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5月参谋本部第二部进行改组,第五课设第三班即“支那班”专门负责中国情报,以动态情报为主,设第四班负责兵要地志,专司收集处理静态的情报。此为参谋本部第一次根据国别单独成立科室。由于侧重于收集中国情报,第五课这一年起也因此被称为“支那课”,直至1945年。
参谋本部一向重视中国情报工作,此时出现中国课和中国班,主要原因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动荡不休,日本图谋中国之野心日盛,陆军方面已制定有对华作战计划,并且准备将中国列入“假想敌国”,对华情报的收集和处理工作剧增,需要单独进行处理。
表1为1916年至1937年的“支那课长”名单。由此可以看到,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华从事过谍报活动,是具有丰富的中国知识和经验的专家。在他们领导下,“支那课”在收集中国情报方面的组织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
表1 参谋本部中国课长名单(1916—1937)
说明:表中“武官”前加地名的,均为驻在武官。“主要职历”只摘录了与中国有关者。(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戸部良一:《日本陸軍と中国》表5。
此后,参谋本部又进行过多次改组。负责中国情报的部门,1920年8月起改为第二部第六课,1928年又改归第五课,1936年6月则改为第七课。不过,无论怎么变化,负责中国情报的部门都是独立的,这表明高层对中国情报格外重视。
值得一提的是,参谋本部在20世纪20年代初,除了策定对华谍报年度计划外,还制定了《对支军事谍报计划书》等一系列针对中国谍报的纲领性文件,而参谋本部这一时间任命的中国班长河本大作、岩松义雄、喜多诚一、根本博、柴山兼四郎、楠木实隆等都是“中国通”。中国班正是在他们领导下,筹划、组织、指挥着一系列谍报行动。
从参谋本部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收集中国情报自始至终被置于重要位置。从主管部门看,早期或为多部门分担,或为一部门掌管,20世纪初期出于强化对华谍报的需要,则出现专职负责的部门,并且一直延续至七七事变爆发,在此期间中国课“各班长和课长综合归纳对中国情报的分析,由此也直接影响到陆军的中国政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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