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研究成果

甲午战争前的留学生与谍报活动

有关日本海军派员来华留学，在明治初期未见相关的规定和计划。当时海军把热情都倾注在向欧美派遣留学生上，海军省1877年派出的40个留学生，无人来华，1879年又有10多人留学，也都是前往欧美国家[216]。

1883年，情况有所变化，海军卿川村纯义决定挑选兴亚会员、“善解该国语言”的仁礼敬之来华留学，学期两年，由军方提供学费，一年白银七百二十两。对于派遣的理由，川村的说明是：“清国与我邦是一衣带水之距的邻邦……本省会说同国语言者甚少，万一有事之际，其不便之处甚多。”[217]海军的第一个来华留学生就是为了“有事之际”，备战的目的十分明确。

仁礼1883年10月来上海，次年转至福州。此后，海军省以同样理由和学资于1884年11月派遣铃木恭贤[218]，1886年派遣河野主一郎至福州留学。福建是进入台湾的门户，也是中国南方重要军港所在地，还是当时中法海战的主战场。连续向福州派遣留学生，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

有关仁礼的留学详情不得而知，但对于留学期间发生的马尾海战，他曾就海战期间福州状况、交战过程等详细调查，一一细报海军省[219]。显然，他肩负谍报重任。

铃木少时学过汉语，并且在1873年就作为无业游民跟着海军谍报员曾根俊虎来华“闯荡”，在上海与陆军“驻在将校”小泽豁郎相识后随其至福州进行阴谋活动，可以说早就已经具备语言和谍报基础。海军方面选他做“留学生”，大概更多的还是想利用其收集情报。他转为留学生后就被派去汉口侦察，此后又以福建为根据地收集当地和广东等地情报数年，接着奉命北上至旅顺、金州、营口、山海关等地侦察，在潜入山海关炮台时差点暴露被捕[220]。

河野应该也会汉语，与铃木一样，来福州后也是倾力收集情报。他先与铃木结伴至宁波、厦门、广东等地，侦察民情、风俗、军队、炮台，随后受命北上至芝罘、天津、北京、大沽、山海关、牛庄、旅顺等地侦察，曾设法进入大沽炮台内部细查。“这样，君完成约一年的视察，大体上了解了南北中国的状况，回到东京后向军令部提交了详细记录见闻的报告。”[221]

如此看来，以上三个所谓留学生，实质上都是谍报员。海军方面这样做，应该是当时亟须派员来华收集情报，却缺少懂得汉语的人选，不得已暂且先以留学生之名录用这些会汉语的平民应急。

利用留学生身份收集情报，自然比较安全方便。此后海军方面派遣正规军人来华侦察时也往往称留学生，最典型的例子是海军参谋本部员安原金次大尉。安原早在1886年就潜入福州收集情报，1888年2月归国，同年底又以海军留学生的名义匿名赴芝罘，以芝罘日本领事馆为据点，在学习汉语的同时，或至军事要地侦察，或与当地文武官员交往，刺探军事情报。“因为是留学生名义，获得很多方便”，甚至公然到芝罘港的中国军舰“参观”，与中国军人交往[222]。一年来以芝罘为根据地，调查山东沿岸航路和军事。“此间获得清国海军信号书，令我海军方面大为惊叹。”[223]甲午战争后，安原曾先后出任军令部谍报课长、第三局长，在对华谍报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www.xing528.com)

从以上情况看，明治初、中期海军方面派出的来华留学生其实都是专业谍报员的代名词，对内外声称留学生，只是为了掩人耳目，方便活动。这些留学生也是海军对华谍报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海军委培生的留学制度

与名不副实的“留学生”相比，海军确实也着力培养过对华谍报的后备力量，那就是“委培＋现地留学”制度。

1906年6月中村静嘉任北京公使馆海军武官，此时的陆军武官是青木宣纯。青木早在1884年就常驻广东收集情报，其后又连续做过三任公使馆武官，汉语娴熟，已经成为中国通。相比之下，中村汉语很蹩脚，开展工作完全不如青木那么如鱼得水，倍感压力，痛感掌握汉语的重要性。因此，他在任中向海军中央建议“派海军军官作为汉语特科生进入外语学校学习”[224]。其时适逢海军大学根据1908年8月大学条例改正案，在学习科目中开设外语专修课程，这也就有了选拔的基础。于是，海军中央采纳其建议，决定每年由海军大学选派16人作为委培生进入东京外语学校专门进修外语，进修时间为两年。第一期委培生12人在1909年3月入校，其中学汉语者为菊地丰吉，此后差不多每年有人学习汉语，从1911年至1937年完成汉语学业的委培生约有40人[225]。

从实际状况看，完成学业者中有些人还会以留学生身份派到中国继续学习，如1914年3月杉坂悌二郎结业后，4月又被派到北京留学，学习汉语[226]，直到1915年底才正式担任广州“驻在武官”。这种做法对培养谍报员来说效果十分显著，渐渐形成了制度。

进入30年代，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需要更多的谍报员收集情报。海军省的委培生在外语学校只学习两年外语，学习结束时很难胜任相关工作。为了迅速有效地提高委培生的汉语水平，海军省决定拿出特别费用，让他们在东京外语学校进修一年四个月，然后派到北京或哈尔滨实地学习约八个月。1934年开始实施该计划，派两名至北京学习[227]。因为实地学习效果好，1937年6月海军省决定将实地学习时间改为一年[228]。

海军的委培生在华期间是否从事了谍报活动无法得知，但这些人中的很多人，例如菊地丰吉、菅沼恕人、久保田正晴、衫坂悌二郎、冈野俊吉、中原三郎、北浦丰男、藤原喜代间等从海军大学毕业后均成为海军对华谍报核心人物却是不争的事实。海军方面让他们学习汉语的目的本来就是将来从事对华谍报活动等，因此，像陆军那样在留学期间让他们进行谍报实习也是极有可能的。

这样，海军大学精通汉语的毕业生成为海军方面对华谍报员的重要来源。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旧海军军人中有所谓‘中国通’这样一个群体。它不属于派阀，而是多年在中国从事警备、在中国各地长期驻扎收集情报、任职于军令部第六课（负责中国）的人聚集而成。不过，构成这些在中国工作者核心的是海军大学汉语科的毕业生”[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