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体系研究(1868-1937)

有关20世纪20年代起参谋本部对华谍报计划的具体内容，虽无直接史料可供查考，但通过关东军和华北军留下的相关文件，仍有可能弄清主要要素和内容，还原大致轮廓。

1926年关东军参谋部为了强化谍报工作，对1917年5月由关东都督府陆军部制定的《谍报勤务规程》作了修订，重新制定了《关东军谍报勤务规程》[49]。“规程”的第三条为“谍报事项主要考虑到对东三省及北支那以及远东俄国领土进行作战和帝国国防上的要求而加以实施，其实施计划另定。有关详细要求以《军事调查参考书草案》（参谋本部编写）为准”。第六条是“有关谍报的报告形式、日期，须以《支那军事调查报告例规》《兵要地志及军用资源调查报告例规》（以上均为参谋本部制定）为准”。第十条则为“谍报将校侦察或收集到的情报，须按照《支那军事调查报告例规》向关东军参谋长报告”。另外，关东军参谋部同年根据“规程”第三条制定的《关东军军事谍报实施计划》“备考”栏中写有“本表根据参谋本部制定的相关计划制成”，“调查项目的详细内容和着眼点则参照《支那军事调查参考书草案》”[50]。

根据以上资料可知，关东军参谋部是根据参谋本部的相关文件制定谍报计划、贯彻相关任务的，其具体的调查项目、报告的格式、提交的时间等，无一例外都是依据参谋本部的《支那军事调查参考书草案》《支那军事调查报告例规》《兵要地志及军用资源调查报告例规》所定。

以上资料，除《兵要地志及军用资源调查报告例规》以外，都以“支那”冠名，说明参谋本部为了统一指导对华谍报工作，特地制定过一系列文件。而查阅当时华北军提交给陆军大臣等的《北支那军队调查报告》《北支那兵器调查报告》等也可以发现，这些报告都说是“根据《支那军事调查报告例规》进行报告”[51]。由此进一步证明参谋本部制定的上述文件是用来指导所有对华谍报主体的纲领性文件。

1925年参谋本部在北京召开过“在支谍报武官会议”。会上，参谋本部代表佐藤大佐发言说：“诚如各位所知，参谋本部制定《对支军事谍报计划书》后，为了实施该计划书，还编写了参考书分发。实施以上计划书后，曾希望各方面如果发现有不妥之处，于去年12月前提出意见，以便修改。”[52]由此可知，《对支军事谍报计划书》才是参谋本部指导对华谍报工作的核心文件，《支那军事调查参考书草案》《支那军事调查报告例规》都是与其配套的，并且，这些文件的制定时间都不长，因为至1924年还处于征求意见阶段。

有关这类文件的形成时间，据现有资料来看，最早提及的是华北军1923年末上呈的《北支那军队调查报告》和《鉴于北支那特性有关作战材料、编成、装备的资料》。前者附页的说明是“根据《支那军事调查报告例规》进行报告”[53]，后者附页附言为“根据1923年参谋本部训令第28号对支军事调查计划（甲）号制成”[54]。在1923年以前，参谋本部也收到过不少有关中国军队调查的专题报告[55]，但都没有看到同样表述。据此推断，参谋本部的《对支军事谍报计划书》等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谍报纲领，制定时间可能是1923年。这一年正值国防方针修改之时，《对支军事谍报计划书》的出笼应该与此相关。

另外，据现有资料看，华北军的军事谍报报告至1929年为止，每年都提到了以上文件，说明至九一八事变前，这些文件一直指导着日军的对华军事谍报活动。

《对支军事谍报计划书》等文件，现已无法寻觅。如前所述，《关东军军事谍报实施计划》完全是参照参谋本部的这类文件制定的，调查项目和着眼点都参照了《支那军事调查参考书草案》。因而，据此应该能还原出《对支军事谍报计划书》等的主要要素和内容。

《关东军军事谍报实施计划》分军事、地理资源、交通、外交、财政经济、内政、其他七个部分（详见附录三）。每个部分列有具体调查项目，各项目后面则是调查要点。

“军事”部分的项目有20个：正规军，非正规军，军队部署，备用军械，特种军械，陆军工厂，航空，鉴于中国地理特点的作战材料、编制、装备方面的资料，兵站，要塞，最近战史，判断中国军队价值的资料，日中协同作战参考资料，匪贼及苦力的状态和利用法，有关中国陆军军事的法规，驻华列国陆军及义勇军，列强在中国陆军的活动，适合作间谍者，修改军事要览的资料，海军。各项目所列调查要点很详细，如对于“正规军”的调查是：“一、调查编制、装备（含弹药供给）、兵力、素质、征募、发展史、党派及主从关系、出省能力（对外作战）等。二、各省中央与地方陆军之区分。”“判断中国军队价值的资料”的调查要点是：“一、调查素质、训练、动员、集结、运送、财经、补给、统帅、战术、主从关系等这些用来判断中国军队价值所必需的资料。二、调查陆军方面各学校编制、课程、实态等对判断价值有用的参考资料。”

“地理资源”部分，《关东军军事谍报实施计划》对调查项目没有具体说明，只是说“按照《兵要地理和军事资源调查报告例规》”。因此，具体内容不得而知。

“交通”部分有铁道、汽车、港湾与水运、通信与邮政四个项目。各项目后的“调查要领”也很详细。如“铁道”是：“一、着重弄清用来判断运输能力和我军利用铁道所必要的事项。调查铁道能力的每年变化、路线和输运材料的保存修理状况，探明物件损坏时修理材料的所在和搬运方法，中国军队的运输效程，外国势力的状态，将来的铺设计划等。二、专业性静态调查，则根据《兵要地理资源调查报告例规》。”就是说，以上要点还不包括专业性静态调查的内容。即使如此，也相当细致了。

“外交”有四个项目：中国对外政策、各国对华活动、判断各国利权及国际化状况影响日本国防用兵的资料、日华交涉问题。各项后面也有调查要点。如“中国对外政策”是“观察对一般国际问题、局部对外问题、政府当局的意向、各派的态度、舆论倾向，对照中国传统国策，收集判断其对外政策的资料”。

“财政经济”部分有：中央地方财政状态，内外债整理状态，军费状态，经济概要、财力、金融机构，税制五个项目。值得一提的是有关“税制”的调查要点：“调查关税、田赋、厘金、盐税、烟酒税、印花税、其他杂税收入的实情和征税机关等，为实行军政收集参考资料。”调查目的在于“军政统治”，说明日军已经在考虑侵占后的事情，不能不说眼光“长远”。

“内政”的调查项目有以下14个：政局、政党与政治派系关系、舆论机关、排外（日）原因及其组织与影响、思想问题、劳动问题、中央与地方政治组织、社会组织与家庭制度、警察制度、主要都市综合实力概观、教育制度、宗教、医疗卫生、国民性与地方民风。调查要点中也有与“税制”一样放眼于“未来”的。如调查项目“主要都市综合实力概观”中有“从军事角度观察主要城市的政治、经济、工业、交通方面价值大要，市政机关，警察，自治实态，居民种类、状态等，收集军政统治所需资料”。调查的着眼点也是“军政统治”。

“其他”仅两项：朝鲜人问题、现代要人调查。东北地区有大量朝鲜族人，关东军将其列入调查项目理所当然。“现代要人调查”的要点是：“调查现代要人的阅历、派系、人品、现在的政治立场、对将来的预测等，收集针对政局推移方面的观察材料。”

从以上调查项目及其要点来看，除了“朝鲜人问题”“军政统治”以外，其他内容对于关东军来说，并没有特别的针对性。因此，这些调查项目和要点等对华北军等其他在华谍报主体而言，也应该适用，属于参谋本部谍报计划的根本内容。(www.xing528.com)

这一点可以通过华北军的相关报告加以证明。以《北支那军队调查报告》为例，华北军各年度的报告基本上由“军队移动概要”“附表”“附图”三个部分构成，有时还增加“附录”。“军队移动概要”主要报告中国北方各地军队年内的动向和军事行动，而“附表”倒是报告的主要部分，由北方和西北各省省别“驻扎军队能力调查表”“军队重要职员表”“非正规军一览表”“可用于出省征战军队估量表”构成。同种调查表，其格式、细目等均相同，例如“驻扎军队能力调查表”的纵向项目都由以下细目构成：“军队的种类、番号（司令部所在地）、部队驻地、编制概要、军队的履历或政治倾向、主要招募地、装备、人员、马匹、教育训练、摘要。”“附录”则为标明部队驻地的“北支那军队部署要图”、北方铁道警备力量部署状况、直隶省军用电话线路要图、北京和天津城内各种军队与警察人数以及部署图等。

比照一下上述《关东军军事谍报实施计划》“军事”部分的调查项目“正规军”“军队部署”“判断中国军队价值的资料”的调查要点（详见附录三），就可以知道上述“驻扎军队能力调查表”的调查细目与其几乎完全吻合。

再如华北军每年提交的《北支那兵器调查报告》。报告书通常分四部分，“第一，主要兵器器材”，报告北方各武装势力的武器装备情况和数量、军械库和兵工厂等所藏武器和器材的种类及其数量；“第二，军用特种器材”，报告各军队的飞机、军用汽车、战车、军用无线电即电话等的装备情况；“第三，兵工厂”，报告北方各兵工厂的地址、资本、设备、技术、制品、产量、经营状况、原料补给、战时扩大能力等；“第四，武器的进口及其经手路线”，详述北方主要军阀从各国进口武器状况[56]。以上内容与《关东军军事谍报实施计划》“军事”调查项目“备用军械”“特种军械”“陆军工厂”的调查要点完全一致。

因此，《关东军军事谍报实施计划》的调查项目和要点，基本上可以反映参谋本部《对支军事谍报计划书》的主要要素和内容。

同样，《支那军事调查报告例规》的有关内容也可以通过《关东军军事谍报实施计划》窥知大略。如本书附录三所示，谍报计划每个项目的后面都规定了向参谋本部提交报告的类别和时间。具体而言，报告分“临时报告”和“定期报告”两种。有的项目两种报告都需要提交，有的项目只要提交一种，还有，即使是“定期报告”，报告时间也因项目不同有异。以上规定应该是参谋本部制定的。从华北军每年提交《北支那军队调查报告》《北支那兵器调查报告》《北支那航空调查报告》等“定期报告”的时间看，与关东军上述规定相同。因此，这些规定也同样适用于参谋本部指挥下的其他谍报主体，是参谋本部《支那军事调查报告例规》的基本内容。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对支军事谍报计划书》被《对支军事调查计划、调查要领》取代。华北军1936年11月提交的《支那军队调查（军事）》序言说：“1. 本调查是根据《对支军事调查计划、调查要领》对正规军、非正规军、共产军进行的。”“4. 航空调查另行编写。”可见参谋本部统一指挥的对华军事定期调查仍在进行，与以往一样，调查仍将“军队”与“航空”分开，只是用来指导的纲领性文件已经改变。

《对支军事调查计划、调查要领》的具体内容和制定时间等不得而知，应该是九一八事变后参谋本部根据形势的变化重新制定的。

《对支军事调查计划、调查要领》对中国军队调查项目的要求，可以通过华北军的上述报告推知。该报告将中国军队分为“正规军”“非正规军”和“共产军”三部分。“正规军”又按照省份或军政机关列为：河北、山东、山西、绥远、陕西、甘肃、河南、宁夏/青海／新疆驻军调查表，冀察绥靖主任公署组织表，冀察绥靖主任公署直属各机关部队统计表，第二十九军司令部、步兵师／旅／营部、野炮、军官军士教导队编成表，第二十九军各师兵力／装备一览表，天津附近29A通信网调查表，北平宪兵队调查表，各部队薪俸调查表。“非正规军”则按地区或职能列表9张，即冀东保安队、平津地方公安局、警务局、主要铁路警备队调查表，冀东保安队重要职员略历表，济南公安局一览表，察哈尔省、山西省、河南省非正规军一览表。“共产军”列“中国共产军调查表”1张。

报告还附有3张地图，即“（1）北支那军队配置要图”“（2）冀东保安队配置要图”“（3）共产军行动经过概要图”。图（1）以不同标记标有中央军、山东军、山西军、冀察杂军、旧东北军在华北各地的详细布防状况。图（2）则标有冀东四个保安总队在冀东的详细布防状况。图（3）标示的是1936年红军在西北的进军路线图和根据地图。

各军队的具体调查项目为“所属部队、部队番号及司令部所在地、各级指挥员姓名、主要部队驻扎地、编成概要、部队的简史和政治色彩、征募地、各种武器（普通枪支、轻重机枪、火炮、特种兵器等）数量和弹药数、兵力（人员和马匹数量）、教育训练所”等[57]。

对比一下可以看出，以上调查对象和具体项目与华北军20世纪20年代的《北支那军队调查报告》大致相同，调查对象仅新增了“共产军”，调查项目只是增加了薪俸、无线通信网调查等。由此基本上可以判断，《对支军事调查计划、调查要领》除了调查对象和项目有所增加外，其他基本未变。

以上通过关东军、华北军的原始文件，对参谋本部的《对支军事谍报计划书》及其相关文件进行了还原，大致弄清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参谋本部对华谍报计划的主要要素和内容。据此，可以将这一时期日军谍报计划的特点归纳如下：

其一，分门别类尤为细致。首先，它将调查分为动态性和静态性两大类。正如《关东军军事谍报实施计划》所示，其调查既有动态性的，也有“地理资源的调查”这种静态性的项目。并且，还有像交通、经济等两者兼具的。无论是静态性还是动态性，在调查上各有其特点和重点，对交通、经济之类的项目来说，静态性调查是动态性调查的基础，动态性调查则是对静态性调查结果的及时更新和补充。两种调查同时存在，可以取长补短，相辅相成。再有，调查项目的分类也很细致，更有调查要点的具体补充。如此细致的分门别类，可避免遗漏要点细节，确保调查的深度广度。

其二，谍报项目综合全面。军事行动与政治、外交、经济、通信交通、科技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密切相关。以上谍报计划书虽以军事为主，但也涉及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交通、电信、风俗等，对于各种事项，尤其是对于军事方面的，可以说是无所不包，无所不查。以此为指南，足以确保谍报的全面性。

其三，计划的长期性、连贯性强。参谋本部的谍报计划长期以来一直是连年制定的。这种计划系统的长期存在，必然使计划制定者考虑到计划的连贯性和一致性。这种长期性、连贯性强的谍报计划体系的存在，为日军系统全面地对华谍报奠定了基础。

其四，重视“配套”制度的建设。除了制定对华谍报计划外，参谋本部还制定了各种“例规”和参考指南，充分显示出对谍报工作制度化的高度重视。各种“配套”制度的出笼，可以保证谍报计划有序、高效、规范地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