举要

在对华谍报方面，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的日常谍报工作主要分两个方面：一是调查资源，以便将中国东北地区“开发”成为日本军需物资的供给基地，成为“北守”的根据地；二是调查中国东北的兵要地志、军情、民情等，为完全侵略、统治整个东北等地区做准备。九一八事变后，谍报重点一是在东三省全力展开兵要地志和物资调查，以备战苏联；二是倾力调查东三省的抗日组织和活动，以便稳固统治；三是强化对蒙古和华北的情报工作，图谋进一步南侵西进。

有关关东军至20年代中期谍报工作的进展情况，《关东军军事谍报实施计划》有所说明。据该计划“1926年3月调查进展状况（参谋本部调查）”一栏记载，至1926年3月，在关东军负责的谍报区域，各项调查进展基本顺利。即“军事”调查的绝大多数项目已经大致完成调查，获得了基本资料，剩下的只是补充、丰富和更新；有关“地理资源”调查，“兵要地志已经大致网罗所需调查的地区”，“各地军用资源大要已经调查完毕”，今后的工作为修改、补充、丰富和更新；有关“交通”，除“通信与邮政”未说明外，其他项目的主要内容都大致完成调查；有关“财政经济”，“内外债整理状况”和“税制”已调查完毕，其余项目也大致获得了基础资料；有关“内政”，教育制度、宗教、医疗卫生的调查状况未注明，政局、政党等调查资料已“齐备”，舆论机关、排日原因及组织、国民性等则掌握了概要，其他项目也进行了基础调查（详见附录三）。

从以上调查进展看，在关东军负责的地域，各项调查进展顺利，并且大多基本完成，在军事、兵要地志、军用物资方面更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关东军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更进一步强化谍报的组织、计划和实施工作。1926年《关东军军事谍报实施计划》的制定和九一八后开展的大规模调查就是最好的证明。

军用物资、资源一直是关东军在“满蒙”的调查重点。以下就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自主进行的或在参谋本部组织下参与的此方面主要调查活动加以考察。

（1）1905年的“满洲利源调查”

日俄开战后，日军就开始调查东北的资源，并且形成报告。1905年6月，日俄停战，一直负责收集各种情报的辽东兵站监井口于8月上书“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认为要开发“满洲富源”、确立扩张日本权益的基础，就必须首先对当地资源有组织地系统调查，而现在时机最佳，应迅速组织各种专业人员实施。大本营陆军参谋次长长冈外史对此建议的批示是“所言至当，需火速采取措施”[142]。该批示被标示为“十万火急”转给有关部门，负责东北全面调查的“满洲产业调查会”也就应运而生，由关东州民政长官石塚英藏任委员长。其隶属关系不明，但“该组织十分有可能是由参谋本部成立的”[143]，而当地驻军“满洲军”即后来的关东军无疑是调查的具体组织和实施者。

“满洲产业调查会”下设农业班、商工班、矿山班、林业班、水产班。调查人员达百人以上，由现役军人、陆军翻译以及从日本政府各部门临时借调的官员、专业技术人员等组成。各班按照地区分组，农业班分成八个组，调查农业、畜产、蚕业、酿造等；商工班分五个组，调查商业和工业的一般状况、染织业、交通运输、满蒙贸易；矿山班分为五个组；林业班分为四个组；东北水产有限，故水产班仅一个组。按照原计划还有特种班调查烟酒、鸦片等，后来将此任务分散到相关调查班，没有设立。

各调查班10月起进入奉天、铁岭、昌图、通江口、新民屯、辽东半岛、营口、锦州、抚顺、安东、大孤山、山城子、法库门、康平、义州、山海关、昌黎、辽阳、凤凰城、牛庄等地调查。有些项目甚至南及北京、天津、保定等地。

经过历时三个月、耗资六万多日元的调查，1906年，各调查班的报告陆续汇编而成，并且在同年7月以《满洲产业调查资料》为名陆续刊行。调查资料详尽记述了“满蒙”的各种物产资源。仅以矿山班第一组完成的《满洲产业调查资料（矿产）（第一组）》为例，资料分区域、地势、地质、矿床、结论五章，共四百多页，附有地质图，对本组负责调查地区的地势、地质、矿床进行了详细介绍，对金、银、煤、铁矿的分布地以及埋藏量进行了评估，并且提出了相关建议[144]。

因东三省幅员辽阔，加上时间仓促，调查存在很多遗漏错误，但作为日军侵占东北以后首次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大规模资源“普查”，为日本初期“开发”和掠夺东北资源提供了宝贵资料，也为今后的进一步调查打下了基础。

（2）1906年开始的“满蒙物资大调查”

日军并不满足于“满洲产业调查会”的调查结果，1906年开始策划更大规模的调查——“满蒙物资大调查”。

有关调查的直接起因有两个说法：一说关东都督府经理部长辻村楠造鉴于日俄战争中日军急需的物资大量由当地获得，建议平时就对东蒙一带充分调查。此建议得到了当时的陆军大臣寺内元帅的支持[145]。还有一说是当时满铁总裁后藤新平访俄回国后说俄国正在准备复仇，因为日俄战争中日军从战地获得过大量粮草马牛，因此决定立刻着手调查[146]。两个说法都跟日军将“满蒙”视为军需物资供给基地有关。

由关东都督府具体负责实施的“满蒙物资大调查”计划花六年时间、耗资20万日元进行。调查首先以东蒙为中心展开，调查地域“由东蒙跨越大兴安岭远达大库伦一带”，调查内容“以物资为主，同时探查地理、交通、河川、山野、畜牧、其他等普通东蒙古概貌”。调查员大多在日俄战争中从事过兵站物资工作，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当地经验。他们“横跨内蒙六盟二十四部地域”，获得了大量珍贵资料，于1908年初步完成调查工作，并且编写出了长达两万多页的《东蒙古志草稿》，于当年付梓[147]。

对“满洲”的调查也在1906年展开，因战后秩序较乱，进展很不顺利，1908年11月完成东蒙调查的人员转至增援，调查才有起色。调查者分为数班，“派往东三省及俄国远东三州”，“足迹几乎遍布大街小巷”，终于在1911年3月完成“专以实地调查为主”的工作。同年8月，根据调查编写的《满洲志草稿》问世，“拥有一万一千余页的巨册和详细踏查图”[148]。

即便如此，调查仍未结束。1910年10月，陆军省下达指示，要求继续调查，做好修订补充工作，以适应形势变化。关东军等经过四年的调查，于1914年完成《东部蒙古志修改稿》并付梓[149]。修改稿增加了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对蒙古的统治状况和军事政策等，由此最终完成了历时九年的“满蒙物资大调查”。

《满洲志草稿》和《东部蒙古志修改稿》内容丰富翔实，堪称满洲和东蒙的小型百科全书，为日军日后深入调查研究两地积累了基础资料。

（3）1911年的“战时补给品”——木材调查

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中国东北获得了很多利益，而满铁、森林资源、抚顺煤矿成为其在东北的所谓“三大利权”。

早在日俄战争前和战争中，日军就十分觊觎东北的森林资源，并且展开过调查，1905年“满洲利源调查”时专门成立林业班调查，获得了大量珍贵资料。1906年至1911年的“满蒙物资大调查”中，林业也是主要调查项目。

1911年前后，日本陆军省成立战时补给品调查委员会，组织对战备物资作系统调查。田中义一担任委员会委员长。同年8月，田中上书陆军大臣要求特派调查员调查备战用木材：“作为作战准备物资所需之木材，由于下列原因，应该尽量在战地或者其邻近地区征集，以此为上策。但有关此还没有调查到位的合适报告。本委员会因此认为需要特派所需的调查员调查，以资制定木材征集计划。”具体理由是：“作为备战物资，所需各种用途的木材数量比较巨大。现在计划上仅仅计算了交通设施所需木材，如附表所示已经达到惊人数量。对此巨量需求，如果想不失时机从日本内地筹集，困难颇多，而且还处于运输工作最为繁忙之时，却需要消耗大量运输力量将此木材前运，非常不利。因而这类木材能够在战地或其邻近地筹集的尽力筹集，仅将无法筹集的由日本运送过去。”

战时补给品调查委员会此前已经对以东北为战场所需要的木材做了估算，田中报告提到的“附表”就是此估算表。从其中的“半永久性电线柱和轻型铁轨枕木用所需木材表”看，战时东北各地需要使用电线柱和枕木近80万根[150]。那么如何获得呢？田中提出“在战地或者其邻近地区征集”，即从中国东北和朝鲜获取。

同年9月，陆军省派遣兵器局工兵中佐鸣泷紫磨、技术审查部大尉草刈思郎、参谋本部大尉外山丰造秘密调查鸭绿江流域，尤其是东三省的军用木材供给能力。“本调查之目的在于有助于下列计划：在有事之际尽可能在其需求地或邻近地区征集战地所需各种木材。”调查的事项是：“1. 在木材需求地附近及安东县、长春、吉林等著名木材供给地所希望获得的木材产量、各季节的数量以及能够征集的数量。2. 战时特别组成采伐班或以其他方法有无增加采伐量之手段以及采伐运出之方法。3. 现在的制材能力和战时增强的手段。4. 木材产量与制材能力将来增减的预测。5. 从供给地至需求地的运输方法。6. 战时征集实施办法。7. 所需木材如果达不到抗力度等要求时有无代用品以及代用的方法。”调查时间定为两个月，有关木材的用途、种类、需求地、需要时期及其数量等详细要求则由田中少将指示。

此次调查尽管是陆军省直接组织的，但调查组在中国东北境内得到了关东军等的配合和支持，根据陆军省的指示，有些地区是直接依赖关东军等调查的。因此，关东军实际上也是此次调查的参与者。

（4）1918年后“支那马调查班”和“资源调查班”的调查

鉴于马匹在欧战中的重要作用，为了确保战争所需的足够马匹，“作为国防上的紧要事项”，1917年陆军省决定成立“支那马调查班”调查“满蒙”马匹状况，并且制定了调查计划，决定从1918年8月开始至1923年3月分三期进行，如果有需要则延长时间进行第四期调查。调查项目有：（1）中国马匹的调教、管理与耐久力；（2）中国马匹与马具、马车的关系；（3）马匹资源[151]。

调查班由24人组成，隶属于关东军领导，分成几个小组进入各地，重点调查、研究了日军骑兵、炮兵、辎重兵、机关枪队如何充分有效地发挥中国马匹及其配套器具乘、驮、拉的作用，调查队为此做了大量实验，例如驯马，测试马匹在各种状态下的耐久力，使用当地马匹配套器具与日军各类武器配套等，甚至还对马匹进行了生理解剖研究。为了避免引起中方注意，调查班对外打着研究改良马匹的幌子。1923年3月，调查如期结束，获得了预期的成果。

1920年前后，关东军也专门成立了“资源调查班”，在山田正主计指挥下调查“满蒙”物资，资源调查成为关东军的日常工作之一。1922年，关东军参谋长福原呈文陆军省，要求增加一名主计从事物资调查，理由是关东军负责的地域极广，而以东蒙为首的内陆地区近来发展快、变化大，调查难度也随之增加，需增加人手。陆军省虽未批准，但建议从关东军司令部中选定合适人员参加[152]。

1925年5月，“鉴于本国马匹饲养的现状，从国防的立场出发对满蒙马匹资源的期望越发增加”，陆军省下令关东军以平时编制设立“支那马调查班”，彻底调查、研究满蒙马匹资源的分布状况和增加繁殖的方法[153]。

关东军奉命成立的调查班由9人组成，根据事先制定的六年调查计划，准备在1925年至1931年3月展开调查。调查的重点与先前不同，以马匹等的分布状况为主。

据前文表11所示，1926年6月关东军“支那马调查班”的任务是调查满蒙马匹及其他军用家畜资源，辅助调查兵要地理和资源。“资源调查班”的任务为调查与作战及兵站计划相关的资源、平时筹集军需品的方法，辅助调查兵要地志及马匹。不过，从1927年起，马匹调查班不仅调查马匹，也同样致力于兵要地理和资源的调查。

负责资源调查的主计都为学财务、经济等出身，缺乏矿业和工业等专业知识，为了使调查专业而准确，1926年7月参谋长斋藤恒上书要求“为调查满蒙军需工业资源而配置专业人员”，并且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委托满铁的专家调查，二是由参谋本部派遣专家隶属调查班[154]。陆军省的答复不得而知，从后来关东军资源调查班的报告看，没有矿山方面的，这类专业性很强的调查应该是直接委托给了满铁。

“支那马调查班”的调查很有计划性，每年都按照年度计划实施调查；“资源调查班”的相关史料虽未看到，但肯定也会有类似计划。从“支那马调查班”的情况看，调查进展比较顺利，完成了大量报告（见表12）。1929年9月，该班提交了1925年至1928年的中期调查总结报告，由此可知已经完成以下地区的调查：东部以外的吉林省全境、黑龙江省南部和中部、东蒙古的阿鲁科尔王府和以乌珠穆沁贝勒府为中心的南部、以呼伦为中心的东北部、东部以外的辽宁省全境、东蒙古图什业图王府和以札萨克特王府为中心的南部。报告的结论是：“现今本班的调查范围几乎遍及满蒙大部地区，对于满蒙主要地区的马匹以及军用资源的大致调查已经结束。”[155]因此，可以说关东军始于1925年的马匹和物资资源“普查”已取得预期成果。

两个调查班此后仍在继续扩大成果。“支那马调查班”的计划是，1929年调查辽宁省和吉林省东部、以札赉特王府为中心的东蒙古东部，1930年调查热河全境、兴安至克山和甘河至甘南的东蒙古北部。“资源调查班”的计划不得而知，但从相关报告看仍在调查东北稻米、燃料、木材的供给和获得方法，从地域范围看多为东北北部[156]。

1930年10月，陆军省下达《关于制定军需资源调查计划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制定管区内军需资源调查计划，关东军也承担了同样任务。陆军省为此还专门为关东军和朝鲜军划定了调查区域的界线，即以大孤山、凤凰城、柳河、吉林、方正以及方正以北松花江一线为界。同年12月，关东军提交相关计划，再一次围绕“军需资源”展开调查[157]。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更是迫不及待地展开对东三省的各种公开调查，资源调查仍是重中之重。1932年，关东军成立特务部，由参谋长任部长，专门负责东三省产业、资源的调查和“开发”，先后制定《国防资源现地踏查要领》和《军用物资收集利用方法调查实施计划》等，在陆军省、参谋本部、满铁等支持下开展大规模系统调查。1933年也是关东军入侵热河之时，特务部还组织了五个调查班乘机调查热河矿产和农产品等资源。诸如此类的调查一直持续到七七事变之后。

以上仅列举了一些规模较大的资源调查活动，还不包括零散的或者限于史料未掌握的。仅此就能看到，日军自入侵东北以来，无时无刻不在调查所谓“军用资源”，并且数十年来不厌其烦反复进行，调查项目越来越细，范围越来越广。靠如此有计划、有组织的精细“普查”，东三省各种资源的情况基本为日军掌握。

关东军对于其他项目的调查，其组织、计划的状况以及实施的力度、深度、密度、广度，可以通过以上资源调查加以类推。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关东军长期以来是日军在中国东北以及蒙古地区最重要的谍报组织和情报来源。

关东军的谍报优势

与华北军一样，作为长期公开驻扎中国的日本军队，关东军在谍报方面具有以下明显优势：

其一，占有“地利”。华北军仅盘踞在京津相关地区，地理范围还十分有限。与此相比，关东军盘踞的是南满铁路及其支线沿线两侧的重要地段和沿途火车站等地，而以上铁路纵贯东三省南北最重要的地区，沿线经过的大连、金州、营口、海城、鞍山、辽阳、奉天、新民府、铁岭、公主岭等也都是东三省的重要城镇。这样，以上地区和城市自然就被纳入关东军谍报网之内，关东军可以利用驻军或建立谍报点，公开或半公开收集情报。

关东军收集情报的手段主要有四个：一是驻军利用“教育”和“演习”训练之机，调查和研究当地的地形、气候、卫生等兵要地志。二是驻军的军官或谍报员，利用各种机会与当地中国军政人员交往接触，联络感情，借此刺探情报。如关东军一旅团司令部设在东北的政治中心奉天。奉天长期云集了东北军政要员，奉天特务机关和旅团司令部的谍报员自然会利用各一切机会刺探情报。三是关东军以各驻地为谍报基地，随时随地以“旅行”“视察”为幌子，向驻地周边地区，甚至是东三省和蒙古的腹地派出大量谍报员，一有变故也能较快获得驻军的支持与帮助。关东军对“满蒙”展开的历次系统性物资“普查”，如果没有各驻地作为随时出入的根据地，是很难顺利进行的，其他各类调查也是如此。四是以各无线电部队所在地为基地实施无线电谍报活动（详见第五章、三、2）。

其二，拥有各种专业人员。关东军建制齐全，有步兵、工兵、骑兵、炮兵、辎重兵、通信兵、军医、兽医，甚至还有兵工技术人员。根据《对支军事谍报计划书》等可知，参谋本部要求关东军收集的情报范围极其广泛，其中一些项目，非相关专业者难以获得准确情报。除了专业性很强的地质矿产外，关东军的各种专业人员基本上能够胜任相关的谍报任务。例如，“支那马调查班”就是由关东军的骑兵、辎重兵、兽医等组成，“物资调查班”则由长期专门从事后勤物资供给的主计等组成。

其三，有大量官兵稍加培训就可用于谍报活动，根据需要，甚至可以动员整个部队参与。关东军无时无刻不在按照自己的谍报计划和参谋本部的各种常规调查任务对“满蒙”进行调查，加上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时常有临时的或长期的重点谍报任务，没有大量随时可用的后备谍报力量是无法完成的，而关东军大量官兵的存在正好满足了这一需要。因此，可以说关东军司令部就是谍报大本营，而其驻扎在各地的部队实际上就是一个个谍报机关，各级官兵就是一个个后备谍报员。

其四，与华北军一样，关东军的长期驻扎可以使调查活动长期系统地连续进行，确保情报的全面准确。例如对东北的物资、军事调查都持续了数十年，“支那马调查班”的调查也连续有十多年，调查范围基本上遍及东北各地和蒙古东部。如此年复一年有计划、有组织地调查，无疑能获得了比较全面、准确的资料。

其五，关东军的长期驻扎可以确保对谍报对象反复跟踪细查，不断丰富和更新所获情报。例如对东三省各地中国驻军的调查，据现有资料看，关东军从1917年开始基本上每年都将调查所得列表详尽报告，报告的项目包括各省驻军番号、军官背景、人数、马匹数量、各类武器数量、其他装备等，还附有部署示意图。自20年代参谋本部制定《对支军事谍报计划书》《支那军事调查报告例规》《兵要地志及军用资源报告例规》后，关东军的上述调查每年都必须实施。因为每年的调查项目基本相同，这种调查实际上就是对同一项目的跟踪确认，是对上年度报告内容的更新。通过这样的调查，参谋本部每年都能获得最新信息。通过对比每年积累下来的报告，东北军队历年的变化状况也能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