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体系研究：计划要素与发展

日军各年度对华谍报计划的具体内容，虽无法获知，但陆军方面的仍可以通过朝鲜军遗留下来的文件，对参谋本部年度谍报计划的基本构成要素，作一些推断。

现存史料中有朝鲜军制定的相关文件，一份是1926年的《大正十五年度谍报计划的概要》[47]，另一份是1927年的《昭和二年度朝鲜军谍报计划》（全文见附录四）[48]。前者由序言、方针、要领、谍报区域及谍报机关的配置、谍报区域及谍报实施要领、谍报机关的变动、谍报区内各机关部署图七个部分构成。后者也是七个部分，即序言、方针、要领、谍报区域及谍报机关的配置、谍报区域及谍报实施要领、各谍报机关的任务、谍报区内各机关部署图。比较一下，前者多了谍报机关的变动，后者多了谍报任务，其他项目完全一样。1926年的未提谍报任务，序言的说明是：“本谍报计划，仅记述一般谍报的基础性条件，对于各个谍报机关的详细任务、经费的分配、兵要地志资源调查计划等则加以省略。”显然，因为是“概要”，未提及谍报任务、调查计划等。而1927年的则是完整的年度计划，故基本要素齐全，没有提及谍报机关的变动，则是因为该年度朝鲜军的下属谍报机关部署没有变化。

通过以上两文件可知，朝鲜军年度谍报计划的基本要素为序言、方针、要领、谍报区域及谍报机关的配置、谍报区域及谍报实施要领、各谍报机关的任务、谍报区内各机关部署图。综合日军遗留下的各种原始文件可以看出，对于需要长期重复使用的同一类文件，相关部门一般会对格式等加以统一规范，长期沿用，并且下级机关制定的文件与上级机关主题相同时，往往会套用上级机关文件的格式，以便保留其基本要素。参谋本部连续制定了十多年的对华年度谍报计划，在谍报工作经验日趋丰富之后，如果不出现特殊状况，其格式和基本要素应该变化不大，而朝鲜军的谍报计划，某种程度上理应就是参谋本部计划的“翻版”。

从朝鲜军年度谍报计划七大基本要素的内容看，序言部分阐明的是年度谍报计划的性质，说明这种计划着力收集的是“一般谍报的基础性要素”，属于常规性情报活动。

“方针”部分是对本年度谍报计划制定的依据、谍报对象、目标的扼要介绍。

“要领”说明的是，谍报计划制定者对下属谍报机关的监督职能及其自身对谍报加以综合、充实、研究的作用，同时结合时局，提出年度的重点谍报项目。

至于“谍报区域及谍报机关的配置”，谍报计划制定者首先确认自己负责的谍报区域，然后为下属谍报主体作地区分工。就该计划而言：“本军的谍报地区，根据1922年10月14日发出的参训第44号文件，同时依据1924年度参谋长会议上与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关东军参谋长的协定，在对朝鲜人谍报方面，稍稍深入关东军负责的地区。”即朝鲜军与关东军的分界不是中朝国界，而是以海林—敦化—柳河—凤凰城一线为界，西侧属关东军，东侧属朝鲜军。间岛地区聚居有朝鲜族，这样分工有利于谍报活动的统一管理。(www.xing528.com)

“谍报区域及谍报实施要领”，谍报计划制定者明确指定各谍报区谍报主体及其负责人、谍报对象等。为了避免地区划分可能产生的遗漏，还制定了相互辅助措施。

“各谍报机关的任务”，则是针对各谍报区的特点，布置包括兵要地志、物资调查在内的具体任务，规定书面报告的撰写方法、提交时间。就朝鲜军而言，“朝鲜军负责的是朝鲜及中朝、俄朝边境的谍报任务”，在谍报的具体对象、内容方面有很多特殊性。

“谍报区内各机关部署图”是在地图上标出各级谍报机关的分界线、谍报机关的位置等，是对“谍报区域及谍报机关的配置”的进一步说明。

这样，根据朝鲜军的年度谍报计划，基本上可以推断出参谋本部是从谍报的性质、方针、要领、谍报主体的指定、各谍报主体的地域分工、谍报任务、提交报告的时间等方面制定对华年度谍报计划，指导谍报工作的。

而年度谍报计划的性质，则属于基础性常规谍报，调查的项目包括兵要地志、物资调查在内，属于综合性的，但也结合各地特点和时局变化选定谍报事项和重点。

另外，通过朝鲜军的谍报计划还可以知道，参谋本部为各谍报主体划分了地域。关东军与朝鲜军的分工始于1922年，其他主体之间也应该有明确的分工。从实际活动范围看，应该是关东军负责东北和蒙古地区，华北军负责华北、西北以及部分华东地区，台湾军负责的是华南和西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