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体系研究及成果

1878年12月在陆军卿山县有朋与桂太郎积极推动下，明治政府决定将军政与军令完全分离，参谋局从陆军省中独立出来成立参谋本部。这标志着日军统帅权独立的制度化。日本学者认为：日本的军事体制，以前是以内战为目的的，参谋本部的设立标志着这种体制向对外作战的转变[3]。

有关参谋本部长平时的职责，《参谋本部条例》第四条规定为：“平时负责陆军的定制节度，军队编制部署，详悉地理……洞悉异邦形势，以便参与决策时不留破绽。”[4]“洞悉异邦形势”的途径当然是收集情报，具体由管东局、管西局负责。管东局收集海外“地理政志”的地域为“桦太、满洲、堪察加、西伯利亚”，管西局则负责“朝鲜至清国沿岸”，“需备好朝鲜至清国沿海有事之日供参考用的图略”。

各局局长则直接执掌谍报事务。相关人员的情报报告、地理政志报告和收集到的书刊都要在签章后上呈局长，局长阅览签章后提交部长，部长阅读后将情报报告返回原局保管，将地理政志报告和书刊归入附属各科，以待日后不断修改完善[5]。参谋本部此时正处于全力收集中国基础性情报阶段，非常重视积累和丰富基本信息，条例特地强调情报汇集整理，“以待日后不断修改完善”，应该与此密切相关。为此，参谋本部成立有编纂课、翻译课和文库课，显示了对收集、整理资料的异常重视。

与1874年相比，新成立的参谋本部各部门分工细致，谍报地域则集中到中国和朝鲜，“满洲”还首次被单独列出，表明中国东北地区成为其重点谍报对象之一。

参谋本部建立后，在对外谍报方面采取的第一个重要举措是强化对“假想敌国”——中国的谍报活动。首任管西局长为一直主张强化对华谍报的桂太郎，在其领导的六年多时间内，管西局设计了一套严密的谍报制度，制定了对华谍报计划，定期向中国派遣了大量谍报员。参谋本部对华谍报工作的组织、计划功能得到充分彰显。

1886年海军省军事部并入参谋本部。参谋本部设立陆军部和海军部。在对外谍报方面，海军部由第三局负责，具体分工是：第一课负责欧美，第二课负责“邻邦谍报、航路地理”。陆军部则由第二局掌管，主要负责调查亚洲等国的军事制度、邻邦地理及政志，研究“在外将校”报告，调查外国发行的书籍和新杂志等可供参考的出版物[6]。以上没有直接提及中国，但以“邻邦”代之，特地提到研究“在外将校”即海外谍报员的报告，则说明他们的报告已经成为情报的重要来源之一，需要有部门专职处理。“显而易见，这一时期参谋本部的海外活动是彻底针对清国。”[7]“在外将校”绝大多数都在中国，因此，将研究他们的报告列为工作要点，完全是为了适应对华谍报工作发展的需要。(www.xing528.com)

新的参谋本部条例有关编纂课的职责共列有20条，比过去更重视翻译和编撰国内外政志、地志及兵制沿革志等，并且明确将谍报员们发回的报告列入了编辑整理的职责范围，强化了对情报的整理、汇总。

1893年即甲午战争前一年，参谋本部条例进行了修改，与过去相比，新条例明确规定驻外国使馆武官受参谋总长管辖。有关第二局的职责，除了“调查外国军事”外，还增加了“外国地理的调查和地图的编辑”。对此，《参谋本部历史缀》（1893年）说明的理由是：以往的条例“仅写有外国地理，没有写外国地理的调查及其所需地图的编辑，而这也是重要事项，因此明确载明了”。桂太郎主政参谋本部后，就一直重视对中国的地理调查和地图测绘，此条的增加可以说是对既成事实的追加确认。

对于编辑课的职责，新条例明确为：“内外兵要地志及政志的编辑、战史编辑、外国书籍的翻译。”“地志”前的“兵要”也是新增的，《参谋本部历史缀》（1893年）的解释是：“本部所需的并非是普通的地志，而仅是兵要方面的地志。因此增加了兵要二字，使之明确。”而“战史编辑与地志、政志相异，因而单独列出了”[8]。参谋本部至此时在中国的地志调查实际上都是出于军事目的，新条例加上“兵要”，则更加突出了调查的性质。

1896年参谋本部又作了调整，将负责作战和情报的部门明确分开。新成立的六个部中，第一部专司作战计划的制定，第三部负责“外国的军事及其地理、谍报、军事统计”。不过，1899年，参谋本部又将作战与情报合并在一起，第一部掌管中国满洲等的作战与情报，第二部负责中国其他地区的作战与情报工作。1899年至1906年任第二部长的“中国通”福岛安正（1908年至1912年升任参谋本部次长）在此期间致力于发展构建在华谍报网，应聘将校制度就是在其努力下建立和发展的。

1908年12月，根据新条例，参谋本部实行五部二课制，这种结构基本上保持到日本战败。此次改革吸取了日俄战争时陆军情报组织不统一的教训，成立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第二部，对情报工作一元化领导。情报部门作为独立部门，从此完全固定下来。第二部下属第四课负责内外谍报的收集、审查，第五课专司内外兵要地志及兵要地图的编纂、以上资料的收集。出于强化对华谍报的需要，第五课兵要地志课成立后以收集和编撰中国兵要地志为主，尤其是1906年至1909年松石安治任第二部长期间，“对华情报部门得到充实调整，形成了今天的基础”[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