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体系研究及其成果

日本学者认为，日本近代的“假想敌国”，即“发生战争可能性最大的国家”，在明治十年（1877年）代末至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是清国。之所以如此，最大的原因是日本将中国视为其在朝鲜半岛扩张的严重障碍，军事冲突的危险性在不断增大[8]。

山县有朋对华思想的演变可以反映出中国是如何被动成为这种“假想敌国”的。山县有朋是近代日本政府的核心人物，是对外政策的决策者之一，1878年参谋本部成立时，担任首任参谋本部长。自其主持参谋本部后，积极主张扩充军备，以备对清朝战争，并且为此于1880年上书《邻邦兵备略表》，对清政府实行兵制改革、引进西法训练军队、建立近代兵工厂和造船业、建造近代炮台、发展近代交通等进行了说明，强调面对军事力量逐步加强的清国以及西方列强，日本必须迅速强化兵备。他认为：“兵备之事涉及多端，堡垒设施、枪炮精利、船舰坚牢、操练娴熟、弹药制造、粮食资给、运输通信之便利，乃至被服、器械、医药、马匹等，莫非急务。而论其大纲，合理统筹部署，则为臣之职分所在，日夕研究，以一助谋划。而欲求部署合理，则必先研究地理，此为臣参谋本部担当之事，故专心收集编辑研究内外地理地志，以备异日参考。此文即为摘录邻邦现今兵备所书。知彼知己，兵法之要诀，今虽无与邻邦交战之素意，但与此连横，与彼合纵，或严守中立，时势之变化则不可预料。故必须对其地理兵备详加研究探讨。”[9]在此，山县表现出了对清国严重的戒备心理，同时阐明了对华“地理兵备”进行谍报活动的必要性。

1882年壬午事变后，山县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提交了对清方针意见，认为清国是其在朝鲜扩张的障碍，要求对清强硬，同时以参事院议长的身份提出扩张陆海军的财政方案。1883年6月，山县又抛出《对清意见书》，在分析清国陆海军备、军制改革整顿的状况后，认为：“清国对我国积怨已非一日之事。彼乘武备充实、内治稍修之机，或起而逞强于东亚，对我国泄愤，难说没有如此献计者。而且越南之事，李鸿章受命处理，正调发陆海军南下。万一清法两国缔结和平结果，也难保其不生将刀锋东转之意。”[10]由此可以看出山县对清国的敌对心理愈发深入。

1889年山县组阁后又发表《军事意见书》。《意见书》详细论述了东亚形势、日本兵备现状、外交上兵力的必要性。对于清国，他认为是日本安全的最大威胁。理由之一是尽管签订有《中日天津条约》，但“日清两国政府对朝鲜的政略，只要有少许动静就难免冲突”；二是“有关琉球问题的处理，我国认为业已完全解决，但清国政府依然存在争议”[11]。

从以上可以看出，随着因日本对外扩张而引起的中日军事冲突的危险性增大，中国作为日本最大敌国的形象，在山县的意识中也越来越强烈、清晰。

而参谋本部的桂太郎正是山县思想的具体落实和推进者。桂太郎曾经在鸟尾小弥太领导下从事情报处理工作，后来赴德学习军事，1878年归国，同年12月参谋本部成立时任管西局长。早在此前，桂太郎就建议设立驻华武官，对获取中国军事情报异常关心，任管西局长后，他认为“弄清清国以西邻邦兵备，并且探查其地理政志供参谋总长阁下用兵参考，是管西局长本职所在”[12]。为此，他决定制定长期对华谍报计划，建立谍报制度，强化谍报力量。

谍报计划包括谍报时间、经费、实施方法、收集要领等。具体而言，自1879年起三年内花费约八万日元[13]，定期向中国各要地派遣谍报员，建立谍报机关，在上海设谍报管理联络中心。作为谍报收集要领，桂太郎还制定了《清国派出将校兵略上侦察须知》《清国派出将校须知》。

《清国派出将校兵略上侦察须知》共五款。第一款为寻找登陆地点。具体内容是：登陆点构筑有堡垒时应该探明地形，避免炮击，寻找港湾时，要调查船只数量，没有港湾时如何使军队登陆，登陆后向何方进军及沿途道路状况，到达城镇村落的距离，行军和进攻途中的河流状况、沿途渡口状况、架桥方法，登陆后何处可作为本军根据地，登陆地粮食给养等方便否，有城市时城市及近旁地理要害之处都需精查。从衙门、仓库、寺庙、民舍到居民的贫富、当地物产、商业状况、雇人的方法、鱼肉蔬菜价格、可供食用数量、扎营地和给养能力等均在调查范围内。

第二款“由于彼我其主要兵种有差异，因此需在交战的方略与位置上弥补其差异”，日军主要是步兵，清兵多马队，在平原和险要之地均可大展身手，对此，侦察时要找到敌方的弱点，考虑如何利用地形以何种战术、兵种应战。

第三款为根据交战目的明确侦察重点。指出两国交战目的在于攻陷其首都。各国对首都及其要冲防御严密。因此，侦察地形、制定战术都要围绕此目的，对于无关紧要之处可以扼要调查，但对于进攻首都的要地则需精密侦察。

第四款为兵略上的要地。强调尽管前面已经多处提到对“地理”的侦察，但为了事先记住，不致遗漏，以下四点仍需重点侦察：一是扼守要道的城堡或要冲；二是各种桥梁的所在，特别是架于大河的永久桥梁和守护桥梁的堡垒，扼守两河合流处的要冲；三是扼守山路的堡垒，特别是扼守山谷通路的要冲；四是扼守要港的堡垒。

第五款为清国的军队。强调不能因为清国军队的落后而轻视它，须摒弃偏见，虚心考察，因为“寸有所长尺有所短”，“着眼于其长处则反而对我十分有益”[14]。

以上谍报收集要领与鸟尾的计划相比，不仅谍报对象更加具体细致，而且有十分明确的谍报目的——侵占首都。因此，谍报重点完全在于寻找占领首都的最佳登陆点、交战地兵要地志以及清军的优劣点。这一针对性极强的谍报收集计划，对于来华谍报员的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清国派出将校须知》仍为谍报收集要领。具体为：

（1）“运输状况”。要求探查交通网络、地形险隘、道路宽窄、河流深浅、通航状况、水势缓急、当地交通工具等。如果使用牛马骡驴，还需调查其数量、驮鞍器具及其造法，同时估算运输一定物资时需从日本调集的和可当地“掠取”的车马数量。对于港湾，要调查可使用船只数量、气候对卸载货物的影响、附近是否有应急港湾等。此外还需调查劳力的征用方法、报酬、可征数量等。

（2）“粮食薪炭”。需探明各地粮食品种、产量、土地数量、土壤状况、竹木瓦石薪草粮秣种类与数量、有无肉鱼油盐酱、从其他地方运入物品方便否、平时有无运入、当地人的日常食品和燃料如何、在当地可以筹集的军需食品数量、附近其他城市是否可以运至及所需时间、出兵时需筹备的时间等。并且特地对饮用水的调查作了以下细致规定：当地用的井水或流水水质清浊咸淡是否适合饮用，浊水咸水如何加工供饮用等。(www.xing528.com)

（3）“被服宿营”。调查可供应军队的被服装备以及宿营露营等物品何处产何物，何处可获得多少，当地适宜穿何种鞋子，有无可供宿营的房舍社寺及其收容量，用于搭帐篷的材料是否容易获得，冬季宿营如何防寒，当地流行病的性质，厨具如何适应当地气候等。

（4）“兵制及各制造业”。要求首先调查一般兵制，然后调查各省、府、州、县各种军队的建制，各级将官姓名、人品，驻扎的城郭或炮台位置及其状况，军队的训练情况，武器种类和杀伤力，对于兵工厂（包括火药厂）则调查其规模、设备、产品、产量、质量、供应给何处军队等，对于造船厂则调查至今生产的或由外国购买的船数、吨数、马力、炮数等[15]。

与《清国派出将校兵略上侦察须知》相比，这一“须知”更注重直接左右军事活动的后勤物资保障、兵要地志、交通运输方面的调查细节，是对前者相关侦察项目的细化补充。

以上谍报收集要领的制定，为参谋本部有计划、大规模地全面展开对华谍报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与此同时，桂太郎开始制定入侵中国的计划。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他亲自出马，1879年7月与管西局和智重任大尉、伊集院兼雄中尉来中国秘密侦察南北状况，归国后立刻起草对清作战方案，对于遗漏的一些重要地点，次年派小川又次少佐等来华补充侦察。小川侦察的是“有事时”大平湾附近适合登陆的地点、大连湾和金州湾作为日军中央驻扎地是否合适，并且与威海卫比较优劣。通过实际侦察，桂太郎自认为基本摸清了“大清”的实力，据此写下了《对清作战策》，提出：“与清国发生事端，理论上不能和解而发展至诉诸武力时，应以一举攻占北京使其订城下之盟为目的。”[16]并以此为目标制定了作战方案。

桂太郎进攻华北占领首都的“直隶平原大作战”思想，随着日本对华扩张的加强，越来越成为政府的“共识”。有资料称：“以直隶平原为舞台的作战纲领，自1880年前后已经得到研究、计划。”[17]应该就是指桂太郎的上述一系列动作。

1885年任参谋本部第二局长的小川又次则是桂太郎侵华思想的忠实继承发扬者。小川参加过侵台战争，1879年任职于参谋本部管西局，1880年来中国侦察，1886年身为局长亲自再度来华，“这次约三个月的视察，不仅对进行攻势作战方面的准备发挥了作用，而且为川上参谋次长发动征清战树立了信心”[18]。

根据所获情报，结合在清驻在将校意见，小川于1887年2月起草《清国征讨策草案》[19]，认为“现处于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之时，万一不采取进取之计划而退让一味研究防御之策，外则更会招致觊觎，内则更伤士气，实系国家兴亡之所在”。在他看来，“进取”就是以对“劣弱”先下手为强的侵略之道，来维系日本的“兴亡”。小川选择的“劣弱”便是他两次侦察过的清国。他认为：“要维持我帝国独立，伸张我国威，岿然屹立于万国之间，保持安宁，就要进攻清国，将现在的清国分割成若干小邦国。”理由有两个，一是将清国作为日本的“副防御物”，就是说将日本防御列强入侵的防线推进到大陆；二是清国是大国，虽然现在积弱，但一旦强盛便是日本的威胁，因此，“由本年开始五年为期作准备，若有机会则加以攻击”。

草案分“彼我形势”“作战计划”“善后处置”等部分。在第一部分“彼我形势”中，他列举了清国的以下弱点：中国军队人数虽多，但将官不知兵法，八旗衰败，“属无用之长物”，仅防勇、练军可用；福建水师在中法战争后已经基本覆灭，沿海沿长江各炮台除北方数个有些威力外，其他只要小股部队登陆就能攻破；清朝财政衰竭，兵备薄弱，民心背离。其“作战计划”是，日本派出八个师团的远征军进攻北京，俘虏皇帝是最上策。为此，需要在海军掩护下派六个师团登陆渤海湾围攻北京，派两个师团出兵长江沿岸牵制清军北上支援，同时获取军需物资。对于各军的登陆地点、进军路线、沿途需攻占的城镇、各部队的任务、兵站的设立地点，草案均有具体的设想。

“善后处置”则提出利用战胜条约鲸吞中国的若干方案，比如将旅顺半岛、山东登州府管辖之地、舟山群岛、澎湖群岛、台湾全岛、长江沿岸左右十里之地全部划入日本版图，其他地方则成立亲日的邦国。

当然，当时的日本根本没有实施这一计划的综合国力，于是他又提出了用五年时间扩军备战。

小川的侵华计划比桂太郎的更狂妄，也更具体。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后，参谋本部致力于收集中国情报，制定了各种“征讨”中国的方案。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欧洲的主要战略都是大规模动员野战军击破敌军，占领首都，迫使敌方订立城下之盟。日本陆军通过德国、法国吸收了这一思想，因此在与国力、总兵力优于自身的中国作战时，当然也希望在开战之初就进攻北京，决定战局，参谋本部进行此方面研究也就不足而怪了。以上小川提交的《清国征讨策草案》可以说最有代表性，而在进攻北京的同时，又出兵南方，即采取从南北两路同时进攻中国的战略，最终达到占领和分裂中国的目的，则是该计划的独特之处。这一战略对日军此后制定各种侵华计划影响很大，两次上海事变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其具体产物。

在此背景下，参谋本部以川上操六次长为中心，从1889年开始至1894年初拟定了目标为在直隶平原展开进攻的“征清作战方案”。该方案将作战分为两期，第一期为出兵朝鲜，同时出动海军消灭清国水师，夺得黄海及渤海的制海权；第二期为海战结束后，派陆军主力登陆渤海湾，在直隶平原大决战，与清军一决雌雄[20]。事实上，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正是按照以上计划进行的。

谍报是为决策服务的。明治中期以来，日本将中国视为敌国，开始大力扩军备战，并且出现了在直隶平原与清国决战的攻势战略思想，以及从南北两路同时进攻中国的战略。作为参谋本部的核心领导者，桂太郎等据此制定了对华谍报计划，直隶平原以及沿海要地由此成为主要谍报地区，长江流域等南方地区也被纳入开展重点谍报活动的视野。自此，日军在以上两个地区的谍报活动日趋活跃，为发动甲午战争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