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建立近代政府后,将“富国强兵”作为三大国策之一。为了实现“强兵”目标,明治政府积极学习西方军事制度,建设近代军队。尽管才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刚刚起步,但江户时代末期出现的对外扩张思想就在朝野内外重新抬头[1]。这种扩张思想的抬头与当时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日本学者认为:“近代日本政治史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对向外发展持久的强烈关心。为了与‘世界大势’为伍,日本必须不断对外膨胀、发展,否则就会走上衰退、灭亡之道。深受欧美各国独立威胁的日本自幕末到太平洋战争为止,都一直广泛存在着以上认识。亦可以称作后起帝国焦虑的这种对外意识,其起源尽管是被动性的,却也成为巨大的能力来源,产生了若干个对外发展论。并且此理论不仅为日本整个外交规定了方向,甚至常常对日本国内政治结构、东亚国际秩序产生决定性影响。”对于发展的方法和方向有各种主张,“但是,这些主张中最有力而且最重要的,则可以说是对中国大陆的领土、权益、政治影响力等扩大的主张”[2]。
政府要员江藤新平提出的对华扩张提案,就集中反映了这种焦虑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外尤其是对中国大陆的扩张思想。1871年3月,他在给右大臣岩仓具视的进言中说:“支那之势,人民愚技艺拙,国政不振,盗贼频起,衰败至极,俄国一旦与美、德联合进攻,必能得手。如此则皇国危如累卵。”为了化解这一“累及”日本的危机,对策之一便是向同为“佛教国家”的中国长期派出僧侣,在其中安插奸细或专派间谍,调查中国地理人情,在此基础上制定战略,当中国“发生无理之事时”,与俄国联合或者日本单独征讨中国[3]。
其主张在政府高层中不乏知音,如提出“征韩论”的西乡隆盛和鸟尾小弥太等人。鸟尾1872年任兵部省第一局长,次年又任负责情报工作的第六局长。他“认为研究邻邦中国的军事是当务之急,于是上书献计于山县陆军卿,努力策定初期陆军东亚对策的根干”[4]。要制定对华政策就需要有关情报,而当时的日本对中国实际状况知之甚少,连西乡隆盛都不知道烟台究竟在中国何地[5]。经过与陆军卿山县有朋研究,鸟尾决定开展大规模对华谍报活动,并为此制定了谍报计划。
计划决定自1873年起连续三年派遣谍报人员秘密来华,潜入指定地区收集情报。收集的内容则分为甲、乙、丙三种。
甲种收集的是:(1)政体、法令、民心是否服从。(2)全权大臣的方针及其品行。(3)官员职责范围及其人数。(4)语言风俗人情。(5)财政国库状况。(6)有无人才。(7)与外国交往待遇状况,条约利弊所在。(8)商业方法及进出口品等。(9)两税法等所有田租税赋情况。(10)满汉人种权利差别等。以上十条包括政治、外交、经济、社会、语言、风俗等各方面,可以说是一个综合性调查计划。(www.xing528.com)
乙种收集的是:(1)海陆军的兵制、军队的组织状况。(2)士兵来源与武举情况。(3)军队数量。(4)枪炮生产及其所需弹药的优劣。(5)执掌全权的军官人数及士兵的人心向背状况。(6)军舰数量及其马力吨数。(7)在所有战法、战略上,现今正专心从事的研究,现在是否还使用李、戚等的兵法。以上七条都是军事内容,可谓日军最早的对外军事调查计划。
丙种收集的是:(1)山岳高低向背、河海深浅状况,地理城郭要冲。(2)经纬度与地理上的位置。(3)各地暑寒风雨气候状况。(4)植物、物产、土人粮食、饲料及薪炭状况。(5)户数、人口概数。(6)城镇状况及各地的盛衰史。(7)矿山情况。(8)土地之肥瘠。(9)风土病及土人预防法。(10)运河与水利状况。(11)马匹及其饲料或其他可供负重的家畜[6]。这十一条都属于兵要地志和物产,可视为日军最早的对外兵要地志、物产调查计划。
从以上内容看,鸟尾的谍报收集计划显然是着眼于对华作战的基础性资料。作为日本军方最早的对华军事谍报收集计划,甲、乙、丙所列具体项目还是比较全面、科学、细致的,融合了近代军事学的知识。其侦察的内容不仅限于军事,还包括与军事密切相关的政治、外交、经济等,对于深深影响军事的兵要地志,也有具体要求,更有人心向背和士兵的心理状况。日军谍报注重细节的特点在此已经开始显露。
日本右翼政治领袖头山满对鸟尾小弥太的评价是:“明治维新的豪杰云集、人才济济,但论其智,论其明,无人能胜过鸟尾。”[7]就其制定的以上计划而言,对于明治初期毫无对外谍报经验的日军谍报员来说,无疑可以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也为日后制定对华谍报计划提供了宝贵经验。至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为止,参谋本部给谍报员的指令,基本上都是在甲、乙、丙三种的基础上制定的。因此,该计划的出台是日军对华谍报走向计划化、规范化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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