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军: 近代日本谍报体系研究及关键成果

华北军的谍报组织

根据《辛丑条约》，1901年5月参与镇压义和团的日军“清国驻屯队”改称“清国驻屯军”（后来又称“支那驻屯军”“华北驻屯军”“天津军”等，本书统一简称华北军），长期驻扎中国。驻军司令部设于天津，在天津、北京、山海关、秦皇岛等处驻兵。

有关驻军的任务，虽说是“保护帝国公使馆、领事馆以及帝国的臣民”，但根据1901年颁布的《清国驻屯军勤务令》可知，其“勤务”之一便是：“将突发事件”和“前旬发生之事、驻军及守备地附近情况、各国军队动静、给养、卫生事项”记载于《旬报》上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报告，即十天报告一次京津地区的各种情况。这实际上就是定期情报报告。

1929年1月《清国驻屯军勤务令》被废除，由《支那驻屯军勤务令》取代。新勤务令第27条为：“支那驻屯军司令部为完成军方任务……进行所需情报的收集和资源调查。”[2]明确说明了收集情报和调查资源是华北军的“勤务”之一。这既是对华北军至今为止情报工作的追加肯定，又是对今后这一工作的强调。

此后，陆军省对这一“勤务令”作过多次修改，谍报任务都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如1936年的《支那驻屯军勤务令》“讨论方案”第38条规定：“支那驻屯军司令部为完成军方任务……进行所需情报的收集和资源调查。”[3]

华北军参谋部是全军的谍报中枢机构，负责谍报的组织、计划、实施、监督、汇总、上报。参谋部谍报工作的早期制度，因史料匮乏不得而知。关东军1917年制定了《关东军谍报勤务规程》，1926年又作了修改。该规程对关东军负责谍报的地域范围、谍报事项、参谋部的职责、谍报将校的任务等作了规定（详见本章、一、2）。作为组织、指导、规范谍报工作的根本，同样驻军中国、同样负有谍报使命的华北军，在参谋本部的要求下，也一定制定了相关规定，其框架和要素也应该与关东军基本相同。以下根据《关东军谍报勤务规程》，结合实际情况对华北军的相关规定做一些基本推测。

华北军负责的地域范围应该以华北和西北为中心，兼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前述《收集资料目录补修订正追录》中，华北军的调查报告主要集中在这些地区便是证明。

有关谍报计划，华北军必然是根据政府国防方针和对华作战要求，每年都制定有年度谍报计划，而具体谍报事项、谍报报告的提交形式和日期，从20世纪20年代起肯定也是依据参谋本部制定的《军事调查参考书草案》《支那军事调查报告例规》《兵要地志以及军用资源调查报告例规》等来决定的。华北军按照参谋本部制定的以上文件收集情报，定期提交中国军队军事、兵器、航空三大军事调查报告便是佐证。

在组织下属谍报机关或谍报员进行谍报活动方面，关东军是根据具体情况下达训令，布置任务。谍报机关或谍报员完成任务后则需要提交报告，还需一年报告一次年度工作状况。从30年代华北军司令官以及参谋长下达的一系列命令和指示看，华北军的做法基本相同。

为了及时总结和交流谍报经验、讨论年度谍报计划要领和其他细节、布置谍报任务，跟关东军一样，华北军也定期召开各地谍报机关负责人会议。进入30年代后，随着日军侵华步伐的加快，这种会议开得更多，如1936年仅4月就召开过两次“谍报武官会议”，一次是参谋本部兵要地志班长来天津后，召集各地特务机关长开会，交流情报；另一次是军司令部召集各地特务机关长来津布置工作。谍报会议制度成为华北军有效领导谍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华北军参谋部分成作战和情报两个课，情报课专司谍报等工作。从相关资料看，参谋部在20年代初还专设了调查班，1922年的班长是野副昌德大尉[4]。在同一时段，关东军参谋部也设有调查班，即“支那马调查班”和“资源调查班”，华北没有大规模畜牧业，没有必要专设马匹调查班，因此该调查班应该是专门调查资源和地理兵要的，从现存史料看，调查班提交的报告也是这方面的。进入30年代后，随着华北军“开发”华北欲望的迅速膨胀，调查班在调查资源分布和经济地理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军从各个方面加紧了对华北的蚕食鲸吞，原有的谍报组织和制度显得落后，1935年9月底，参谋长酒井隆向陆军省提出报告，要求针对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出现的新情况和驻军任务的增大，对参谋部的制度进行半永久改组，主要内容是：

（1）参谋长人选需大佐级。根据现在的编制标准，中佐即可，但“在现在状况下，尤其是为了领导各地特务机关，绝对需要”大佐级别的担任此职。

（2）在参谋部增加专司谍报工作的将校，提高各部门领导者职位，加强各部门的领导力量。具体是将参谋部参谋中佐一名正式列入编制之中，另外再增加中（少）佐参谋一名、少佐（大尉）参谋一人。增加的中（少）佐参谋担任调查业务主任，即参谋部现在的调查班长之职务，因为“近来北支各工作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加”，调查班长的职位也需要提高到参谋级别。增加的少佐（大尉）参谋则负责谍报工作。理由是“近来这一工作繁重，目前仅一人负责，力量不足”。

（3）为了增设特务机关等，参谋部增加副官少佐一名、大尉两名，两名大尉中派一人专任谍报工作；单独增加谍报业务员大（中）佐两名、少佐（大尉）七人、判任文官五人。理由是参谋本部1933年在天津设立的特务机关根据参谋本部意向需要归口至华北军领导，还需派大尉一名、判任文官三名开设张家口机关，其中的大尉一名和判任文官三名都是需新增的。另外，绥远、太原、郑州都需要各派少佐（大尉）一名新设特务机关，而商震和宋哲元处需要各派遣少佐（大尉）一名作顾问。报告强调，时局紧急，需要迅速增加以上人员以便及时派出。除了增加军官外，报告还要求增加大量下士官、文职人员和雇员从事谍报和无线电截收业务。

（4）增加调查班力量。如前所述，调查班班长一名，参谋兼任，由中（少）佐担任。其下现有少佐（大尉）一名，再增加两名，另外，在编制中增加财务官和高等文官各二人、嘱托[5]若干人。理由是“除了以往进行的兵要地志和国防用资源调查以外，北支经济的各种调查工作也突然大增，而将来需求更大”[6]。

（5）增加无线电截收人员，其中中（少）佐一名、大（中）尉二名、工兵中（少）尉一名。增加的理由为充实“科学谍报”的力量，针对蒙古等在张家口新设截收站。

酒井的要求基本上得到了批准和落实。这些措施对于华北军强化和扩大谍报的组织和实施力量，推行华北侵略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5年底参谋部仍分两个课，掌管情报、谋略、宣传等的第二课主任为石井参谋。有关对华谍报，林参谋负责的工作是：“1. 对北支新政权的指导及对华经济工作方面的事项。2. 交通与资源调查，以及企业方面事项。3. 特务部的指导。”中井参谋等负责：“1. 有关情报收集的计划（部队部署事项除外）、判断、通报。2. 谍报及谋略方面的工作。3. 有关对华政策（仅限于本职的）事项。4. 情报整理及月报附录与特报的编辑。5. 中国军队的调查。6. 中国军队战史方面的事项。”[7]

为了适应侵略华北阴谋的发展，1936年5月，华北军司令部对参谋部进行了重组，将参谋部分为三个课，另设一顾问室，第一课负责作战和教育，第二课掌管情报、宣传、谋略，第三课主管政策，顾问室负责经济。

第二课主要人员为石井中佐、中井少佐、渡边少佐，对华谍报方面的工作由中井负责，具体为：（1）谍报与谋略工作。（2）对华政策事项。（3）情报整理等。（4）中国军队以及中国军队战史。（5）特务机关事务。渡边少佐加以协助。

此外，新成立的顾问室“主要负责经济方面的调查、计划的制定”，承担经济情报的收集[8]。顾问室的成立说明，调查华北经济状况、掠夺资源成为参谋部的工作重点之一。

表6是1937年初参谋部的分工情况。据此可知，参谋部分工更为细致，中国军队、中国共产党、经济都单独列出，由专人负责，谍报重点一目了然。

表6　1937年初华北军参谋部有关对华谍报、谋略的分工

资料来源：“参謀部業務分担表送付の件”，1937年。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JACAR：C01004364300。

华北军的下属谍报机关

1901年华北军成立后，利用深入中国心脏部位的“地利”和中国政局动荡的“天时”，以华北为中心建立谍报网，动用一切力量收集情报。华北军的下属谍报系统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下属部队，二是在各地设立的谍报机关。

（1）下属部队的谍报制度与活动

华北军在北京、天津、塘沽、山海关、秦皇岛驻扎守备队等，负责“守卫”天津至北京的铁路，这些驻军都可以利用来收集情报。华北军司令部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1901年11月，秋山司令官给各地驻屯队长发出命令说：“调查各国军事状况极其必要，但在我军驻屯地进行这种调查颇感困难，而特地为此不断派遣将校调查也不可能。因此，各部队要利用野外演习、行军、维修通讯设施等机会随时调查防区内外国军事情况。”[9]此时义和团运动刚刚被镇压，华北军需要及时掌握京津地区其他外国军队的动向以及清军状况，正如训令所说，仅仅靠派出谍报员远远不够，需要各地驻军利用种种机会调查。

对于华北军来说，野外演习、行军是日常“例行公事”。通过不平等条约，华北军获得了在驻兵地带自由进行的野外军事演习、训练权，这就为利用演习训练的机会收集情报创造了条件。为了充分加以利用，华北军制定了相关规定。据1913年10月修订颁布的《支那驻屯军教育要领》可知，军司令部将每年举行若干次野外演习规定为驻军进行自我教育的必修项目，而这种“自我教育”就被明确赋予了谍报任务。

《要领》规定，驻军平时须进行“一般教育”和“特殊教育”。“一般教育”一年定期举行三期，另外再举行数次野外教学。教育的理由和目的在于“为了使部队得以投入战斗和展开，在现地对操典的原则加以演习，北支那是最合适的地方。在进行教育演练或警备勤务时，大陆的地形与日本大不相同，值得深入研究”。并且“以上只是一例，如果进行演习，总是以在北支那地区战术上的研究为主要着眼点来实施的话，将会取得巨大收获”。很显然，华北军是要求各地驻军演习时充分利用在中国的“地利”，适应并且研究大陆地形等特点，实地探究相关战术。

“特殊教育”也同样注重实地研究。例如，对于军官教育，“冬季的教育和讲学主要是中国各种情况和各国状况等，应该选定合适的问题，利用在当地驻扎的好机会带着兴趣研究”。“地图上的战术尽可能根据北支那地区的地形加以研究”，而“研究实验的事项或收集到的资料将作为参考”，“必须报告”[10]。

因为“教育”被赋予了实地研究的任务，因此这种一年多次进行的“教育”演习训练也就成为名副其实的谍报活动，而《支那驻屯军教育要领》的制定，则使这种谍报活动完全常态化、制度化。

从现有史料看，1902年7月华北军就出现了“将校夏期教育”。这次教育的内容是“迅速测图”，并且准备秋季时进一步测量以“扩大既制图”[11]。显然，这种教育既达到了让将校们练习测绘的机会，又能实地测量，一举两得。1903年也有通过行军演习收集到的兵要地志。例如，有驻军以《天津北京间行军记事》为题，报告了模拟实战状态在天津至北京区间对中国和日本等三国马匹进行耐力测试的情况、沿途地形、人马给养实验结果、卫生状况等，提出了相关建议，最后还绘制了“天津北京间行军所经道路侦察略图”[12]。

从《收集资料目录补修订正追录》所载的一些资料标题就可以判断，其中的不少报告就是由下属驻军通过行军或演习获得的，表7就是一例。如表所示，14份兵要地志报告均由华北军下属北京步兵队、天津步兵第一至第三大队于1934年提交。从名称可以判断，它们都是通过在京津地区行军或演习获取。以上部队只是华北军属下的一小部分，因此这些报告还不是全部。不过，即便如此，仅一年之内就有这么多报告，也足以说明华北军下属部队利用行军演习对京津地区兵要地理调查的密度之高。

表7　华北军下属部队利用行军演习收集的兵要地志举要（1934）

从华北军司令部的工作汇报看，其下属部队至1937年仍在进行这种“教育训练”，如1月有：步兵第一联队军官在丰台、八宝山、昌平进行现地战术研究；第二联队进行耐寒行军，路线是开平—榛子镇—砂河浦—滦县，在滦县附近步兵炮实弹射击；战车队军官至古北口研究战史；炮兵联队酷寒时实弹射击演习等[13]。由此形成的报告仍在不断提交[14]。而七七事变的导火索也正是在进行这种“演习”时引燃的。

除了利用上述时机收集情报外，驻军也会利用“天时”“地利”随时随地进行各种调查。从《收集资料目录补修订正追录》资料的“作成者”一栏可以看到，很多调查报告是由“天津驻屯步兵队”“唐山守备队”“支那驻屯炮兵联队”“支那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等完成的。调查的对象除了上述兵要地志外，涉及军事、兵器、经济、资源、交通、运输等领域。以北京驻屯步兵队30年代前后调查的部分报告为例，就有“北支那兵器调查报告”“北平征税状况”“北平市岁入状况”“北平附近兵器被服厂调查报告”“山西兵工厂调查”等，调查对象非常广。

据此可以说，在华北军司令部的指挥下，其分驻于京津一线的部队实际上就是一个个公开的谍报机关，是华北军参谋部各种情报的重要来源。

（2）华北军在各地建立的谍报机关及其活动

在各地建立谍报机关是华北军构建自身谍报系统的又一重要举措。1901年华北军成立后即开始铺设谍报网，其早期活动因史料匮乏难悉其详，但仍能通过一些线索窥知一二。

派遣恒吉忠道中佐驻沪，是华北军向驻地之外派驻谍报员最早之例。恒吉1900年镇压义和团时任第五师团兵站司令，1901年10月任华北军参谋长。短期归国后，1903年任华北军司令部副官，派驻上海，任务与参谋本部派遣的“驻在武官”相同。恒吉擅长英语、德语，十分便于在沪收集情报[15]。这也许是选他来沪的原因。

同样的例子在1912年也能看到。这一年小野弘毅从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华北军司令部副官，被派驻福州研究福建军事四年，1915年才调回参谋本部工作[16]。上海和福建都远离华北军驻地。由此可见，华北军会根据需要向中国各地长期派员，建立谍报机关。

从1920年底华北军司令部编辑的《支那军事要览改订资料》来看，华北军很早就以华北为中心建立了谍报网。该要览的“气候”一章“1917年度陕西省西安气温表”是“1917年我西安机关测定”，“1916年归化地区的气温、降雨降雪表”为“1916年由当军机关在归化城测定”，“1917年张家口地区气温、降雨降雪表”则是“1917年由当军机关在张家口测定”[17]。此外，《收集资料目录补修订正追录》中有1916年“兰州机关”的报告《甘肃近况》，由此可以断定，1916年前后兰州也有华北军的谍报机关。

另据华北军司令官1917年3月给陆军大臣的报告可知，当年的谍报机关分布是：张家口由三井洋行出张所员宫崎嘉一负责，陕西和西安由司令部派出的翻译吉田忠太郎负责，新疆和迪化由研究宗教的退役军人佐田繁治负责，外蒙古和库伦由驻在库伦的日本人驹田信夫负责。司令部还想派遣将校常驻西安或太原，向张家口派遣临时将校收集情报[18]。在华北军同年的报告中，也出现了“北京机关”[19]。由此可见，1916年至1917年前后华北军在西安、归化、张家口、兰州、新疆、库伦、北京等地以各种形式建过“机关”。

20年代初期华北军在各地设立谍报机关的情况不明。从1927年的华北军司令部要求增加机密费的电文看，当时至少在徐州、郑州、山西派有谍报员[20]。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军加快侵略华北的步伐，策划了“华北自治”阴谋，制定了一系列“开发”计划。与此相配合，在参谋本部直接指挥和参与下，华北军1934年后陆续建立了张家口、绥远、太原、北平、郑州、济南、西安特务机关，同时在宋哲元军中安插了所谓“顾问”。

张家口特务机关。早在1913年，参谋本部就派土肥原大尉常驻此地收集情报，进入20年代后，至1929年陆续有参谋本部派出的研究员常驻，土肥原贤二、松室孝良、田中隆吉等都在此长期活动过。1934年9月，华北军为了强化对西北和内外蒙古的渗透，在此新设特务机关，派松井源之助中佐任机关长。司令官的命令是：“1. 命令你驻张家口，收集蒙古、苏联谍报和调查兵要地志材料（包括资源、经济）。2. 负责的具体区域为察哈尔省、绥远省、宁夏省、甘肃省、山西陕西两省北部、内外蒙古、青海新疆省一带。”同时还要求与驻北平武官、多伦特务机关、承德特务机关等密切联系。

参谋长的具体指示，除了命令收集对苏、对蒙古作战的资料外，还要求其调查上述地区中国军队与苏蒙军队的关系以及利用方法，培植亲日势力；调查上述地区的政治、产业、经济、交通、宗教和第三国际活动情况；以获得察哈尔、绥远两省的主要资源为目的，研究如何统治占领地[21]。松井先前任承德特务机关长，到任后公开使用“松井公馆”的名称活动。

1935年12月，大本四郎少佐接替松井，对外称“大本公馆”。华北军司令官命令他“在察哈尔省和蒙古主要收集蒙古、苏联、中国谍报和调查兵要地志材料（包括资源、经济），收集实施谋略所需资料，并且为此做好准备，同时根据军方对华实施的方策负责对察哈尔工作。2. 谍报负责区域为察哈尔省、山西省北部及蒙古”。此外也要求与驻北平武官以及绥远、太原、多伦、西苏尼特、承德特务机关等保持密切联系。

参谋长则指示大本：“1. 监视察哈尔省和蒙古政略动向，使其逐渐与南京政府脱离关系，同时制造依赖日满的气氛，促进经济合作，以此为军方进行北支工作提供便利。”第2条与给松井的相同，即对察哈尔省和蒙古全面调查。第3条是“考虑到今后可能需要驱逐宋哲元势力，收集在察哈尔省实施谋略所需资料并且着手准备”[22]。

与给松井的命令、指示相比，大本的任务更侧重于谋略，为日军直接或间接统治察哈尔等地做准备。横向联系的特务机关的增加，说明日军在各地谍报谋略活动正日益猖獗。

松井和大本在任期间，除了积极培植亲日势力制造分裂外，也大肆收集情报发回。例如，1934年有：《在北平蒙古同乡会的会议与蒙政会的经费问题》《有关羊毛和羊皮》《蒙藏委员会的内蒙模范畜厂设置计划》《察哈尔绥远青海各蒙旗长官一览表》等。1935年有：《内蒙调查旅行报告》《西北方面视察旅行记　第二编》《有关化德县山东移民报告》等。1936年有：《由张家口至北平的汽车道路要图》《张家口北撤退后察哈尔省保安队现状》《民国24年度察哈尔省财政收入实绩》《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阿拉普旗等地的兵要地志资料》等。1937年有：《张家口食盐的调查》《雁北绥东支那军现状》《最近绥东军事情况（2月4日）》《伴随第二十九军改编而进行的第143师改编》等。以上报告内容涉及各个领域，及时向华北军提供了察哈尔、绥远等地的大量重要情报。

绥远特务机关。正式设立时间应该在1935年12月。1935年9月，华北军参谋长酒井要求新设的特务机关中有绥远，可见当时还未成立。1935年12月，华北军司令官给羽山喜郎少佐的训令是“命令你依然驻扎绥远”，说明12月前羽山已经进入，现在只是正式任命。

训令内容为：“1. 命令你依然驻扎绥远，主要负责绥远省以及西部各省的对蒙、对苏、对华谍报，调查兵要地志（包括资源、经济），收集开展谋略所需资料，并且为之着手准备，负责对绥远工作。2. 谍报负责地区为绥远省、宁夏省、甘肃省、新疆省、蒙古。3. 实施任务中与张家口、太原、西苏尼特及多伦各特务机关保持密切联系。”

参谋长也给予了具体指示：（1）监视绥远省和蒙古的政略动向，使其与南京政府断绝关系，同时酝酿依靠日“满”的空气，特别要促进经济提携，为华北军对华北工作铺平道路。（2）主要调查绥远省的军事、政治、经济、交通、资源、宗教等，其他地区也以此为标准进行适当调查。（3）调查西部各省以及蒙古的共军情况和苏联的活动及其设施，调查南京政府在该地区的政策及其军事设施。（4）考虑到今后可能有必要驱逐傅作义，收集展开谋略的所需资料，并且着手准备。（5）考虑到对绥远省作战，对此进行研究，同时调查相关兵要地志[23]。

从以上命令可知，收集绥远等西部省份兵要地志和资源资料，调查共产党活动，实施谋略活动，促使绥远等省脱离中央政府，为武装侵略中国西北进行各种准备，是绥远特务机关的中心工作。

羽山对外称“羽山公馆”，一直活动到七七事变爆发。1937年初，中国报刊曾以《日人侵华无孔不入》为题揭露其在包头的阴谋活动[24]。羽山在公馆私设电台随时报告各种情报，也不时发回书面“状况报告”，报告当地的政情、军情、民情等。其间，他成功地说服宁夏、兰州两省主席，让“满洲”航空株式会社的飞机于1936年2月首次飞入两省空界，在兰州降落。此次试飞除了侦察作战航路外，还对沿途重要军事或地理目标进行了航拍。回到绥远后，羽山将沿途收集到的情报整理成《自昭和11年2月29日至昭和11年3月2日实施包头、宁夏、鄂尔多斯、兰州航拍兵要地志调查报告书》等上呈。这是日军首次利用航拍侦察中国西北部的兵要地志，在当时来说很有特色，军事上的参考价值极高。

太原特务机关。山西自然资源丰富，太原是西北重镇，一直是华北军重点谍报对象，1935年华北军决定在此设立特务机关前，此地已经有参谋本部派遣的驻在员山田少佐在活动。

1935年 12月底，司令官任命老牌谍报员和知鹰二中佐为太原机关长，下达的训令是：“1. 命令你驻山西省太原，主要收集山西省及西部各省的中国、苏联情报，调查兵要地志（包括资源、经济），收集实施谋略所需资料，并且为此做好准备，同时根据军方对华实施的方策负责对山西工作。2. 谍报负责区域大致为山西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新疆省及河南省北部。3. 工作中需与驻北平武官、张家口、绥远各特务机关密切联系。”

参谋长则具体要求：“1. 监视山西省当局者的政略性动向，尤其是与南京政府的关系。使山西省逐渐与南京政府脱离关系，同时制造依赖日满的气氛，促进经济合作，使其对北支新政府自始稍显友好态度，进而使其加入，如此展开工作。2. 主要调查山西省的军事、政治、经济、交通、资源和外国势力的进入状况等，其他地区也以此为标准进行适当调查。3. 调查西部各省共匪情况和苏联的活动及其设施。调查南京政府在西部各省的政策及其军事设施。4. 考虑到今后山西省协同南京政府压迫华北新政府，收集展开谋略的资料，并且着手准备。5. 考虑到今后对山西省或者经过山西省向河南、陕西省作战，对此进行研究，同时调查相关兵要地志。6. 有关以上调查事项，需随时报告。”[25]

从以上命令可知，收集山西等省兵要地志和资源资料，掌握山西政要的政治动向，调查共产党活动，通过对山西军阀“工作”实施谋略活动，促使山西省投入华北傀儡政权，为武装侵略中国西北，甚至由此南侵河南进行各种准备，是太原特务机关的中心工作。

和知次年1月到任后设“和知公馆”，秘密架设电台展开情报活动，并且在邻近太原的一些县城增设小型谍报机构，发展山西籍特务活动。1936年初华北军曾给该机关空运去19件枪支等武器，并且派人去训练特务，估计特务数量不在少数。

1936年8月，华北军派遣河野悦次郎中尉接替和知鹰二。相关指令和指示的主要内容与和知相同，只是训令第3条增加了“同时领导驻屯军派驻郑州、西安的谍报机关”[26]。郑州机关的建立是有案可稽的，西安谍报机关在其他资料中都没有出现过，这说明此期华北军在西安也建立了谍报机关。

河野上任后，太原特务机关对外称“河野公馆”，实施各种谋略和谍报活动。对此，1937年初《解放》杂志的“时事短评”栏以“日本特务机关的活动”为题进行过详细揭露[27]，这说明该机关的活动十分招摇。1937年5月，该机关一度撤销[28]，不过，1936年8月起升任华北军参谋部负责人的和知鹰二在1937年5月初的军谍报会议上，曾经为山西特务机关提出新的工作纲领，主要内容是，表面上撤销机关，但暗中保留，谍报任务基本不变，只是改进活动策略。这说明所谓撤销只是表面上的。同月参谋本部向御厨少佐下达训令，命令他以驻在员身份进入太原特务机关工作。

和知、河野在任期间根据训令要求收集情报，发回大量报告，比如《太原城西侧新机场略图》《山西省施行的新兵役法、山西军作战之特别规定（翻译）》《山西省北部矿区一览图》《山西省的棉业》《山西省北部轻铁铺设计划》《陕西省的言论机关调查》等。太原特务机关成为华北军在山西的情报中心。

北平特务机关。为了加快推进华北“自治”的阴谋，便于与冀察政务委员会联系，1936年3月，华北军成立北平特务机关，任命松室孝良少将为机关长。具体命令是：“命令你驻北平，主要对冀察政权加以内部指导，收集情报，进行宣传。并且指挥和监督派遣至冀察委员会的日本顾问。有关军方的计划，由参谋长指示。”据此可知松室的任务至少有四个：“指导”华北傀儡政权、收集情报、进行亲日反蒋宣传、指挥监督傀儡政权的日本顾问。

同年12月，松井太久郎大佐奉命接替松室，与给松室的训令比较，唯一变化的是在“指导”冀察政权方面增加了“领导在北平的使馆武官辅佐官进行与此相关的宣传工作”。

参谋长要求松井：“1. 为阻止冀察政权中央化，始终监视其政治动向。2. 指导冀察政权，致力于驱逐平津地区的抗日反满分子。3. 促进日支满经济合作。4. 对派遣至冀察政权的日本顾问的工作加以管理指挥。5. 实施谍报和宣传工作时，以本军制定的谍报宣传计划为准。”[29]

据此可知，华北军此时已制定有谍报宣传计划指导下属特务机关活动，而在谍报、谋略、宣传方面，尤其是对冀察政权的“工作”，北平特务机关既是京津地区的实施中心，也是指挥和监督中心。

济南特务机关。参谋本部自辛亥革命以后一直向济南派驻“驻在武官”。1936年5月石野芳男少佐赴任是奉华北军司令官之命，说明该机关开始由华北军接管。

石野在此前已经在济南活动，因为司令官的训令是“命令你仍然驻扎济南”。其具体任务是：（1）收集山东情报，调查兵要地志（包括资源经济），收集开展谋略所需资料，并且着手准备，根据军方对华北政策展开对山东工作。（2）谍报范围是山东省、江苏省北部（主要是陇海铁路两侧）。（3）工作上与北平、太原以及即将设立的郑州机关保持密切联系。

参谋长的指示为：（1）监视山东省当局的政略动向，尤其是与南京政府的关系，使山东省与南京政府断绝关系，同时酝酿依靠日“满”的空气，特别要促进经济提携，并且设法使其与华北新政权合流。（2）主要调查山东省的军事、政治、经济、交通资源和外国势力的进入状况等，对于江苏北部也按照以上要点调查，尤其需查实中央军的状况及其设施。（3）考虑到经过山东省向南京方面作战，对此进行研究，同时调查相关兵要地志[30]。

济南特务机关的任务与其他机关有同有异，相同的是，通过对山东军阀“工作”，离间山东省与中央政府关系，使其与华北傀儡政权合流，同时收集各种情报，为侵略山东做准备。不同的是，需要研究如何从山东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进攻，并收集相关兵要地志。这表明华北军不仅企图吞并华北、西部，也把由山东南下侵略南京纳入了视野，而七七事变后，日军确实是由此南侵的。

石野领导的济南特务机关对外称“石野公馆”，石野本人在济南一直活动到七七事变爆发，其间发回大量报告。书面报告有：《山东省中央化的事实逐渐显著》《中国人对“中国统一”意见一例》《陆军制造各厂及各库调查》《支那军队调查》《济南市的防空及其他特别设施》《陕甘部队向江苏安徽地区移动状况（第一报）》《韩复榘视察山东半岛海岸防御》《山东南境邻接地区徐州海州江浦蚌埠开封军情》《民国二十五年度山东省政府预算》《昭和11年11月山东省（含青岛特别市）经济情况报告》《济南工业调查》《山东省农产概况》《山东省农村救济办法》《山东省内著名城市人口户数与一般情势调查》《以海州为中心的交通》《黄河水灾情况》《济南水灾调查》《山东省电话事业概要》《陇海铁路的组织改变（交通）》《山东省（除青岛）言论机关调查》等。由此可见，济南特务机关的调查范围极广，成为华北军在山东重要的情报来源。

郑州特务机关。1936年6月，华北军司令部派志贺秀一、田中教夫、山口勇潜入郑州，网络华籍特务收集情报，对外称“文化研究所”。据华北军1937年1月报告，1月4日该机关的特务从西安活动归来时被中国方面抓获。中方由此打开突破口，于次日进入机关内搜查，发现其指导特务工作的秘密文件[31]。

从缴获的文件可知，特务机关的主要任务有：（1）利用朝鲜人赴河南经商贩毒收集情报。（2）重金诱使华籍特务服务。（3）煽动豫北各县“自治”。（4）收买、策动军官、民团、土匪制造动乱。（5）重点收集军事秘密、军用地图[32]。由此可见，该机关的任务与这一时期设立的其他机关大同小异，只是还未完全展开活动就被破获。其后日方特务从郑州撤出。

青岛特务机关。为了加强青岛的谍报和“谋略”工作，华北军司令部派遣谷萩那华雄少佐赴青岛开设特务机关，对外也称“谷萩公馆”。该机关一成立即有中国报纸以《日驻青特务机关之活动》为题，对其阴谋活动及谷萩的老底加以揭露[33]。

谷萩那华雄1933年在重庆收集过情报，以后在关东军司令部和参谋本部工作过，1936年10月来青岛上任时，华北军为其配备了一套无线电设备，以便随时上呈情报。该机关的设立时间虽然晚于其他机关，但从实际成绩看，收录于《收集资料目录补修订正追录》的报告，仅仅1937年写成的就有47份，涉及军情、兵要地志、政情、经济、民情等各领域，其中不乏军事价值极高者。重要的军事和兵要地志报告有：《潍河河畔防御阵地侦察要图》《山东省内道路状况调查报告》《威海卫附近的军事设施状况》《芝罘龙口附近军事设施状况》《胶济沿线要地潍河河畔防御设施调查》《海州连云港及其附近军事状况调查》《胶州湾西岸地区税警团状况侦察报告》《鲁西地区军队自卫团等的调查》《有关青岛的蓝衣社调查》等。这些情报基本上都是1937年4月至6月调查的，对七七事变后日军入侵山东应该作用很大。

宋哲元军等的顾问。1936年5月华北军司令官派遣中岛弟四郎中佐、樱井德太郎少佐任宋哲元军顾问，在北京特务机关长松室的领导下工作。华北军司令官制定的工作方针为：终极目标是希望北支（包括五省）不存在军阀和大量的中国军队，但鉴于目前事态，容忍现存兵力的存在，不强行要求裁兵，努力培养北支中国军队的亲日感情。研究日苏开战时如何使其与日军合作，与中国中央军开战时如何使其保持中立，北支中国军队采取抗日态度时，如何使其瓦解，解除其武装。

参谋长则给予了更细致的指示，强调顾问这一工作集“政治指导”和“谍报”于一体，要求利用此机仔细研究中国军队的实际状况，尤其是作战方法，及时报告；密切观察北支军队思想动态，努力防止南京政府渗透以及共产党活动[34]。由此可见，这种顾问实际上就是安插在宋哲元军中的特务，时时监视其动向，收集情报，研究对其利用、瓦解的方法。

在冀察委员会各分会中，华北军也安插了自己的所谓顾问，随时监视，收集情报。

除了以上设立的长期谍报机关外，华北军还会根据需要随时派遣谍报员深入中国各地刺探情报。此种例子举不胜举，在此从略。

长期以来，华北军参谋部在不断扩大和细化自身的谍报功能的同时，在华北等地广建谍报机关，编织谍报网，形成了自身的一套谍报系统，为开展各种调查“研究”、收集情报奠定了基础。

谍报报告的种类、内容、频度

华北军建立后，一直以电报和书面形式向参谋本部等发送各种情报。以下根据谍报种类的变化，分三个阶段对其书面报告的种类、内容等加以考察。

（1）早期的书面报告及其内容

《旬报》与《月报》。华北军按照规定每十日提交一次的报告称《旬报》，除了报告驻军本身状况外，作为固定内容，还有当旬华北的外国驻军和清军状况、各驻地气象统计表等。后来还增加了“有关支那的事项”一栏，专门报告京津地区中国军队或军官移动情况、军需品运输状况、时事概要、新颁布的条例等。从情报角度来看，这种十天一报的“有关支那的事项”无疑具有重要价值，而驻军和军马在当地的卫生健康状况、各驻地的天气详报，也是研究当地兵要地志的重要资料。因此，《旬报》实际上是一种定期综合情报报告。

华北军现存最早的《旬报》是1901年10月11日发出的，编号为第7号，报告的是这年9月1日至10日的情况[35]。由此推算，第1号应始于7月1号。这种旬报直到1918年仍能看到[36]。

根据相关规定，日本军队每月都需要向上级机关提交《月报》，报告部队当月的相关情况，华北军也不例外。1929年的《支那驻屯军勤务令》第34条规定：“支那驻屯军司令官除了临时发生变故以外，每月向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提交以下报告：1. 前一个月发生的事情，驻屯军和守备地附近的状况、各国军队的动静、有关给养人马的卫生事项等。2. 人马现员表。”华北军应该是一建军就开始提交《月报》的，因早期的《月报》缺失，无法获知其内容，但从以上《勤务令》要求报告的事项看，应该与《旬报》基本相同。

不过，30年代后期的《月报》更加突出了对情报的汇总报告。如1935年左右的《月报》都有“北支的一般形势”专栏，报告当月华北、西北的政情、军情、经济、对日动向等。1936年4月起到1937年6月，每月的《月报》还有附录，标题一般为“北支形势”，共分七章，先报告当月冀察、冀东、察哈尔、山西、山东、青岛的对日政情和军事、思想、经济概况，然后分别报告共产党、国民党、蓝衣社、反日团体和学生团体在上述省份的活动状况，并对形势加以分析。这种“附录”的存在，使得《月报》的情报价值更高。

从质（价值与内容）或量（详细程度）上来看，后期的《月报》也可以说是华北军的重要定期谍报报告之一。

“情报”类日常综合报告：第五师团在天津登陆后，参谋部一直收集情报呈报。华北军建立后仍然如此。参谋部1901年8月12日提交的报告为“情报第13号”[37]。据此可知华北军至晚7月就开始提交编号报告。

1902年参谋部的情报报告无编号，基本上是以“某月某日诸情报及报告”的标题发出，短则四天一报，长则两周一报，内容很广。如1902年4月2日至7日的报告分三部分，一是来自联合军司令部的清军消息，二是华北军探听到的清军及军政要员的动向，三是摘自京津报刊的关于清廷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新闻[38]。

1903年，华北军又开始为谍报报告编号，例如，1月27日的报告为“情报附录第一号”。报告的形式也开始分门别类，趋于规范。如“情报附录第一号”将情报分为皇室及北京政府、外交、高官动静、军事、铁道与矿山、北清近况、各省杂件、各地匪徒、上谕及上奏等十三个部分[39]，逐一报告。3月8号的“情报附录第三号”除了以上项目外，还增加了“教育状况”等[40]。从在同年底的报告看，仍是采取这种形式，如12月7日的“情报附录第33号”分以下十个部分：（1）“皇室”，为清廷，尤其是慈禧的军政动向。（2）“电报”，摘自报纸的中国军政时局要闻。（3）“俄国”，为俄国在中国尤其是东北的政策和军事动向。（4）“铁路”，为中国北方各铁路运行状况以及辽河结冰情况。（5）“高官动静”，为袁世凯等人的行踪。（6）“高官人事变化”，为张之洞、袁世凯、伍廷芳等人职位变迁的传闻。（7）“上奏”，为铁良上奏情况及内容。（8）“清国军事”，是清军购买军鞋的消息。（9）“矿业会社”，为日本航运公司利用秦皇岛的协议。（10）“杂件”，记载一些杂事[41]。由此可见这类报告都属于综合情报。

从1904年1月10日提交的“情报第一号”等看，该年起华北军对报告的项目进行了统合，仅分内政、外交、人事、军事等大类。例如，“情报第一号”“内政”的小标题是“袁总督与铁路大臣”“各省兵数之决定”“有关各省营务处弊端之上谕”“新军政之兵备大要”“新军章程”“新军委员”“庆亲王”“新军之经费”[42]。

“驻屯军报告”。日俄战争期间，华北军全力参与对俄作战，1906年1月起开始使用“驻屯军报告第某号”为题上呈报告。这种报告主要是专题报告，如“驻屯军报告第四号”为“库伦、哈克图间旅行者报告拔萃”，长达32页[43]。第九号是“出洋大臣有关视察日本之上奏”的全文翻译[44]。1908年起报告形式又有变化，不再一专题一报，而是列出数个标题同时报告。如6月26日发出的“驻屯军报告第21号”，有专门的“目录”，列有：“1. 海军经费支出的奏折 2. 革命党情况三件3. 达赖喇嘛近况4. 钜廉县硝盐民变被镇压5. 杨士骧留任 6. 本年秋季大演习陆军部训令7. 清国炮舰入澳门港。”[45]报告的内容仍是综合性的。

《新闻翻译》。如前所述，华北军1902年4月2日的“诸情报”中就出现了报纸摘译，并且在10页内容中占8页之多。此后，中国报刊上的时政要闻常出现在华北军的报告中。日俄战争后的1905年12月29日华北军司令部提交有“新闻翻译第3号”[46]，这意味着华北军已将此类报告单独列出，以《新闻翻译》为名作为长期日常报告。从编号看，1908年共达到30期左右，1909年更有39期，基本上月均两期以上。

早期的《新闻翻译》每期基本上都在40页以上，由目录和正文组成，目录又分评论、军事、交通、杂事四大项，各项下则为标题。“评论”主要摘译各报对时政以及中国（人）、日本（人）、俄国（人）等的评论，“军事”摘译中国中央和地方军队编制、建设、人事、教育训练、武器装备、部署等大小一切军事消息，“交通”主要为中国各地铁路建设、运行状况，“杂事”主要为时事或社会新闻。以1906年2月的第5号为例，报告长达44页，“评论”的标题有“中国的少壮者、日本人的失败、关于袁总督的辞任”等；“军事”的标题为“常州府征兵局布告、常州征兵盛况、湖北常备军改正新军制章程、闽浙练军办法、上海设立海军大学之议”等；“交通”有“有关铁路发达之建议、津镇铁路终将妨碍京汉铁路利益、山西铁道线之区划、津德铁路铺设续闻”；“杂事”为“请求开去袁总督兼差之折、支那中央政府”等。

后来，报告的项目变得丰富起来，从1908年的报告看，增加了政治、官制、革命、教育等，显示出华北军关注的范围越来越广，但军事、交通等仍是各期报告的主要内容。以1909年12月的第39号为例，有军事、交通、杂件三项，翻译的内容是“湖北兵工厂经营困难”“商船公司设立计划”“美国清国教育界关系加深”。(www.xing528.com)

据现有资料看，《新闻翻译》1910年以后没有出现过。《新闻翻译》开始出现时，每期都有40页以上，而1909年的第39号连目录才仅仅5页，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此报告的受重视程度已经大大降低，这可能正是其消失的原因。

“特报”。至晚从1903年起，华北军司令部还会根据需要不时发出“特报”报告所获情报。1903年标有“特报”的报告约有15份，内容有北京近况、张家口出现马贼、云南平息土匪、山东铁路概况等[47]。从以上内容看，“特报”往往是时局紧要大事。

这种“特报”形式后来常被用来报告关系时局的突发性重大事件，如1920年安直两派军阀发生纷争期间，华北军全力收集这方面情报，以“特报”形式发回。同年8月2日发出的有关奉军通过铁路运兵的情报为“天津特报第197号”[48]，从编号可以看出此类报告的频度极高。

如前所述，1935年底参谋部的分工中就有“特报的编辑”，就此看来这种“特报”后来一直存在着。

除了以上列举的种类外，华北军还随时提交有大量无统一名称的情报报告。仅以1903年为例，根据参谋本部1月至12月接受报告的登记表可知，这一年华北军不仅提交了15份“特报”和33份“情报附录”，还上呈了30份左右无编号、无“情报”之类标题的报告。这些报告都直接以报告内容冠名，如1月4日的天津镇江间、蒙古、山东省各地视察报告，1月14日町野中尉一行测绘的北京北部简略图，3月2日的清军在华北的部署表，3月12号和6月8号两次收到的直隶和北京官员表等。以上所举只是普通个例，华北军每年都有这种大量提交的临时报告，它们也是华北军报告的重要构成部分。

（2）日俄战争后的书面报告种类、频度及其内容

“秘参发”和“普参发”类报告。日俄战争后，华北军参谋部主要采用“秘参发”和“普参发”两种编号报告上呈情报。

“秘参发”主要报告中国军事、政治、兵要地志、兵器、军需物资方面的情报。如1906年5月14日的“秘参发第111号”，报告的是中国铁路概况，1919年2月23日的“秘参发第46号”是“支那的思想问题”“支那对外尤其是对日感情”等，1920年4月7日的“秘参发第75号”是直隶省粮棉生产调查，1924年12月27日的“秘参发第201号”是“北支那军队调查”[49]。

从以上报告的编号可以判断，“秘参发”这一时段每年的报告数量都在两百份左右，即平均三天两份左右，报告频度显然极高。

“普参发”现存史料很少，从内容看，虽然是“普”字，也有很多属于军情、兵要地志、军需物资类报告。如1906年7月24日发出的“普参发第88号”是“北清驻屯列国军队兵力表及将校人名一览表”，如名称所示，报告的是驻扎在华北的列国军队状况[50]。1921年9月27日的“普参发第113号”为“天津及附近兵要地志与资源调查（工厂部分）其四”，10月26日的“普参发第129号”为“天津及其附近兵要地志资料（物资与资源）其五”[51]，两者是天津及其周边兵要地志、物资资源系列调查的报告之一。华北军这一时期同类报告非常多，大多是以“秘”字发出的，这里用“普”字，可能是降低了保密要求。

从上述10月26日发出的“普参发”看，编号已经为129号，报告的频度还是很高的。虽然无法知道所有报告是否都是情报方面的，但可以肯定其中不乏情报报告，因此“普参发”也是华北军情报报告的形式之一。

1925年后，参谋部的书面编号报告改为“支秘参发”和“支普参发”，报告的频度更为加大。以1927年为例，10月27日的“支秘参发”已达到“第219号”（标题是“北支那航空调查”），而8月1日发出“支普参发”更达“第532号”（标题是“青岛资源调查、青岛军用物资调查”）[52]，两者相加，一年的报告应该有千份左右。

除了以上报告外，20年代后期还出现了“天地资”系列编号报告，专门报告兵要地志、物资资源方面的情报。如1929年8月30日以华北军司令部名义提交的“天地资第50号”内容为：“1. 北支那诸港口可获得的船舶用燃料（资源）。2. 北支那诸港出入及每日停泊船只调查统计（交通）。”[53]

从报告编号看，“天地资”报告量也非常高。

（3）1936年后的书面报告种类

1936年，参谋部对书面报告名称进行了调整，新的名称及其密级、内容为：“支参密　一般机密文件”“支参普　一般普通文件”“支参谍　有关谍报事项”“支参特报　重要情报”“支参常报　一般情报”“支参政　政策方面事项”“支调　调查班提交的情报”“支特　特殊情报班提交的情报”[54]。

以上报告的名称和密级有异，但基本上都是用来报告所获情报的。以“支参密”为例，虽说是“一般机密文件”，而实际报告大多是中国秘密情报，如1936年12月24日发出的“支参密第116号”，标题是“支那军防御部署侦察要图”，报告的是中国国防工事的构筑状况。再以“支调”为例，完全是调查班用来提交各种调查报告的。并且，调查班还对报告的密级作了细分，在“支调”的基础上分出了“支调秘”等，如1936年10月24日的“支调秘第108号”报告的是“昭和十年秋期绥远调查地图”[55]。而“支特”更是通过无线电截收破译中国密电获得的重要情报。华北军每年发出的以上报告数量，现已无法统计，但随着其侵略华北步伐的加快、“开发”欲望的加强，各种报告加在一起肯定为数巨大。

当然，除书面报告之外，华北军还以电报发出大量时效性较高的动态情报。华北军成立之初就有自己的通信队，收发电报极为方便，故长期以来一直以“天电”“天”作为代称，发出各种密级的电报，并且随着电报成本的降低和技术设备的进步，发报频率越来越高。如1917年华北军围绕中国出兵参加世界大战的问题，至2月15日发出的普通电报“天电”编号为29号，同月18日发出的“天电极秘”为第30号[56]，两者相加日均超过一电。时至1933年，10月2日发出的有关北平军事分会动向的“秘”级“天”电则达第848号[57]，1934年10月20日报告张学良与蒋介石密议增兵南下剿共的“秘”级“天”电更高达第1000号[58]，一年的“秘”电显然超过千份。因此，华北军的电报也是及时报告中国情报的主要手段。

仅仅是通过书面报告就可看到，华北军自建军以来就一直以各种形式发回谍报报告，报告中国的军情、政情、民情、兵要地志、物资资源等各种情况，成为日本陆军在中国华北最全面、重要的情报来源。

重要谍报活动举要

华北军司令官1902年12月上旬《旬报》“教育”一节汇报的内容有：“从上个月以来在驻屯军司令部进行了以下各种报告会。1. 南清地区兵备及卢汉铁道的价值　铃木参谋。2. 山东省的视察　村冈大尉。3. 天津镇江之间的大运河视察　金子中尉。4. 东部蒙古的视察　町野中尉。5. 有关张家口海拉尔之间的旅行　服部中尉。”[59]

此时华北军建立仅一年有余，一个月左右就有五人在报告会上介绍在中国各地收集情报的情况，可见华北军成立伊始就组织过较大规模的谍报活动。而这种报告会，很可能就是谍报经验交流会，因为大多谍报员可能刚刚来到中国，缺乏潜入各地侦察的经验，以上五人应该是现身说法介绍经验教训。

华北军组织的上述谍报活动属于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数十年来从未间断过。以下就其中的一些重大调查活动加以考察。

（1）1910年开始的“战用物资大调查”

1910年4月，参谋本部制定《物资调查要领》，计划派遣佐官和尉官级调查人员八人和调查助手、翻译若干，临时配属于华北军司令部名下，在中国实施“战用物资大调查”。

按照调查计划，参谋本部将中国分为三部分，用三年时间耗资35000日元调查上述地区的物资状况和集散上的关系。调查顺序是：第一年为长江以北、西起甘肃、北至蒙古的地区，第二年为东北地区，第三年为西至云南、四川的长江以南所有地区，第四年对先前的调查加以补修，并且另辟新的调查地域。

当时的中国境内已经有关东军、华北军等在收集类似情报。“要领”要求调查的地域与军方其他谍报机构重叠时，须与对方密切联系，了解其调查所得和以后的计划，尽量利用，避免重复。同时，参谋本部还要求尽量发挥各地的“应聘将校”的作用，利用他们调查[60]。

“要领”要求华北军司令官具体负责调查工作，即根据参谋总长的指示制定具体调查计划，每年年底向参谋总长汇报当年的成绩，提交调查报告，同时请示下一年的调查计划。因此，华北军是这次调查的实际主持者。

调查的实施和进展状况从一些史料中可知一二。1911年底调查人员奥田角四郎、野中保教等在汉口，成田哲夫在镇江活动[61]。长江以南地区是第三年才调查的，以上人员的提前进入有两种可能：一是东北地区的调查很顺利，已经完成；二是改变了计划。前者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关东军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满蒙”的物资调查（详见第四章、一、2、），其取得“丰硕”成果使得调查提前完成。

调查人员以个人名义留下了一些报告，如成田的《浙江省中部概况》（1912）、《广东省西部重要地方物资输出入一览表》（1913）、《广西省重要地方物资输出入一览表》（1913），野中的《地方物资输出入一览表（蒙古中部地区）》（1911），奥田的《湖北省汉口沙市宜昌地区物资输出入一览图》（1912）、《湖南省邮政电信线路图》（1913）、《湖南省岳州附近图》（1913）、《湖南省长沙全图》（1913）、《四川状况　附图》（1915）[62]。从名称来看，除四川外都是指定的地区，说明调查一直都在各地进行。奥田提交《四川状况　附图》的时间是1915年，已经超过计划的前三年，而四川还是三年计划以外的地域，这说明第四年开辟的新地区有四川。

事实上，军方决定停止调查正是在1915年3月。当时，对于是否需要继续调查下去，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意见相左。参谋本部次长明石元二郎认为应该继续，主要理由是：（1）从数量统计看，仅靠一次调查难以获得准确数据，而中国影响经济的要素又很多，不继续进行的话，好不容易获得的资料价值就会大减。（2）关东军对于满蒙的调查正不断进步，但在该地区作战时，也十分希望从长城以南获得丰富的物资。关东军的调查越来越精确，与此相对应，现今的调查也应该继续。（3）从既往的经验看，调查物资时也会收集兵要地理资料，对于相关地志的补充帮助很大，继续派遣物资调查班将一举多得。

陆军省次官大岛则认为，至1915年初，“一般性基础调查已经告终，获得了作战上物资利用的基础，对于今后小变动的调查和日后需要连续调查的兵要地志资料，由设立于各地的谍报机关负责足矣。而物资调查班的派遣则在本年度结束”[63]。因为缺少陆军省的支持，物资大调查就此告终。

（2）1917年开始的冬季作战兵要地志调查

华北军成立后一直致力于中国尤其是华北的兵要地志调查。以测绘兵要地图为例，如前所述，华北军1902年就利用“夏期教育”测量地图，此后这种测绘一直进行，基本上集中在直隶一带，直到参谋本部1913年向华北军派驻专业测量队“土地调查班”后，才基本停止。对于其他兵要地志的调查，华北军也很重视，甚至专门编辑了《兵要地志资料》定期印发，1917年已经编至第10号。

在兵要地志方面，华北军一直都在研究如何在华北的寒冬季节作战，直到1937年初仍在“钻研”。利用各地驻军演习训练之机调查是华北军的常用手法。为了使调查更有针对性、系统性和全面性，司令部还会统一集中调查。其中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有1917年至1919年持续三年的调查。

此次调查，司令部动用了北京至山海关之间的驻军和铁路沿线各守备队等，凡华北军势力所达地区都纳入了调查范围，为了使调查规范统一，司令部事先制定了详细调查要领，分发给各部队。调查分1917年冬、1918年冬两次进行，1919年冬则对先前调查的不足之处进一步修改补充。

调查项目有12个，主要是：（1）冬季的气象。（2）结冰状况，即各驻地附近河流、河口、港湾等结冰状况，军队通过冰上的方法。（3）冻土与开挖，即土地冻结状况、开挖方法、沙袋与掩体的关系。（4）武器与被服，即严寒对各种武器的影响、防寒被服鞋袜的选定与改进意见。（5）射击，即子弹射入冻土冻墙的深度、气温对射击的影响。（6）行军，即营地出发与到达时间的选定、行军速度和中途休息方法。（7）战斗与警戒，即寒气风沙对战斗展开和射击的影响、地形地物对攻防的影响、行军和扎营时的警戒。（8）宿营，即利用民宅或村落宿营露营的方法及设备、取暖方法。（9）给养，即炊具和餐具以及食物的选择、食物耐寒程度、取水方法、马食的高粱利用。（10）冬季人马卫生，即卫生注意事项与冬季流行病的预防。（11）通信，即严寒对有线或无线通信设备的影响与预防。（12）橇，即北京和天津等地橇的种类、结构功能及其军事上的利用方法。

以上调查项目实战性很强，涉及范围也很广，甚至包括严冬对后勤保障可能产生的影响。1918年完成调查后，司令部将各方面的报告汇编成一百多页的《冬季作战参考事项》上呈参谋总部和陆军省。1919年冬司令部又组织力量进一步进行了补充和修正[64]。

（3）1918年开始的军需品调查

1918年9月，华北军司令官金谷向陆军省呈文，要求利用中日政府间刚刚签订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在华北和西北进行军需品调查。金谷认为：作为开启灵活利用日华军事协定之途径，可以先考虑从中国为进入西伯利亚的日军提供物资的方法，并且以此确立今后的补给基础，虽然从既已进入日本势力范围的南、北满洲收集物资理所当然，但“北支”也很重要。因为与满洲相比，这里物资的生产和集散数量大，易采集。而中国政府已经允许从华北免税向战地出口军需品，又逢粮丰价廉，从此地采购军需物资适逢其时。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事先调查。尽管过去相关调查不断，但交通在发展，产品的数量等也在变化，“因此，需要迅速对物资、资源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采集和运输方法，以资灵活利用军事协定之法”。

为此，司令部还制定了《军需品调查要领》，拟定了以下调查对象：各种粮食、家禽牛马、鸡蛋果蔬、防寒材料及被服、燃料等。调查项目有数量、价格、交易习惯、运输方法、集散地及设施等。建议10月获准后，司令部随即成立调查组，以直隶省的大市场和产地为中心展开了调查[65]。至1919年2月，调查组提交了三次报告，如《军需品调查报告第三回（直隶省南部地区羊毛、牛皮、棉花、蔴调查）》[66]。

1919年4月，金谷司令官又拟就《碳矿地侦察一般要领》上呈陆军省，要求调查矿山资源。同月，陆军省给华北军司令部临时增员两名，以“调查中国资源”。这样，军需品调查又扩大到矿产。

在1919年，华北军完成的报告有《军需品调查报告第四回二（天津—锦县之间京奉铁道沿线家畜调查）》《军需品调查报告第五回二（长芦盐调查）》《军需品调查报告第六回（西陵及保定西部地区矿产调查）》《军需品调查报告第七回（北京西北地区及大同、包头方面矿产调查）》《山西省的矿山概况及泽州的铁》《陕西省镇安铜山的概况》《海州的磷矿》等[67]。从名称看，以上报告内容大多是矿产，矿产已成为调查重心。另外，调查地域完全超出“北支”，大同、包头也在其中。这应该是华北军扩大了调查地域范围。

华北军甚至把调查内容扩大到了兵要地志。据同年11月完成的《西部内蒙古兵要资料》说明，“为了调查军用资源，今年6月本军司令部所属陆军一等主计居川进一自天津出发赴察哈尔盟、乌兰察布盟旅行。本报告根据其报告编纂，作为兵要地志资料提交”[68]。就内容而言，该报告完全以兵要地志为主。这说明，华北军利用公开调查军需品的机会，偷偷收集着兵要地志资料。

（4）1920年前后的资源与兵要地志调查

与华北军大规模军用物资调查相吻合的是，1919年底，日本政府鉴于物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显示出的重要性，颁布了《军需调查令》，要求各机关和部队调查所在地的物资、军需品、产业等。华北军虽未被要求执行，但也积极响应。

1920年2月，华北军司令官给陆军大臣田中义一汇报近期谍报工作时说：“为了调查本军负责的谍报地区内地形及资源状况，1919年12月至今年3月实施了调查。调查计划概要如附件所示，特此报告。”表8便是“附件”的内容。

表8　华北军地形及资源调查实施概要表（1919年12月—1920年3月）

资料来源：“地形偵察実施に関する件”，1920年，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JACAR：C03022501400。

据此可知，华北军在调查资源的同时，也在积极收集兵要地志资料。这仅仅是四个月内的调查情况。如此之短的时间派出12个调查组同时活动，这一时期华北军调查活动之频繁可见一斑。

1920年3月后，华北军组织人力继续调查，1920年至1921年间华北军司令部提交的报告，从现存资料中也能看到一些，系列报告如1920年的《正定、太原间兵要地理实查报告》（［一］［二］），1921年的《兵要地志资料——天津及其附近兵要地志与资源调查》（如“其二运输及通信”“其三气候气象与卫生”“其四工厂”“其五物资与资源”）[69]，1921年的《直隶省资源调查资料》（有“津海道之部”“口北道之部”“大名道之部”“保定道之部”等）[70]。此外还有大量零散报告，如《直隶沿海水产调查》《济南顺德道、济南邯郸道兵要地理调查报告》《秦皇及蓟运河—白河、河盂侦察报告》《归化城沿黄河至甘肃省北部沿途状况》《甘肃省兵要地志资料》《大正九年三月正定西部地区兵要地理》《自旧滦河河口至青河河口渤海沿岸兵要地志资料》《军粮城咸水沽小站葛沽附近兵要地理调查报告》《军粮城小站附近产米、产棉地调查》《通州、夏店、蓟州、东陵、玉田、唐山间地理实查报告》《北平、古北口—承德—平泉—芦家庄—永平滦州道兵要地理调查报告》等。以上只是以华北军司令部名义形成的报告，如果以调查者个人名义提交的报告，数量还要惊人。

1921年5月，华北军参谋部曾经就1911年以来在华北等地进行过的兵要地理和资源调查情况以图示的形式做过总结，制成《资源调查实施区域一览图》和《兵要地理实查区域一览图》报告陆军省[71]，由此可知其调查进展状况。

《资源调查实施区域一览图》是在中国地图上画出了1911年以后调查过的区域，注有调查者姓名和调查的时间，表9就是根据此图所整理的。如表所示，至1921年，华北军已经对中国大部分地区进行了物资调查，从时间上看，调查大多是在“战用物资大调查”期间。

表9　华北军完成的资源调查省区表（1913—1920）

《兵要地理实查区域一览图》是在图上画出了截至1921年5月调查过的区域，并且注有最近调查过的时间，同时还用线条和箭头标示调查经过的道路、城镇、调查的始点和终点。调查路线恰似蜘蛛网纵横交错，交叉密度最高的是直隶省，然后逐渐向四周扩散至山西、陕西、甘肃、山东、河南、宁夏、新疆、蒙古等（见图1），最北边至赤峰，最南边至海州、开封一线，最西北远至蒙古库伦，最西部经过肃州、玉门、哈密至迪化。据此可知，华北军的兵要地理调查，在以京津为中心的华北地区已经全面展开，在西北地区也获得了一定成果。

图1　华北军至1921年在华北等地的兵要地志调查进展状况（局部）

（5）军事调查与三大调查报告

华北军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华北为中心长期收集中国军事情报，20世纪20年代前调查成果的集大成就是《支那军事要览》。

1920年起，华北军司令部根据“在本军谍报担任区域内”的调查所得开始编辑《支那军事要览改订资料》[72]，并且把它分为“其一”至“其十三”十三个大项，从1920年11月至1921年底陆续上呈陆军省，共达千页以上。因为是“改订”，可见此前已有相同报告存在，1920年的要览是在其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

《支那军事要览改订资料》的内容，“其一”为：（1）军人的等级与兵种；（2）中央机关；（3）中央和地方军队各级机关的组织状况和行政职能分工；（4）陆军平时编制、士兵与兵器数量；（5）中央和地方宪兵的组织状况、宪兵学校概况；（6）各地巡防队的构成与兵力等。另有附录：省官职、将军行署编制令、都统署官职、镇守使署暂行条例、护军使署暂行条例、库乌科唐镇抚使署审判处组织暂行条例、支那军队编制表。还有附表：支那军队编制表、师组织系统表、师司令部编制表、步兵旅司令部编制表、混成旅司令部编制表、步兵团编制表、步兵机枪连编制表、骑兵团编制表、野炮团编制表、山炮团编制表、工兵营编制表、辎重营编制表、宪兵营编制表。

“其二”分六部分：（1）兵役和征募，说明中国兵役制度、征兵规定、实施现状；（2）要塞，对北京城墙的说明；（3）航空兵，内容是中国航空事业的沿革和现状、航空学校概况（设备、飞机种类、飞机制造能力、毕业生数等）。（4）战时编制。内容是战时编制兵力、动员令下达、动员实施、特种部队组建、兵器等的供给、留守部队。（5）警备。是各警备机关、铁路巡警、地方保卫团的构成和职能、兵力、匪贼状况等。（6）教育。是军队教育内容、方式、效果、对军官的特别教育、士兵教育、演习与检阅、军校沿革与各军校概况。附表有：航空学校驾驶员班教育科目表、航空学校经常费预定表。附录有：陆军和山西省的征兵章程、陆海军职任用暂行规则、陆军军职平时补充规则、航空学校条例。

“其三”是：（1）兵饷。包括兵饷的支付方法、相关弊端、所含意义、种类、各级官兵的兵饷数目、加薪与减薪、士兵生活状态、兵粮的给予方法与给养机关、马粮的配给、兵粮的征集、战时给养标准、平时与战时军服的供给、其他装备的配备、陆军财务与后勤管理概要及其法规。（2）辎重材料。中国军队辎重车使用状况与落后水平、军用汽车使用情况。

“其四”共四个部分：（1）中国军队服制。详细说明不同军衔军服的法规（军官礼服、陆军常服、佩剑法、各军种军职的服装标记、佩章）、法规与现状的差异、战时服装与防寒服。（2）兵器。内容是光绪三十年制定的陆军营制饷章规定的兵器采用标准、宣统三年的兵器统一规定、各国兵器供给沿革与数量、各团队的武器样式与武装水平、弹药准备情况。（3）卫生。详述平时与战时各级卫生机构的组织与职能、勤务条例。（4）马政。内容是陆军兽医的官制、职责、勤务条例、家畜交易习惯与购买方法、家畜运输法、开业兽医与开业蹄铁工、总体评价。另有补遗：“直隶陆军师长以下薪水额表”。

“其五”标题为“陆海军制造工厂”，详细报告北方地区陆军各种兵器厂、被服粮食后勤厂、海军造船所的沿革、规模、设备、产品、生产能力、经营状态，军需品储藏与补给系统等。

“其六”以后的各章节，则对华北等地的气候、民俗习惯、地方行政、教育、宗教、用于运输的汽车和飞机、河川、造船、海运、海运方面的外国势力作了极为详细的说明。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到，华北军对中国北方军队的调查，有些信息虽显陈旧，但调查项目极其细致而广泛，可谓全方位、多角度的穷尽性普查，称之为“中国北方军事资料大全”也不为过。更重要的是，华北军每年都根据最新调查资料，对《支那军事要览》进行修改补充，使之趋于全面准确。

进入20年代后，根据参谋本部的《对支军事谍报计划书》《支那军事调查报告例规》等，华北军每年都对中国北方的陆军、空军、兵器进行调查，并且形成详细报告，成为有关中国军事的三大定期报告。

有关中国陆军的报告，题名为《北支那军队调查报告》，调查地域包括华北和西北地区。以1924年11月末完成的调查为例，报告由以下三部分构成：

其一，“军队移动概要”。主要报告了北方各地军队年内的移动情况和军事行动。时逢直奉大战，军队移动频繁，军事活动繁多，华北军年内已就此专门报告八次，故这里仅用数页扼要简述。

其二，“附表”。此为报告的主要部分，共有28张表，以直隶、热河、察哈尔、绥远、外蒙古、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新疆各省为单位，以“驻扎军队能力调查表”“军队重要职员表”“非正规军一览表”说明各省的军事状况。各表所列项目十分细致，如“附表第26新疆省驻扎军队能力调查表”的纵向第一栏为“军队种类”，横向列有“汉族军”“回族军”“新疆督军直系”。第二栏为“团队号（司令部所在地）”，对“汉族军”“回族军”等下属的17支部队名称和司令部所在地作了说明。第三栏“主要团队驻地”是以上17支部队的主力驻地。第四栏“编成概要”说明了17支部队的建制和军种。第五栏“军队的历史与色彩”为各部队简史和政治、民族等倾向。第六栏“主要募兵地”标明士兵征募地。第七栏“装备”是这17支部队各种武器、兵力、马匹等的统计。第八栏是“教育训练”，简介各部队军官、士兵军事教育训练的程度。此外还有“摘要”“备考”等补充说明这些部队的重要情况或其他不同的调查结果。再如“附表第27新疆省驻军重要职员表”，共列旅长及参谋长级以上军官10人，分别就其“所属系统及履历概要”进行了说明。表中还有“团长”“营长”的栏目，都是空白，仍待调查。

其三，“附图”。报告最后附有“北支那军队部署要图”，在地图上标明了部队的具体驻地和防区[73]。

华北军每年还以统一的格式和项目调查北方的兵器状况，编成《北支那兵器调查报告》提交。报告一般分四个部分，以1926年末完成的报告为例：“第一，主要兵器器材”，先简略报告了当年北方各武装势力武器装备概况和补给来源，列表说明了北方六大兵器库武器储存状况。“第二，军用特种器材”，列表报告北方各地拥有的飞机种类、性能、用途、制造商、所在地、数量；北方各军阀，尤其是山西军用汽车的使用情况与数量；直隶省军用电话线架设与使用状况、张作霖的军用电话网计划；陆军部管辖的北京、天津、保定、洛阳无线电所位置、设备种类、电力、呼出符号与距离、发电速度与距离、通信现状，海军部所管各军舰无线电电力、种类、通信距离、波长、发报时间，交通部所管无线电的各种情况。“第三，兵工厂”，详细报告了直隶兵工厂、大沽造船所、德州兵工厂、新城兵工厂、山西陆军工艺实习厂的地址、资本、设备、技术、制品、产量、经营状况、原料补给、战时扩大能力等。因为开封、巩县兵工厂无变化，所以报告注为“与1925年度报告相同”。“第四，武器的进口及其经手路线”，详述北方主要军阀从各国进口武器的方法、途径、主要武器价格、京津的军火商概况[74]。

华北军每年也以统一的格式和项目调查华北、西部航空界状况，编成《北支那航空调查报告》提交。报告一般有十一个部分，以1927年8月末完成的报告为例：“第一，航空界一般情况”，介绍了官民对发展航空的认识、北方航空业尤其是奉军和民间航空业的发展简况、航空政策现状、航空制造业战时扩大生产和利用的可能。“第二，飞机”，说明了奉军、山西军飞机的数量，列表介绍了这些飞机的名称、种类、性能、用途、武装、续航力、速力、结构、数量、制造商等。“第三，航空部队”，介绍了入关的奉天航空队、山东航空队、山西飞行队、国民军飞行队拥有的飞机数量、指挥和组织系统等。“第四，航空特种器材”，说明了各航空队或相关工厂拥有的航空仪器、通信器材、航拍设备等特种器材、机载机枪性能和炸弹种类。“第五，机场和着陆场”，因为“与1926年度相同”，未有文字详述，但仍附“飞机场调查一览表”，载有山海关、秦皇岛、北戴河、滦州、昌黎、塘沽、军粮城、天津、杨村、北京、马厂、济南、保定、热河等地的53处机场或可供着陆的场所，详细介绍了它们的地点、适合起降的程度、非正式机场改造成机场需要的人力和天数、长度和宽度、土质与地表状况、周边景物、附近的铁路或道路交通状况、气象状况、周边宿营条件、是否利于警戒等。“第六，轰炸与防空”，首先说明中国无防空设施，然后以表格列出了需轰炸的城市：山海关、秦皇岛、滦州、唐山、芦台、大沽、塘沽、新河、天津、杨村、廊坊、北京、通州、马厂、沧州、德州、济南、徐州、长辛店、保定、正定、石家庄、顺德、郑州、张家口、绥远等地，说明了这些城市具体轰炸目标的名称、形状、空中搜索时的地标、所属国家（有些是京津地区外国建筑）、轰炸的价值。以上目标都是各地军政机关、军营、军事建筑、交通枢纽、重要桥梁、通信机构、发电厂等。“第七，航空业者的素质与飞行员的培养教育”，分析了奉军、山西军、国民军飞行员的出身背景，介绍了各地航校的概况、各军学院的教育训练状况等。“第八，航空资源及补给”，记述了北方一些飞机修理厂尤其是奉天工厂的概况，以及飞机部件的补给来源。“第九，航空地志资料”，说明了华北、西北可能影响飞机飞行的各种气象因素，如雨雪、冰冻、风、气温等状况。“第十，航空制度”，本年未述，因为“与1924、1925年度报告相同”。“第十一，外国势力”，也未述，原因同“第十”[75]。

以上三大调查，不仅覆盖了中国北方军队的所有硬件（如兵力、装备）和软件（如官兵素质、政治色彩），也包括了北方重要的军事或民用设施。当然，有些调查正如报告所说，所获情报比较含糊或陈旧，有些栏目还是空白，但华北军每年都是以统一格式和项目调查，这种旧的信息会被更新，空白也会越来越少。30年代后此类调查仍在继续，1936年仍可看到几乎同样的报告。如此十多年坚持下来，华北和西北中国军队的底细基本上被摸清。

（6）“绥远省特别调查”和“嘱托班大调查”

进入30年代后，华北军加快了侵略和“开发”华北等地的步伐[76]，与此相关的“调查”活动也频繁展开。其中规模较大者有“绥远省特别调查”和“嘱托班大调查”。

绥远省位于内蒙古西部，是联系华北、西北、内蒙与外蒙的重要战略地带。关东军建立“满洲国”后，不断向内蒙古西部的绥、察发展势力，华北军也积极向以上地区渗透，企图将其纳入控制之中。尽管以往一直有对该地区的调查，但缺乏系统性，作为“开发”和“建设”绥远的先期准备，华北军在1934年制定了《昭和十年度绥远省特别调查纲要》，计划在1935年秋季对绥远的资源、经济、商业、农业、矿业、畜牧业、交通等进行全方位彻查。

因为有以前调查的基础，加上绥远亲日势力的协助，1935年的大调查很顺利，1936年各调查组就完成《昭和10年秋季实施绥远省特别调查报告》1号至20号。报告每号一个专题，分别是：军用资源、占领地统治资料、金融及货币、有关新绥长途汽车公司、畜产、以平绥为中心的绒毛、农业、矿产地质、航空事项、黄河上游之水运、兵要卫生、给水地质、电政状况、绥远商业与西北贸易、平绥铁道概况、交通概要、兵要卫生与蒙古人性能检查、绥远概况等。此次调查应该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1935年10月开始的“嘱托班大调查”，各方面的规模都比绥远调查更大。华北军参谋长酒井隆是推动华北“自治”的关键人物。为了尽快摸清华北等地的资源，他在1934年函请满铁总务部长石本派员帮助调查，而早已觊觎华北资源的满铁1933年就计划在满铁经济调查会中设立“北支经济调查机关”，调查华北的资源、交通运输设施等16个大项。酒井的邀请正中下怀，满铁经济调查会将调查人员南移。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后，华北军于当年7月制定《伴随着北支新政权产生的经济开发指导方案》，进一步明确在华北建立新政权，并且在此政权下尽快确保重要国防资源的方针[77]。与此同时，华北军以满铁派来的调查人员为中心成立调查团。调查团分为甲、乙、丙三个“嘱托”班。其中真正实施调查的为甲、乙两班。甲班负责与经济产业开发、管理相关的研究，由24人组成，分货币与金融、财政与贸易、政治与外交、产业、交通五个小组。乙班共151人，调查内容与甲班基本相同，分为工业班、经济班、铁道班、港湾班、矿山班、汽车与交通道路班，调查范围不仅限于华北，还包括甘肃、青海，甚至远至上海。因为是以调查“国防资源”为主，矿山班占乙班总预算的三分之一以上。铁道班的调查涉及如何将“国防资源”运回日本等地用于国防生产，因此调查费用接近总预算的三分之一。

调查从1935年10月开始，翌年底大部分完成。尽管遇到很多困难，不少调查并不准确全面，流于表面，但还是取得了很大成果，如重点调查的矿山，调查班围绕26种矿产调查了159个矿山的位置、地质、矿床、品质、埋藏量，最后判断53个矿有开采价值。

因调查项目多，各调查队完成的报告书为数巨大，以乙嘱托班为例，仅铁路、港湾、矿山的报告至少就有73份。下面是1936年铁道、港湾班提交的部分报告目录。由标题就可以看出，调查项目十分细致，有关铁路的调查，连经营、总务、工务、保安等方面也一一纳入，完全是全方位、穷尽性调查：

1. 北支新设预定铁道的经济价值第一部包宁线调查报告书2. 包宁线调查报告书要旨3. 北支预定铁道4. 北支水运调查要领5. 北支港湾调查报告附图6. 第二回天津—石家庄间铁道技术调查报告书7. 包头—宁夏间铁道线路技术调查报告要旨8. 胶济铁道调查报告工务关系、运输方面、车务通信保安方面9. 北宁铁道调查报告工务方面、车务通信保安方面、总务经理方面10. 正太铁道调查报告工务方面、车务通信保安方面11. 平汉铁道调查报告车务通信保安方面、工务方面12. 平绥铁道调查报告车务通信保安方面、总务经理方面13. 同蒲铁道调查报告车务通信保安方面14. 陇海铁道调查报告工务方面15. 中华民国铁道工务方面标准资料集16. 津浦铁道调查报告运输方面、工务方面、总务经理方面17. 津浦铁道线路标准图、停车场配线图、线路一览图18. 北宁铁道线路标准图、停车场配线图、车辆型号图、线路一览图19. 平绥铁道线路标准图、停车场配线图、线路一览图20. 陇海铁道线路标准图、一览图21. 平汉铁道标准图、停车场配线图、线路一览图22. 胶济铁道线路标准图、停车场配线图、车辆型号图、线路一览图23. 同蒲铁道线路一览图24. 正太铁道线路一览图25. 胶济铁道纵断面图26. 北宁铁道纵断面图（原图）27. 北支预定铁道调查报告（经济篇其二）28. 津浦线信号保安设施调查报告书29. 平汉线信号保安设施现状调查报告书30. 平汉铁路现状调查报告第七编经营方面31. 津浦铁路现状调查报告第七编经营方面32. 北支河川水运调查报告、写真集、附图33. 北支港湾调查报告第一图、附图[78]

华北军组织的以上大规模调查为占领华北后进行大规模“开发”、掠夺资源奠定了基础。

自1901年设立以来，华北军进行的大规模调查比比皆是，调查的项目也不仅仅以上所列举的兵要地志、军事、资源，在对中国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思想、重大事变等方面也都一直密切关心，展开缜密调查，形成数量巨大的报告。因此，以上所举仅是沧海一粟。

华北军的谍报优势

作为深入中国心脏地区长期公开驻扎的日本正规军队，在收集情报方面具有很多优势。

其一，占有“地利”。这种地利显示在四个方面：

一是华北军司令部设在天津，而天津在清末民初云集了中国北方的达官显贵，加上邻近中国的政治心脏北京，因此在刺探中国重要政情、军情，监视北京动静等方面极其方便。前述1901年起的“情报”类日常报告中有关清廷、清军动向的情报便是一例。

二是华北军下属部队驻扎在山海关至北京铁路沿线，能够随时就地侦察。如前所述，按照规定各地驻军每年均需以演习、训练为借口定期或随时调查研究兵要地志等，中国方面对此却束手无策。华北军的一个个驻地实际上就成了安插在各地的谍报据点。

三是驻军可以以驻地为根据地，随时随地向周边地区，甚至中国各地同时派出大量谍报员。如前所述，华北军一建立就派遣谍报人员四处搜集情报，为此还特地举办报告会交流谍报经验。从前文表8也可以看到，12个调查组差不多在同时进入目标地区，如果不是以天津等驻地为根据地，是很难如此频繁快捷地进行谍报活动的。从《收集资料目录补修订正追录》所载华北军的报告看，仅以“旅行”“视察”冠名的兵要地志报告就达44份，可以想象侦察者中很多是以“旅行”“视察”的身份从驻地出发进入目的地的。

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优势，参谋本部组织对华大规模长期谍报活动时，往往选择华北军驻地为谍报员在中国的根据地。例如，上述1910年开始的物资大调查指挥中心为华北军；参谋本部组织的盗测中国兵要地图的“土地调查班”，总根据地也设在华北军司令部驻地。

四是利用驻地截收无线电文获取情报。中国华北军拥有自己的无线电通信系统，利用其设备和人员，华北军很早就对中国北方军政无线电联络系统进行研究，并且尝试截收和破译中方无线电报，由此获得重要情报。30年代后这方面很有起色（详见第五章、三、2）。

其二，拥有各种专业人员。根据《对支军事谍报计划书》等可知，参谋本部要求华北军收集的情报范围极其广泛，其中一些项目，非相关专业者难以获得准确情报。华北军作为一支编制比较完整的正规部队，兵种基本齐备，还有医生、兽医、测绘员、无线电技术人员、兵器技术人员、主计等，因此，能够随时利用各类专业人员收集情报。例如，驻军中的医生和兽医不仅平时负有调查卫生兵要的任务，也会承担临时调查任务。从1935年进行的“绥远省特别调查”看，其报告第6、12、13、20号标题分别是《畜产》《兵要卫生》《给水地质》《兵要卫生与蒙古人体能检查》，编写者都是下属部队军医或兽医。这说明这些人参与了这次调查，并且成为相关项目的调查主力。

其三，有大量军人稍加培训就能担任谍报任务，实施大规模调查。根据需要，华北军可以动员整个部队进行谍报活动，每年利用演习和训练之机收集情报就是最好的例证，前文表7的各种报告便是最好的说明。根据需要，华北军也会派遣大量军人收集情报，1919年底进行的物资和地理调查，仅四个月内就出动了12个调查组；1935年的绥远特别调查，一年内就获得如此大量报告，没有大批随时可用的后备谍报力量是不可能做到的。可以说，华北军驻扎各地的部队就是一组组谍报队，而下属官兵就是一个个后备谍报员。华北军的这种人员优势，是使馆武官和“驻在武官”等专业谍报主体望尘莫及的。

其四，连续数十年的驻扎可以保证调查活动长期持续进行。长期持续的调查有两大优点：一是可保证情报的全面准确。例如有关兵要地志，不长期连续调查，就不可能充分获得统计、分析用数据，江河湖海等的冰冻期、有关地区的气候变化特征等就属于此。如前所述，华北军1902年起就在《旬报》中专设“气象表”汇报各驻地每天的阴晴、风向、风力、气温、雨量等，一直持续到1908年[79]，此后同样的调查仍在继续，并且，从华北军编的《支那军事要览改订资料》“气候”一章看，至晚在1917年前后还把调查范围扩大到西安、归化、张家口。《收集资料目录补修订正追录》上载有华北军司令部1923年编的《张家口气象表》，表后标有“10月、11月、12月”。这说明这种气象表是每月编辑的。同一资料中还有华北军司令部1936年编辑的《北支气象月报》，意味着30年代还有定期气象月报。这些都需要连续不断的调查。

表10　华北军有关天津至保定之间兵要地志的调查报告（1904—1937）

资料来源：“軍調査班収集資料目録送付の件”，1936年，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JACAR：C01004513500。

第二个优点是可以确保情报的时效。情报都具有时效性，及时更新非常重要。华北军的长期驻扎使其可以对谍报对象反复跟踪调查，不断更新信息。例如兵要地志，随着时间的过去，地形、地貌有可能变化，道路和港口有可能新建或改建，必须不断对目标跟踪调查，随时修订原有的资料。华北军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到位，以《收集资料目录补修订正追录》所载华北军编成的报告为例，有关西北军事经济重镇太原的兵要地志报告有12份，有关河北省省会保定的兵要地志有24份，时间段分布于1904年至1937年。表10是1904年至1937年有关天津至保定的道路状况与沿途地形调查报告，共10份。从标题看，军方对天津至保定之间的湖沼地带对用兵的影响尤其关心，仅就该目录收录的报告看，基本上每隔两三年就调查一次，最后一次是1937年初。这种长期对固定目标的跟踪调查可以保证决策者能够获得最新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