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体系研究(1868-1937)结果

使馆武官制度的建立与任务

1928年参谋本部为了完善谍报工作，制定《谍报宣传勤务指针》作为谍报工作的指南。该指南在“第一编　谍报工作”“第一章　谍报机关的组织”的“第十八条”将使馆武官的任务概括为：详细调查报告所在国家军队的建制、教育、部署与防备状况，战术战略的进步，武器与其他军需品的发明、改良，兵要地志资料与军需资源、产业组织，交通运输，涉及军事的国家财政、经济上的各要素，国家状况中有关军事的事项[69]。

由此可见，日本使馆武官的主要任务就是收集军事等情报。对于近代日本来说，中国是军事扩张的首要目标，自然也就成了派遣武官的首选之国。

最早建议向公使馆派遣武官的是桂太郎。1874年，桂太郎向陆军卿山县有朋建议向欧洲和中国派遣武官，前者的目的是获得资料研究欧美军事制度和技术，改革日本陆军，而向驻清国使馆派遣武官，“这当然并非出自研究学问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获得改革的资料，目的在于视察其国兵制及其实际状况，一旦事有缓急之际，则运用于实地。在与清国媾和的今天，最应迅速着手”[70]。桂太郎说得委婉，其实就是收集军事等情报，供他日侵略中国之用。同时，桂太郎还认为使馆武官可以发挥统一指挥管理在华间谍的作用，因为当时日军正积极向中国派遣间谍，但在当地没有设立管理机构。

此建议获得陆军当权者山县、鸟尾、西乡从道等的赞同。1874年正值陆军省组建参谋局，考虑到即将向驻外使馆派遣武官，参谋局还将对使馆武官的管理工作置于“谍报提理”的职责之内，为派遣武官做好了组织上的准备。

1875年福原和胜大佐被任命为驻华使馆武官，同年4月带领古川宣舆、下村修介、东村守节、结城实出发赴任。福原先至上海召见“驻在将校”的负责人转达有关指示，将东村守节留下负责联系后赴北京。对日本而言，“此为在外国公使馆设置武官之滥觞”[71]。

山县给福原的“训令”要求：“驻在期间，出入起居均需遵守公使馆的即成规定，事事需在公使允许后实施，不可擅自行动。凡视察其国兵制、军法乃至兵家地理、军事形势等，则遵循参谋部以往研究的方法，对这些方法进行实地检验。尤其需注意其国与他国交往上的关系，报告其利害强弱之形势等情况。凡呈交总部的报告，通过公使馆与日本外务省之间的来往渠道提交。报告分平时和特别两种。平时报告则编号，不管有无情况均逐号报告，若当地有战事变动等，则应使用特别报告，另外编号，亦逐号报告。若总部下达特别需要报告的命令时，则需努力执行，弄清详情。若事关武器兵制等重要事项，或新制器械等，则网罗各种情报不得遗漏。”[72]

据此可知：（1）日军最早给武官的指令至少在表面上要求武官接受公使领导。因为外交大权在于天皇，而外交专为外务省管辖，虽是军人，武官也需听从公使的指挥。（2）赋予武官的谍报任务有三个：一是日常侦察。侦察内容为中国兵制、兵法乃至兵家地理、军事形势、枪械武器、外交关系等；二是根据总部的指示，展开临时调查；三是针对突发事件进行特别调查。（3）谍报报告分两种：一是平时报告，不管有事无事都要提交；二是特别报告，在驻在国发生战争等变故时提交。以上两种报告均需编号按顺序提交。（4）与总部的联系途径，是通过使馆提交报告。“此后，任命公使馆武官，向各国派遣将校时，虽多少有异，但主要内容几乎相同，下达同一训令成为范例。”[73]因此，可以说这一“训令”确定了武官的权限、职责、任务等，武官谍报制度由此建立。

与此同时，参谋局也给在华谍报员发出指令，要求他们听从驻华使馆武官的指挥，各种报告都须通过武官上呈参谋局长[74]。

当时，正值日军开始向海外派遣留学生之时，参谋局在1875年又制定了《留学生徒报告概则》，要求“陆军武官”负责所在国陆军留学生的管理工作，定期报告留学生的学习情况以及言行举止[75]。这样，武官的职责又多了一个对陆军留学生的管理监督。

驻华使馆武官制度建立后，在初期几年并未能正常发挥应有的作用。由于侵台以及国内动乱，日军暂时无暇西顾，1876年停止派出驻华使馆武官，直到参谋本部设立，桂太郎极力推进的对华谍报体制建立后才予以恢复。

1880年梶山鼎介少佐作为第二任驻华使馆武官上任，此时参谋本部正有计划大规模组织对华谍报活动，作为驻华武官，核心作用不言而喻，故一上任参谋本部就发文要求其负责所有在华谍报员的领导和管理工作[76]。

按照规定，长期在华收集情报者需要定期“旅行”，梶山任期内也“旅行”过三个半月。1881年8月，他从北京出发，经香河、宁河、乐亭、滦州、永平、抚宁等地，过榆关进入东北，经宁远、锦州、广宁、新民屯、奉天、辽阳、凤凰城抵鸭绿江，沿江经大东沟、太湖山等入金州、旅顺，再北上至复州、营口，由海路抵芝罘，经黄县、潍县、青州、济南等再入直隶省，取道河间、保定等地回到北京。其“侦察的要点是军事方面的，沿途即使是小集落也毫无遗漏，对于物资、价格、户数、兵数、兵器、河川、桥梁、交通、里程等概略，均明确记录其提要。例如河川，从水流流速、深度、宽度、河底土质，到渡船大小、承载量等，可供他日军用之处均仔细周到地作了记录”[77]。

虽然没有看到相关规定，但驻华武官定期“旅行”自此似成定规，因为后来的武官留下了很多相关报告。武官“旅行”深入的地理范围、谍报内容及其细密程度，通过梶山的上述“旅行”可知一二。

1888年前后，日本政府大力紧缩财政，军费开支受到很大影响，参谋本部因预算减少缩小情报活动规模，同年5月取消了驻华使馆武官，直到1892年才重新恢复。当时日军正在积极准备与中国一战，“清国兵备大要我虽掌握，但仍不足以此作为制定攻守计划的材料”[78]，武官身居首都，若及时恢复，可以发挥其身份优势收集一些核心机密。

新任武官神尾光臣1882年起在中国收集情报达四年，归国后在参谋本部第二局担任中国情报方面的工作，可谓对华情报高手。他上任后四处侦察，尤其是1894年4月受命驻天津后，全力监视李鸿章及天津港军事状况，尤其是运兵动向，为日军赢得战争提供了很多重要情报，驻华武官的谍报作用在此得到充分发挥。

使馆武官任务的变化与谍报活动状况

甲午战争后，中国的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日本重新制定了侵华方针政策，驻华武官的任务也随之发生调整。

至那时为止一成不变的训令[79]，从1902年梶川重太郎少佐上任起出现了大的变化，其中的谍报任务是因时而定的。给梶川的“主要任务”规定：“1. 希望努力与清国文武官员亲睦融和，完成任务。2. 调查清国陆海军兵制及军备等，需特别关注其变革，不可懈怠。3. 有关扶植我势力，若有可乘之机，则报告参谋总长，请求指示。4. 努力研究用兵方面与我国利益相关的事项，一旦有事，不留遗漏。5. 对于俄国在东三省的设施和经营状况，须时时注意，不得懈怠，要研究探知方法。6. 努力与我驻屯军司令官及北京守备队始终保持联系，并且与各国派遣的公使馆武官交往，侦察在清列国军队的动向，并且弄清其本国政府的对清政策。7. 对于清国内地的动乱状况以及与他国国境关系等，须迅速查明原因，弄清影响所在。”[80]

以上训令的特别之处在于，一是谍报任务有针对性，强调谍报重点。1902年前后正是中国大力进行军制改革时，故任务“2”加以明示。任务“4、5”则是配合当时日本政府推行的“北守南进”政策，重点在于研究如何用兵以保证日本在华利益，以及与俄国争夺东北霸权。任务“7”是针对中国内乱加剧而制定的。

二是强调与中国政要“亲睦融和”，保持友好关系。此条对于后来的使馆武官基本上都有提及，如1922年8月林弥三吉上任时，参谋本部上原勇作总长的指示是：“与中国各军阀领袖保持关系。”[81]这表明参谋本部越来越重视发挥使馆武官可以公开活动的优势，通过与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员交往获得内部情报。

三是武官任务的扩大。训令“3”明确将扶植日本势力作为驻华武官的重点任务。这与要求武官密切与中国政要的来往是互为因果的。此任务的出现为日后驻华武官及谍报机关热衷于通过各种“谋略”直接干预中国内政铺设了道路。

使馆武官的指挥和管理范围在甲午战争后也得到了扩大。从1902年开始，日军派遣来华的“应聘将校”剧增，这些人都带着参谋本部的谍报任务，成为对华谍报的重要力量。为了加强对这一群体的管理，1903年，参谋本部大山岩总长给驻华武官青木宣纯下达命令时特地要求：“确保与在北清工作的应聘将校的联系，以求其行动保持统一。为此，应聘将校的各种报告等自此均经过你上呈。”“根据需要，向上述应聘将校支付所需各种通信费。”[82]

因此，除了陆军在华专业谍报员以外，使馆武官还负责领导和管理应聘将校。为了确保这支谍报生力军更多地打入中国各部门，使馆武官往往也肩负“推销”他们的工作，如通过《本庄繁日记》可知，其在任时，为使松室孝良任国民军的顾问以及坂西留任北京政府，做过大量幕后工作[83]。

当然，武官在任期间，利用到中国各地“旅行”收集情报、检查和指导下属谍报机关工作的惯例也一直保留下来。如林弥三吉1923年远赴福建、广东沿海侦察兵要地志对日军登陆作战的影响，并前往山西太原确认过去的情报[84]；本庄繁任内曾多次至南方“旅行”。

武官的报告传输途径也有变化。1902年，海军大臣指示赴美国公使馆上任的武官直接将报告等上呈海军军令部及其他军事部门[85]。这意味着军方开始撇开外务省而直接传递来往文件信函。陆军方面是何时开始的不得而知，从陆军的一贯作风判断，不会晚于海军。

进入20世纪后，日本的侵华纲领和谍报计划更为明确，而中国社会的动荡不休，则给一直觊觎中国的日本带来更多的机会，作为身居中国政治中心的使馆武官，在谍报舞台上则更加活跃。驻华武官的谍报活动可以通过其报告状况略知一二。

首先看驻华武官的报告频度。进入20世纪，电报已经成为重要的通讯工具，驻华武官的电报一般冠以“支极秘”“秘”“支普”等编号发出。例如，斋藤季治郎1917年1月至2月25日发回“支普”41份，至2月18日发出“秘”电10份，至3月1日发“支极秘”31份，主要报告中国参加世界大战的情报[86]。以上加在一起日均发报两份。再如东乙彦1919年12月25日发出的有关湖北发现中国新兵工厂的电报，为“支极秘第519号”[87]。可见其同年仅“极秘”电报就发出500多份。东乙彦发的普通电报也很多，如1920年9月7日发出的有关北洋军阀内斗的情报，已至“支第644号”[88]。

20年代后期，武官的发电频度仍在增高。如1927年10月11日本庄繁武官发出的有关东北军武器的电文为“极秘”“支606”[89]。如果加上“秘”字电报和普通电报，可以想象其数量之多。尽管使馆武官发出的各类电报不一定都是情报，但绝大多数肯定与情报密切相关。

书面报告也是武官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约从20年代起，武官的日常书面报告就有“支常报”“支特报”“支特报号外”“临时报告”“支庶”等分类。前四种无疑是用来报告所获情报的，“支庶”也会用来发送情报。如1927年11月20日本庄繁发出的“支庶第132号”，内容就是有关对华开战动机的研究报告。以上各种报告的提交频度都很高。表2是武官林弥三吉少将1923年发出的“支常报”。据此可知，该年2月1日至11月20日发出“支常报”36份，至12月5日发出“支特报”14份，另外还有“临时报告”“支特报号外”。遇有重大事件，这种报告数量会大增，如1925年2月起国民政府召开“善后会议”，至同年4月19日林弥三吉的“支常报”就达到39号，其中的29份报告都是善后会议情报。

表2　驻华使馆武官林弥三吉“支常报”“支特报”等部分目录（1923）

资料来源：“密大日記　大正12年6冊の内第5冊”，1923年，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JACAR：C03022620900。(www.xing528.com)

表2也基本反映了武官平时的谍报对象。从报告名称看，谍报涉及对华作战研究、兵器进口、军工企业、军费开支、政党政局动向、外交、财政政策与现状、文化事业等，范围极广。毋庸置疑，参谋本部给新上任的武官下达谍报训令时必有重点，也会不时下达临时任务，但中国的军情、政情、民情、经济、财政、外交、社会运动等始终是武官日常谍报的基本对象。

20世纪30年代的使馆武官与谍报报告的频度、内容

国民党统一中国后，中国的政治中心南移，1930年1月日本将公使馆从北平移往上海，陆军武官官邸也随之迁移。不过，武官实际上1929年下半年就转到了上海，因为在同年10月，参谋本部的报告中出现了“上海公使馆武官”发回的“支第83号”情报电报[90]。武官南迁后，北平仅留下公使馆武官辅佐官，作为“驻在武官”而行使各方面职能。而上海的“驻在武官”则开始行使辅佐官的职能。

1935年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升格为大使馆后，大使基本上仍在上海活动，使馆武官也同样如此，1935年后使馆武官报告仍以“驻上海大使馆武官”或“上海帝国大使馆武官室”的名义发出电文或报告，上海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日本陆军在华谍报指挥中心。

有关20世纪30年代使馆武官活动的史料十分缺乏，从现有资料看，使馆武官的基本任务、职责都没有变化，甚至早期形成的“旅行”制度，仍在实行，如七七事变前夕，喜多诚一就乘飞机至四川重庆、云南、广东、福建活动共两周，“视察情况，监督住在员的工作”[91]，随行的还有去南方侦察的熊川大尉。

在报告方式方面，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使馆武官电报报告的频度继续增高，如1931年4月21日佐藤武官发出的有关南京政府购买武器的电报为“秘”“支第768号”[92]，5月5日发出的关于孙科等在广东活动的报告为“秘”“支第932号”[93]。此时七七事变还未发生，一切仍算正常，使馆武官与国内联系之频繁、报告密度之高由此可见一斑。在发生重大变故期间以及之后，这类电报会更多。如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的5月15日，田代皖一郎发出的有关沪宁地区中国军队移动情况的“秘”字电报达到“支第984号”。

使馆武官高频度的报告一直持续到1937年。如喜多诚一武官1937年3月26日发出的有关上海共产党印刷厂状况的电报编号已是“极秘第368号”[94]。6月2日报告上海的共产党报刊改名情况的“秘”字电报为“第701号”[95]，“秘”“极秘”电文日均十份左右。

使馆武官提交的书面报告，这一时期仍有“支特报”“支常报”等，跟电报一样，书面报告的频率也很高，仍以喜多诚一为例，仅“支特报”1937年7月17日就达到91号。书面报告加上电报，喜多发出的情报量十分可观。

书面报告的内容，仍以中国军情为主。如喜多诚一1937年7月17日发出的“支特报”第89、91、92号分别是中国空军调查、空军的飞机数量调查和杭州机场调查，但对于其他方面情报的收集仍未放松。仅以华北军调查班《收集资料目录补修订正追录》中“作成者”为“上海帝国大使馆武官室”的资料为例，1935年至1937年编写的约有27份，除军事调查报告外，还有兵要地志与交通方面的，如《太湖及其附近的地志概况（1937年3月）》《粤汉铁路施工状况》《上海近旁航道状况调查》《浙江省公路现况概要》《江苏省南部地区公路现况概要》《内河民船航运概略》等；有资源方面的，如《中支那重要矿物资源（铁及特种矿物）的调查及收集运出的研究》；有财经政策的，如《国府现在的粮食对策》；有宣传方面的，如《上海附近的言论机关调查1—4》《上海发行俄西报纸杂志调查》等，调查涉及范围之广可见一斑。

使馆武官的谍报优势——以本庄繁为例

使馆武官在谍报方面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利用合法的身份做掩护，公开出入于各种场合，广交各色人物刺探情报，获取高质量情报。对于武官的这种优势，参谋本部尤为看重，1902年后下达训令时往往特地要求武官积极与中国各界要人搞好关系。坂西和青木成功的情报活动得益于与北洋军阀高层“搞好关系”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下面仅以本庄繁为例加以考察。

本庄繁早年就职于参谋本部，1908年奉命至北京辅助使馆武官工作，1911年至上海继续从事谍报活动，1913年归国后就职于参谋本部中国课，1917年起任代理课长、课长，1921年起任张作霖军事顾问，1924年8月归国，是一个十足的中国通和谍报专家。1925年参谋本部派他任驻华使馆武官，就是想发挥其“人脉”方面的优势，因为当时掌握北洋政府大权的正是得到奉系支持的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势力。

据《本庄繁日记》记载，本庄繁在任公使馆武官的三年多时间内，与大量中国军政要人来往，仅就1925年6月3日由大连登岸进入中国到同年12月31日这半年而言，其日记中出现的中国要人就有一百多个。表3是此间接触次数超过五次者。其他见面次数较多者还有熊斌、梁鸿志、朱深、殷汝耕、张作霖、张学良、冯玉祥、李景林、宋哲元、沈鸿烈、王正廷、李思浩、章宗祥、段宏业、贾德耀等，他们大多是当时北洋政府的核心人物或地方军政要人。

表3　本庄繁任驻华使馆武官期间接触过的政要（1925年6—12月）

资料来源：根据《本庄繁日記》（本庄繁著、伊藤隆［ほか］編）1925年6—12月的日记粗略统计。

当然，不能说凡是接触过的政要都会泄密。彼此见面，有些也许只是工作上或社交上的应酬，有些也许是想通过本庄获得日方的情报[96]，但不可否认的是，本庄作为谍报专家，其任务就是利用一切机会刺探情报，而这些人中有些可能就是固定的情报源。据日记可知，见面的人中不乏数小时单独深谈者，这不可能是“拉家常”。本庄见面次数较多的黄郛、鹿钟麟、吴光新，日记上就明确记载见面大多是谈论时局，或“听时局谈”。黄郛、鹿钟麟都是冯玉祥一派的人物，这种见面应该是在摸冯玉祥的动向，而接触最多的姚震更是成为重要情报来源。

姚震为安福系骨干分子，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历任清政府大理院推事、国会议员、总统府军事法律顾问等，1920年直晥战争晥系失败后，被作为“安福十大祸首”遭通缉，曾经逃进日本公使馆避难，1922年任段祺瑞秘书长，1924年末任临时法制院长，可谓段祺瑞政府中与日本缘分很深的核心人物之一。据粗略统计，本庄半年时间内与其见面达17次。

从日记看，本庄一到任就准备利用姚震，其6月14日记载的是“访町野，谈利用姚震、张使晋京之事”。町野即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马，两人准备如何“利用”不得而知，但事实上姚震此后成为重要消息来源。据日记所载，8月30日“正午于姚震宅出席送别太田参事官宴会。同时听姚震说明有关反对西原借款的内情”。11月24日“今夜九时姚震来访。报知今日内阁会议决定任命孙传芳为江苏、邓如琢为安徽督办，将中立者派往山东，将岳维峻派往湖北”。1926年后，姚震仍频频出现在日记中，其中1926年4月9日“本夜10时许姚震来访，告知以今夜半为期鹿钟麟准备派国民军解除卫队武装，监禁段执政”。果然“十一时四十分电话不通，十二时后国民军出动”。而4月10日的日记是“因鹿钟麟的小政变，情报频出，至凌晨四点才就寝”[97]。4月20日姚震随段祺瑞前去天津后，才从本庄日记中基本消失。由此可见，本庄繁通过他获得了段祺瑞政府很多核心机密。因所获情报可靠程度高，本庄的有些报告直接说明来自姚震。如1926年3月1日本庄的“秘”字“支第130号”电报报告的是直隶各地中国军队的部署状况，来源注明为“姚震的调查”[98]。

奉军1926年进入北京后，原为张作霖顾问的本庄，更是得到了刺探情报的绝佳机会，只要张在北京，他几乎是每天造访，有时是一日数次，谈时政，议战事，问人事，俨然仍是其顾问。这样，奉系相关情报便通过本庄源源不断流入参谋本部。

本庄繁只是普通个例，与坂西、青木等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近代以来，日军派驻中国的使馆武官大多是所谓“中国通”、中国谍报专家，他们在指挥、管理陆军在华谍报工作的同时，充分发挥着自身的优势直接进行谍报活动，活跃于中国军政界，接近或收买朝野政要获取机密情报，成为日军在中国的主要情报来源之一，也是日本陆军对华谍报体系的核心构成部分。

使馆武官辅佐官与谍报活动

日本的驻华使馆，除了武官之外，还有为武官配备的辅佐官。在武官指挥下，辅佐官成为得力的谍报助手。

驻华使馆是日本最早配备辅佐官的在外使馆之一。有资料称，1916年5月北京的驻在武官改称为武官辅佐官[99]，协助使馆武官工作。其实，驻华使馆武官一直都配备辅佐工作的军人，例如，福原上任时带了四个军人做助手，当初自然不会有辅佐官一类的正式名称。据现有资料看，辅佐官一词1900年左右就已出现。1899年守田利远大尉奉参谋本部之命来中国东北调查俄国势力的发展状况，历时四个月后至北京日本使馆写调查报告，“接着继续作为驻在武官柴五郎的辅佐官工作”。柴五郎此时任使馆武官，守田显然就是武官辅佐官了。守田离任后，安藤辰五郎大尉接任其工作[100]。此后武官一直配有辅佐官（见附录二）。

本庄繁也担任过辅佐官。据他回忆，本来在参谋本部支那班工作，1908年9月奉命赴北京，“开始是准备学习一些汉语的，但作为辅佐官的松井石根奉命常驻上海，我就成了其后任”[101]。这也将身份说明得很清楚。另外，参谋本部1914年9月给高田中佐的任命是“支那公使馆武官辅佐”[102]。

始于1916年之说，大概是因为这一年军方制定了《大公使馆付陆海军武官及同辅佐官服务内规》。该《内规》明确规定辅佐官直接受参谋本部领导，具体工作则受使馆武官的监督和指挥。如此看来，是内规的制定使武官辅佐官制度得到了最终确立。

参谋本部在武官辅佐官之下还会设有副辅佐官，根据需要有时也给使馆武官配备更多的辅佐人员。如本庄繁任武官期间的辅佐官为板垣征四郎，楠木义隆大尉等任副辅佐官。1935年12月至1937年今井武夫少佐任辅佐官时，参谋本部同年8月和12月还任命了大木良枝少佐和宇都宫直贤少佐任辅佐官[103]。1936年3月喜多诚一任驻华使馆武官时，佐方繁木和冈田酉次随行来沪，前者负责兵要地理，后者负责经济和军需品调查，直到七七事变爆发。两者的身份大概也属于副辅佐官之类。

辅佐官在谍报工作方面所承担的任务和发挥的作用并不亚于使馆武官。因为辅佐官不像使馆武官那样目标显著，凡武官不便露面的场合，往往都能“代劳”。例如本庄繁任武官期间正处于北方军阀混战之时，他一直派板垣、楠木等到各地收集情报，甚至深入发生战事的最前线，与当地军阀接触探听消息，由此判断形势的发展。这些工作对于使馆武官而言都是不便抛头露面的，辅佐官则无所忌讳。

1930年1月使馆武官官邸南迁后，虽然上海的“驻在武官”开始行使辅佐官的职能，但留在北平的辅佐官仍使用原名称活动，作为参谋本部在北京的重要谍报据点发挥着作用。1936年3月华北军成立北平特务机关后，辅佐官受其领导。

从武官官邸南迁后北平辅佐官发出的情报数量看，1930年10月29日，铃木贞一少佐发出的有关蒋介石扩军、购机计划的“秘”字电报为“北平第715号（其一、二）”[104]，日均发出“秘”字电报达两三份之多。1934年9月26日辅佐官柴山兼四郎中佐发出的东北军移动情报为“秘”字“北第600号”[105]，发报量也达到了同样程度。如果加上其他类电报和各类书面报告，辅佐官发出的情报一定很惊人。

这样，作为驻华武官的辅佐力量，辅佐官自1900年前后出现，1916年形成制度后，一直是武官收集情报的得力助手，而且往往能发挥一些特殊作用，1930年后更成为收集华北地区情报的主角，是参谋本部在北京地区的重要谍报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