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5日第33期
署名“幽谷”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简称《西引记》），最早分别刊载在1937年7月5日上海出版的第33期和7月20日第34期《逸经》杂志上。33期刊发的是记述长征全过程的正文，并附有《毛泽东像》、《二万五千里西引经过路线图》等三张图片。第34期刊发的是《附表：红军第一军团西引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
第33期刊载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
《逸经》杂志，为文史类刊物。1936年3月在上海创刊，半月刊。社长简又文，前22期，由谢兴尧主编，22期之后，由陆丹林主编。主要撰稿人有俞平伯、柳亚子、冯自由、林语堂等。1937年8月出至第36期停刊。
《逸经》第33期刊发的《西引记》正文，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写起，到红一方面军在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止，约9780字。《西引记》比较简洁系统地叙述了红军决定实行战略转移的决策过程，以及红一方面军长征中经历的突破湘江封锁线、强渡乌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攻克腊子口等主要战斗、事件及行军路线，并对其中的许多情节都有细致的描述。据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考证，《西引记》中还有一些以往史料中很少提到的情节。如1935年1月16日夜间贵州赤水枪厂工人暴动，配合红军行动；红军在卓克基攻下敌对的藏族土司宫殿，对宫殿“蜀饰楼”中的古董加以保护；红一师第六团陷入绝粮困境，后被战友援救；红军过草地，因患黑疟疾而死者达500余人等。
《西引记》所附《红军第一军团西引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约3450字，详细记录了红一军团1934年10月16日自江西于都县铜锣湾启程，至1935年10月21日到达陕北吴起镇止，这期间每天行军的出发、经过、宿营地点和行军里程。(www.xing528.com)
1937年7月20日第34期
从《西引记》的内容看，许多情节与亲历长征红军将士编写的回忆录性质的《二万五千里》，即后来印发的《红军长征记》中的内容基本吻合。如强渡乌江，素材来自《二万五千里》中刘亚楼的《渡乌江》；红军痛饮茅台酒的趣闻，源之熊伯涛的《茅台酒》；红军在草地断粮，引自舒同的《芦花运粮》等等。《西引记》所附的《红军第一军团西引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也与《二万五千里》书稿后的附表一致。
那么“幽谷”是谁，他怎么能依据1937年2月在陕北编辑的《二万五千里》写成《西引记》呢？现在已搞清，“幽谷”，是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的化名。当时，董健吾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圣教会牧师。董健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期间，曾看到过延安派人秘密送到上海并准备在上海出版的《二万五千里》誊抄稿。董健吾就是利用这些原稿，改编写成《西引记》予以发表，将红军长征传奇般的历险经历披露出来，引起了众人的关注。
“幽谷”当时身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区，为了淡化与遮掩自己真实的政治立场，他不得不在标题文字上采取折中或变通的技巧。如把标题中的“西行”改为“西引”，文中又称为“长行”、“西引”、“西行”、甚至称为“西窜”；在附表注释里加一句“统计西窜行程为一万八千零八十八里，号称二万五千里，是夸大之词”，等等，以此来掩饰作者明显的政治倾向。另外，“幽谷”写于1937年5月16日的文前《序言》：“余作是篇，因限于篇幅，不能详尽，惟举其荦荦大端，以存中国民族近代史迹一页耳。余既非参与其役，又未列于近剿，何能言之凿凿，一若亲历其境者？盖于双方对峙之营垒均有余之友好，各以其所知者尽述于余。余乃考其异同，辨其虚实，然后以其可言者言之，以其可记者记之，而成此篇，谅吾友不以余之执中从略而相责也……”既向人们暗示了红军有人给他提供了资料，他从中摘要写成此文，同时又以扑朔迷离故弄玄虚的自白来加以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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