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游击战争》，方方著，光华丛刊之十九，香港新中国书局1949年4月初版，32开，91页，约六万字。
1949年香港新中国书局版
三年游击战争示意图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后，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项英、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方方等率领中央机关人员、部分红军和伤病员16000余人，坚持原地斗争。他们在极端险恶、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同各地党的组织和群众武装一起，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和巧妙的斗争策略，同“围剿”他们的强大敌人展开殊死的较量，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主力红军的胜利长征，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留守红军这种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的业绩却鲜为人知。
新中国成立前，最早向世人介绍南方游击战的是方方同志。他是广东普宁人，又名方思琼。1925年参加革命，红军长征前夕，任福建军区第九团政治委员兼军政委员会主席。红军长征后，奉命留守闽西南坚持斗争。曾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参与领导闽西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西安事变后的1937年4月，坚持敌后斗争的闽西军政委员会主席张鼎承、军事部长谭震林，从报纸上得知中央红军已经到达陕北，委派方思琼，赴延安向中央报告工作。方思琼几经周折，于6月9日到达延安，使急于得到中央苏区消息的中央各负责同志十分高兴。毛泽东、朱德、博古、洛甫等都认真听取了闽西坚持斗争的情况。方思琼在延安期间，先后向中央政治局、党校、抗大作了三年游击战情况的报告，参观了陕北边区建设的情况。方思琼在得到中央对闽浙赣根据地今后如何开展工作的指示后，于8月初离开延安返回闽西。解放战争时期，方方在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时，用笔名“野草”将当年闽西南地区开展游击战的史实，以连载的形式，率先在香港《正报》上刊发，然后结集于1949年4月由新中国书局以“光华丛刊之十九”正式出版。(www.xing528.com)
该书封面右侧为郭沫若题写的《三年游击战》书名，封面下方为一农民赶牛车的木刻图案。扉页是一幅16开的闽西南游击战争图。作者以“到敌人后方去”、“退出永安”、“建立根据地”、“党内思想斗争”、“被迫转移”、“统一指挥系统”、“朱森叛变”、“重建根据地”、“空城计打破敌人的进攻”、“三年中最苦的一页”、“春风吹又生”、“全部度过了苦难”、“短命的西南事变”、“粉碎广东军阀的进攻”、“到延安去”、“改编二支队，出发抗日前线”等内容，翔实地记述了闽西南红军坚持三年游击战的甘苦和宝贵的经验教训，记述了国民党“围剿”苏区军民的残暴，重现了处在劣势下的红军将士和根据地群众同生死共患难，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其中许多传奇故事和感人的事迹催人泪下。
1948年9月，郭沫若在该书的《序》中这样写道：本书的作者在《后记》里面，对于三年游击战本身的赞扬有着这样的一句话，“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是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同样的辉煌昭亮，表示工农阶级的子弟不可屈服，同样的在抗日阶级以及当前的爱国民主革命阶段，发挥了中华民族优秀子弟的丰功伟绩，是不可磨泯的一页。”但这一句话，毫无疑问，是可以直接移用来作为本书的评价的。郭沫若还写道：“当它在《正报》连载的时候，我和其他的朋友们一样每期都贪读着……我们从这里不仅可以领略到英勇的兄弟们在艰苦作战的三年之中的甘苦，从中吸取种种极可宝贵的教训，而且还可以知道，后来的新四军之所以英勇善战，与八路军不愧是难兄难弟的，是经受了长久的铁火锻炼而来，决不是偶然的事。”同时，郭沫若呼吁拿笔杆的人，要向本书的作者学习，为创造历史的人们作好忠实的记录，否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很大损失，是中国文化工作者的很大罪过。希望大家“读了这本书，你才能了解新四军和八路军，读了这本书，你才更能了解工农阶级子弟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的丰功伟绩，的确是革命斗争史上不可磨泯的一页。”
所以，笔者认为，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的红军将士浴血奋战的事迹，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史实一样伟大而辉煌，他们的业绩也将永远载入史册。《三年游击战》是一部新四军前身奋斗史的缩影，也是一部珍贵的革命史实和爱国主义教材。
《难忘的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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