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对华谍报体系研究及活动(1868-1937)

明治初期的对华谍报与驻在将校制度的出现

参谋本部编辑的《参谋本部历史草案》指出，“以军事视察为目的，派遣我国陆军将校赴清国实际上始于1873年派遣陆军大尉益满邦介等六人”[1]。也有研究认为，明治政府1869年就派海军上尉和田雄次郎来上海、厦门[2]。

和田雄次郎1869年是私人来中国学习汉语和英语的，1872年被外务省录用，1879年才当上海军的翻译[3]，因此其早年上海之行与军方无关。1870年前后，在征韩论和征台论高涨的背景下，日本军方开始考虑出兵海外的可能性，迫切需要获得中国情报，但相关人才紧缺。1871年7月《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清廷开放九个港口通商，为日本间谍假借经商之名来华提供了方便。同年，在大久保利通推动下，政府派留学生八名来华学习汉语一年，其中就有军人身份的福岛九成、池田道辉。两人在华不仅学汉语，还趁机收集情报，应该是最早的军人谍报员。随着日本侵台的迫近，这些人后来转至台湾和“南清”侦察，发挥了预期的作用。不过，以上属于临时派遣，既无明确的谍报计划，也没有形成相应的制度[4]。

1872年夏，竭力鼓吹对外扩张的明治政府军事领导人西乡隆盛派遣池上四郎少尉、武市熊吉大尉、外务省官员彭城中平至中国东北和华北秘密侦察，可以视为日本军方首次组织的对华谍报活动。池上装扮成商人调查了奉天、辽阳、海城、牛庄等地的地理、军备、政治、财政、风俗等，由此探知俄国正在积极东进，更摸清了清国军队的底细。武市、彭城、池上、分别于1873年4月、7月、8月归国后，共同起草《满洲视察复命书》上呈西乡隆盛等，认为清朝“士气腐败，士兵懦弱，有常备之名却无其实，加上纲纪松弛，为官者贿赂公行，商民怨声载道。如此下去数年后，支那土崩瓦解是不容置疑的，我国处理韩国问题，现在是最好机会”[5]。但此后不久，西乡就因征韩论与其他阁僚意见不合下台。

此时陆军省负责情报工作的是鸟尾小弥太。他接过西乡的衣钵，积极主张对华扩张，为了摸清清国底细，在1873年制定了为期三年的谍报计划。具体的调查计划分为甲号、乙号、丙号三种，侦察内容包括军事、兵要地志、物资、综合国情。根据计划，当年派出的是以美代清元中尉为首，包括益满邦介在内的八人（具体名单见附录一，至1904年历年长期在华谍报员名单，均见此表，以下不再说明）。他们隐匿军人身份和姓名，在上海过冬后至北京和天津学习汉语，同时收集情报。这些人有的后来长期在华活动，例如，长濑兼正留驻北京达七年，其间曾去甘肃调查，岛弘毅则在东北等地收集情报前后长达11年。

《参谋本部历史草案》说日军派员来华侦察始于1873年，就是指这次派遣。此次行动意义深远，因为“此为陆军在中国正式展开情报收集活动最初的尝试，也可视为培养通晓中国状况军人制度的开始”[6]，更是日军有计划大规模对中国进行谍报活动的开端。

其间，台湾原住民与琉球渔民冲突的消息传到日本，日本政府决定以此为借口“征讨”台湾。1873年3月积极主张侵台的桦山资纪少佐至中国南方侦察后，又率成富清风、儿玉利国等进入台湾调查至年底，摸清了各方面大致状况，写下详细报告，为次年入侵打好了基础。1874年2月明治政府决意开战后，日军派出成富清风、福岛九成、田中纲常、池田道辉、吉田清贵、儿玉利国六人赴台湾，侦察地形兵要，寻找适合船只停泊的港湾和登陆的地点。他们中很多人1871年在中国“留学”过，有一定的汉语基础和谍报经验。

按照鸟尾的计划，第二次派出的八名谍报员于1874年4月出发，由大原里贤大尉负责领导，按照甲号、乙号、丙号谍报计划收集单种或综合情报。与上一次集中在北方不同，这次是为了侵台，因此分三组驻中国南部，即大原和安藤驻福州，东条、相良、三户驻广东，野崎和石川驻镇江。他们中有些人后来长期潜伏在中国，如相良在广州三年半，获得详细的兵制、军备资料，1877年末又至福州调查当地军事，以及与台湾的关系，1879年才回国。

对于第二次派遣者，政府开始称“留学生”，又觉得与任务不符，于是使用“驻在将校”这一名称。“驻在”，日语意为长时间在一定的地方滞留，并且是受派遣肩负某种工作；“将校”是将官和校官的总称，泛指高级军官。这一特殊名称所含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驻在将校”的名称从此固定下来，成为来华执行谍报任务的日军军官的通称[7]。与此相对应，这些谍报员在中国长期驻扎的根据地上海、汉口、北京、天津、福州、广州、镇江等被称为“驻在地”。以上谍报据点的选定都是有针对性的，如福州是侦察台湾的最佳地点，镇江在当时南京无日本外交机构的情况下则是侦察两江总督动向的首选据点。因为以上原因，这次派遣被称为“驻在武官的嚆矢”[8]。

鉴于谍报员大量来华却缺乏监管，刚刚留欧归来进入陆军工作的桂太郎建议向日本驻华使馆派驻武官负责统一指挥协调谍报工作。1875年初，参谋局派福原和胜任驻华使馆武官，指挥和监督谍报员的活动。

使馆武官处的设立，标志着日本陆军开始在华建立谍报工作的领导和管理机构，而“驻在地”的选定则意味着日军在华长期固定谍报据点的形成，同时也意味着地域分工的出现。日本陆军在华谍报体系的建设由此初现端倪。

管理将校、分驻将校制度的建立与谍报活动

1878年参谋本部成立后，管西局长桂太郎针对中国的谍报工作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以确保谍报计划全面有效地贯彻执行。

1879年6月，桂太郎上书参谋本部长，认为摸清中国、朝鲜沿海兵要地志和地图，供“有事之日”参考是当务之急，为此提出了对中国谍报的三年计划和具体落实举措，主要内容有：（1）由参谋本部每年向中国南北要地派出谍报员，任期三年。（2）将“驻在将校”细分为两种，即在北京、天津、上海、厦门、广州、汉口长期派驻谍报员，称“分驻将校”，定点收集情报，同时在上海设“管理将校”一职，负责领导、管理、监督“分驻将校”。（3）要求所有谍报员在任第二年“内地旅行”两个月，第三年需旅行四个月，收集各地情报。（4）改善谍报员待遇，增加相关费用，三年投入谍报费用共约八万日元。

为了明确“管理将校”的职责，桂太郎制定了《管理将校须知》。《须知》共七条：“第一条，该将校对在支那各地的驻在将校进行一般事务管理。为此常驻上海，负责管理各驻在将校，提供各种方便。第二条，将各地驻在将校提交的报告书，上呈参谋部长。第三条，关注支那一般形势，时常向各地将校通报，如有紧要情报则速向参谋本部长汇报。第四条，速将参谋本部发出的命令转达给各地将校。第五条，在上海领取参谋本部发给各地将校的资金，一一清点记入账本，发放给各地将校，收取各将校出具的收据。第六条，以备用金支付以下杂费：向本国和各地驻在将校通报时的邮政税、电报费及其他资金旅费的寄费、保险费、损耗费等，同时支付笔纸墨费用和报纸购买费。每半年集中一次向参谋本部总务课长申请报销。第七条，此管理将校万一生病或因事故无法尽职时，其工作暂由上海驻在将校处理。”[9]

当时，交通工具和通信设施还十分落后，长距离的通信联系非常耗时，参谋本部对于派往中国的大量谍报员，难以及时有效地进行管理和监督，尽管驻华使馆武官负有领导和管理之职，但该职位1876年后一直缺任，大量谍报员进入中国散在各地后处于无人管理状态。特设“管理将校”一职正是为了解决此问题。从以上规定看，“管理将校”所在的谍报据点实际上是“驻在将校”的管理中心、情报的中转中心、命令的传递中心、谍报资金的管理和下发中心。一言以蔽之，就是参谋本部在华谍报网的中枢。该规定的出笼进一步加强了日本在华的谍报组织制度。

与此同时，桂太郎还制定了《清国派出将校兵略上侦察须知》《清国派出将校须知》。前者主要从出兵中国占领首都的角度出发，对谍报计划和侦察要点作了详细说明，是一份针对性极强的谍报收集纲要和指南。后者是对前者部分谍报项目的进一步细致说明，实际上也是一份谍报收集指南。

参谋本部当时派出的谍报员大多缺乏经验，有关侦察内容、重点、细节等不加以具体指示的话，行动就不得要领，写出的报告也往往等于游记，价值有限。以上须知的制定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规范作用。在此基础上，桂太郎在1881年和1883年又分别提出《驻在将校地理实查须知》《邻邦地图编制条规制定之建议》，进一步规范和细化谍报员在华兵要地志的调查和军用地图的测绘工作。

以上各项举措，使参谋本部的对华谍报工作从组织、制度、计划上得到了全面落实，由此“建立了弄清朝鲜至清国沿海的地图政制、大规模进行谍报活动的体制”[10]，日军陆军在华谍报组织和制度基本形成。

作为实际举措，1879年6月桂太郎亲自挑选具备汉籍素养的12名优秀军官，以隐匿身份来中国，1880年再派两人，1881年又增4人，至1887年每年在中国活动的谍报员基本上都有10人以上，有些年份甚至超过20人。谍报员的固定驻地也保持在10个左右，分布在中国南北要地，如上海、宁波、汉口、北京、天津、牛庄、厦门、福州、广州等（详见附录一）。一地常驻者为两人时，往往是一老一新搭配，并且谍报对象也有分工。例如相良和岛村都在广东时，前者负责军备军事各项（乙号），后者收集国势民俗（甲号）。

虽然已经制定有比较详细的谍报收集纲要，参谋本部在派遣谍报员时，仍针对目的地特点，分别下达更细致的任务。例如，1880年2月参谋本部给陆军会计盐谷信好、齐藤干的命令是到北京调查物资，研究各种给养方法。同月派出的山根武亮、花阪圆、伊集院兼雄，调查又有各自不同的重点。山根武亮的任务是：“天津驻在工兵少尉山根武亮今春离开天津至保定府经过河间府进入山东，在威海卫调查港内状况及该地物产，仔细探查该地兵备，然后沿海岸入大沽，探明该地兵营和目前军队部署状况等，最后回天津根据秘密训令将报告书连同目测图，火速上呈总部。”给驻北京步兵少尉花阪圆的训令是侦察另一条路线：北京—密云—平谷—马兰关石门镇—遵化—喜峰口—迁安—丰台—香河—北京。任务是详细探明沿途道路状况、各地兵备和物产情况，回到北京后将报告书连同目测图，火速上呈总部。给工兵中尉伊集院的训令是，海路一开便从天津出发，至牛庄居住至天气回暖，再经过海城、复州、金州详细探明大连湾状况、物产、地理形势，行至旅顺后直接回牛庄，沿途绘制目测图，写出报告后火速上呈总部[11]。参谋本部指示以上人员侦察大连湾、威海卫、大沽，目的在于寻找理想的登陆点，而侦察北京的相关道路、物产、兵备状况，则是为进攻北京做准备。

对于驻在期间的定期“内地旅行”，参谋本部也是事先设计好路线详细指示。例如，1880年7月驻汉口小泉正保少尉收到的命令是，沿着汉口—李店—广济—黄梅—潜山—相城—泸州—滁州—江浦—太平—芜湖—南陵—绩溪—徽州—休宁—祁门—建德—东流—彭泽湖口—九江—瑞昌—武昌—汉口侦察沿途状况。旅行结束后，乘船至镇江，在该地住下等待命令。同年9月给驻营口伊集院中尉的训令则规定了两条路线：（1）营口—海城—盛京—新民屯—白旗—广宁—十三山—营口。（2）营口—辽阳—凤凰门—兴京—抚顺城—奉天府—沿辽河回营口。参谋本部设计细致的“旅游”路线，规定具体侦察项目，可以避免“驻在将校”盲目行动，使侦察更有针对性和计划性。

通过这种长期调查，来华谍报员中还“产生了有关各方面兵要地志的谍报专家”[12]。例如，美代清濯在宁波三年，成为浙江通；木村宣明在镇江四年，成为江苏通；樗木政章在芝罘、栗栖亮在营口各四年，柴五郎驻福州、石川洁太驻北京各五年，也都成为精通当地兵要地志的专家。日本学者认为，桂太郎制定的定期“派遣将校制度，其目标在于长期培养中国专家”[13]。从以上结果看，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达到目的。

以上规章制度形成后，至1885年又经历了两次调整。第一次是恢复使馆武官对谍报员工作的监管，增加“管理将校”向公使馆武官汇报的义务。1880年4月，停派多年的驻华使馆武官得以恢复，使馆武官本来就负有监管来华谍报员职责，因此新上任的梶山鼎介少佐自然负有此责，并且可以随时要求“管理将校”汇报工作。这样，公使馆武官成为“管理将校”的直接领导，而在华一般谍报员则受到了双重监管。

第二次是调整派遣步骤，增加“管理将校”，规定重点谍报内容。至1883年，参谋本部的对华谍报活动已经进行了四年多。同年12月，桂太郎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向本部长上呈“修改清国驻扎将校派遣方法与其担任规定的建议”，希望进一步完善谍报机制。他认为，至今为止向中国派员往往是先集中到北京，一边全盘了解形势，一边学习汉语官话，然后再转往各地。从过去的经验看，这一做法浪费时间和费用，应该先将谍报员集中到参谋本部若干月，先期学习做准备，然后直接派往驻地，才更有效率。还有，派往北方的谍报员，一到任就隶属于公使馆武官管理，容易暴露身份引起怀疑。因此需要增加“管理将校”承担武官的工作，负责北方的管理[14]。此外，他还认为，“经过四年，大致测量了沿海要冲地区，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用兵上的目的”，但“还未详知其兵力，未能探得其政府政略和外交上的机密，使得我国在制定方针政策上感到不便”[15]。因此，他提出有重点地收集情报。

参谋本部采取了其建议，要求凡派往中国的谍报员，均先集中至参谋本部培训；在天津增加了“管理将校”一职，管理北方的谍报员，在香港也增加此职，以解决广东等地远离上海，上海“管理将校”难以管理的问题。在华“管理将校”由此增加到三个，可以在南方、中部、北方同时进行领导和管理。在重点谍报方面则强化对清政府内部的渗透，以获取核心机密。

1886年后的对华谍报体系

1886年起，参谋本部开始缩小在华谍报规模。当时，参谋本部一年的总预算30多万日元，每年用在来华“管理将校”和“分驻将校”身上的费用，合计就达20100日元，还没有包括往返两国间的旅费、杂费等[16]，也没有算入临时派遣谍报员的来华开销，对华谍报成为参谋本部对外谍报上的最大开支。但是，随着中国周边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日本对外谍报面的扩大，各方面所需费用越来越多。1886年初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上书本部长要求减少驻清国谍报员，增加在俄国、越南、印度的谍报力量。他认为，“自1883年末于北京开辟军事侦察之道，于天津开辟时事侦察之路，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清国军事、政略、外交等机密”[17]。加上交通和通信联络的便捷，有些地方已经没有必要派驻谍报员，或者不需要派两人，这样就可以把人力财力用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上去。

参谋本部因此修改了有关规定，并于同年2月实施。新的规定在“一般纲领”中对派遣人员的组织结构、职责、人选条件、任期、人数、布局作了重新要求。具体内容为：第一条，为侦察而派往清国者，需先牢记和遵守《派出将校须知》和《兵略上侦察须知》，以此进行一般侦察，并且在旅行中调查地理状况。第二条，受派遣的将校分“管理”和“分驻”两种。驻公使馆武官就与外交相关的情况以及谍报这一本职工作，对前两者进行监督。第三条，任“管理”之职者，需选择学识才能兼备、通晓清国情况、会英语或德语或法语者，或者从以前派遣的士官中选择。第四条，“管理将校”任期为五年，“分驻将校”任期为三年。第五条，“分驻将校”在赴任前至参谋本部报到，在第二局第一课一共工作四个月，在此期间全面研究清国兵制、地图、地志及风土人情等。

新的布局为：在上海设“管理武官”一人，在北京、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香港、广东各派“分驻将校”一人。以上一共九人。

新规定还以“任务要旨”的形式列出11条，对“管理将校”和“分驻将校”的职责进行了重新分工。“管理将校”的任务是：情报收集；处理“分驻将校”的公务私事；将“分驻将校”提交的报告等迅速上呈参谋本部长；将收集到的兵制改革、大小事变、新规划的制造工厂等所有情报，向驻北京公使馆武官通报，互通气脉，防止产生隔阂；为了执行任务，在得到本部长批准后，可往返各分驻地。

“分驻将校”的任务是：收集兵制改革、大小事变等情报；学习所在地的语言；任期内旅行一次，即“定规旅行”，调查地理状况；根据需要可临机旅行，即所谓“临时旅行”；事无巨细，无论公私之事，时常向“管理将校”报告；通过“管理将校”向本部长提交报告等，但遇有紧要之事时，可直接向本部长报告，然后再通知“管理将校”[18]。

以上新规定，对于“管理将校”新增了选任标准，任期也延长至五年，并且增加了及时向使馆武官通报等职责。对于“分驻将校”的任务和职责，新规定也提出了各种要求，这些是以前没有的。以上举措无疑旨在强化对谍报员的管理，以保证谍报任务的贯彻执行。不过，新规定将派往中国的谍报员由16人减少到9人，“管理将校”由三个减到一个，显然削弱了谍报能力和管理力量。

1888年参谋本部的预算遭到削减，由以往的37万余日元减到29万[19]。因经费不足，同年5月参谋本部甚至取消了驻华使馆武官长达4年，在华谍报员更是一减再减，1889年后能够确认的长期在华谍报员仅剩下4人左右。

留在中国的“驻在将校”则加紧情报收集活动，仅以1887年为例，同年4月驻香港的小泽德平中尉进入内地秘密侦察兵要地志、物产资源等长达三个月的时间，其路线是由广州西行经过三水县北上，经清远县、英德县、韶州府、仁化县入湖南省，抵桂阳县往西北入兴宁县、永兴县、来阳县、衡州府，经湘乡县往东北入长沙府北行，经湘阴县西折，经元江县、龙阳县、常德府，折往东北沿洞庭湖北岸入安乡县、华容县至岳州府，由便道入汉口乘船至上海归国，乘船途经扬州府时，他还下船绘制了城外局部地图。这次“旅行”途经的县、府近20个[20]。

同年12月，驻天津渡边铁太郎也“旅行”两个月，其路线是由天津南行经陈铁屯、盐山县入山东省，由乐陵县向西南至德平县，南行入盐邑县，向西南入齐河县，渡黄河南至开山入肥城，经宁阳县、兖州府、邹县，往西南至鱼台县，然后西折金乡县、成武县，再往西北至曹州府，北经濮州往东北入范县、阳谷县、东昌府，向西北入直隶省至咸县，经广宗县、巨鹿县，取便道至唐山县，北经高邑县、元氏县，北上正定府后，东至无极县，经祁州、保定府、容城县，向东南折往雄县，再经保定府、文安县、大城县、青县回天津。渡边途经的县、府更达到30多个[21]。

需要强调的是，在这种谍报经费和人员大幅减少的情况下产生的荒尾精谍报模式，及时有效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这种模式就是充分利用日本侨民在华广织谍报网收集情报。

1886年荒尾精作为“驻在将校”奉命驻汉口，当时正是普通日本人陆续进入中国之时，其中不乏大陆浪人。荒尾成功地将20多个浪人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在汉口开“乐善堂”假装贩卖药品杂货，以此为基地，指挥这些浪人分赴中国各地收集情报，调查的内容涉及中国各地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社会状况、风土人情等，几乎无所不查。为了便于活动，荒尾还在重庆、长沙、上海、北京等设立了乐善堂分店。

1890年荒尾在上海成立“日清贸易研究所”，从日本国内招收大量学生来上海学习，加以培养，参谋本部派出根津一（原就职于参谋本部，参与研究所活动后旋即转为预备役）等四人帮助其管理。“该研究所是以川上操六为核心的开始决心打日清战争的参谋本部设立的，因为仅靠军方谍报员无法收集齐全清国军事情报，而借助民间人才和财力可以弥补这一不足。”[22]由于荒尾领导的“乐善堂”有自己的一套组织体系和纲领，并不属于纯军队系统的谍报组织，加上相关研究很多[23]，本书在此从略。

虽然长期派遣者锐减，但短期派遣依旧频繁，尤其是临近甲午战争之时，而且前来者还有参谋本部的主要负责人。例如，1892年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为谋划对华战争，在柴五郎大尉、田村怡舆造中佐等陪同下侦察华北和长江沿线。柴五郎1884年至1889年常驻福州、北京收集情报，可谓“中国通”。靠他的“引路”和说明，川上操六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1892年参谋本部第二局伊地知幸介奉命来华四个月，调查南北军情。1894年4月参谋本部员桥本斋次郎少佐、仁平中尉受命在华北要地侦察军情四个多月，同年7月根津一再次穿上军服来沪两个月以收集情报、组织谍报活动。频繁的、有针对性的短期派遣弥补了谍报方面的不足。

驻在武官的登场与20世纪初的谍报布局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军方谍报人员几乎全部撤回国内。战后，出于进一步侵华的需要，参谋本部加大了对华谍报力度，重新构筑在华谍报体系。

为了配合政府的北守南进政策，参谋本部首先在中国南北方同时布局。在北方，1898年派田中新助大尉驻芝罘（同年底由太田八十马大尉接替），1899年派守田利远大尉至东北，派桥本斋次郎大尉潜入北方，1901年派仁平宣旬大尉驻营口（1903年由川崎良三郎大尉接替）。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俄国军队的动向，调查中国军情；在南方，参谋本部派老牌间谍小泽德平于1895年8月潜入上海、厦门、香港四个月，次年10月又至厦门、广州、梧州、福建、浙江、江苏半年，侦察军情、民情。1898年派井户川辰三大尉驻四川收集情报数年。1900年和1901年又分别派土井大尉常驻厦门，派与仓大尉常驻福州。主要任务都是调查驻在省份以及相邻省份的军事状况及兵要地志，以及中国南部尤其是驻在地居民的动静与列强的动向等[24]。给与仓的训令还要求：“对福建省的作战研究在于，将福建省作为根据地时与南清各地兵略上的关系。”[25]谍报旨在“南进”一目了然。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惯例派遣这种常驻于一地的谍报员时，都应该称“驻在将校”，不过在给上述人员的训令中都没有出现，田中是“滞在”[26]，仁平是“驻扎”[27]。土井和与仓只用了“驻在”，未使用“将校”。

与此同时，一个新名称开始出现，这就是“驻在武官”。1902年1月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在部长例会上提到过在上海设“驻在武官”[28]。此后该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如称常驻上海的谍报员为“上海驻在武官”，常驻济南的为“济南驻在武官”等，有时还省略“驻在”两字直接称“上海武官”“济南武官”。这种“地名+（驻在）武官”的名称，与“驻华使馆武官”的“武官”听起来相似，但后者是合法的，而前者则是违法的存在。参谋本部改用此名，应该是故意混淆两者的原则差别，使谍报员在名称上具有伪装性。“驻在武官”自此逐渐成为参谋本部长期驻外专业谍报军官的通称，成为日军在华谍报员的代名词，并且一直沿用到七七事变爆发。

这种驻在武官的派遣首先集中发生在1901年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出于“南进”的需要，参谋本部将他们派至上海、福州、厦门、广州等南方要地，重新建立谍报机关。

上海驻在武官的最早派驻时间，有资料显示为1911年7月本庄繁的到任[29]。不过，参谋本部1901年4月给与仓的训令要求他跟“驻在”上海的武官保持联系，说明当时上海已经有“驻在武官”。此后可能空缺，所以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在1902年1月的例会上提出了在上海设“驻在武官”。此次会议未能决定是否派遣，原因是次长认为需要派中佐级别的，并且要英语娴熟，熟知中央部门的工作，而这样的人选很难物色[30]。

1903年3月隶属于华北军司令部的恒吉忠道中佐奉命常驻上海，“其任务与参谋本部驻扎将校相同”[31]。他上任后就以“上海常报”等为代号给参谋本部发出日常谍报报告[32]，确实履行了一个“驻在武官”的职责，因此可以说1903年起上海又有了“驻在武官”。日俄战争期间，上海“驻在武官”可能中断，但至晚从1908年松井石根赴任起，一直到七七事变爆发，上海一直有“驻在武官”（见附录二）。鉴于上海谍报的繁杂性，参谋本部根据需要还会增派“驻在武官辅佐官”，辅助“驻在武官”的工作。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板谷清宽大尉奉命来沪辅助本庄繁工作，铃木贞一在1923年前也在上海做过几年辅佐官。与甲午战争前一样，上海仍是日军在华东地区的谍报中心。(www.xing528.com)

福建是日军“南进”的首选之地，福州、厦门则是福建的门户。对于厦门，参谋本部在1900年就派土井大尉常驻，其后也有断断续续的派遣。对于福州，相关资料显示“驻在武官”始于1911年。如前所述，至晚1901年与仓大尉就已经常驻收集情报，以“闽报”为代号发回日常报告，1902年底桥本斋次郎继任。此后派遣状况虽然不明，但至1909年斋藤恒仍在福州、厦门活动。

广州作为中国南方的主要门户，自然也受到日军重视。相关资料显示，广州“驻在武官”的起始时间为1911年。其实，1902年11月参谋本部就派遣与仓常驻于此，具体训令为：“令你自今在广东省广东驻在，努力调查广东省以及尽可能更多省份的军事状况及兵要地志。此外还需注意以下事项：1. 与香港相关的军事上的关系。2. 列强在广东省及相邻各省的动向……”[33]因此，广州“驻在武官”至晚从1902年底就已出现。不过，与仓之后至1911年派遣情况不明。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日军紧急派遣大量谍报员赴中国各地收集情报[34]。此间，除了上海、福州、广州以外，南京、济南，甚至云南等地也出现了“驻在武官”。

在南京，最早的“驻在武官”是炮兵中佐古川岩太郎。1911年10月14日，参谋本部给他的训令是：“1. 令你火速赴南京，以该地为根据地收集中清及南清地区情报，迅速报告。2. 为了使谍报上没有遗漏，令你特别与以下各武官保持联系：驻北京公使馆武官、在汉口寺西中佐、在上海本庄少佐、在广东细野中佐。”同月15日参谋本部又派久米德太郎少佐赴南京辅助古川工作。

古川等是为调查辛亥革命状况而派出的，但随着政治地位的上升，南京此后基本上都有“驻在武官”常驻（见附录二），成为日军在长江中下游仅次于上海的重要谍报据点。

在济南，参谋本部1911年12月派驻的首任“驻在武官”是守永弥惣次少佐，目的是调查辛亥革命的影响。1912年末济南的日本人很少，不到百人，由于引人注目，要长期驻扎下来收集情报很难。因此，当初派潜入者都是打着“语学研究，商况视察的名义”[35]。此后济南一直有“驻在武官”（见附录二）。尽管山东官方如山东督军田中玉曾经对日方明确表示反对在济南设“驻在武官”，但日军还是以各种名目一直长期派驻，使其成为日军在山东的重要谍报来源，在日本历次挑起山东问题、侵略山东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辛亥革命期间，尤其是讨袁战争中，一度成为革命根据地。参谋本部在1912年1月就派出骑兵中佐嘉悦敏前往侦察，1915年底又派遣山县初男少佐常驻。云南没有日本领事馆，山县收集到的情报无法发出，就通过当地的英国领事发到北京或香港的英国使馆，然后转给日本使馆。山县归国后，1917年9月板垣征四郎大尉奉命从河内潜入昆明继续收集情报至1919年3月。同年5月3日山县少佐从云南发出“秘”字“第3号”电报报告贵州购买武器的消息[36]，说明这时山县又重新返回，电文为第3号意味着刚刚抵达。山县至晚1926年仍在云南活动，只是后来身份有变，应聘为当地政府的军事顾问。

此外，这段时间张家口也有谍报员常驻。作为联系西北的门户，张家口地理位置重要。1913年初土肥原贤二中尉打着“语学研究，商况视察的名义”常驻此地活动[37]。其实，土肥原早在1907年12月就在此收集情报，1912年11月被派到北京的坂西公馆后，是再次奉命潜入张家口。张家口自此经常有“驻在武官”出现，成为日军在西北重镇的重要谍报点。

特务机关、公馆的出现

1938年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提出的条件之一就是针对特务机关的：“中国最为疑畏者，为日方所设在华特务机关，认为是亡国政策，必须加以取消。”[38]足见其危害之大和蒋介石对它的憎恶。其实，日军在中国的特务机关由来已久，只是刚刚出现时名声还不那么臭，不那么引人注意而已。

日本的陆军由军队（军、师团、旅团、联队）、官衙（陆军省、参谋本部、兵工厂）、军校三部分构成，不属于此三者的称为“特务机关”，如元帅府、侍从武官、军事参议院、将校学生考试委员会[39]。1918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时，日军根据与中国签订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获得了在东支铁道沿线和爱辉等通往中苏国境主要作战道路沿线自由活动的权利，日军乘机在相关地区设立旨在收集情报、进行谋略活动的机关，赋予其“统帅范围外的军事外交与情报收集”的职责。据说派遣军司令部的高柳保太郎少将给这样的机关冠名为“特务机关”[40]，于是“特务机关”就成了情报机关的代名词。

日军在中国境内建立的这类特务机关，早先分布于东北和西北。在东北，哈尔滨特务机关是日军在华最早建立的特务机关。1917年，为了准备出兵西伯利亚，参谋本部开始向东北各要地派驻谍报员，如同年2月在哈尔滨派驻黑泽准中佐，在齐齐哈尔派驻中山大尉，在满洲里派驻酒叶中尉，设立谍报机关收集情报。黑泽设立的谍报机关便是哈尔滨特务机关的前身。当时行动还很保密，黑泽对外声称他来哈尔滨的任务只是监督在这一地区学习语言的日本军人[41]。1918年3月中岛少将正武接替黑泽后，机关的规模开始扩大，下属有辅佐官荒木贞夫中佐、黑泽中佐、黑木大尉、大久保中尉等。

1918年初参谋本部决定在西伯利亚和北满洲进一步设立“谍报机关”，目的在于“更加活跃对远东状况的侦察，以适应时局的变化”[42]。具体措施是在哈尔滨和浦盐斯德设立谍报总部，根据需要在各地设分机关。人员组成是，在哈尔滨和浦盐斯德各设负责人一人，军衔为中将或少将，下面各配备将校七人。新设的哈尔滨谍报机关成员为武藤少将、黑泽中佐、黑木大尉、福井少佐、石井少佐、大久保中尉、铃木大尉等。两机关直接受浦盐派遣军领导。1918年8月石坂少将接任武藤之职，特务机关的名称是从石坂任期内开始的[43]。1920年10月起该机关改归关东军直接领导。

哈尔滨特务机关的主要任务是收集苏联和中国情报。从现存资料看，其提交的谍报报告，有名为“旬报”“哈特普”“哈特秘”等的日常报告。“旬报”报告的是过去十天苏联境内政治、军事情况和中国军队在东北的动向[44]。“哈特普”属于“普通”级报告，内容除工作情况外，也有东北军政情报，从1920年的报告编号看，至7月7日已是第121号[45]。日军日常报告一般都是从年初开始重新编号，这样的话，该机关每月的“普通”报告在20份左右。“哈特秘”的具体情况不明，报告的应该是秘密情报。

另外，日军以与中国共同防苏为借口，还在满洲里、奉天、赤峰等地建立了特务机关，除了赤峰外，都属于关东军领导（详见第四章、一、2）。奉天特务机关是用来与东北官方联络和收集中国情报的。赤峰远离中苏边界，与“防苏”完全无关，但参谋本部仍乘机派驻谍报员。1818年6月该地的驻在武官菅野竹治大尉带领翻译至林西—开鲁—绥东—锦州—朝阳一线“旅行”，调查地理、交通、物资、产业、蒙古人状况，被中国地方政府发现后，诡称是根据《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进行的正常行动[46]。菅野的后任为松田大尉，1920年5月仍在活动[47]。

在西北，参谋本部以收集苏联情报为幌子，在征得北洋政府同意下向库伦（松井七夫中佐为首共3人）、恰克图（江副滨二大尉为首共2人）、塔城（田岛荣二郎大尉为首共2人）、伊犁（长岭龟助大尉为首共2人）、迪化（成田哲夫少佐为首共3人）、喀什噶尔（相场重雄大尉为首共2人）派出谍报员，各组人员在1918年3—4月间陆续从北京出发赴目的地建立特务机关。1921年初，随着日军在西伯利亚的败退，以上谍报员大部撤出[48]，江副被派至张家口继续收集情报。

至1922年10月日军从西伯利亚撤兵为止，各地特务机关逐渐关闭，留下奉天、哈尔滨、黑河、满洲里特务机关，奉天机关收集中国情报，其他机关负责收集苏联情报，随着中日在东北矛盾的加深，也设立“中国班”收集中国情报，1924年3月黑河机关一时关闭。

除负责与东北当局联系的奉天特务机关外，其他机关1922年后逐渐转入地下活动。据哈尔滨总领事山内1923年1月报告，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滨面中将调动后，继任的“松井石根大佐以个人身份而存在，下属有两名大尉、一名翻译，其事务所兼宿舍，也改称松井公馆，平时不穿军装”[49]。身穿便装，对外只称公馆，不称特务机关，显然是在避人耳目。1923年2月高桥中佐接替松井上任，又称高桥公馆。

这种谍报员的姓加上“公馆”的新名称，十分具有隐秘性，后来被北方的一些谍报机关沿用，如1928年日军入侵山东时济南的“驻在武官”佐藤三郎大佐的办事处对外称“佐藤公馆”，而陆军的内部文件则称之为“济南特务机关”。

作为西伯利亚出兵而产生的特务机关，再次大量公开出现并且受到中国各方普遍关注是九一八以后的事情。日军占领东三省后，广设所谓特务机关，在向内蒙古和华北渗透过程中也公然使用特务机关或公馆这一名称建立活动据点。这种集谍报、谋略、宣传于一体，在各地不断制造事端、施展阴谋颠覆中国政权的特定机构开始令人关注，郑州特务机关被中国政府破获后，其内幕更让世人震惊。中国的报刊，例如影响广泛的《申报》在1936年后对特务机关的报道剧增，就是出于以上缘故。“特务机关”和“公馆”因此成为日本在华谋略、谍报机关的代名词而臭名远扬。

1923年后谍报机关的重新布局

1922年日本开始修改国防方针，中国成为其第二大“假想敌国”，加上1922年6月日本准备从西伯利亚、北满洲、汉口、青岛撤兵，日本在华谍报布局面临重新调整。

1922年12月参谋本部武藤信义次长给在外谍报机关和人员发电文要求保管好机密文件。发给中国的是上海、汉口、长沙、九江、重庆、郑州、太原、济南、青岛、广东、云南的“驻在武官”，以及关东军、台湾军、支那驻屯军、支那公使馆武官[50]。11个城市的“驻在武官”、使馆武官、在华驻军，基本反映了这一时段参谋本部在华谍报布局。

以上“驻在武官”，上海、广东、云南等是原有的，郑州、太原、青岛等具体设立时间不明，长沙、重庆的“驻在武官”可能始于汉口派遣队的派遣，汉口和九江则是1922年针对汉口派遣队的撤兵而刚刚设立的[51]。

对于以上谍报机构，包括在东北的特务机关，参谋本部都准备调整，试图在西伯利亚、青岛和汉口撤兵后，继续保留在东北各地的特务机关和各地的“驻在武官”。1922年10月初参谋本部向外务省出示了一个派遣方案，即在黑河、哈尔滨、满洲里、太原、重庆、郑州、汉口、长沙、九江、广东、上海、济南这12个城市设立特务机关，共派出17人常驻，另派10人以内的研究员，在驻华使馆武官的监督下研究中国陆军状况、国情，研习汉语，希望得到外务省的支持。

外务省认为军方在中国设立军事机构，派遣军人常驻，太引人注目，不仅削弱了撤兵在世界和中国为日本赢得的好形象，还容易引起其他列强的关注，激起中国民众的反感，也会影响外务省领导的一元化外交工作，因此而持反对态度。1922年10月下旬，陆军拿出新方案，决定在东北的黑河、满洲里、哈尔滨设特务机关，在关内仅在汉口、广东、上海、济南四个重要城市派驻在武官，驻在武官人数也由12人减少到4人，另派10人以内将校来中国，在使馆武官监督下研究国情和汉语[52]。

从陆军省1923年4月有关在华“驻在武官”旅费的文件可以判断，参谋本部在1923年已将最后一次方案付诸实施。该文件将派驻中国的谍报员分为两类。一是“专门从事军事谍报的驻在武官”，驻地为济南、汉口、上海、广东，各派驻一名佐官（大尉）。二是“非专门从事军事谍报的驻在武官”，“作为主要进行军事研究的驻在武官，派驻少佐（大尉）八人”。有关“非专门”的人员虽未说明驻地，但职责主要是研究军事，应该就是计划派遣的所谓“研究员”。此外，作为以上军事谍报的补充，文件还提到在北京派驻大尉一名[53]。该大尉应该是给使馆武官增配的辅佐官之类的助手，否则也会列为“驻在武官”之列。以上“驻在武官”和“研究员”的数量以及派驻地，与参谋本部的最后方案基本一致。

此后几年，参谋本部在华谍报机关基本保持这一布局。1925年1月，参谋本部在北京举行“在支谍报武官会议”，与会者来自在华各类谍报机关，具体有驻华使馆武官林弥三吉少将、辅佐官板垣征四郎中佐、副辅佐官铃木贞一大尉、参谋本部佐佐木到一少佐、上海驻在武官冈村宁次中佐、汉口驻在武官酒井隆少佐、济南驻在武官菊池武夫少佐、华北军参谋金子定一少佐、关东军参谋浦澄江少佐、北京坂西机关的土肥原肥二中佐（因出差缺席）、驻张家口研究员松室孝良、驻北京研究员及川源七、驻郑州研究员奥保夫等。上海、汉口、济南的参加者就是所谓“驻在武官”。此时在广东也有“驻在武官”，不知何故未能出席。

从有关资料看，南京这一时期也有“驻在武官”（见附录二），以上文件没有提及，可能是因为当时南京已丧失民国初期的政治地位，情报地位也随之大降，所派“驻在武官”未被纳入“正式”派遣的范围。不过，1927年国民党建都南京后，南京成为获取中央政府军政机密的要地，“驻在武官”的重要性及其任务骤增，参谋本部因此还为其配备了辅佐官，20世纪30年代的辅佐官有大桥大尉、楠木中佐。

“驻在武官”的职能这一时期发生了明显变化。“驻在武官”早先只是负责收集情报，但后来逐渐扩大到了“谋略”，即拉拢、收买、操纵中国地方或中央要人，插手地方或中央事务，以此推行日本在华政策，扩大日本的权益。据称这种将谋略活动等同于谍报活动的观念产生于日俄战争时期，通过坂西利八郎得到确立，后来亦被土肥原贤二等继承[54]。1924年3月关东军参谋长川田到北京“出差”，感慨于在京谍报员们纵横捭阖于北洋军阀之间玩弄谋略的能力，特地给参谋本部上书，认为能够根据本国政策巧妙操纵中国方方面面的在华“武官”，除了“人格、阅历”外，还需精通汉语；为了确保这样的人才，应该制定政策保证这些人在国外也能及时晋升，让他们安心于长期在华谍报活动。他举了土肥原的例子，认为他是作为坂西继承者的唯一人选。从川田的建议可以看出，当时的在华常驻“武官”已经十分热衷于“谋略”活动，军方高层对此也是抱着积极鼓励的态度，与早期专注于收集情报相比，其职能显然扩大了。

各地“驻在武官”的“谋略”活动难免会与主张“外交一元化”的日本外交机构产生冲突。对此，当时的驻华使馆武官林弥三吉少将在1925年的“在华谍报武官会议”上发言认为，外交官采取的只是调和路线，而“军人必须忠实于国防，因此应该有别于这种外交官独自采取行动。不需要屈服于世人批评的双重外交，重要的是希望凭靠统帅权的发动而踏踏实实地实行”。林弥三吉如此毫无忌讳地发表以上言论，甚至声称不惜动用统帅权，说明使馆武官和“驻在武官”对于撇开外交机构而“独自采取行动”业已习以为常，收集情报已非其核心任务。

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在华谍报机关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和对华北、西北渗透的加强，日军陆军在华谍报机关的布局又有了新变化：一是东北、蒙古、西北、华北的特务机关大增，活动猖獗；二是地域分工更明确，即东北和蒙古完全成为关东军的势力范围，华北和西北则基本上直接归华北军负责。

参谋本部1932年后在华北等地也设立过特务机关，但后来都划归华北军或关东军直接领导。例如1933年初建立天津特务机关，由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板垣少将任机关长，主要工作是实施分裂华北的种种“谋略”，扶植亲日政权，1936年前后划归华北军指挥。1935年参谋本部派田中久中佐建立的张北、德化特务机关，后来也都归关东军领导。除新设立的外，参谋本部在华北传统的谍报据点济南特务机关，1936年5月也改由华北军领导。

这样，1932年后参谋本部直接领导的谍报机关基本集中在了所谓“中支”和“南支”的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在重庆1933年初也有谍报员谷萩那华雄“驻在”。这些城市地位重要，是全中国或某一地域的政治、经济、工业、文化、交通中心，以这些城市为中心收集情报仍然意义重大。因此，与华北军、关东军下辖特务机关处心积虑忙于实施分裂华北、西北的各种“谋略”相比，参谋本部领导下的南方特务机关仍把精力花在收集情报上。

与明治时期驻上海谍报员负责管理中国南方谍报一样，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使馆迁至上海，上海特务机关长实际上担任使馆武官辅佐官一职后，上海特务机关更是在“中支”谍报工作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据国民党谍报机关获得的情报，约在1937年初上海机关长楠木实隆曾经召集长江一带特务机关负责人商讨对华工作，与会者来自重庆、宜昌、沙市、汉口、九江、南昌等地，大多是日本使馆人员。会议决定：各地特务机关加强调查中国空军建设情况；让各地日侨团体动员日商派所雇华人到农村和交通要地侦察；由楠木制订详细调查项目分发各地指导调查；要求各地特务加紧收集共产党散发的宣传单、宣言等，收买中国各种机关人员；命令各地特务收买华人，混入壮丁训令班侦察；令各地日特收买反政府者、失意军人等[55]。

虽没有查得日方有关这次会议留下的文件，不过从这一时期特务机关的工作重点看，与决议内容完全吻合。例如，会议要求重点收集中国空军发展的情报，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7月15—17日使馆武官喜多诚一发出的“支特报”第89、90、91号全部是中国空军、飞机、机场的调查报告，调查完成时间则是6月份。喜多能够短期内连续发出以上详细报告，应该属于这次会议的“成果”。

“驻在武官”谍报报告的种类、频度和内容

“驻在武官”发回的谍报报告，现存资料极其有限和零散，但据此仍能大致了解报告的种类、频度和内容。

“驻在武官”的日常报告分为书面报告和电报。书面常规报告分“秘报”“常报”“特报”等，电报分“机密”“秘”和普通三种。为了区别来源，报告一般冠上“驻在武官”的所在地名，如“粤常报”“上海报”“闽报”“汉普情报”“湖北常报”等。

根据现有资料看，谍报员们的报告频度非常高，报告的内容则涉及军事、外交、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如驻芝罘的太田八十马大尉1898年底上任，12月10日发出的书面报告“清国北洋善后局与北洋水师官吏姓名”“旅顺状况”为“第25报告”[56]，说明上任伊始就发出书面报告25份。1899年他的书面报告依然很多，至12月11日发出的报告，仅“秘报”达160号[57]，月均超过10份，分别报告了当地民情、中外人矛盾、威海卫和胶州湾中外军队情况、青岛炮台和胶州湾状况、北洋海军动向、旅顺口军事状况等。1917年前后上海的“驻在武官”松井中佐，至同年2月24日发回的“秘”字电文就达26份，其中大多是中国参战方面的情报[58]。1920年8月28日驻上海佐藤少佐发出的安福系借款情报为“上海电144号”[59]，月均电报近20份。

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电报技术的发展，发报越来越方便价廉，“驻在武官”发出的电报明显增多，如1929年7月22日，驻南京的佐佐木到一发出的“南京电”为第292号，而同一天在上海的重藤中佐的“秘”字“上海电”更高达第772号。这段时间中国正与美国签订航空协定，故以上报告很多与此相关[60]。“驻在武官”发电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进入30年代，各地“驻在武官”的报告更为频繁。例如，1932年6月田代皖一郎少将再次任上海武官，到6月8号，发出的“秘”字电文已达“支第76号”，报告的是国民军改编决议内容。8月1日，报告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活动的“秘”字电文竟为“支第501号”[61]，这段时间几乎是日均十电，报告频度十分惊人。身处国民政府“心脏”南京的“驻在武官”也是如此。1932年11月21日，“驻在武官”岩松义雄大佐发出的有关南京民众捐款购机计划的普通电报为“南京电626号”[62]，基本上一日两电。需要强调的是，同时在南京收集情报的还有辅佐官，1932年任此职的是楠木中佐，同年12月15日他发出的有关国民军在长江运兵状况的“秘”字电报为“第664号”[63]，几乎也是一日两电，充分发挥了“辅佐”作用。同期驻广州的和知鹰二通过电报发回的情报也十分可观，1933年11月30日，其以“11月26日前后广东正规军部署状况”为题的“秘”字电报为“广第845号”[64]。同样，驻济南的中野中佐4月15日关于黄河大桥防卫状况的“秘”电为第150号[65]，驻武汉的森冈中佐1932年12月14日报告长江汉口段中国军队移动状况的“秘”字电报为“第346号”[66]，也达到了很高的频度。中国的各种机密就这样通过“驻在武官”的电报从四面八方大量传回日本。

30年代“驻在武官”书面报告的情况，可以通过《收集资料目录补修订正追录》窥知一二。该书是华北军调查班等经过1936年和1938两度补遗修订后编成的资料目录，汇集了华北军成立后收集到的大量情报资料[67]。在此目录中，有驻广州的和知鹰二1934年的报告12份，驻南京的雨宫巽1935年至1936年的报告11份，驻汉口的渡左近1934年至1936年的报告59份。当然，这只是华北军调查班保留的部分报告，实际提交给参谋本部的报告肯定要多得多。即使如此，也能看到“驻在武官”的书面报告频度非常高。

这些报告涉及军事、财经、资源、产业、交通、运输、教育、宣传、社会、思想等各个方面。仅以渡左近的上述报告为例，有《特级上将授任条例及将任官施行条例》《四川省各军管区之各县田赋调查表》《四川省重庆的金融概况》《汉口市各种工厂工会及学校调查表》《湖南省矿产调查》《西北资源调查及其开发》《民国24年度四川省重要矿山统计》《四川省军阀横征暴敛与农村衰败》《贵州省公路的现况》《湘黔铁路近况》《四川思想界的观察》等。谍报面之广由此可见一斑。

通过以上零散的资料可以看到，长期以来分布于中国要地的“驻在武官”，从军事、外交、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大肆收集情报，通过书面报告和电报发回国内，“这些驻在武官在当地收集的情报极其重要”[68]，成为参谋本部在华极为重要的谍报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